县域城镇化水平综合测评及其动力构成分析——以河北省为例

构建县域城镇化综合测评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城镇化、就业城镇化、市场城镇化、人口和基础设施城镇化.运用熵值法测算了河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发现2001-2012年县域城镇化水平处在上升状态,主要表现为人口城镇化、基础设施和农村非农就业的改变,但城镇化发展并未提供较多的城镇就业岗位和促进工业企业营利能力的提升.从多年平均看,人口和基础设施子系统对县域城镇化水平贡献份额最大,市场子系统贡献份额最小,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时段特征.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动力因素,显示推动力呈现多元化特点,各种动力共同助推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动力大小有差异,依次表现为政府动力、市场动力、社会动力.     

安徽省县域“人口—经济—空间—环境”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分析

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域"人口-经济-空间-环境"城镇化内涵,通过构建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利用熵值法、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安徽省61个县域单元2000-2013年4个时间断面县域城镇化人口、经济、空间、环境4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安徽省县域城镇化耦合度处于低水平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由中度失调向轻度失调过渡阶段;空间格局上,省域东部县域耦合协调度高于中部县域,中部县域耦合协调度高于南部和北部县域;在安徽规划五大片区中,皖北片区县域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其他片区县域表现为空间和环境城镇化滞后。该研究成果可为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县域城镇化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浙江省为例

利用浙江省2001-2013年县域城镇化率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定量揭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差异和演变,即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具有显著全局和局域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城镇化热点区域主要以环杭州城市带为主。基于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技术,对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回归结果显示：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即临县城镇化建设将会正向促进本县城镇化进程;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均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城乡差距则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县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及结构特征分析——以河北省为例

构建了河北省县域经济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由经济增长投入、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效率及经济增长效果4个方面指标及22个基础指标构成。在对各评价指标进行技术处理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考量了县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特征,发现2001-2012年河北省县域经济质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年度变化差距大,稳定性较差。进而对河北省县域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结构分解,发现无论方面指标还是基础指标,各指标对县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别,结构性问题突出;一些关键指标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极少数指标左右了县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河北省县域经济增长质量得到改善但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县域城镇化度量与经济发展——以河北省为例

采用回归分析、截面及时间序列相结合分析等方法,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全国和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数据,采用比较的视角测度了河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分析了河北省县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河北省县域城镇化具有起点低、发展速度快、整体较落后的特点;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河北省县域层面上,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相关性,经济增长较产业结构优化更能促进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进步也有利于非农产业发展并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发展对县域城镇化的作用较为直观,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比较复杂。     

新疆县域城镇化的综合测度及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对新疆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及空间分异格局进行分析,能够更好地促进新疆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带动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依据城镇化的丰富内涵,选取复合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结合GIS自然断裂点分类法,运用SPSS中的系统聚类对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了分类。结果表明：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明显,北疆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高于南疆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综合城镇化水平的高值区呈现出“东北-西南”一线方位上,呈倒“U”型分布,而西北、东南方位则成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洼地”;从城镇化所包含的四个方面来看,北疆的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地域景观城镇化均高于南疆同类城镇化水平,而在社会城镇化方面南疆则高于北疆。新疆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并没有表现出集聚的特征,随机分布明显。把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划分为五类,这五种类型分别是：高城镇化水平类型区、中高城镇化水平类型区、中等城镇化水平类型区、中低城镇化水平类型区和低城镇化水平类型区。最后对影响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甘肃省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及形成机理

以甘肃省各县域作为研究单元,首先利用ArcGIS软件中的自然断点分级法,对其县域差异演化过程进行分析。其次采用变异系数、威廉森系数、最大最小系数,分析甘肃省各地区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特征。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县域城镇化地域分异成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甘肃省各地区县域城镇化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东西差距明显,而中部地区除兰州、白银地区城镇化进程突出外,其他地区发展缓慢。(2)各地区内部县域城镇化差异特征不尽相同,陇中地区主要表现为空间集聚和基础设施建设差异较大;河西地区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差异大,南部地区城镇化率普遍偏低,内部差异不大。(3)各地区城镇化进程差异实质机理并不相同,除陇东地区受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最为突出外,其他地区都显示为受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影响最大。     

大别山贫困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主要由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要素和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相关变化要素构成,是社会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综合体现。以大别山区9县（市）为例,基于SEE-PSR模型构建理论研究框架和综合评价体系,探讨贫困山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2009-2016年,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由0.52波动降至0.41,其中经济子系统脆弱性指数呈持续下降趋势,社会子系统与生态子系统呈稳定态势且对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贡献率达到76%,目前区域整体属于较低脆弱并朝着利好方向发展。② 空间差异上,2009-2016年脆弱性综合指数低值县域随时间变化呈波动下降且变异系数较小,脆弱性综合指数高值县域于2013年开始下降逐步演变为较低脆弱等级且变异系数较大;县域间脆弱性空间差异呈现连续波动上升趋势,县域间差异有所增大。③ 阻碍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降低的主要因素由旅游收入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乡收入差距、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及耕地面积比率转变为旅游经济密度、游客密度及城镇化率,区域整体由状态主导型脆弱演化为压力主导型脆弱。     

基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吉林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评价

结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构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省内、外两个角度研究吉林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状况。结果表明：吉林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波动上升,发展趋势良好,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研究期内各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社会子系统上升幅度最大,经济子系统上升幅度最小。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呈“核心-边缘”结构,即长春市水平高、其它地区水平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上表现为“中东部高,西部低”。研究期内吉林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低于黑龙江省,2015年后高于辽宁省;相较辽黑两省,吉林省社会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较低。     

影响碳排放的因素研究——基于东盟国家的实证分析（英文）

基于2000–2013年的数据,本文采用VAR模型探讨了东盟国家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将会增加碳排放,而金融发展在初期会减少碳排放,长期对碳排放基本没有影响;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对碳排放的预测方差起着重要作用,金融发展解释碳排放的预测方差程度最小。最后,本研究分别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以及城镇化三方面给出改善环境质量的政策建议。     

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及类型区划分

以县为基本单元,从人口、经济和社会三方面构建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县级单元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子系统水平进行评价,构建城镇化类型区;基于偏相关系数测度各类型区的城镇化驱动力;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对综合城镇化水平进行分区。结果表明:人口和经济是反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两大子类型;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呈明显的行政等级性;划分全国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和综合城镇化非滞后型四大城镇化类型区;不同类型区的驱动力不同,市场力和行政力是全国层面的两大驱动因素;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人文地理领域进行分区研究,中国人口城镇化分区模式为北高南低,经济城镇化分区模式为东高西低。     

河北省县域城乡发展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英文）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充分了解不同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制定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以河北省118个县域为研究对象,构建河北省县域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核密度分析、ESDA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审视并分析了2005-2020年河北省县域城乡融合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河北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推进有序且态势良好,2005-2020年16年间城乡融合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2005-2010年为波动发展阶段,2011-2020年为城乡融合水平快速发展阶段。（2）河北省县域城乡融合水平呈现一定的高低值锁定现象,发展较快的地区恒快,较慢的地区恒慢。（3）河北省城乡融合水平影响因素逐渐趋向多元化演变,主导因素从相对单一逐渐转变为相对多元化。     

中部地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构建出农民城镇化意愿的二元logistic模型;其次,选取我国中部地区安徽皖南芜湖县、皖北临泉县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意愿相对较强烈（75.01%）;②个体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因素均对安徽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具有十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学龄儿童、政府就业政策及教育政策等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务工年限、城里社会关系等也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但显著性程度相对不高;而农民年龄、户籍社保制度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③最后,从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深化改革社保制度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部地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典型县域为例

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构建出农民城镇化意愿的二元logistic模型;其次,选取我国中部地区安徽皖南芜湖县、皖北临泉县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意愿相对较强烈(75. 01%);②个体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因素均对安徽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具有十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学龄儿童、政府就业政策及教育政策等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务工年限、城里社会关系等也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但显著性程度相对不高;而农民年龄、户籍社保制度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③最后,从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深化改革社保制度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县域产业承接力的综合测评与空间格局分析——基于京津冀产业转移的视角

该文基于产业转移和区位选择理论,首先构建了河北省县域产业承接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其次采用熵值法,测评了河北省县域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综合能力,结果发现2005-2014年县域产业承接力逐步提高,但推动要素发生了改变,土地、人口等基础类指标对产业承接力的贡献在降低,经济、市场、政府等发展类指标的贡献在上升,河北省县域具备了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能力;最后对县域产业承接力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承接能力较高的县域数量较少,且多分布在中心城市以及交通条件优越的区域周围,河北省县域环绕京津的区位优势并未体现出来,如何将区位优势转变为承接优势是县域在京津冀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灰色关联分析

从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生活4方面选取了17项指标构建了评价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出各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得分及各要素城镇化得分,以此为基础对福建省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与经济城镇发展水平的关联度是最高的,提高福建省城镇化水平应积极发展福建县域经济。     

服务业与多维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通过借鉴物理学耦合模型测算广州市服务业与综合城镇化及其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对不同层次内部耦合协调状态的特点以及服务业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2000-2017 年,广州的服务业和综合城镇化水平大幅持续上升,二者整体协调发展态势良好,其耦合协调度跨度较大,由 0.171 0 增长到 0.974 1,从低协调耦合阶段上升至极耦合协调阶段。服务业与 4 类城镇化子系统的耦合结果显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持续上升状态,而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尤其是后者和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的上升波动性相对较大;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与服务业的良好耦合对综合城镇化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起拉动作用,而经济城镇化这一子系统则起阻滞作用;保持拉动优势,解决阻滞劣势是加快广州城市发展的良好路径。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格局

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985—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山东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不协调阶段(1985—1989年)、基本协调阶段(1990—2005年)和高级协调阶段(2006—2012年),城镇化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空间城镇化滞后到高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进而以山东省2011年县域为研究单元,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分析,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格局严重不均衡,空间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山东省处于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阶段,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     

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的县域城镇化发展路径探析

主体功能区建设是区域开发的新思维,将对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思路、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制度创新、公共服务等方面带来重大影响。文中运用空间结构理论、城镇化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方法,在分析县域城镇化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建设,对县域城镇化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探索。认为推进县域城镇化过程中要明确主体功能区定位,并在规划布局、城镇建设、产业发展、教育培训和制度创新等方面有所突破,以实现县域城镇化的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