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可持续生计影响分析

对长汀县2000年以来的生态补偿措施进行分类,总结出各生态补偿方式的具体形式和补偿客体;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系统阐述了各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金补偿部分缓解了因封山育林等措施对农户生计造成的不利影响;实物补偿增强了主要参与农户的物质资本,并确定了以农业为主的生计策略和相对稳定的纯收入;政策补偿主要使主要参与农户获得具有稳定产权的山地资源;技术补偿和产业补偿的作用相对较弱．最后,为增强今后各类农户可持续生计,提出技术补偿、政策补偿和产业补偿方式方面的具体对策．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关系到项目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性,近年来已成为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调查退牧还草工程前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方式的变化,分析了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提高项目区农户的生计能力,确保生计安全。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但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幅不同;②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增加,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其中农区农户的非农化程度及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增幅均高于纯牧区与半农半牧区。     

黄土高原退耕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甘肃会宁县为例

探索贫困地区退耕农户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对实现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甘肃会宁县退耕农户调查数据,构建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生计资本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生计资本,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退耕农户生计策略选择问题。结果表明：（1）研究区退耕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指数最低,且各生计资本值存在差异;（2）金融资本中的现金收入可以显著增加退耕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自然资本中的平地面积、物质资本中的耐用消费品价值和金融资本中的资金获得渠道会显著降低退耕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概率;（3）对于不同退耕程度的农户,现金收入依旧可以显著增加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抑制两类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生计资本指标则存在差异。基于此,提出改善退耕农户的金融资本的多项措施,进而提高农户的非农生计意愿,更好地解决贫困问题。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贵州省关岭县为例

以关岭县3个退耕村及1个未退耕村为对象，采用参与式方法调查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经济收入和粮食产量的影响。调查发现，由于耕地面积减少了，退耕农户的粮食产量均不同程度下降；但由于退耕还林释放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获得了高于过去种地的经济收益或通过畜牧业增加了收入，退耕地上种植的经济林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耕地减少后农民增加了单位面积上的农业投入，且国家提供的退耕还林补贴高于实际种地的收益．绝大多数退耕农户经济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为巩固退耕还林建设成果，提出了从树种选择、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能源建设、生态移民、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有利条件等方面推进后续产业发展的建议。     

乡村产业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以宁夏红寺堡区为例

梳理产业选择与培育的经验,分析产业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于促进生态移民区的乡村产业振兴、农户生计恢复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中国最大单体移民迁入区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为研究区,针对4大乡村产业各选1个样本村,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访谈法获取数据,在比较不同产业投入产出效益的基础上,探究不同产业发展对移民生计产出...     

贫困山区农户人力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人力资本是构建农户生计的关键要素,从人力资本视角探讨农户生计选择对于推动农户生计转型、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西南贫困山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案例区,采用2018年508个农户样本数据,应用回归模型,估算了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是山区农户生计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不同,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教育文化、健康状况对非农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正向影响,且高山区>二半山区>河谷区,健康状况对河谷区农户生计选择影响不显著;非农技能培训对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高山区>二半山区>河谷区;农业技能培训对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具有负向影响,且高山区<二半山区<河谷区,但其对高山区农户生计选择并不显著;青壮年劳动力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务农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高山区表现最为突出,二半山区次之,河谷区较不明显。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探讨了人力资本、劳动力转移与乡村发展之间辩证关系及相关政策建议。     

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

针对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福建省长汀县358户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非农化与耕地流出之间是一种正反馈关系,农户生计非农化有效促进了农户耕地的流出;②生计非农化诱致的农业劳动力缺乏以及较高的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耕地流出的直接原因;③生计非农化总体上对耕地流入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务农机会成本对农户耕地流入起到主导的抑制作用,而地租下降等因素对耕地流入起到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务农机会成本对耕地流入的影响。     

高强度能源开发区气候变化的人文驱动力分析及对策研究——以陕西省榆林市为例

榆林市地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区,是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和能源战略西移的核心区。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人类扰动等的强烈影响,榆林市气候变化中增温少雨现象较明显,加剧了区域水资源瓶颈的制约和脆弱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增加了区域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非稳性和敏感性,进而危及到区域能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采用数理统计、对比分析等方法,利用区域气象资料、能源开发系列数据,深入分析了1986年前后榆林市气候变化的人文驱动力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研究结果和地方实际,提出了适应和减缓气候暖干化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水资源优化配置等应对策略。研究结果可为榆林市及同类地区的优化发展提供参考。     

秦巴山特困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研究——以商洛市为例

基于秦巴山商洛地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聚焦不同群体之间生计资本状况,并探讨其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及生计资本的耦合性。结果表明:(1)山区农户生计策略出现明显分化,依据非农收入比重分为纯务工型、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4种类型。(2)调研样本中农户生计资本有限和不均衡,呈现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较高,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偏低的特征。非贫困户中兼业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次之,纯农型最低;贫困户中务工主导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纯务工型、兼业型次之,纯农型最低。(3)非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耕地质量、职业技能水平、政治资源、就业网络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转变有着积极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男性劳动力比例则具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和职业技能水平对于纯务工型向纯农型转变有负向影响。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政治资源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转变具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力教育水平、职业技能水平、联系成本则具有负向影响。(4)非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度依次为兼业型>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     

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以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农户调查为例

基于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950户农户调查数据,从理论上揭示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对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并运用Logistic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对农地流转意愿、流转方式、流转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选择多样化生计策略的农户流转农地意愿比非农主导小农户和农业主导大农户高。（2）农业主导大农户和多样化生计中农户倾向转入农地,而非农主导小农户和多样化生计小农户倾向转出农地。（3）农户转出农地面积比例与其生计策略呈“U”型关系,农户非农程度越高,转出农地面积比重越大。提出了根据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制定不同的农地流转政策的建议。     

内蒙古半农半牧区农户生计资产与生计方式研究——以科右中旗双榆树嘎查为例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采用统计分析和深度访谈法,将研究区293户农户按生计活动类型划为牧户（牛户、羊户、牛羊户和马户）、种植户和非农户,并按农户生计资产总值进一步划为高、中、低3个等级类型,进而分析了不同类型和不同等级农户的生计资产与生计活动及方式的依存关系。研究发现：各类农户的生计资产均值差距明显,牧户最高,为0.37,种植户为0.25,非农户为0.21;牧户的劳动力、草场、牲畜、现金、贷款等资产均值最高,种植户的农机和耕地资产均值最高,非农户的社会资产均值最高。目前,半农半牧区的农户仍然以旱作种植业和草地畜牧业为主要生计,但农牧业生产均面临较大的资源环境压力;非农户只占15.3%,且面临非农就业机会不足、个人技能缺失、语言障碍和务农时间与用工季节的冲突。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农户生计的对策建议。     

基于生计资本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滇琼天然橡胶主产区为例

运用海南和云南橡胶主产区615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设计了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和家庭收入多元化指数,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生计资本配置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积累有助于丰富农户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来源结构,尤其是金融资本积累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活动多样性水平;不同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存在地域性差异;自然资本禀赋对海南产区的收入多元化水平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在云南产区却可能存在“诅咒”效应。2）地域差异、生产决策和农户特性对可持续生计有重要影响。村庄所处的海拔高、距县城距离远对农户开展多样化生计构成挑战;割胶生产规律固化虽然可能会削弱农户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但由于其劳动力调整灵活性强,可更好地稳定家庭收入;土地细碎化具有多元化生计的效果,但不一定有收入效应;虽然贫困户身份可帮助农户获得相关政策的支持,但增强生计能力才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所在。3）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性的促进作用,有52.70%是通过提高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实现的,家庭就业策略优化有助于增强生计资本对收入多...     

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

本文基于山区乡村旅游发展特征建立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实地调查并分析乡村旅游影响下的秦巴山区农户生计状况,以及不同地理单元农户生计结果差异。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业发展提高了山区农户自适应能力和生计保障程度,扶贫效果较为显著,参与旅游发展的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总体优于全区平均水平;(2)调查点农户的生计资本得到增加,但五大资本中社会资本值低较,农户可获得的社会资源有限;(3)四类乡村旅游地农户(即,秦巴山区中心城区依托型、大中城市近郊型、景区依托型和边远型乡村旅游地)生计资本结构存在差异,大中城市近郊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与乡村旅游形成良好互动,农户可持续生计总体结果优于其他类型乡村旅游地;(4)农户社区组织的建构对增加和拓展农户的生计资产具有积极的影响。研究可为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发展、扶贫及乡村旅游发展等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大都市郊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

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采用农户调查数据,设计不同资源群体农户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非系统聚类方法将农户划分为5类(①中等资源禀赋,中等非农收入;②高等资源禀赋,中等非农收入;③中等资源禀赋,低等非农收入;④纯农户;⑤非农户),进而分析了不同资源群体农户的生计多样化特点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表明:(1)在大都市郊区,农户类型1～3、纯农户和非农户分别采取了农业和非农兼顾、留在农业和脱离农业的生计策略。(2)农户类型1～3和纯农户中,70%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分布在2～3之间,且依然呈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较大,选择比例最高,其次是经济作物。(3)农户类型1～3和非农户中,以就地转移方式非农就业是农户家庭劳动力安排的主要选择,且非农就业劳动力年龄最轻和教育水平最高。(4)大都市郊区土地非农化的转型特点促使农户从类型1～4被动地向类型5转化,土地利用效益低下也持续推动了农户生计多样化,同时,农户生计多样化会引发粮食生产能力停滞不前、土地流转和产权调整大规模顺势而生、土壤养分富集等土地利用现象。     

西秦岭地区农户生计改变对生态建设的影响——以甘肃省陇南市为例

以西秦岭典型地区甘肃省陇南市为案例区,分析了农户生计改变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探讨了以农户生计改善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思路。在揭示陇南市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生产和生活空间不足、生态环境脆弱、农村贫困面大和传统资源利用模式普遍等主要难点的基础上,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和陇南市武都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1999年退耕还林以来在农户生计五大资本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农户生计改变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研究认为,理想状态下,农户生计能力的提升对提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促进资源利用节约、改善生态环境有益。但陇南市因自然环境困境,在农户生计能力提升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阶段性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陇南市应树立以生态促发展、以农业促发展的思路,努力提升农户生计水平,为构筑有效率的空间结构,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体系提供支撑。     

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及生计干预——以陇南山区为例

增强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不仅是新时期农村扶贫的现实需求,更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论文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生计环境出发,建立了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陇南山区脱贫农户的入户调查资料,评估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识别脱贫农户的生计障碍。研究发现:① 从川坝河谷区、半山区到高山区,从早期脱贫到后期脱贫,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依次降低,且务工型与农工互补型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强于其他生计方式农户;② 陇南山区生计不可持续脱贫农户比重达28.83%,高山区、传统务农型及后期脱贫户中生计不可持续农户比重较高,而川坝河谷区、农工互补型与务工型及早期脱贫户中该比重较低;③ 生计不可持续脱贫户均面临着多元生计障碍,其中近2/3的农户面临多维资本—环境阻滞型与多重要素阻滞型障碍;④ 针对生计不可持续脱贫农户面临的多元生计障碍,需分类实施多维生计干预。     

开发区流动人口生计资本测量及生计空间特征分析——以广州南沙新区为例

开发区在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中作为经济活动和流动人口的聚集区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对南沙新区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与访谈,从生计空间的角度测量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分析其生计空间特征,并与当地居民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开发区的生计空间存在延伸或压缩。其中,经济空间得到了延伸,制度空间、社交空间、公共服务空间、居住空间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压缩。经济空间的扩张是吸引流动人口在开发区就业的主要因素,但其余空间的压缩和经济空间的有限延伸使流动人口在进入后缓慢外迁。因此,改善开发区流动人口的生计空间,对于提升城市工业工人的生活条件,制定城市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城市社会空间整体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研究——以三峡库区重庆市忠县天子村社区为例

改善农户生计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农户生计变化决定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PRA)对忠县复兴镇天子村新型农村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并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产经营方式、家庭收入结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保障4个方面选取13个指标,建立农户生计变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新型农村社区农户生计变化特征。同时,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揭示了农户生计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显著,与迁入新型农村社区前相比,在生产经营方式、家庭收入结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保障4个方面,农户生计值都有了较大变化;在基于农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保障对农户生计变化呈正相关影响,其中区位条件和公共服务保障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最大。     

生计风险及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基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入户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户生计风险及生活满意度特征的基础上,探明生计风险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自然灾害、家人患病和子女学费开支,其对农户的冲击最为严重且持续时间较长;②农户大多遭受多重风险的冲击,其生计风险多样化指数为4.12,面临家人患病与自然灾害、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家人患病与建房开支等风险组合冲击的家庭较多;③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且经济示范区高于重点保护区和恢复治理区;④农户生活满意度除受子女学费开支、草场/耕地质量下降、人畜饮水困难、家人去世开支、生态政策等风险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家人患病风险的持续时间以及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生计方式多样化程度的影响外,受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自然灾害与子女就业困难及生计风险的综合严重性程度与综合持续性程度交互作用的影响更加显著。最后,提出防范生计风险、提高生活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欠发达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测度——以广西凤山县为例

欠发达山区农户抵御外界风险与挑战的能力差,生计发展面临挑战。提升农户生计恢复力,可提升农户应对干扰时的抗干扰和恢复能力,有助于欠发达山区建立长效发展机制。然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扰动下的生计恢复力的测度,对生计恢复力的空间属性关注不足,且对欠发达山区的关注较少。本研究以广西凤山县为例,基于恢复力理论,从自组织能力、缓冲能力、学习能力三个维度对欠发达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进行评价,引入地理分析方法探测生计恢复力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凤山县欠发达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整体较高,其中自组织能力最强,学习能力最弱。(2)农业主导型农户生计恢复力最高,得益于自组织能力强;依赖补贴型生计恢复力最低,各项能力均不具有优势。(3)生计恢复力处于低值的农户在凤山县环境保护区范围内发生了空间聚集,凤山县环境保护区生态经济潜力需要进一步挖掘。(4)农户生计恢复力主要受政策依赖度、石漠化敏感性、农业依赖度、出省务工人数占比4个因子的影响。(5)欠发达山区可通过升级特色产业、开展生态旅游、变革帮扶手段、增加发展要素四个方面构建农户生计恢复力增强路径,建立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研究结果可以为欠发达山区农户生计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