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休闲城市质量评价及实证研究

休闲城市质量是体现城市居民生活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指标。通过构建休闲城市质量评价体系,实证分析了2017年我国35个休闲城市质量现状及特点。结果显示：（1）我国休闲城市质量整体偏低,大多数城市处于中下游水平;（2）我国休闲城市质量呈现出“东西高,中部低”的洼地现象;（3）休闲城市质量各维度指标表现出显著的不均衡特点,休闲空间与环境、休闲生活与消费等维度成为休闲城市质量提升的短板;（4）休闲城市质量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未来休闲城市建设过程中应注意发展水平和质量提升的均衡、城市规模与人口密度适度发展以及区域发展差异等问题。     

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

创新在全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占据核心地位,城市是创新活动开展的主体区域,科学测度城市创新能力对于提升城市竞争力及制定创新战略具有重要价值。以黄河流经区域中的48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从人才培养能力、科技研发能力、经济支撑能力和环境服务能力4个维度构建了城市创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Jenks Natural Breaks分类法、基尼系数、Moran’s I等数据分析方法,测度了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分析了黄河流域城市创新水平的空间分异及主要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整体创新能力不高,少数高值城市与其余城市之间得分差距显著,创新能力呈现上、中、下游阶梯式递增趋势。（2）以朔州—陇南为线,城市创新能力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状态,且各维度的空间分布与总创新能力趋于一致。（3）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分布处于较不均衡状态,空间集聚特征表现为正向的空间关联,主要属于低值集聚的空间模式。（4）科技研发能力与人才培养能力对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影响程度较大,其中有效发明数是各城市共同的障碍指标。     

科技型创新区人本化构建的国际实践及启示

创新和创新区已日益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元素,在科技和人才日渐成为激发城市创新型经济,及促进城市活力的主导甚至决定性因素的当今时代,尤为如此。通过对欧洲、北美和亚洲三个不同类型的科技型创新区国际最佳实践的系统梳理,甄别出用以打造一个科技型创新区的共通性要素、标准和原则。国际最佳实践证明,科技型创新区的人本化构建正在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即综合考虑人在各阶段、各层次等多样化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化要素的有效鉴别和这些要素之间的作用机理,使它们有机融合并系统嵌入到创新区的空间打造中。结论表明：要成功打造一个科技型创新区,必须考虑并重视七大要素,即创意人才、企业集群、能动设施、资金保障、运营管理、空间结构和文化氛围。基于此,提出对中国科技型创新区建设与发展的五大启示,即愿景导向下的持续培育、前瞻性定位、人本化空间布局、创新激发型活动安排和多利益群体参与。最后,还提出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互动关联研究,以构建空间/地方人本化打造的完整理论体系。     

上海参与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地位研究——基于WIPO专利合作数据

基于WIPO数据库中全球专利合作数据，构建2010—2019年上海参与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以及2019年全球32个第一等级科技型城市间的科技创新网络；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功能多中心迭代分析，探究上海参与全球科技合作的地位。研究发现：10年间上海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已经扮演了相对重要的角色，但并未明显提升自身在科技创新网络中的地位。上海在全球32个城市创新联系强度排名第六，在创新联系广度上排名第一，上海现阶段与其他城市间的科技创新联系表现为广泛多元而不深入的特点。通过功能多中心迭代分析对32个城市进行分级，可以发现网络中各城市的创新地位表现为多中心高低分布特点；上海与伦敦、鹿特丹的地位相当，位于第三等级；在创新联系强度排名前6名的城市中已属于“边缘型”，与前5名城市的科技创新联系强度存在较大差距。     

黄河流域绿色创新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2005—2020年黄河流域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绿色专利数据表征绿色创新水平,利用标准差椭圆和空间自相关揭示绿色创新的时空演化格局,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并分解各因素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以及上游、中游和下游的绿色创新均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2）绿色创新的标准差椭圆呈现“东北—西南”向分布格局,各参数基本稳定,重心呈现“先东后西”的移动特征。（3）绿色创新全局空间自相关关系明显,局部空间自相关以高-高型和低-低型为主。（4）科技投入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城市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5）科技投入对黄河上游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可以显著促进黄河中游绿色创新的发展,社会文化对黄河下游绿色创新存在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     

基于千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研究

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城市发展中的创新要素变得空前重要,基于创新型企业联系数据研究城市创新网络成为当今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选取2018年中国创新能力1000强的高新技术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信息,基于核密度分析法和连锁网络模型,对企业布局和城市创新网络结构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高新技术企业主要聚集于中国三大沿海城市群及部分中西部中心城市;（2）中国城市创新网络大致呈现出菱形结构,城市创新能力差异显著且具有等级性,城市间的创新联系主要通过等级扩散形成;（3）不同行业视角下的城市创新网络结构差异性显著,依据行业属性可将创新型城市划分为科技创新型城市、工业创新型城市和服务创新型城市。研究以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城市创新发展,为创新型城市制定针对性发展模式提供科学参考。     

湖南省城市现代化与生态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湖南省城市现代化与生态化耦合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数学运算模型,计算得出湖南省14个地州市2010年和2015年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空间）现代化与生态化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1）全省总体城市现代化与生态化耦合效应较为良好,且五年来基本实现稳中有进,但存在东部、北部地区耦合效应强于中部、南部和西部地区的地域分布差异;（2）湖南省城市现代化与生态化耦合程度受经济创新度、高层次人才结构、社会开放程度、生产单位能耗和生态产业结构等影响较大,受限于城市经济总量和建设规模等传统指标较小;（3）可按耦合协调效应将全省城市分为三类,即一类耦合城市现代化建设与生态发展处于紧密联系、良好共进的发展程度,二类耦合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生态建设均在提速发展但发展程度不充分不协调,三类耦合城市现代化建设与生态化发展两大层面均有待提高。     

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阶段都市农业的模式研究——基于广州的实践

基于广州都市农业的4个实践案例（花城农园、一方乐田、都市锦田和艾米稻香小镇）探索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阶段都市农业的新内涵和基本模式。研究发现：1）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背景下都市农业具有新技术、新机制、新功能和新形态“四新”内涵。2）广州4个都市农业案例由城市中心到外围的区位布局依次归纳为立体农业（新形态）、休闲农业（新功能）、田园综合体（新技术）以及共享农业（新机制） 4种基本模式,不同模式的创新做法、空间形态和实施效果各有差异。3）广州都市农业发展的创新经验主要有：强化农业资源转化和多重功能价值;发展多元途径、创新融合多种发展形态并以模式创新为抓手;科技与人工智能共同赋能于都市农业发展;多方主体参与,形成“政-企-校”智库联合机制;制度保障助力都市农业项目落地。     

基于改进TOPSIS模型的安徽省城市创新能力演化及耦合协调研究

“双循环”发展背景下,城市创新能力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选取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作为时间节点,运用改进TOPSIS和耦合协调模型对安徽省城市创新能力及其子系统间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规律进行实证评价与分析。研究表明（：1）安徽省内城市综合创新能力差异逐渐扩大,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安徽省城市创新投入能力整体逐渐上升,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创新产出能力差距逐渐缩小,空间分布差异不显著;城市环境支持能力差距逐渐拉大,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安徽省城市“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环境支持”能力的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较低,在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中心-外围”分布特征,以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两种类型为主。（4）安徽省城市创新能力耦合协调性无法进一步提升的原因主要受2个或3个复合限制因素的影响,其中城市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环境支持能力同时滞后的城市数量最多。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潜力的微观集聚格局及其空间规划应对

创新活动发生在具体地点上,其空间黏性已有广泛关注,但当前研究却未能深入微观尺度的创新空间集聚,难以精细化识别创新潜力。文章结合知识、技术、环境三维创新的角度搭建基于兴趣点（POI）微观数据的科技创新潜力空间指标体系,所得结果与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发展现状高度一致。同时发现：1）科技创新潜力的空间集聚显著,其中知识创新向核集聚,技术创新呈轴带式外溢,但创新环境存在较大协同缺失;2）热点分布呈现出点群集聚、组团联动、多中心并存等特征,形成智慧科研型、产业科技型、环境孵化型、综合发展型等16个创新集聚区,受到“亲水性”布局与传统行政力量的重要影响;3）微观视域下同时体现了空间上的功能性分异及较强的边界模糊效应,广－莞－深－港创新廊道基本成型,不过区域多层次非均衡分布与创新深度融合仍需改善。根据研究结果,需要进一步加大创新的环境营造与三维融合,增强重要创新节点的辐射,明确创新产业差异化定位,深化创新活动的无界互动融通,从而推动湾区创新协同发展。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cities in Chin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and future configuration

Innovative cities not only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innovation activities, but also play a strategically critical role in construct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producing new form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fostering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urrently, China is marching toward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by 2020, but in the start-up phase of this process of innovative city construction, the fundamental transition from factor-driven development to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s not being realized. As a result,a wide gap currently exists between China＇s innovative cities and the advanced innovative cit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necessary transition is being constrained by a series of bottlenecks in investment, income, techniques, contributions, and talents. The article takes 28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s its object of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system for innovative cities and devising innovative monitoring system software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s innovative city construction. The analysis addresses four key aspects – namely,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living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 as well as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innovative city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in Chinese cities is low, and the paper warns that building an innovation-oriented country will, as a consequence,be difficult. Some 87.8% of the cities studied maintained comprehensive levels of innovation that were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in a city was found to have close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evel of the eastern region of China was, in particular,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levels of urba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dustrial innovation,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     

中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

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域,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关系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基于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创新投入和产出面板数据,引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度2001—2015年五大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并利用空间Durbin模型定量分析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2001年以来,五大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均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② 京津冀创新效率增长缓慢,山东半岛城市群创新效率的提升幅度最大,长三角创新效率的提升幅度和均值仅次于山东半岛和京津冀城市群,而城市群核心城市虽然创新资源投入较多,但创新效率偏低;③ 经济发展水平、集聚经济、外商投资、劳动力素质、政府资助、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高新技术产业对城市群创新效率有直接作用和溢出效应。     

中国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分析

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度和响应度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6年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关系演化特征。发现:①2000年以来中国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和工业转型整体上呈提高趋势,但工业系统脆弱性依然较强,创新能力也较弱。②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但有提高之势,东、中部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状态不断改善,而西部、东北则处于失调状态;非金属、金属、能源、综合4类城市二者耦合协调性呈增强趋势,森工城市失调性加剧;大、中型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水平改善明显,小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协调性较低且持续减弱。③创新能力对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近年来呈减弱之势。不同类型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对创新能力变化的响应程度各异。     

不同时期城市创新投入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作为案例,对2000—2017年各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及绿色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并探讨了不同时期城市创新投入对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影响方式和大小的变化。本文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① 大湾区绝大多城市在2000—2017年期间创新投入强度都实现了显著提升,在此期间深圳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广州、香港创新投入强度增长较慢。② 2000年—2017年间大湾区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变化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通常稳步提升,而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多出现波动。③ 从2000年—2017年,大湾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由规模效应逐渐过渡到创新效应,创新投入强度提升对于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贡献度明显上升;④ 创新效应会随着城市发展成熟、产业规模的增大,对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起到的作用不断增强,应将提升创新投入作为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最重要的手段。     

2001-2010年黑龙江省城市创新能力格局与发展过程

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创新已经成为国家、区域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是各国发展的首要战略选择。通过构建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01-2010 年间黑龙江省12 个地级市城市创新能力的分布格局和发展过程,结果显示：黑龙江省城市之间创新能力绝对差异十分明显,其中哈尔滨市创新能力远高于其他城市,大庆、齐齐哈尔和牡丹江市次之,其他城市创新能力普遍较低;黑龙江省的创新高值区域分布在哈大齐工业走廊;2001-2010 年间黑龙江省城市创新能力格局较稳定,但其区域差异和极化程度呈增大趋势。最后,分析了提高城市创新能力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体系的工业职能结构

本文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国城市市区的工业职能进行了分类,并结合纳尔逊统计分析方法对聚类分析结果作了适当调整及补充,将中国1984年295个城市分成四个大类、十八个亚类和四十三个职能组。在工业职能分类的基础上,通过16个工业部门在全部城市中的分布特点的分析,初步概括了中国城市体系工业职能结构的特征。最后,运用分类结果,对中国城市工业的经济效盆从投入、产出两个方面进行了应用研究。     

滨江城市跨江发展模式、过程及驱动机制

跨江发展是滨江城市拓展生长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对国内外跨江发 展城市分析的基础上, 从跨江主体组织方式的视角, 探讨了城市跨江发展的一般模式和过程, 分析了城市跨江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城市跨江发展可分为独立跨越、 组合跨越、兼并跨越和联合跨越四种模式, 其中, 独立跨越和兼并跨越是我国较为常见的两 种跨江发展模式; (2)城市跨江发展一般经历初始、生长、加速发展和稳定发展四个阶段。 小江河流域城市的跨江发展为渐进过程, 多为城市自组织结果, 而大江河流域城市的跨江发 展主要集中在加速发展期, 多为他组织结果;(3)城市跨江发展受自然、经济、社会、政治、 科技等多种因素影响; (4)跨江发展过程受需求力、保障力、引导力和驱动力等共同驱动, 其中, 政策引导下的体制创新、区划调整下的空间整合、园区带动下的区域发展、交通引导 下的空间组织是当前城市跨江发展最为重要的引导和驱动因素。     

中国八大经济区工业竞争力空间格局及投入产出分析

本文构建了中国地级市工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评价了中国286 个地级市工业竞争力水平, 研究了中国经济区的工业竞争力水平和空间格局特征。并尝试将集聚和外部联系作为空间要素引入生产函数模型, 探讨不同的工业发展水平下, 综合技术、资本、劳动力和空间各投入要素的贡献程度。研究表明:①经济区工业竞争力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沿海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北部沿海经济区、东北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黄河中游经济区、西北经济区、西南经济区, 各经济区各具独特的空间格局特征。②把空间要素引入生产函数模型是可行的, 并验证了空间要素对产出具有重要影响, 但对于不同的工业发展水平的贡献强度存在差异。③随着工业水平的提高, 要素贡献程度的趋势分别是:综合技术先增大后减小, 劳动力持续减弱, 资本稳步增大, 空间要素则先减小后增大。④在现有工业投入结构下, 强和弱等级城市具有明显的投入规模报酬递增, 而较强和较弱等级没有明显的投入规模报酬递增。     

创意城市发展模式类型的适应性评价

在创意城市发展模式类型基础上,构建综合模式创意指数,选取与各发展模式相对应的评价指标,运用变异系数权重法和TOPSIS法对江苏各城市创意指数进行适应性评价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综合模式创意指数能够评价中国创意城市发展的状况,对中国创意城市发展模式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