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轨道交通枢纽零售业的特征聚类及时空演变

轨道交通开发与城市商业空间演变的关系是城市交通和商业地理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以广州市轨道交通投入运营的14个换乘枢纽为研究对象,在对换乘枢纽区位信息和零售商业集聚特征指标提取和计算的基础上,分析换乘枢纽零售商业空间的类型、时空演变的过程及形态特征,探讨城市交通与零售业发展对轨道交通枢纽站点商业空间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1广州轨道交通换乘枢纽商业空间可划分为4个类型:门户型商业中心;区域型商业中心;枢纽型商业中心和社区型商业中心。2换乘枢纽商业空间的演变经历点状、面状和放射状结构三个阶段的发展,轨道交通网络的空间演化与城市新旧商业中心的动态发展之间具有一定的耦合性。在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初期,地铁在促进门户型商业中心的繁荣方面表现突出。当轨道交通体系形成后,轨道交通的作用由中心城区逐渐向边缘城区和外围新建城区拓展,在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区域建成新的商业中心并形成消费引导,对区域型商业中心、枢纽型商业中心和社区型商业中心等地铁商业空间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3受交通(规划与建设)、商业(配套与环境)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换乘枢纽商业空间集聚在微观形态上的演变路径可分为商业导向和交通导向两种关系类型,不同类型的枢纽商业空间在交通与商业均衡发展的程度上存在分异。4轨道交通与零售商业互动发展对换乘枢纽商业空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强化门户型商业中心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区域型商业中心的服务等级和作用;抑制枢纽型商业中心的多业态组合经营;推进社区型商业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新兴商业中心规划与建设的实证研究——以厦门市富山商圈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有单核心的市级商业中心,大多被双核心或多核心商业中心格局所取代。这些后期规划建设的商业中心,固然有着许多的比较优势,但也存在着开发时间短,商业文化底蕴较薄,商业设施载体和商业功能需求不相适应,商业中心空间结构和业态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因此,迫切要求学术界对新兴市级商业中心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本研究以厦门市新兴商业中心富山商圈为例,通过对富山商圈内部空间结构现状的系统研究,阐述城市新兴商业中心战略定位、业态结构和空间布局等规划问题,为我国其他城市地区的新兴商业中心的研究提供比较案例,为城市构建最优的商业空间分布及商业空间搭配关系提供理论思路。     

南京商业中心演化与布局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商业活动的频率和强度明显增多和增强,商业中心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商业中心的合理布局不仅可以满足消费需求、促进商业中心繁荣,而且会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和居住区、商业区等的功能布局。为此,本文以南京为研究区域,总结商业发展的现状特征,研究城市商业中心体系的演变过程,分析影响商业中心形成与分布的因素。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圈层距离法和可达性方法,评价南京商业中心布局的合理性,并提出优化空间布局的方案。研究发现南京商业中心的分布具有时代特点,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规模和等级结构均发生变化。其次,目前南京商业中心布局不合理,中心城区密度过大,郊区数量不足;要通过合理规划和增强交通可达性等方法加以解决。     

基于居民购物消费行为的上海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

我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多局限于基于物质空间的中心地体系研究,本文以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转型及消费者因素日益重要的零售环境变化为出发点, 从居民购物消费行为空间入手,考察目前上海市的商业空间结构特征。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及实地观察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经验行为主义方法,总结出上海居民购物消费行为的一般特征,发现上海居民购物出行的空间等级结构较为明显并呈现扁平化的趋势,这与商业中心地的空间结构及其变化是相对应的;此外,本文创新性地得出上海市不同收入地区购物消费行为空间的等级结构特征,并发现了其与戴维斯模型类似的空间特征以及不尽相同的形成原因。     

广州市零售商业中心消费活动时变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16年在广州典型大型零售商业中心进行的客流量监测和居民消费行为问卷数据,分析基于客流时间变化的广州大型零售商业中心消费活动时变模式,构建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从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消费活动特征和商业中心建成环境3方面探讨该时变模式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广州不同的大型零售商业中心内消费活动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差异,可分成稳定型、下午高峰型、傍晚高峰型和不规则波动型4类时变模式;② 这种时变模式受到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消费活动特征和商业建成环境等变量的影响。其中,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和消费活动特征影响有限且影响差异较大,以稳定型为参照组,在广州居住时间、居住区位和家庭月收入等社会经济属性,以及消费结构、出行路径、交通方式和出行距离等消费活动特征能区分稳定型和下午高峰型商业中心,但只有在广州居住时间和出行距离、交通方式3个变量能显著地解释稳定型和傍晚高峰型商业中心的差异;建成环境是影响零售商业中心时变模式的首要因素,商业网点密度、用地混合度、公交与地铁站点密度、商业中心区位特征、到市中心距离等变量均对各个类型商业中心的形成作用显著。期望为城市零售商业中心的分类和评价提供一个新思路,为预测商业中心可能的消费活动时变模式、消费者属性和活动特征提供理论依据,对城市商业规划和商业中心开发运营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广州市多类型商业中心识别与空间模式

不同职能类型商业中心识别对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有重要意义。与传统识别方法相比,大数据的分析更为精确和便捷。本文以广州市核心区59125条城市热点(POI)数据为基础,利用核密度分析、统计分析、最邻近距离分析等方法识别广州市多类型商业中心的边界,探索其商业空间结构与模式。结果表明：①广州市商业结构呈现明显双核集聚式分布,传统的越秀分区与现代的天河分区构成当前广州市商业空间的双中心;②不同类型的商业中心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分异,其中城市生活与公共服务中心在越秀区,商务与金融中心在天河区,休闲娱乐中心呈现分散集聚式特征;③广州市商业结构的空间模式是“圈层+组团”式分布,其中,生活、公共服务、商务职能集中分布于内圈层,娱乐休闲职能呈组团状镶嵌于各圈层中。     

城市传统商业中心内部结构及形成机制研究——以厦门市中山商圈为例

传统商业中心在所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历史文化、地方民俗的传承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传统商业中心受多重动力机制的作用而形成其特有的内部结构。外部动力机制包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区位环境、心理环境等,内部动力环境包括资源构成、体制构成和商业作用等。本文以厦门市传统商业中心中山商圈为例,通过对其内部结构的调查研究,揭示其内部结构与其形成机制的组织关系和客观规律．为商业中心建设发展的各方决策参与者提供参考依据．     

商圈惠顾行为的空间衰减：幂律模式还是指数模式

以上海市商业中心为例,基于匿名手机信令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对商圈惠顾行为的衰减模式及其系数进行了验证与对比。结果表明,① 对于商圈惠顾行为,最常用的2种距离衰减函数均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幂律函数稍优于指数函数;② 总体来看,距离仍是影响城市居民商圈惠顾行为的关键因素,距离衰减效应呈现出随商业中心等级增大而减弱的梯度特征,幂律型衰减系数取值1~3不等,采用既定系数1或2会过高/低估计商圈辐射能力;③ 不可忽视闲暇时间对商圈惠顾行为的约束作用,与周末相比,工作日的距离衰减系数较大,且商业中心等级越低,商圈惠顾行为的衰减性越显著。     

居住郊区化背景下消费空间的特征及其演化——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居住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消费错位现象为切入点,从消费社会学的符号消费视角对其原因进行新的解释。消费空间剧场化、消费空间时尚化以及消费空间对消费者社会身份的建构功能,使北京路传统商业步行街作为高级商业中心地的符号功能得以建构。现代购物中心的符号表征功能,使天河区商业中心成为一个消费者自我实现的情感化消费空间。两者重构了大城市的中心-边缘关系,使到郊区的居住空间得以拓展而消费空间受到抑制,难以发展高等级的现代业态。随着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建设,城区商业中心进一步加强了对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吸引力,新时期的地下商业文化也加速了商业中心的符号化。城市消费空间正向城区商业中心极化力量增强的方向演化。     

河南省黄河两岸地区商业中心体系的调整和优化

商业中心体系是宏观商业布局中的主导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河南省黄河两岸地区商业中心体系的现状;揭示了该产业带商业中心体系建设的内在规律性;提出了进一步调整优化的原则及在序列上和空间上的相应对策。对河南省黄河两岸地区的商业中心体系建设具有建设性意义,对同类地区也具有普遍参考价值。     

基于POI数据的广州零售商业中心热点识别与业态集聚特征分析

商业中心是城市零售活动的重要载体,优化商业资源在城市内部空间的合理配置,摸清不同零售经营形态的区位选择,显得尤为重要。以面向公众服务的商业机构兴趣点（POI）数据为研究对象,提出一种城市商业中心与零售业态集聚区识别的方法;以广州市为例,分析商业活动的热点地区以及零售业态集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 根据核密度估计法提取的商业中心在等级上表现出由城市中心圈层向外围圈层扩散的趋势,结果符合客观事实。② 以街区为单元,商业网点密度符合局域Getis-Ord G^*指数统计特征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越秀区和天河区,广州市零售业发展的双核心空间格局已经形成。③ 不同的零售业态对商业集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差异性,百货商店、超市、便利店等零售经营形态的空间集聚特征与该业态的市场定位、经营模式及选址策略基本吻合。总体来看,基于POI数据的广州零售业集聚空间分析结果能够反映实体零售企业行为与广州商业经济分布的相关性,有助于提高政府部门商业规划和零售商选址前期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Do medical marijuana centers behave like locally undesirable land uses? Implications for the geography of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As of 2013, medical marijuana is legal in 20 US States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but few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the retail centers that sell the drug. We draw up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literature to frame our research and help us determine whether medical marijuana centers in Denver, Colorado, are considered locally undesirable land uses (LULUs). The geography of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frameworks lead us to hypothesize that marijuana centers are more likely to be opened in Hispanic, Black, and poor neighborhoods than in non-Hispanic White and affluent neighborhoods. We also hypothesize that marijuana centers will tend to increase the minority composition and poverty of the neighborhoods in which they are located.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we find no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se two hypotheses. Instead, results suggest that marijuana centers are likely to be situated in neighborhoods with higher crime rates and more retail employment. Thus, despite the view by many planners and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that these centers are problematic, they do not take on LULU characteristics in siting and demographic changes. This finding, while limited to Denver,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ers who are considering similar marijuana policies.     

基于POI数据的大型零售商业设施空间布局与业态差异——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基于大型零售商业设施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大型零售商业设施总体及不同业态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大型零售商业设施空间分布呈现出由内向外扩散的多中心圈层式结构,沿交通干道生长和连片蔓延趋势明显,中心城区设施临近轨道交通分布指向性突出。不同业态分布差异明显,大型购物中心和商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及外围城区次中心,大型综合超市由中心城区内部向边缘区域扩散趋势明显,大型专业店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的边缘区域。影响因素方面,人口、经济和租金因素对其总体分布影响显著为正。不同业态所受影响因素有所不同,除人口等传统影响因素外,与生活中心、产业园或专业市场的临近性也会分别对大型综合超市和大型专业店的空间分布造成显著影响。     

企业网络视角下上海五大新城地位辨析

上海市提出“五大新城”发展战略,新城建设迈入了面向“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的新阶段。基于2001、2010和2018年全行业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论文构建了上海大都市圈内区县尺度的城市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城市网络整体特征及五大新城网络地位的格局演变,并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对相关影响因素作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上海大都市圈的城市网络呈现从以上海中心城区为核心的单极结构向多极结构转变的趋势,强联系仍然主要发生在各级市域内部,市际行政边界对网络联系具有较强的阻碍;② 五大新城仍未呈现“节点城市”的中心性特征但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距离成为“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仍有一段距离;③ 创新能力对新城入度和中介中心性的影响显著增强,新城在提升中心性的过程中也更加注重环境质量的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提升五大新城的中心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外,城市人口规模、政策优惠与公共服务完善程度也对新城中心性有着相对持续稳定的正向影响。论文从企业网络这一视角切入,为将五大新城建设为上海大都市圈内“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提供政策建议。     

新零售背景下连锁店区位选择及其空间关联特征

零售活动的空间关系研究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以上海市内环地区的星巴克、COSTA和瑞幸咖啡三家咖啡连锁公司的门店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和实地调研分析三者之间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无论是传统零售还是新零售模式下的咖啡门店,其空间分布均大致表现出靠近消费市场的空间导向特征;2)星巴克门店的空...     

上海计算机产业转移及其对区域经济影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生产网络重组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日益浮现。上海计算机制造业持续向重庆等地转移,重构了该行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格局。利用上海市投入-产出表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年报等,采用结构分解等方法分析上海计算机制造业产业变化,结合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等指标,评估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上海计算机产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组装制造环节,2007—2012年,增加值率（增加值与总产出的比值）从7.38%下降为4.29%;劳动者报酬占增加值比例从22.06%上涨为67.97%,推动产业对外迁移。② 受上海市产业转移和国际市场低迷等因素影响,2007—2012年,上海计算机制造业总产出减少了483.9亿元。③ 制造业多样性指数较高的浦东新区受到计算机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小,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相对较低且计算机制造业占制造业总产值比例较高的闵行区、松江区在一定时期内仍然面临着计算机产业转移的负面影响。为了降低全球生产网络“去耦合”的冲击,提高区域经济的韧性,上海需要从全球生产网络的成熟产品生产平台转型为新产品研发创新枢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增加值率,推动产业结构多样化。     

PATRONAGE RATES OF SUPERMARKET SHOPPING CENTERS,SAN ANTONIO,TEXAS*

The neighborhood supermarket shopping center i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suburban retail landscape. An analysis of patronage differentials for such centers in San Antonio, TX, reveals that both competitive share and retail mix factors are important.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a patronage density index with locational and management variables indicates that center and store visibility, distance from a regional mall, retail mix (offering of goods appropriate to a small center), and size of center (smaller is better)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explanatory factors in center vi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