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江城市群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变及机制研究要以皖江城市带为例

以皖江城市带为例,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对其城镇化空间相关格局进行分析,进而分析跨江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机制.结果表明:(1)2010年以来,皖江城市带城镇化水平呈上升趋势但不稳定,区内差异性减弱且质量有所提高,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2)从全局空间关联角度来看,皖江城市带城镇化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即存在空间集聚现象;(3)从局部自相关角度来看,H-H集聚区即热点区存在沿长江东移的趋势,H-L集聚区主要位于宣城,L-H集聚区向铜陵演变,L-L集聚区位于皖江城市带西部六安、安庆、池州,且发展稳定;(4)江河功能的嬗变、政府政策的鼎革、城市之间竞速发展与地理扩散是跨江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特有机制.     

跨江发展下杭州市企业迁移空间模式及影响机制

基于企业微观主体视角,运用UCINET社会网络分析和ROST内容分析法,对杭州市企业迁移的空间模式和区位选择进行探讨,并揭示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杭州市企业迁移分为平缓波动期、低速增长期、大规模迁移期、迁移成熟期4个阶段,与杭州市跨江发展历程基本相契合。② 杭州市企业总体迁出呈中心-外围衰减分散布局模式,迁出地点主要集中于西湖区、下城区及拱墅区,迁出企业主要为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总体迁入呈中心、外围集聚模式,迁入地主集中于西湖区、余杭区及滨江区,迁入企业主要为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③ 企业的自身属性与外部环境对杭州市企业迁移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迁移的方向;跨江发展战略中的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企业参与、文化根植等外部因素对企业迁移的空间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跨江发展下滨江新区用地扩展过程与驱动机制 ——以南昌红谷滩新区为例

跨江发展可突破江河阻隔桎梏,为滨江城市拓展发展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契机.该文以南昌红谷滩新区为例,基于多源遥感影像数据,综合运用G IS空间分析、景观扩张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跨江发展下滨江新区用地扩展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自2000年"一江两岸"战略实施以来,研究区城镇用地扩展迅速,斑块面积由2001年的6.74 km2增长至2018年的64.71 km2,建设空间增长了8.6倍,整体呈"高速低强—低速低强—高速高强"扩展态势.2)研究区总体经历了起步(2001-2005年)、成长(2006-2010年)、成熟(2011-2018年)3个扩展阶段,依次与南昌市跨江发展历经的起步期、成长期、成熟期相契合.3)"自上而下"的开发模式和道路交通的牵引作用为研究区用地扩展主要特征,不同阶段用地扩展的主导因子有所不同:起步和成长阶段,政策规划与集聚性要素为主导;成熟阶段前期,政策规划和通达性要素为主导,但政策规划作用逐渐减弱;成熟阶段后期,通达性成为用地扩展单一主导要素,交通导向作用凸显.     

青海湖滨土地沙漠化驱动机制

在自然因素和不合理人为活动的影响下,青海湖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正面临土地沙漠化、湿地萎缩、草场退化、水土流失等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本文分析了青海湖滨土地沙漠化现状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青海湖滨广泛分布的古风沙沉积物是现代沙漠化的沙物质来源,现代流动沙丘的粒度特征与古风成沙丘粒度极为相似,两者的继承与改造关系极为明显。草皮层及其下的粉沙土层是古沙丘的保护层。保护层的机械破坏,使下伏松散的古风沙沉积物暴露,是形成沙漠化的关键一步。随后在风蚀、雨水冲刷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松散的古风沙沉积物被侵蚀,引起草皮层坍塌,导致古沙丘活化,风沙活动加剧,形成风沙沉积。流水侵蚀和地层沉陷是导致草皮层机械破坏的主要因素。青海湖水位下降,河流沉积,风沙入湖,都可使沙地面积增加,但仅限于湖边局部地方。     

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现代荒漠化过程及其驱动机制

额济纳绿洲是发育在黑河下游内陆河三角洲上著名的天然绿洲。20世纪50年代以来,额济纳绿洲现代荒漠化过程加剧,绿洲萎缩,生态恶化。绿洲现代荒漠化过程是由水环境恶化过程、土壤干燥化过程、植被退化与生物多样性衰减过程、土地沙漠化过程和土壤盐碱化过程构成的地表动力学过程。导致额济纳绿洲荒漠化的驱动力是区域气候暖干化、强盛的风蚀侵蚀力、上中游过度开发水土资源的人为活动和额济纳绿洲内的“三滥”活动等。荒漠化驱动力的第一主成分与第二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59．276％和28．083％,反映出绿洲荒漠化驱动因子的多面性和综合性,绿洲内外过度的人为活动是其主导驱动因素。内在、外在驱动力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耦合性是绿洲荒漠化的区域机制,驱动力因子团的互动-激发作用形成荒漠化的动力机制,驱动力与荒漠化土地间的响应形成正反馈机制,三种作用机制组合成绿洲现代荒漠化过程的复杂的驱动机制。     

1975-2015年阿拉善高原沙漠化过程、格局与驱动机制

以遥感（RS）数据与地理信息系统（GIS）研究手段得到阿拉善高原1975、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年共7期的沙漠化成因类型及沙漠化程度数据。在此基础上,首先分析了阿拉善高原近40年来沙漠化成因类型及沙漠化程度的面积和分布变化;再通过沙漠化指数（ADI）定量分析出阿拉善高原沙漠化程度整体上以2000年为界,呈现先恶化后逆转的趋势;通过重心迁移模型揭示了阿拉善高原不同沙漠化类型的空间变化规律;通过空间叠合分析发现了阿拉善高原沙漠化动态变化的热点分布区域;最后通过主成分分析（PCA）定量甄别阿拉善高原沙漠化的自然及人为驱动力因素,发现近40年（特别是2000年以来）,人为因素（人口压力、畜牧垦殖、植树造林、工矿开发等）是阿拉善高原沙漠化动态变化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气候变化（降水量、气温、最大风速）则是该区域沙漠化动态变化的另一重要驱动因素。     

北京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与政策驱动机制设计

推动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优化城乡土地资源布局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在城市化进程中,针对北京市不同区位农村居民点的特征,提出土地一级开发、城乡一体化综合开发和乡村整治3种整理模式,设计了“整理基金”和“指标交易”2种政策驱动机制推动农村居民点的整理.进而,从规划引导,指标交易,专项基金和配套政策4个方面提出了推动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政策建议.     

中俄蒙跨边界次区域矿产资源合作开发机制与模式研究

本文以区域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结合东北经济区现实发展条件,通过分析中俄蒙三国毗邻地区矿产资源合作的区位条件、贸易条件、资源互补条件及开发现状,探讨区域合作深入发展的制约机制与优化机制,并结合实证研究总结出政府主导型、大型国有企业合作型和民营企业境外拓展型三种中俄蒙跨边界矿产资源合作开发模式。     

1949年以来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特征、模式及机制——以兰州市为例

企业迁移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论题之一, 是一种从微观个体出发理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的重要视角。利用兰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信息, 从迁移规模、方式、距离及迁移跨度4个方面对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位移特征进行分析,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的模式、路径及其形成机制。案例分析表明: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行政主导的“梯度式”迁移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企业自主选择的“渐进式”迁移与政府先行主导的“跳跃式”迁移相结合的模式过渡, 大体上经历了向心式集中迁移、中心-外围互迁、外向型跨越式迁移3个阶段。研究还表明, 经济体制转型、地方政府自主经营权下放等宏观环境变化, 地方政策影响下的旧城更新、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设施改善, 企业自身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内在扩张需求等诸多因素相互组合及综合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动了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迁移活动。     

城市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以泛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借助DEA模型和ArcGIS空间分析模块,系统的分析了1998～2008年泛长三角城市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依据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分解模型(Malmquist指数),对TFP变化的总体趋势、结构及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进行了综合探讨。结果表明:泛长三角城市旅游发展效率总体上呈现提高态势,市域间差异表现为较为明显波动性特征,旅游发展效率的空间格局形成与演化存在空间关联,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在空间上均表现较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且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形成了较为相似的变化格局,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呈现弱集聚,相邻地域单元关联性较差。针对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化的驱动机制进行剖析表明,经济政策导向驱动、旅游生产单元价值驱动及旅游消费需求刺激驱动共同驱使导致了旅游发展效率在空间范畴上格局置换。     

新时代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进格局与驱动因素

高质量发展是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成果的必由之路,是绘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伟蓝图的不二法门。本文将研究的空间尺度下移至城市层面,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评价体系,合成了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基尼系数、马尔科夫转移矩阵、面板回归模型等统计与计量方法,剖析新时代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进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2012—2019年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其中东部、中部、西南、西北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持续增加,东北城市则先降后升。② 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充当了排头兵角色,宁夏沿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排名相对靠后,辽中南城市群面临发展质量下滑的压力。③ 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大体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规律,空间集聚特征突出,但高质量发展失调问题随时间推移得到缓解,低质量、中低质量、中等质量与中高质量状态城市具有向上一等级跃迁的动力,但难度逐级提升。此外,中国城市发展质量存在向下一等级转移的风险。④ 海拔高度、地形地势、产业集聚、市场规模、公共财政、对外开放均能显著影响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为全方位驱动新时代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发挥先发城市的领头雁作用,带动后发城市高质量发展,通过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达成“普遍沸腾”的愿景。     

喜马拉雅地区传统贸易通道演变过程及动力机制

喜马拉雅地区传统贸易通道是突破喜马拉雅山脉天然屏障、连接中国与南亚腹地两大市场的关键,对于南亚大通道建设和跨喜马拉雅互联互通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以喜马拉雅山脉断裂河谷为出发点,综合历史文献、实地调查及GIS技术手段,分析通道的空间分布特征、演变过程及动力机制。研究表明：① 喜马拉雅地区的传统贸易通道主要有21条,其中中尼通道6条,中不通道4条,中印通道11条,在空间上形成了“一横多纵”的空间格局。② 传统贸易通道的发展经历了萌芽期（7世纪以前）、形成期（7世纪—842年）、发展期（842—1959年）、衰落期（1959—1962年）和恢复期（1962年至今）的演变过程。③ 货物交换和佛教传播促进了通道的萌芽和形成,西藏及中原地方政权稳定和边贸政策、英国的殖民扩张和商业利益推动了通道的发展,印度的战略误判和前进政策导致了通道的衰落,中国的战略需求将推动通道的恢复和建设。④ 战略互信和边界问题是通道恢复和建设面临的主要障碍,未来需要加强对通道的多视角调查和研究,制定通道的建设和管控策略,充分发挥通道的商贸、旅游和文化交流功能,积极服务于南亚大通道建设,促进西藏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日本钢铁工业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化的机制研究

日本钢铁工业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变,体现了工业发展及其空间组织变化规律的内在作用,是各种区位因素变化的结果。文章通过对影响日本钢铁工业发展的市场需求、原料供给、技术进步、企业市场分割行为、以及其他微观区位条件与产业政策、地域政策等因素的分析,揭示了日本钢铁工业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化过程及其内在机制,并对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与空间格局重组提出了若干建议。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以周庄为例

在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的城镇化尤其是用地格局的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问题,是古镇旅游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综合运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GIS空间分析和田野调查等技术与方法,对周庄旅游古镇2002-2012年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十年间土地转移量明显增多,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了农林地转化成旅游与公管服务等建设用地的进程;2除农林地与水域外,其余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均为正,旅游用地、公管与公服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动态度较大;3旅游引导下的古镇用地类型在空间上呈现出以古镇景区为核心,不断向周边外围拓展的演变态势,用地结构表现为"同心圆+扇形"模式;4在自然地理环境约束、政府行为与政策引导、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社会生产方式转变等内外双重驱动下共同导致了用地格局的空间转换。加强古镇用地格局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有助于处理好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节约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引导古镇旅游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farmland fragmentation in the Huang-Huai-Hai Plain

Exploring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farmland landscape patterns in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region can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decision-making on sustainable rural land use and rural 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for farmland fragmentation with multiple aspects (dominance, integrity, aggregation, regularity, and connectivity) at the county scale. The goal was to identify the evolution of farmland fragment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region of the Huang-Huai-Hai Plain during 2000-2015 and investigate underlying drivers using panel data of 359 counties. Results showed an accelerating but fluctuating fragmentation pattern of the farmland landscape. The indexes of dominance, integrity, and aggregation of farmland decreased most sharply, while the index of connectivity increased. Furthermore, the evolution of the farmland fragmentation pattern showed significant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trajectory of urbanization and land use transition. Farmland fragmentation in municipal districts also emerged earlier and was more severe than in county-level cities and counties. Factors influenced by advancing urbanization include the proportion of artificial land, population density, and proportion of primary industry; these factors drove the evolution of farmland fragmentation. In contrast, the increase in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farmland were the key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improvement in farmland connectivity.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机理及其科学问题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对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统计数据和地理信息技术,深刻揭示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及其造成的突出矛盾,从理论视角综合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形成机理,并简要探讨了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人口、资源、要素和产业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并在空间上形成了若干个城市和人口密集区。造成这种空间集聚态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然本底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地带性差异起到基础性作用,国家发展战略的东部偏向及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是外部条件,而更深层次的基本动力源于区域之间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二者的空间集聚未能协同一致,由此导致两个“不协调”,即人口分布与产业及就业岗位分布的不协调及人口、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协调。这两个“不协调”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两栖”农民工跨区域迁移、能源与大宗商品的跨区域流动、局部地区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不稳定因素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等突出问题。要构建高效、均衡、安全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其本质就是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即不单纯要强调人的繁荣,还要强调地域的繁荣。“产业西进”和“人口东移”是优化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和形态的战略重点。     

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基于1997—2017年中国60个城市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数据,辅以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时空格局,并借助二次指派程序方法对合作网络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60个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强度逐渐增强,国家层面合作网络结构逐渐显现,合作强度前5名的分别为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和上海—深圳。② 整体网络特征上,网络密度逐渐增加,整体网络通达度在提升,城市“领导者”地位在下降,网络整体均衡性在提升,且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城市合作最紧密,西部地区城市次之,中部地区城市紧密度最小。③ 个体网络特征上,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分为外向型、内聚型、均衡发展型和孤立型4类,且权力角色上呈核心领导者、次核心领导者、一般合作者和边缘合作者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④ 地理空间邻近性、旅游资源差异、旅游接待能力差异、城市规模等级和旅游交通情况的相近性对网络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对外经济贸易差异对中、西部地区城市旅游合作的影响是正向的,而对整体网络和东部网络的影响是负向的。     

上海港港区区位与功能演变及动力机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港口发展迈入了新阶段。上海港是世界大港,其发展、演变过程既具备一般性规律又不乏自身特色,对揭示单体港口的功能拓展和空间扩张具有积极意义。论述了上海港的港区区位和功能演变过程,并总结了港口的空间演化轨迹、功能拓展路径等规律,创建上海港演变模式,最后考察上海港区位与功能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港口港区区位遵循了从支流向门户、从内河向深海、从单一区位向多体系的演变规律,功能演变形成了从服务于村镇向国际区域、从渔港向综合港的演变过程,形成“河流单港区阶段→河流双向延伸阶段→工业化岸线拓展阶段→集装箱化离岸外迁阶段”的上海港演变模式。鸦片战争之前,上海港因长江流域门户港变迁规模和功能不断提升;开埠后,西方介入使港口空间和功能进一步扩展;1949年以来,工业化导致上海港向多区位系统和多元化功能演进;21世纪以来,技术进步、全球化及政策制度等因素促使老港区外迁和功能升级。研究丰富了港口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为单体港口的优化与枢纽建设提供了借鉴。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时空演化特征及社会经济驱动力

城市空气污染是中国在快速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利用2013年和2014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数据,综合ArcGIS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从年度、季节、月份、小时4个时间尺度比较归纳了全国城市空气质量的时空间演化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全国和区域两个空间尺度,量化分析了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结果表明：① 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全年达标天数比例增加,但空气污染程度加重,高污染区域恶化态势明显;② 城市空气质量与生产生活活动表现出一定的时间耦合性,基本呈现“日出趋差、日落趋优”的态势;③ 全国城市空气污染表现出“东重西轻、北重南轻”的空间格局,区域一体化态势明显;④ 区域城市空气污染的总体程度和分布结构具有明显的分异特征,区域空气污染形成和演化路径可基本归纳为：“重点城市污染加重—重点城市污染扩散—区域整体污染加重—重点城市引领治污—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区域整体污染减轻”;⑤ 从全国层面看,能源消耗、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是推动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⑥ 受各地区资源环境基础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影响,各类社会经济因素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驱动方向和驱动强度差异明显。在结论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关系的区域分异以及发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