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江通道对滨江副城住宅地价增值效应的测算——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

跨江通道是支持城市跨江发展的重要设施,能有效地突破天然水系阻隔并加速各类生产要素的跨江流动,可有力地促进滨江副城的城市发展与土地增值。本文提出地价趋势分离法,借助GIS空间分析工具,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开展跨江通道对滨江副城住宅地价增值的测算研究。结果表明:单通道各区段的住宅地价梯度及通道贡献值随着与通道节点距离的增加呈现出逐级递减现象,多通道作用下住宅地价的增值效应则呈多中心的波浪推移模式;2020年,各跨江通道节点区域通勤类通道对住宅地价的增值约为一级基准地价的52.54%,过境类通道仅为31.52%,同时可测算到多通道作用下"浦口新城"住宅地价的溢价潜力高达404.76亿元,这将为浦口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筹集大量资金,利于切实贯彻南京市的城市跨江发展战略。     

跨江发展下滨江新区用地扩展过程与驱动机制 ——以南昌红谷滩新区为例

跨江发展可突破江河阻隔桎梏,为滨江城市拓展发展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契机.该文以南昌红谷滩新区为例,基于多源遥感影像数据,综合运用G IS空间分析、景观扩张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跨江发展下滨江新区用地扩展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自2000年"一江两岸"战略实施以来,研究区城镇用地扩展迅速,斑块面积由2001年的6.74 km2增长至2018年的64.71 km2,建设空间增长了8.6倍,整体呈"高速低强—低速低强—高速高强"扩展态势.2)研究区总体经历了起步(2001-2005年)、成长(2006-2010年)、成熟(2011-2018年)3个扩展阶段,依次与南昌市跨江发展历经的起步期、成长期、成熟期相契合.3)"自上而下"的开发模式和道路交通的牵引作用为研究区用地扩展主要特征,不同阶段用地扩展的主导因子有所不同:起步和成长阶段,政策规划与集聚性要素为主导;成熟阶段前期,政策规划和通达性要素为主导,但政策规划作用逐渐减弱;成熟阶段后期,通达性成为用地扩展单一主导要素,交通导向作用凸显.     

规划跨江通道对滨江副城建设用地增长的影响研究——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

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引入SLEUTH元胞自动机模型,采用五个时相的Landsat TM/ETM+遥感数据,模拟和预测了规划跨江通道对滨江副城城市发展建设用地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SLEUTH模型经校准检验后能够较好地模拟研究区建设用地的增长数量与空间分布,适用于城市增长研究;②跨江通道建设对滨江副城增长的助推效应显著,近期(2020年)和远期(2030年)研究区建设用地分别新增48.05%和62.33%,其中规划跨江通道对新增建设用地的贡献率分别达到20.67%和17.50%,助推效应随时间递减。     

跨江发展下杭州市企业迁移空间模式及影响机制

基于企业微观主体视角,运用UCINET社会网络分析和ROST内容分析法,对杭州市企业迁移的空间模式和区位选择进行探讨,并揭示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杭州市企业迁移分为平缓波动期、低速增长期、大规模迁移期、迁移成熟期4个阶段,与杭州市跨江发展历程基本相契合。② 杭州市企业总体迁出呈中心-外围衰减分散布局模式,迁出地点主要集中于西湖区、下城区及拱墅区,迁出企业主要为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总体迁入呈中心、外围集聚模式,迁入地主集中于西湖区、余杭区及滨江区,迁入企业主要为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③ 企业的自身属性与外部环境对杭州市企业迁移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迁移的方向;跨江发展战略中的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企业参与、文化根植等外部因素对企业迁移的空间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跨江择居居民的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

采用浦口区跨江择居居民的居住满意度问卷调查的数据,利用SPSS和AMOS分析平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南京市跨江择居居民居住满意度水平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居民跨江择居的总体满意度较高。不同属性居民之间有一定差异,年龄较小或较大、收入水平一般、工作比较稳定、家庭结构简单等人群满意度较高;家庭人口数量多、收入较高、工作稳定性差等人群满意度相对较低;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居住满意度差异较小。跨江择居居住满意度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住房质量和自然环境是影响居民居住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而跨江交通可达性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因此,加强跨江交通建设,提高跨江交通通达性尤为重要。研究旨在厘清城市居民跨江择居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居民跨江择居提供参考,对加快城市跨江拓展进程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峡库区城市空间生长的演进过程与动力机制研究

城市空间生长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搭建城市空间生长的分析框架,运用实地调研、文本分析与建设用地扩张空间格局分析等方法,解析三峡库区城市空间生长过程、周期演进特征与动力机制。研究发现：(1)移民迁建前,受地域自然环境的生态约束,三峡地区城市从逐水而居、自然生长的团状紧凑形态,逐渐发展为沿江延展、垂直生长的带状紧凑布局结构。移民迁建后,城市人口短时间内非自然增长式的快速集聚,以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土地资源的强烈需求,促使三峡库区城市跨越地形地貌与江河环境的制约,呈现出复杂的时空格局与多元的形态类型。(2)三峡库区城市空间生长与地域自然环境之间存在3条正反馈路径与3条负反馈路径,城市空间生长的周期演进受“人工力的阶段性演变”“自然力的持续性作用”“特殊事件的跃迁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影响反馈”的综合驱动,从而实现城市空间生长的门槛跃迁与结构演化。(3)库区城市空间生长与地域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是一个双向互动、螺旋上升的周期演进过程,移民迁建前的城市空间生长周期与移民迁建后的城市空间生长过程,共同构成三峡库区城市空间生长周期的独特“双环结构”,半淹没城市、全淹没城市与未淹...     

西藏"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土地沙漠化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及其驱动力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现代土地沙漠化变化的机制及其驱动因素的研究更倍受关注。选择西藏"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为研究区域,依据该区1991年与1997年的两期土地沙漠化类型与面积数据,利用定量方法分析了同期土地沙漠化的发展变化与区内各种自然与人文因子间的数量关系,以定量辩识其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区近期土地沙漠化的变化是在多种气候因子、社会因子与经济因子共同驱动下自然变化过程与人为变化过程相互影响的结果,其中,自然驱动因素主要是风力与干旱程度,人为驱动因素主要是农作物播种面积与牲畜(超载)数量,但比较之下自然驱动因素的作用相对稍重,具有相对主导性。     

唐山市钢铁工业发展特征及动力机制分析

唐山市钢铁工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为唐山市的支柱产业,90年代以来,省属特大型企业唐钢和地方钢铁企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唐山市经济总量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详细分析唐山市钢铁产业的发展过程,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城市最具代表性产业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基于本地化的区域产业基础和国家引导下的制度因素是唐山市钢铁工业迅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企业在动态的环境中适应和创新的能力则是内在因素。产品结构雷同、彼此利益独立使企业之间面临着激烈竞争,因此建议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引导地方企业调整工艺流程和产品结构,扶植相关产业,促进区域经济整体发展。     

中国跨区域就医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分析——以慢性肾脏病为例北大核心CSCD

探究中国慢性肾病患者跨区域就医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于提升对居民就诊需求的认知,在中国医疗资源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下,对于医疗体制改革与居民医疗保障的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研究基于2014—2018年中国居民慢性肾病就医病案首页信息,提取了非常住地跨区域就医数据并计算了患者的跨区域就医流入率与流出率指标,构建了广义线性模型探究了城市医疗资源以及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对跨区域就医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中国跨区域就医现象在全国范围内较为普遍,呈现流动人口多,流动范围广等特点。北京、上海、广州等区域中心城市具有最大的就诊流量。②医疗资源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患者跨区域就医具有显著驱动作用,其中人均肾脏病医生人数指标对于患者的跨区域就医影响最大。③医疗资源水平以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跨区域就医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梯度效应,对于高发展水平的城市,提升城市肾脏病医生人数对于跨区域就医患者的流入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而城市规模与人均GDP对于患者流动呈现正向与负向作用并存的态势。研究结果扩展了对患者就诊流动行为的认知,可以为区域医疗资源配置与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乡村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跨尺度流动研究——基于陕西省淳化县的管窥

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由乡到城的跨尺度流动影响教育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事关乡村振兴和教育公平。解析乡村学生跨尺度流动的内涵并构建其研究框架,融合县级统计数据和调查访谈数据对陕西省淳化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淳化县乡村学生存在跨尺度流动现象并趋于加剧,突出表现为跨县域的跳跃流动成为主体和流动时间提前至幼儿园阶段,乡村义务教育设施的小规模化趋势和学前教育设施“城挤乡空”的潜在风险因此出现。② 乡村学生跨尺度流动的影响因素呈4级递阶结构,进城落户和随迁就学政策是深层动因,教育资源配置、父母文化程度与学校教学质量、家庭经济资本、父母籍贯分别为中层与浅层影响因素,父母工作地、家庭购房情况、学校寄宿条件和上学距离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③ 推力因素和家庭心理门槛的消除促使乡村学生流出,但实现流动需克服“人、钱、居”三大中间阻力和路径门槛,流入地的最终确定则受拉力因素和区位门槛的共同作用,整个流动过程的发生始终受资源分配不均形成的梯度力和随迁就学等政策的影响。建议多渠道增加乡村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扩大省级政府及副省级城市的教育统筹权,推动教育治理模式的流动性转向。     

大尺度流域水污染防治能力综合评估及动力因子分析——以淮河流域为例

水污染是影响公众健康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化快速发展,流域水环境污染防治压力日趋严峻。以淮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在遵循大尺度流域水污染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GIS空间分析法和回归模型等技术方法,通过流域水污染控制处理、监测预警、监督管理、防治投入等四个方面的能力,对流域35个城市水污染防治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估,并对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动力因子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流域水污染防治力空间差异显著,东部平原地区污染防治能力较高,西部山区以及各子流域大部分地区防控能力较低,淮河干流及干流以南的中游区域防治能力中等偏低。②污染防治驱动力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流域内源动力,即公众教育、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子是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根本驱动力;舆论监督、外商投资等外源动力是区域水污染治理关键动力。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与分级梯度发展重点

长江经济带是推动中国区域发展由“T”字型战略格局转变为新常态下“H”型战略格局的重要支撑带。长江沿江的六大城市群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但在发育过程中存在着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脱离发育标准、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整体发育程度弱于沿海城市群,越往上游城市群发育程度减弱,资源与生态环境保障形势严峻,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竞争大于合作,缺乏一体化统筹协调机制等问题。为此,应以流域一体化和交通一体化为主线,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建设的一体化和市场化进程,构建“1+2+3”分级梯度发展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新格局;以差异化驱动力为支撑,因地制宜地突出各级各类城市群的发展优势与建设重点。未来,为确保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战略措施：成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委员会,建立流域一体化的统筹协调机制;遵循城市群发育的科学规律,避免脱离实际催生扩大城市群;构建以城市群为战略桥墩的上下联动、以轴串群的流域生态经济带束簇状城镇体系;建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公共财政储备机制;加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建成生态型城市群;加快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创新驱动步伐,建设创新型城市群;重点建设一批支撑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重大工程和国家级新区。     

新时代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进格局与驱动因素

高质量发展是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成果的必由之路,是绘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伟蓝图的不二法门。本文将研究的空间尺度下移至城市层面,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评价体系,合成了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基尼系数、马尔科夫转移矩阵、面板回归模型等统计与计量方法,剖析新时代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进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2012—2019年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其中东部、中部、西南、西北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持续增加,东北城市则先降后升。② 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充当了排头兵角色,宁夏沿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排名相对靠后,辽中南城市群面临发展质量下滑的压力。③ 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大体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规律,空间集聚特征突出,但高质量发展失调问题随时间推移得到缓解,低质量、中低质量、中等质量与中高质量状态城市具有向上一等级跃迁的动力,但难度逐级提升。此外,中国城市发展质量存在向下一等级转移的风险。④ 海拔高度、地形地势、产业集聚、市场规模、公共财政、对外开放均能显著影响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为全方位驱动新时代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发挥先发城市的领头雁作用,带动后发城市高质量发展,通过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达成“普遍沸腾”的愿景。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trees in the compact Asian city of Taipei

The promo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urban areas remains scant, especially in Asian citi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spatial pattern and diversity of landscape trees in compact Taipei. Aggregate species diversity of three urban habitats (streets, urban parks and riverside parks) exceeded the countryside's secondary forests. Urban parks with site heterogeneity and multiple functions accommodate the highest richness, and streets with acute site limitations the poorest represented by popular native species. More affinities exist between urban and riverside parks. Low diversity in riverside parks echoes natural site constraints and primary use for river discharge and flood control. The compact urban form has not stifled species diversity and spatial variability of urban forests.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park area have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species diversity. Understanding species composition in urban ecosystems could frame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to augment species richness, appropriate site selection, habit preservation and wildlife recruitment.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空间格局研究

在分析城市综合承载力内涵基础上,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函数模型计算2015 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水平,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讨了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存在较大差距,整体呈现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的空间分布趋势;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呈现明显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关系,从局域空间自相关和冷热点结果来看,呈现出自东向西由热点逐步过渡为冷点的空间格局,H-H型城市主要分布在热点区,H-L型城市以西部地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居多,L-H型城市数量只有河源市,L-L型城市集中分布在冷点区。研究结果可为解决当前城镇化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指导和借鉴。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从生态、居住、公共服务、休闲环境等人居环境核心系统出发,综合运用AHP、地理探测器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时空演变过程、核心驱动力、驱动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表明：① 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格局呈现出西北部相对下降,东南部逐渐提升的过程,优质的人居环境逐步向环鄱阳湖地区及京广线沿线集中分布;② 生态环境质量格局逐渐呈现以襄阳-吉安连线为界,东侧质量显著优于西侧的格局。京广线沿线城市的居住、公共服务质量始终优于江西片区浙赣线沿线城市,但休闲环境质量则逐渐劣于江西片区浙赣沿线;③ 城市人居环境演变驱动力作用对象、程度、方向各异。其中经济发展、政府投入为城市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动力,社会群体收支为其内部关键动力,而土地供给与建设投资为现阶段次要动力,此外,城市规模通过集聚、催化作用推动城市人居环境的演变。     

西南经济核心区中心城市城镇化结构质量比较分析——以成都、重庆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基于主成分的多元线性回归法,对2005—2017年间中国西南经济核心区中心城市成都和重庆的城镇化结构质量及其驱动力展开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重庆与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整体水平较高且在持续增长中;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明显高于重庆,这与因地形、发展阶段、城市定位而限定的重庆“主城区现代化大都市+非主城区广大农村地域”、成都现代化都市圈的空间结构组织形式密切相关;② 城镇化驱动因子呈现多元化、阶段性与差异性特征,行政力和市场力起主要作用;其次是内源力和外向力,但外向力正处在一个不断弱化的过程,反映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内生性特征;③ 基于取平均值的城镇化子系统及其系统耦合协调性分析,可有效避免当前城镇化耦合分析中因各子系统指标选取个数不等而带来的失真、不准确问题。     

大都市乡村发展比较及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带动能力密切相关,大都市推进乡村振兴的条件最为成熟。论文选取14个国家中心城市与潜在中心城市,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采取改进熵权法与Pearson相关分析法,比较分析了2000年以来我国大都市的乡村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挖掘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含义。研究表明：南方都市的乡村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北方城市,高低不一的乡村发展水平意味着较高的城市发展阶段并不必然实现真正的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地方财政能力、农户生计分化、农业产业结构等因素高度相关,因此,乡村振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推进过程,需要立足自身发展基础制订科学的乡村振兴目标与振兴措施;也需要立足农业、跳出农业,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保障粮食主产区、传统农区的发展权益,另一方面“接二连三”拓展乡村产业增值空间;尤需打破城乡治理分割现状,在理念、规划、政策、法规等多个方面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真正落到实处。     

1985-2015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长期以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研究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准确定位城市功能是促进城市科学、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以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1985-2015年的城市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运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利用多元线性回归、通径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诊断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过程与空间演变格局分异的主导驱动因子,通过深入分析各主导因子的驱动机制,对京津冀的城市发展进行功能定位。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规模、速率、方向和稳定性等存在明显的差异,将城市类型分为协调稳定型、协调波动型、不协调稳定型、不协调波动型;② 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过程的主导驱动因子包括GDP指数、人口密度指数、财政收入指数,空间演变格局差异的主导因子包括到城市中心距离、到主要河流距离、到主要公路距离;③ 根据分析结果,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规划为核心经济引领城市、重点经济拓展城市和稳定经济涵养城市,对促进京津冀地区协调统筹和一体化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不同职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的土地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主成分、聚类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不同职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根据城市职能主因子得分,结合城市规划及发展实际,将地级以上规模城市分为区域综合性城市、第二产业城市、交通城市、文化旅游城市、地方中心城市5类。(2)不同职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以中等水平为主,土地利用类型多样性提升空间较大。(3)经济因素、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城市人口等是影响土地利用结构的主要因素,但对不同职能城市用地结构的影响次序和影响程度异质性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