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市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通过分析安康市2005～ 2010年土地利用详查和变更数据,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安康市11个县市区进行土地利用数量变化及土地利用程度变化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取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分析各项指标的变化与影响.结果表明：它的土地利用类型数量总体上呈现耕地、未利用地、牧草地面积减小和园地、林地、城乡建设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利设施用地面积增大的趋势.其中,经济增长、城市化发展与人口增长三个因素是安康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农牧交错区县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以陕北神木县为例

以陕北黄土高原长城沿线的神木县作为研究区．利用土地利用变化详查数据，并结合野外实际考察，分析了农牧交错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互动变化的特征和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空间特征。并对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做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神木县各类用地中：耕地，水域，未利用土地呈现减少趋势，但前两者减少幅度较大；其它用地都有增加。其中园地增长最快。引起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主要有政策，人口，以及经济因素。     

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与机制——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

从构建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解释框架入手,以东北地区为例,探究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结果表明：① 1995—2015年,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可划分为“经济低速增长,城镇化与人口发展停滞期”与“经济波动,城镇化稳定发展,人口转型期”两大阶段。② 伴随经济社会转型,东北地区发生土地利用转型。转型特征主要表现为：在数量上,区域耕地规模持续扩张,但增速放缓,耕地内部水田占比上升;林地与草地规模持续缩减,但下降速度放缓;区域建设用地加速增长,增长主体由农村建设用地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在空间上,耕地分布重心持续向东北方向移动,林地与未利用地分布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建设用地与草地分布重心呈现显著的转折特征。③ 东北地区土地利用转型是区域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上由冲突到协调的持续性重构过程。区域功能定位以及经济现代化与城镇化是导致土地利用转型的核心因素。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是政策引导下的社会-生态反馈路径与政策影响下的社会-经济变化诱发路径综合作用的结果,两者间存在耦合与拮抗过程。前者决定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方向,后者决定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速度与强度。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力研究

分析1990-2007年山东省胶南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情况,为进一步确定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因子,选取GDP、农业人口比重和固定资产投资等33个社会经济指标,借助SPSS进行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将胶南市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因子概括为人口和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农业生产条件4个主要驱动因子,为政府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保护政策、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供借鉴.     

风沙化土地典型区滑县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研究

运用3S技术,分析了风沙化土地典型区滑县1979-2009年的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特征,结果显示:该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显著.耕地、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积持续减少,林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风沙化土地利用对研究区各土地类型之间的平衡起了重要的作用.这集中反映了人口素质提高、环保意识增强、人口增长和经济建设需求对土地利用变化的积极影响,同时宜采取有效措施减缓或调控耕地持续减少的趋势.     

晋江市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本文在GIS与遥感数据支持下,提取1988～2001年晋江市土地利用变化信息,结合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模型与景观格局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几年来晋江耕地大量减少,非农建设用地迅速增加,占用耕地为主;城乡建设用地主要沿公路干线扩展.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驱动力主要来自乡镇企业发展、产业结构演替、非农人口增长、外资涌入.     

滇西北三江并流区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土地利用变化会改变地表覆盖,从而影响环境质量及陆地生态系统性质。开展区域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研究,可为区域土地资源优化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以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和土地详查资料为依据,采用土地利用变化指数模型,定量分析三江并流区1983年到1999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与土地利用结构分析法相比,土地利用变化指数模型更能反映土地变化趋势及在时空上变化特点;(2)研究区土地利用程度不断提高,其中林地园地、耕地与城郊用地增加较快;(3)1983～1996年间的变化大于1996～1999年间的变化;(4)州政府所在地(香格里拉县、泸水县、丽江县)的变化较其它地区大;(5)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经济因素,包括人口增长、科技进步、经济增长、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政策变化等。     

塔里木河干流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分析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驱动力分析是土地利用/覆盖研究的一个主要核心内容。利用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探讨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在驱动力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人口因素与土地利用程度的分异模型,并通过干扰度指数的计算,分析人类活动对不同景观类型的干扰强度。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力为：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等。人类活动对建设用地的干扰强度最大,其次是林地、耕地和水域,而对于其他景观类型的干扰度则不甚明显。人口密度与土地利用程度的分异模型适用于分析现阶段人口密度与土地利用程度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可以通过预测未来人口变化状况进行土地利用程度的预测。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分析——以汉川市为例

利用2001年-2006年汉川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分析了汉川市土地利用的数量、结构及程度的变化,并构建了土地利用结构与相关人文因子的数据库,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揭示了汉川市土地利用变化与人文因子的定量关系。最后,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角度探寻了汉川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以及城镇化、农业发展政策等是汉川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的人文因素。     

基于RS-GIS的昆明市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为探讨人文因素在昆明市土地利用/覆盖变化过程中的驱动作用,在ENVI和GIS技术支持下,采用2001年Landsat TM、2009年Landsat TM、2017年Landsat OLI 3期遥感影像和统计数据为数据源。分析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的速度和幅度以及土地利用/覆盖程度综合指数;其次,在明确各类型土地利用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建立了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探讨了昆明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过程中的驱动因子。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结果表明:2001～2017年间,昆明市各地类在研究期间变化较为剧烈,地类主要以林地和耕地为主,但建设用地土地利用面积变化率和动态度明显,最为活跃,增长速度最快;另外,昆明市土地利用程度为中上水平且土地利用处于发展阶段,说明土地利用程度会进一步加深。同时,驱动力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昆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基于约束性CA的大都市郊区城镇增长的情景模拟与管控——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

大都市郊区是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空间演变最为频繁、人地矛盾最为突出的区域,尤其在中国加快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战略的背景下,把握大都市郊区小城镇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过程及其演变机制,对制定科学合理的管控政策和优化都市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约束性元胞自动机(constrained Cellular Automata, constrained CA)能够通过简单的规则模拟复杂的城市动态演化过程。本文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城镇空间发展战略布局、土地利用开发适宜性等,嵌入约束性CA的转换规则中,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法分析土地利用空间影响因素,对严格约束下的武汉市江夏区2020年土地利用进行情景模拟分析,并提出城市增长管控手段。结果表明：①研究时段内,江夏区城镇用地呈低效外延式扩张,土地利用集约节约程度较低,其人口规模并未有较大增长,对主城区人口的分散作用尚未真正形成;②约束性CA在模拟大都市郊区演化方面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能够真实反映近郊小城镇的未来空间布局与结构,模拟结果与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较为契合;③将规划目标导向与现实发展趋势下的模拟结果进行叠加分析,可确定城镇增长需求与规划指标调控间冲突的空间分布,从而划定土地督察的重点监测区域,为加强大都市近郊区的违法用地监查和土地利用管控提供先验的预警知识。     

产权变化视角下的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 时空变化及其机制——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以佛山南海区为例,采用遥感、土地利用调查及土地利用现状图等多种数据,运用遥感影像人机交互解译、景观格局指数以及田野调查、案例分析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1987年以来南海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其对土地产权变革的响应。结果发现,南海区土地产权变化分为3个阶段：即土地有偿投包制阶段（1987-1992年）、土地股份合作制阶段（1993-2002年）和土地紧缩及“三旧”改造政策下的政府主导模式阶段（2003-2013年）,这3个阶段土地产权的演化具有以土地的“所有”为中心向以“利用”为其中心转变的趋势,这是市场需求和资源利用高效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土地由资源转变为资产及资本的过程。南海区土地产权变化与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具有较为显著的关联性及规律性。土地利用在不同时段变化的速度、强度和结构等对土地产权变化的响应明显,其空间格局也同样呈现“农用地集聚-乡村工业化破碎格局-集聚与破碎化共存”3个阶段性变化特征。南海区土地利用变化是众多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诱致机制、引导机制、引擎机制及调节机制。宏观上,土地股份制改革和分散的管理体系导致了土地利用的粗放扩张和破碎化格局;微观上,不同土地利用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土地收益分配方式及产权割裂是导致土地利用变化的根本原因。未来经济转型与土地再开发过程中,如何针对土地产权变化新趋势,兼顾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构建利益共享机制是实现土地高效利用和空间优化的关键。     

基于土地利用转移流的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以宁夏原州区为例

提出了基于土地利用转移流的溯源分析法,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核密度分析法,探究了2000—2018年原州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 原州区的三生空间向生产空间增效、生活空间扩容、生态空间提质的方向演化,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结构由2000年的44.76%、2.90%、52.34%调整为2018年的41.17%、6.29%、52.54%。（2） 原州区的三生空间变化与现行国土空间优化目标有较高的契合度,生态用地的转入主要发生在不宜耕作或不宜居住的区域,体现“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导向;生产空间通过坡改梯田、提供灌溉条件以提升水土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体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导向;生活空间的扩张主要发生在居住条件更为适宜的河谷区,体现“生活空间宜居”导向。（3） 三生空间格局演变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呈现出六盘山阴湿区为带状高值区、黄土丘陵沟壑区为散点高值区、清水河谷为团块状高值区的特征,且不同地类变化的空间集聚性特征有所不同。（4） 基于土地利用转移流溯源法提出了原州区三生空间演变的“动力-响应-结果”传导性动力机制;生态建设是国土空间格局演变最重要的驱动力,其次是水土资源集约利用,二者为国土空间格局优化作出重要贡献;水土流失是各类用地向未利用地转化的重要动力,今后仍需加大对水土流失的治理。通过探究经济与生态双重制约区国土空间变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为国土空间优化提供决策参考。     

土地利用变化的地形梯度特征与空间扩展——以北京市海淀区和延庆县为例

选择北京市海淀区、延庆县作为研究区,利用1992年、2002年遥感影像数据,借用地形位梯度指数,研究了土地利用变化的地形梯度特征及其空间扩展形势。研究表明:(1)海淀区建设用地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驱动明显,表现出既向低地形梯度位也向高地形梯度位扩展;但农业用地、果园因建设用地扩展受到挤压,表现为向更高地形位扩展态势;林地在高地形位得到了明显恢复,也有向更低的地形位扩张的趋势,但灌草地和未利用地在中高地形位受到林地挤压,低地形位受到农业用地、果园挤压,优势地形位明显萎缩;(2)延庆县建设用地扩展受地形位驱动作用明显,主要集中在低地形位区域;农业用地主要分布在较低地形位上,变化不大;果园在经济发展需求驱动下,向更高地形位扩展;林地在较高地形位得到较好恢复,对灌草地、未利用地产生了挤压作用,使得灌草地、未利用地在中高地形位的优势度降低,优势分布区间趋于萎缩。     

衡阳南岳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合理布局分析

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推进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给建设用地供给和耕地保护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农 村居民点用地普遍散乱、粗放的现象为挖掘现有建设用地潜力,少占耕地提供了可能。以衡阳南岳区为例,应用GIS 空间分析与景观指数分析等方法,在分析社会经济、自然地理和生产环境三方面的主要因素对南岳区农村居民点 用地布局的影响后,提出引导南岳区农村居民点合理布局的对策与建议。     

半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响应——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是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种过渡地域类型, 其土地利用特征表现为土地利用竞争和矛盾剧烈, 土地利用变化迅速的特征。土地利用/覆被的变化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是对生态系统服务产生胁迫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本文以厦门市集美半城市化地区为例, 分析半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响应, 基于对2007 年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修正的方法, 对半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变化作出评估, 并通过土地系统和生态系统二者的耦合变化关系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响应过程。结果表明:①近20 年来, 集美半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随着土地利用强度增加呈现波动性变化, 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是最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土地利用强度与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③随着半城市化地区的快速城市化发展, 土地利用类型急剧转化, 城市建设用地大量增加, 预计集美半城市化地区未来ESV将继续降低, 可采取生态综合整治措施减缓ESV降低趋势。     

基于GIS的土地整理景观效应分析

以北京市怀柔区的土地整理项目为例,基于GIS,应用景观生态学方法,分析了土地整理前后的土地利用结构和景观格局变化。结果表明:(1)土地整理实施后,项目区超过70％的面积为耕地,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多转变为耕地。(2)土地利用的斑块数量和斑块密度降幅超过50％;平均斑块面积、最大斑块面积和最小斑块面积分别增加1.2倍、0.4倍和79倍,而斑块面积变异系数降低了24.18%。(3)土地利用斑块形状变得简单规则、空间分布集中,景观边缘密度、形状指数和分离度指数明显降低,降幅超过29％,分维数略有降低,而聚集度升高。(4)土地整理在减轻景观破碎化的同时也降低了景观多样性,斑块类型丰富度指数降低14%,而Shannon与Simpson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的降幅超过30%。     

Analysis on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Water Conservation Services in Beijing

The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is a key factor limi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Beijing. This study analysed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Beijing’s water conservation services (WCS) based on the water balance equation at multiple scales, including city, main functional areas and key districts and counties, determin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water conservation amount among different land cover types and investigated the reasons for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in the water conservation amoun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compared to 2005, water conservation amount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in 2010. However, the overall water conservation capacity was low. (2) Among the various land cover types in Beijing, the average water conservation capacity decreased in the following order: wetland, forest, grassland, cropland, bare land and artificial surface. (3) The average water conservation amount in the main functional areas of Beijing varied substantially and was positive only in th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 (ECA). (4) The water conservation capacity of each district and county varied substantially within ECA, among which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forest in Miyun District, Huairou District and Pinggu District was the highest. The changes in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Beijing’s WCS were the synthetic effects of changes in the land covers and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This study is helpful in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Beijing.     

基于TM数据的广州市番禺区土地覆被格局分析

以覆盖番禺区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4个时相Landsat-TM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借助GIS手段和景观生态学方法生成土地覆被图。在数量化研究LUCC的基础上,借助景观格局指数反映番禺区4个时相土地覆被的变化机制,对土地覆被景观格局生态效应研究提供依据。研究表明:番禺区的土地利用结构在1990~1995年间处于开发调整时期,2000年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趋于成熟,土地覆被变化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趋于平缓。研究时期内,番禺区的景观破碎度增加,土地利用结构的复杂程度也在增加,人为因素导致的土地覆被类型变化的影响逐渐替代自然作用下土地覆被类型情况。     

Forest Cover Change in the Toledo District,Belize from 1975 to 1999: A Remote Sensing Approach*

Measuring land‐cover change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sustainable conservation planning. This project uses Landsat MSS and ETM+ data to document forest cover change in the Toledo District, Belize, from 1975 to 1999 and provides an initial assessment of why these changes took place. Supervised and subpixel classification methods were employed. The results showed an aggregate forest loss of almost 10 percent, which is approximately 36,000 ha. Deforestation expanded significantly in the most populous Mayan areas of central Toledo District and along the Guatemalan border. Subpixel classific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in 1999 the most densely forested areas were in northern Toledo District in the Maya Mounta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