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北冲突对“一带一路”在缅推进的影响机理

缅甸自建国以来,以缅族为主体的中央政府与各地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的冲突不断。数十年以来,少数民族武装一直是缅甸政府的难题,缅甸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其中以缅北冲突最为典型。缅北地区是"一带一路"向南亚、东南亚推进的关键之地,缅北长期的冲突势必影响"一带一路"在缅推进,进而影响到"一带一路"的整体推进。本文结合实地调研、问卷和访谈,紧扣边界及其效应,梳理了缅北冲突对"一带一路"在缅推进的影响,包括中断贸易通道,口岸经济发展低迷;破坏中缅友谊,投资风险增加;降低缅甸政局稳定性,合作意愿减少;域外大国加入缅甸,市场竞争加剧;引发他国消极响应,地区共建环境恶化。最后针对缅北冲突对"一带一路"在缅推进的影响机理,提出注重整体效果,避开动荡区域、加大缅北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加强"一带一路"在缅北宣传、积极应对大国介入、突破边界效应,提升民族文化认同等建议,以期推进"一带一路"向前发展,实现中缅互利共赢。     

当前缅北冲突与中缅边界管控研究

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亚太地区,缅甸因其特殊的地缘区位而成为大国地缘政治战略的交汇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等在缅甸不断推进,同时域外大国势力介入缅北地区,缅甸国内局势更加复杂,致使缅北冲突不断激化升级。2015年2月之前,缅甸政府军主动进攻缅北各民族武装组织,现阶段,缅北冲突发生了重大逆转,"缅北联军"开始主动突袭政府军。通过实地调研法、文献分析法等方法分析缅北冲突原因以及中国扮演的角色,进一步提出缅北冲突对中缅双边关系、跨境贸易、边境安全以及边界管控带来新的挑战,并发现缅北冲突暂时不会对中缅边境地区带来较大的安全影响,但随着冲突的加剧,毒品、走私、跨境犯罪、恐怖袭击等问题将是影响中缅边境安全的潜在影响因素。最后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边界管控措施,为国家和边境地方政府做好边界管控提供借鉴。     

2009年后缅甸国内冲突的地缘政治学视角解读

缅甸建国后的数十年里,中央政府与各地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的冲突一直处于打打停停的战乱状态。然而2009年后缅甸国内冲突开始走向国际化,其未来形势变得异常复杂多变。2015年缅甸国内冲突的规模和持续性更进一步印证了这点。文章从地缘政治学视角,结合实地调研所做的访谈和问卷,得出一个基本观点：缅甸国内地缘冲突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民族问题,而是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下的大国博弈的焦点之一;全球地缘格局变化导致大国地缘战略在缅甸汇聚,从而导致缅甸在全球地缘区位的变化。缅甸不过是大国全球博弈的一个新战场,再加上缅北和缅甸东部的地理特征和缅甸少数民族武装的地缘关系成就了当前和未来的冲突,乃至缅甸的国内局势走向。     

毒品贸易与国家主权破碎：基于缅甸北部的政治地理学分析

与中国云南省接壤的缅甸北部少数民族自治邦,包括掸邦和克钦邦,构成全球第二大非法毒品生产地的金三角核心区。通过借助历史档案和学术文献,聚焦缅甸北部,基于政治地理的视角,理清缅甸北部毒品贸易的历史起源,探讨了自缅甸1948年独立后毒品贸易给该国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以及相应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外部干预。文章试图回答的问题有：为什么毒品贸易能够在缅北扎根?毒品贸易如何影响缅甸政府在其北部山区的主权完整和领土控制?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毒品成为缅甸国内破碎主权和外部势力干预的原因和结果,毒品贸易以及与毒品相关的犯罪活动已经渗入缅北,严重危害了缅甸的主权完整。毒品贸易也为外部势力介入缅甸国内事务提供了契机。由于主体民族缅族控制的中央政府同缅北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间缺乏足够的信任,民族和解缺乏基础,也无法为全面禁毒创造有利的政治条件。因而,缅北的毒品贸易和缅甸的国家建设相互影响,导致国家主权破碎化和外部干预,导致缅北成为亚洲最贫穷落后的地区。文章分析以毒品为核心的开源权力机制与非正式或者非法全球化,丰富了Agnew有关主权的理论,在实践方面有助于认识中缅边境安全的复杂性,促进云南同东南亚的跨国区域化。     

缅甸的地缘环境演化及中缅地缘合作启示

缅甸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分析和研究缅甸的地缘环境对推进中缅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建构了多尺度的地缘环境分析框架,系统地分析了缅甸的地缘环境特征,并在对缅甸地缘环境、政体及战略演化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分析了中缅合作面临的困难和机遇,探讨了"人"字形中缅经济走廊建设背景下中缅合作的主要领域。缅甸是大国角力的地缘破碎地带、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战略边缘区、山地与平原切割的多民族割据地缘空间。由于复杂的地缘环境,缅甸在史前及封建王朝、近代殖民时期、内战及军政府时期,以及后民主化改革时期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地缘战略。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缅合作具有广阔的潜力,促进双方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能够为两国的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基于AHP_熵权法的孟印缅地区洪水灾害风险评估

孟印缅三国地处亚热带与热带季风气候区,因自然条件制约,洪涝灾害频繁发生,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将会带来重大影响。开展孟印缅地区的洪水风险评估可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安全提供必要的信息和科技支撑。利用1980—2016年的降水数据,结合河网、数字高程和土地利用等数据,选取雨季降雨量、暴雨天数、高程、坡度、河网密度、植被覆盖度、土壤可蚀性、人口密度、地均GDP和土地利用10个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和AHP_熵权法对孟印缅地区的洪水灾害风险分布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孟印缅地区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分别占总面积的1.05%和28.76%,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印度北部的恒河平原、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孟加拉国大部分地区和缅甸南部。受自然、人口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孟加拉国是孟印缅三国中洪水风险最高的国家,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分别占总面积的10.61%和65.87%。层次分析法和AHP_熵权法结果间的比较表明,后者比前者识别出更大范围的洪水高风险区。本研究为中国开展周边国家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估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有助于推进国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     

领域陷阱与中国在缅甸北部的跨国禁毒实践

非法毒品不仅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新的挑战,也促使地理学者深入研究并揭示毒品贸易背后的地缘政治因素和经济社会问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缅甸北部“金三角”核心区域毒品的主要市场之一,基于中国政府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无法对盘踞在“金三角”的毒贩进行有效的打击和根除。面对跨国毒贩,中国政府陷入了John Agnew提出的“领域陷阱”。如何在尊重缅甸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实施有效的跨国禁毒,以维护中缅边境的安全和云南的社会稳定?本文借助政策报告和深度访谈资料,揭示毒品贸易的非传统安全属性,并且分析中国在缅甸北部的禁毒实践——采取武装威慑与替代种植。前者针对毒贩和跨国毒品集团,后者主要面向缅北依赖罂粟种植的农民。两种实践策略针对不同群体,相辅相成,标本兼治,不仅在缅甸领土主权和中缅边境安全之间找到了平衡,也为中国政府克服“领域陷阱”,建构了有效的跨国管制机制。本文丰富了地理学者对于领土主权、地缘政治以及边境安全的探讨,可为中国西南边境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有益借鉴。     

缅甸民主改革以来政治冲突的时空分异与发展趋势分析

2012年缅甸民主改革以来,其国内外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政治团体多样化趋势明显、政治环境复杂多变、政治冲突频发。基于此,以ACLED提供的缅甸政治冲突事件数据为研究基础,选取2010—2018年缅甸发生的政治冲突事件,运用空间统计分析和核密度分析方法,对缅甸政治冲突事件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缅甸政治冲突阶段性波动增长趋势显著,形成梯度集聚分布格局,呈现出以掸邦与克钦邦毗邻区、仰光、若开邦为核心的三级梯度集聚中心,并不断向周围扩散的空间演变趋势。近十年,整个演变过程由南向北逐渐转移,从东至西迅速扩散,以沿边、沿海集中向全国其他地区分散分布的态势。省邦尺度上政治冲突两极分化明显。同时,事件类型更为多样化,参与组织日趋复杂化。根据缅甸政治冲突的时空分异特征与发展趋势,今后“一带一路”倡议在缅建设及对缅投资时应当以都市区、缅族聚居区为核心,尽量避免高危地区,同时加强对缅地缘风险评估预警的研究,及时发布相关提醒,保障中资企业、相关部门和个体在缅开展交流合作中的安全。     

国家地缘脆弱性探索——缅甸案例及对中国地缘战略启示

当今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剧烈变动中,并对缅甸地缘环境的复杂性及地缘脆弱性产生深刻影响。缅甸所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日益成为世界重要地缘政治力量博弈前沿和焦点。系统研究缅甸国家地缘脆弱性,对于中国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及周边地缘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基于地缘政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学科理论,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从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等方面构建了国家地缘脆弱性研究框架,系统探索了缅甸典型的国家地缘脆弱性特征。资源环境禀赋、内部地域结构等引致的经济政治体系、社会文化传承等方面是缅甸脆弱性的本底特征,而缅甸与中国的地缘关系及决策则从根本上影响其地缘战略位态。缅甸地缘政治脆弱性及其与中国的相互依赖使之成为西方“U型封堵大陆战略”的薄弱点和今后角逐的着力点,也是中国解围破局重要的地缘战略出口。近期中国应通过“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大力加强中缅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友好关系。     

中缅天然气管道开始向中国输气

缅甸曼德勒电由中国、缅甸、韩国、印度四国六方投资建设的中缅天然气管道(缅甸段)28日开始向中国输送天然气。这标志经过3年建设的中缅油气管道跨国项目取得重要成果。当天下午,缅甸副总统吴年吞、中国驻缅甸大使杨厚兰等在曼德勒举行的通气仪式上共同启动了投产按钮,位于中缅边境的中缅天然气管道缅甸南坎计量站放空火炬熊熊燃起,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政治性民意集团及其利益博弈：缅甸国内长期冲突的一个分析视角

文章首先提出了一个国内政治性行为主体影响国家政局的分析框架,然后从“民意”“民意政治”“政治性民意”的视角,依据各民意集团的构成主体、利益诉求、行为方式等要素对缅甸国内的政治性民意集团进行梳理和划分,分析了缅甸政治性民意集团形成的时空环境,并对其形成的过程与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缅甸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背景下,形成了基于利益诉求而相互博弈的六大主要的政治性民意集团。各政治性民意集团或采取平等协商签订协议,或软硬兼施诱使妥协,或使用强力打击迫使接受等手段、方式进行权利博弈,成为缅甸国内主要的政治性行为主体。各政治性民意集团的借力博弈对缅甸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意集团之间冲突的实质是其集团利益超越国家利益,这是缅甸国内长期冲突的主要致因。从“民意”“民意政治”的视域来研究一国内部的民主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冲突问题是富有尝试性和探索性的,缅甸的实证研究也为研究特定国家的相关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和参考借鉴。     

基于恐袭数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态势及时空演变分析

依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选取恐怖袭击事件总起数、恐怖袭击死亡人数、恐怖袭击受伤人数、恐怖袭击财产损失程度4项指标构建国家安全态势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标准差椭圆和核密度估计法对197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态势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在时间上,从197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态势日益严峻,阶段性特征显著,共经历了“兴起-活跃-回落”3个阶段;② 在空间上,国家安全态势标准差椭圆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重心转移路径为西亚北非地区-南亚地区-西亚北非地区;“9·11”事件发生前后空间特征呈现由三大“恐怖主义活跃区域”和1个“U型恐怖主义潜伏圈”向两大“动荡核心圈”和3个“动荡次中心”的转化。     

基于国际公路运输链的“一带一路”区域公路通达性分析

国际公路运输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之互联互通的重要部分,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载体。本文基于国际公路运输链的角度,结合行车时间和通关耗时,从公路通行能力和通行便捷性两方面分析“一带一路”区域公路通达性。研究表明：① “一带一路”区域公路通行能力分布状况存在不平衡现象,中东欧、中国、印度形成“三极”,通行能力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中亚、西亚、东北亚等地区由于公路覆盖率低、缺少高等级公路成为通行能力薄弱区域。② 受累积空间距离、跨境通关时间、公路网的完善程度以及政治局势等因素影响,“一带一路”区域通行便捷性在空间分布上大致呈现“中东欧-中国”双峰结构;区域之间乃至区域内部国家间通行便捷性差异显著,从高通行便捷性到低通行便捷性,通达时间由公路行车时间主导过渡到通关累积时间主导,国家间的通关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一带一路”区域公路运输整体通达性水平。     

社会变革和制度文化制约下的“多尺度嵌入”——以缅甸莱比塘铜矿项目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加速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而对于这些“走出去”的企业而言,往往面临着东道国社会环境及治理结构变革、制度制约、文化冲突等多重挑战。此前经济地理学提出的“主动嵌入”和“被动嵌入”,并不能完全解释“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呈现的“外资”与东道国治理结构、地方制度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关系。本研究构建了“全球-国家-地方”多尺度嵌入的分析框架,以缅甸莱比塘铜矿为例,阐释企业如何通过多样化制度创新,顺应东道国的社会变革,突破制度和文化的制约,从而取得政府、企业、当地社区“多赢”局面的合作模式,从而从新的视角理解制度的多尺度性和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尺度要素之间存在耦合关联作用,且作用模式有不同的组合,同时多个尺度要素的嵌入和影响过程也存在时序效应。最后,结合莱比塘案例,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及防控

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评估对“五通”目标的实现和“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18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74个国家的综合风险进行评估和排序,运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等剖析了2001—2016年不同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提出风险防控建议。结果表明：①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政治风险变化幅度较小,经济风险经历了“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演变过程,社会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综合风险波动剧烈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欧洲和东南亚;②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均存在显著的集聚性和区域差异性,高危险和较危险等级国家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③ 政治、经济和社会3个风险子系统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和社会风险;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的投资存在投资量大与风险等级高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未来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共同努力,建立动态评级和预警机制,做好风险防控,逐步打造“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研究

立足“一带一路”倡议总体规划和最终目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测度,并依据其贸易投资便利化得分,将沿廊17国划分为风险区、谨慎区、便利区、畅通区四个等级。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划分为三大廊段,并对其贸易投资相关的条件进行详细分析,为出境企业和机构更好地了解沿廊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参与沿廊经济建设、防范经贸合作风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