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协调是保证人居环境均衡发展的基础。基于“人类-居住-支撑-自然-社会”5个子系统,构建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2个系统间的容量耦合模型扩展运用到人居环境5个子系统中,综合熵值法、GIS空间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对辽宁省2005~2016年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力进行探讨,阐述人居环境系统内部协调性。研究表明:①2005~2016年辽宁省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缓慢浮动上升趋势;②辽宁省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呈分散格局,并且呈现从中间向两侧递减的“屋脊”式格局和“双核结构”;东西方向上,空间演变趋势由倒U型逐渐向一字型演变,南北方向上由斜线型向“L”型演变。③全省出现了中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低协调区、高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高协调区5种类型区。④空间分异驱动力主要包括人的需求、经济发展、住房、互联网发展等。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特征研究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具备动态性、整体性、开放性、层次性、可控性等基本特征.中国在长期执行城乡"二元"体制下,大城市边缘区明显的边缘效应叠加上人居环境发展进程的"二元化",形成中国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突出的"二元"性特征.从地理位置、人口结构、土地利用方式、地域景观、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形态、管理方式等方面均表现出与城市核心区及乡村人居环境不同的特点.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特征与时空差异分析

城市人居环境已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环境4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在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4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征和时空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间人居环境质量得分差值缩小,各城市排名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显著,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从东部到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地带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南高北低的分布状况,且各地区城市级别分布不均衡;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吻合;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无对应关系。     

中国地域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

在城市人居环境—经济发展系统中,城市人居环境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着本底基础,城市经济是人居环境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两者之间协调发展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构建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协调度模型对中国329个地级行政单元在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如下:地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指数整体提高趋势,但总体水平不高;协调指数级别差异显著,呈自然状态分布;协调度指数呈现明显地带性差异,且地带之间差距有缩小趋势;协调指数较高的地市呈现以点状高度集中分布的极化格局.协调度指数和地区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且时空差异显著.协调度指数与相邻地级行政单元经济发展之间在区域上呈现宏观尺度的高度空间关联.     

中国地级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发展空间格局

中国房地产业历经近30年的发展,主要集中于经济较活跃、环境较适宜、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较完善、人居环境较适宜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的地域差异逐渐突出。科学适度的房地产开发能为人们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而过度的房地产开发则会抑制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基于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发展视角,建立了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发展度模型,对286个地级市单元的房地产开发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结果显示：① 中国地级单元城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整体协调度处于磨合阶段,虽未达到协调水平,但相互作用与影响力较强,其中协调度最高的为南京市;② 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整体发展度处于较低水平,且空间分布非常不均衡,耦合发展度最高的为深圳市;③ 基于耦合协调度和发展度可将中国地级行政单元划分为9个类型,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采取差别化的房地产开发调控政策。     

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相互赋能、协调共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在解构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二次指派程序（QAP）等方法剖析了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其空间差异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时序演变上,2010—2019年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演变历程,但高质量协调发展还远未实现,多数省份处于以数字经济滞后型为特征的初级协调阶段;(2)空间格局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呈现出“多核心”辐射的整体空间格局、“东部领先、中部塌陷、西部追赶”的“凹”型区际格局,以及“东部高协调转型、中西部失调脱离”的协调等级演变格局;(3)空间关联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区域空间联系逐渐由“极化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空间特征从集聚走向均衡;(4)空间差异及分解上,区域间差异是协调度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5)驱动机制分析显示,缩小地区数字经济差异是推进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根本动力,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外部差异的缩小...     

中国西部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及驱动力

本文在构建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引力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实证分析2005—2019年中国西部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及驱动力。结果表明：(1)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均值呈上升态势,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增速快于人居环境,但人居环境指数整体高于旅游城镇化。(2)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的中级协调区域居多,2017年以后演变为高级协调,耦合协调类型逐渐由旅游产业滞后型向同步发展型转变。(3)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趋势极不均衡,空间联系强度呈现出以宁夏–陕西–重庆–贵州为主轴的链状式空间关联格局。(4)耦合协调度差异是不同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旅游收入是主导性驱动,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根本性驱动,A级景区数量是原生性驱动,其中国际旅游收入与A级景区的交互影响作用解释力最强。     

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耦合协调度发展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容。论文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核密度估计方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2009—2019年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且二者发展不完全同步。(2)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作用强,协调性逐渐改善,但耦合协调等级没有发生跃迁,始终为勉强耦合协调类型,形成外围低中心高的空间格局。(3) 11个城市耦合协调亚类型异质性明显,外围的江门、惠州、肇庆均属于经济发展滞后型。分区域看,经济发展滞后型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澳珠中江),基本公共服务滞后型主要集中在研究区东部(深港莞惠)和中部(广佛肇)。(4)低值区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高值区城市之间的差异性在逐渐缩小,高值区与低值区城市间形成了两极分化现象。该成果能为相关部门在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协调政策时提供理论依据。     

广西城市化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测度与互动分析

基于城市化与环境的耦合协调互动特征构建了耦合协调理论模型,对1985～2007年广西城市化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了测度和互动关系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从耦合度的时序来看,1985年以来广西城市化与环境系统基本处于交互耦合的颉颃阶段,1985～2001年城市化-环境耦合系统的耦合度从0.187上升到0.500,系统在演化过程中经历了一个"S"型的周期性变化,跨越了低水平耦合、颉颃阶段,在2001年进入磨合阶段,但之后系统的耦合度又退回到颉颃阶段,并在2007年达到了极小值。从耦合协调程度的时序看,广西城市化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也较低,基本还处于中低水平。这说明广西逐年加快的城市化进程给环境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正确处理和协调快速发展的城市化与日益严峻的环境状况之间的关系,尽快采取措施促使广西城市化与环境系统向耦合协调方向发展。     

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等方法,研究2002—2017年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适应、共同发展逐渐增强,但耦合协调度等级没有发生明显的跃迁,研究期内全国整体属于勉强耦合协调类范围,四大区域的耦合协调性呈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态势。②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收缩,向中部地区集聚的态势较明显;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整体上具有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四种类型中,高高型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型多在西部地区,高低型和低高型相对分散。③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在空间上的差异是内外部因素驱动的结果。内部驱动力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GDP起到关键性作用;外部驱动力中,城镇化率和民营企业就业人数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东北三省城市收缩的识别及其类型划分

城市收缩是一个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并具有区域地方特征的世界性经济社会现象,如何构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化”城市收缩研究理论分析框架,为世界城市收缩研究提供中国经验,是新时期中国地理学者、城市规划工作者亟需重点关注和研究的新命题。本文认为城市收缩本质是城市“发展势能”的相对弱化或绝对退化而引起以人口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要素的再区位和城市功能形态空间重构的响应过程或状态,其是一个综合概念,一个基于人口变化、经济变化、投资消费变化与财政变化等的多维一体过程,据此构建基于“二步诊断法”的城市收缩识别体系及其类型划分标准,同时针对中国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东北三省开展城市收缩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存在明显的城市收缩现象、且呈现出区域化的发展演化趋势;整体可归纳为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虹吸”型收缩城市、综合型收缩城市及区位制约型收缩城市4种模式,其中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是主体,占据了整个收缩城市的2/3;② 空间上整体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与经济发展重心不断南移相呼应;③ 指标维度收缩整体遵循“投资消费与经济下行→人口收缩→财政收缩”的内在演化逻辑关联;④ 立足于“二步诊断法”的城市收缩识别体系及其类型划分标准反映出当前基于人口变化学的识别标准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人口变化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识别收缩城市,但是对于划分收缩城市类型、揭示收缩城市内在耦合机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⑤ 实证结果表明“二步诊断法”是合理可行的,其可为中国城市收缩的识别、东北振兴政策的制定提供工具支撑与参考依据。     

东北三省城镇收缩的特征及机制与响应

基于城镇收缩视角认识东北三省人口流失与经济衰退问题,对深化中国老工业基地转型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东北三省县级市(县)为研究对象,利用ArcGIS与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增长与收缩城镇的特征与空间关系,研究收缩城镇的职能差异和空间分布格局,探讨区域城镇收缩的形成机制与应对措施.结果 显示:2000年以来,东北三省出现了明...     

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的格局演变及影响机制

“五化协调”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利用多指标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个体效应与时点效应模型,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角度选取指标（以下简称“五化”）,构建“五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究东北振兴前后20年间（1993-2013年）东北地区40个地市单元“五化”协调发展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仍处于失调阶段,但增长趋势显著,具有明显的时间阶段性与区域差异性。时间上可划分为1993-2002年波动期、2003-2008年增长期、2009-2013年平稳期三个阶段。区域上可划分沿哈大线形成的轻度失调区,黑龙江中部与西部、吉林西部、辽宁大部为主的中度失调区,黑龙江西北部、东部与蒙东地区为主的严重失调区三个类型。“五化”协调内部各子系统空间表现各异,分异程度依次为：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从影响机制来看,教育投入、技术投入、农业投入对“五化”协调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工业水平、开发程度对“五化”协调发展产生负相影响,开放程度、资本投入、治理投入未对协调造成明显影响。     

东北三省收缩城市城乡一体化收缩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

城乡一体化对中国乡村振兴和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落实有重要意义,但当前快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涌现了一批收缩型城市,其城乡一体化发展有什么特征、城市收缩是否对城乡一体化产生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成为新时期推进全民共同富裕目标研究中的核心科学问题。论文据此基于“城镇发展带动—产业发展与投入城乡协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动力—路径—目标”对城乡一体化内涵进行界定、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东北三省为例,从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收缩城市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类型视角,对2010—2019年期间的城乡关系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东北三省城乡一体化发展情况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内部空间分异明显。(2)城市收缩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表征出较为明显的影响,收缩城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整体较非收缩城市要低、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更为明显。(3)收缩城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存在收缩类型、收缩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其城乡一体化水平由收缩初期阶段向收缩后期阶段逐渐降低,收缩类型上表征出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综合型收缩城市<虹吸型收缩城市<区位制约型收缩城市的发展特征。...     

中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及驱动机制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城镇人口与土地利用的合理匹配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前提。本文以中国636个建制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关系指数,据此划分其耦合类型。借助Kernel Density工具,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宏观格局、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变化态势,诠释了这些耦合特征形成的原因及其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6-2014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是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的1.65倍,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② 市域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空间依赖性较强,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密度重心呈现逐渐西移的趋势;③ 城市建成区快速扩展,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普遍超标,其中42%的城市现状人均用地是标准值的5倍以上;④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失调类型的城市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且“同增失调”现象较为普遍,主要城市群外围地区的失调问题较中心地区更为严重;⑤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程度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性质、人口规模、政府决策行为、地理区位条件和地区内部差距等要素的综合影响,不同要素的作用机理和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新时期城镇人口与土地利用管理应当注重新常态、新趋势的系统诊断和动能转化的综合分析,为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收缩情境下城市用地结构时空格局演变及动力机制——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

构建城市用地结构时空格局演变分析框架,引入信息熵和偏移份额模型定量剖析2000-2017年中国东北地区城市用地结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阶段对比分析收缩情境下东北地区城市用地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城市用地总面积持续增长,用地结构信息熵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11年以后,城市用地结...     

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治理绩效耦合协调的 时空分异及响应

基于改进的SFA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4—2016年的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治理绩效值进行测度,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和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分析,进而运用PVAR模型考察其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2004—2016年两系统整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未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空间上自东向西梯度递减,高协调区集中在东部城市;②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正关联性,低-低集聚城市数多于高-高集聚,协调发展领先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③生态治理绩效对绿色创新效率响应较弱,而绿色创新效率对生态治理绩效响应则较强,且二者均对自身依赖较强,未来优化其互动机制应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重庆市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与格局演化

探究乡村三生空间功能间的互动关系,是当前乡村空间优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三生”空间理论与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算2005年、2010年、2015年重庆市37个区县的乡村三生空间功能及其两两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并进行空间比较和时序分析。结果表明：耦合度呈现低耦合、拮抗、磨合、协调耦合四种类型,耦合协调度呈现中度失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三种类型;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差异显著,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格局特征,时间上呈现由低水平耦合向协调耦合发展的波浪式演进特征;乡村三生空间功能两两之间耦合协调状态差异明显,“生活—生态”功能耦合协调情况较差,是未来优化乡村空间的重点方向。     

中国西部河谷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土地资源短缺是河谷型城市发展中极为突出的瓶颈问题,如何提高河谷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以适应快速城市化过程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中国西部7个典型的河谷型城市为例,定量测度了其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关系,以期为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提供参考。研究表明：截止到2012年,7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数均有大幅上升,二者耦合协调等级均进入协调发展阶段。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土地利用效益中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对城市化水平影响最为明显,人口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准则层各因子对土地利用效益影响较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各城市间协调性差距也逐渐缩小。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西部河谷型城市与平原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城市化水平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的评价指数的增长速率并无明显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