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以内蒙古额济纳绿洲为例

旅游地感知是旅游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对推动边疆生态旅游地品牌化建设,促进边疆“去边缘化”和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额济纳绿洲为例,综合集成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文本分析法与社会访谈法,探讨了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特征与地方想象建构过程。结果表明：（1） 绿洲景观生态与自然风貌是生态旅游地空间感知中最主要的部分,其中,胡杨林在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胡杨符号成为游客审美和消费偏好。（2） K-核分析发现,胡杨要素贯穿所有凝聚子群层次变化过程,胡杨景观及其延伸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游客重点关注的内容。随着K-核级数增加,游客由着重关注绿洲胡杨森林景观向绿洲森林、地貌、水体等综合自然景观过渡,绿洲人文景观除黑城遗址和策克口岸外,其他较少受到游客青睐。（3） 基于边疆独特的景观符号、典型的地域符号和层累的文化符号,借助真实空间的具身体验和想象空间的文化建构,游客对额济纳绿洲展开丰富的生命想象、边塞想象与秘境想象,塑造出绿洲鲜明的地方意象。     

对文化微空间的感知与认同研究——以广州太古汇方所文化书店为例

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经济文化全球化成为微空间生产与重构的重要动力。而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符号和审美消费为主的后现代消费社会范式的崛起,促使文化成为行就消费空间的主要手段之一。广州方所文化书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的新生事物。贴上文化标签后的方所文化书店,一反实体书店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逐步被边缘化的窘境,出现伊始就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剖析了方所文化书店这类实体书店文化身份的展演（performance）,并对消费者的感知与认同进行了解读。结果显示,通过经营者对文化手段的操纵,方所文化书店被形塑成一个世界文化的微观缩影,同时也成为一个具有尊贵与典雅特质的文化新空间。而消费者通过对实体微空间的环境、商品文化及人群品质的感知,也认同了这种新的文化消费空间。实体书店在标签化的文化表征与文化变迁中完成自我救赎,同时也被消费者重新认同。     

城市空间变迁背景下的地方感知与身份认同研究——以广州小洲村为例

身份认同是文化和社会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指个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从而形成完整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义。而地方认同则是对某个地方作为社会角色自我感知的一部分的认知,通过地方的意义来形成对个人或社会群体文化与身份的认同。以地方与身份认同作为主要的研究维度,将广州独特的“艺术村...     

旅游消费空间的建构与游客感知——以拉萨玛吉阿米餐厅为例

随着社会研究的"空间转向"以及地理研究的"文化转向",城市消费空间成为城市社会研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热点;然而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地方化也在悄然兴起,玛吉阿米餐厅正是地方化催生的产物,并且自其开业以来就受到中外游客的青睐。基于这种背景,本文从经营者的空间建构和游客的感知两个角度,运用质性的研究方法对玛吉阿米进行研究,发现:经营者运用各种景观符号及名人轶事对空间进行建构与重构,使其成为一个极具民族风情与有故事的空间;而作为消费的游客,通过对实体空间、名人轶事的感知获得一种深刻的消费体验,而对餐厅的功能价值的感知程度较差,这也说明旅游消费也具有符号消费的倾向。     

收缩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及影响机制——以鹤岗市为例

收缩城市的经济社会问题逐渐凸显,住宅市场发展呈现出消极态势,房价变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论文以典型收缩城市——黑龙江省鹤岗市为例,基于住宅小区、夜间灯光、POI数据,利用Kriging插值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结合鹤岗市空间增长与收缩情况分析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① 鹤岗市住宅价格呈圈层模式分布,核心—外围分异程度强。高水平住宅价格小区集聚在核心区内且分布规模小,中高值圈层扩散态势弱;外围工矿型辖区收缩情况相对严重,住宅价格水平低且波动小。② 城市发展状态与住宅价格水平存在空间相关性。不同收缩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减少与老龄化、保障房建设规模等宏观因素差异影响着住宅价格总体空间分异格局。③ 城市内部区域的增长或收缩状态影响微观设施的作用效果。发展中心的区位优势对增长型区域住宅价格的正向作用更强,高水平公共服务对核心区和城市北部收缩区域住宅价格的增长有明显积极效应,企业工厂的分布对增长型区域住宅价格的负向影响更突出,各因素相互联系、交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住宅价格空间分异。     

鲁西南地区村镇聚落空间分异特征及类型划分——以菏泽市为例

村镇聚落空间格局系统认知与分类研究是乡村地域国土空间有效治理和差异化管控的基础,对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具有支撑作用,鲁西南地区相关研究时代和现实价值凸显。基于菏泽市2018年遥感影像解译数据,综合统计分析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多尺度多维度系统探测村镇聚落空间分异特征,并通过多维特征耦合划分村镇聚落类型。结论如下：① 菏泽市村镇聚落总体表现为点位密度较高、规模普遍偏小、形状普遍规整,国土空间集约整治潜力巨大。② 村镇聚落“三维”（点位、规模、形态）空间格局特征存在尺度差异性。市域尺度“三维”分布特征均存在一定空间异质性,但分异程度不明显;县域尺度“三维”特征空间分异规律多元复杂,表现出以乡镇为单元的局域多样性;乡镇尺度“三维”特征均趋向统一均衡,呈现单中心结构和“同质性”特征。③ 以乡镇为划分单元,基于“三维”特征耦合形成八种村镇聚落类型,并尝试分类提出空间优化和治理建议。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城市居住社会-空间分异格局与耦合模式研究——以南京、杭州为例

伴随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内部大幅拆建、住房市场持续分化、外来人口迅速涌入和城市居民频繁迁居等过程,城市社会阶层和居住空间不断被解构和重构。社会群体和物质空间的不断异质嬗变、杂糅组合与相互作用,构成城市居住的社会-空间分异复杂面相与耦合过程。以南京和杭州为例,在居住社会-空间二维属性及其关联耦合的认知基础上,基于城市住房市场、建成环境和手机用户画像数据等多源数据,采用主成分与K均值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进行聚类与匹配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群体类型间差异主要体现在消费能力与职业构成指标上,住宅空间类型差异则主要表现在住宅价格上,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类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由此提炼并检验城市居住社会-空间耦合的七种典型模式。本研究拓展了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的理论与实践深度,并为下一步的居住社会-空间耦合的过程、机制、效应与调控等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空间的力量:广场舞的社会文化意义与地方认同效应

广场不仅是健身与娱乐空间,更是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涵义的社会空间。从空间生产与地方认同的视角入手,基于3个广州广场舞社区的案例研究,揭示广场舞对不同群体（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不同社会意义以及广场舞对地方与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对本地人而言,广场舞具有再造社会主义集体生活与关系的功能,广场发挥了类似单位社区的作用;对外地移民而言,广场舞有助于重建因迁移而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广场具有类似乡村社区的功能;② 类单位社区和类乡村社区的构建,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③ 广场舞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的强化,进一步为自治性社区能力建设提供了可能性。     

乡镇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以常熟市各乡镇为研究区域,以2007~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空间基尼系数、区位商等方法和指标对常熟市各乡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整体水平、行业特征及专门化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常熟市服务业集聚整体差异显著,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发展态势;相对于苏州,常熟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不高且趋势不够明显;乡镇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结构差异均较大,专业化分工比较明显;常熟市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在苏州市的专业化优势不够明显,地位不够突出;行业中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房地产业的专门化率较高外,其他4个行业的专门化率均很低。     

Graphic symbols and local identity: the case of use and perception of municipal emblems in the Liberec Region (Czechi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ole of graphic symbols in local representation and in the process of local identity formation. The extent of graphic symbols utilization by local development actors in the region, its importance for image formation of the locality (municipalit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local development actors and an assessment of the degre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municipal emblems among the local population are evaluat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a corresponding survey targeted at municipal representatives. Municipal emblems tend to (and also should) have a local representative function. These should emphasize local specificity, uniqueness. Municipal emblems have a potential to play the role of connecting, mediating and activating factors also on a higher as well as a local level. Municipal emblems are still not used enough and in the right way by actors of municipality representations. These are often misunderstood and deemed unimportant for local development.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唐卡的游客感知和态度研究

唐卡是第一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美术,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鉴赏唐卡、购买唐卡已经成为西藏旅游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进一步发挥旅游在传承和保护唐卡中的作用,更好地借唐卡提升西藏旅游的文化艺术品位,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学术界和地方政府密切关注的问题。本研究通过调查游客对唐卡的感知,对保护唐卡的措施的态度发现:一方面,游客对唐卡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不高、对唐卡画面的象征意义了解不够、对唐卡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的感知比较肤浅;另一方面,游客对"多元参与"的唐卡保护模式的认同度高,对提高唐卡的旅游吸引力的外在辅助措施的认同度高,对改变唐卡的传统形式的分歧大。基于上述分析得出:旅游为唐卡的"活化"提供动力;唐卡为西藏旅游增加文化艺术品味;"动态本真"是唐卡旅游应遵守的基本原则。     

Place identity and major project deliber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Australia

ABSTRACT

There is growing re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governance, for both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decision-making. While many authors acknowledge the potential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democratic engagement, there is the need for more research in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is takes place.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why, or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local governments enhance participation in and deliberation about major projects in Australia. It does so by analysing two case studies where local governments were highly engaged in advocacy with their communities against large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 East West Link tunnel in Melbourne and the Coal Seam Gas projects of Northern NSW. It finds local governments engaged in these projects due to institutional culture, practices and values, formed after demographic changes in the 1960s and 70s, and associated changes in the place-attachment qualities of residents and the nature and content of their social capital. Through historical instances of community mobilisation, these values became embedded in local governments, enabling them to respond pro-actively to subsequent threats.     

基于游客的乡愁文化元素认知影响因素研究——以徽州地区为例

地方失忆危机背景下,“留住乡愁”理念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探讨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地理学领域,旅游发展被认为是“留住乡愁”的有效途径。然而,目前相关研究多是定性描述及逻辑推演,相关的案例分析、定量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以徽州地区为例,立足“留住乡愁”旅游发展的基础-乡愁文化资源的挖掘,通过构建游客视角下的乡愁文化元素体系,借助认知测度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等,对游客视角下的乡愁文化元素认知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游客对旅游地乡愁文化元素的总体认知程度较高,但个体间存在较大差别;具体维度上,游客对旅游地建筑风貌格局的认知程度较高,其次是自然景观映像以及乡土故事人物,认知程度最低的是地方节庆展演;影响游客乡愁文化元素认知水平的因素主要有年龄、到访次数、休闲体验动机、购物动机,这四个因素对游客乡愁文化元素认知水平的影响为休闲体验动机>到访次数>年龄>购物动机。其中,休闲体验动机、到访次数、年龄对乡愁文化元素的认知程度起显著正向影响作用,购物动机对乡愁文化元素的认知程度起显著负向影响作用。本研究对于回应学界关于旅游发展作为“留住乡愁”理念下新型城镇化模式的论断、拓宽文化旅游资源内涵、指导地方细分客源市场进行乡愁文化元素挖掘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农业旅游地游客感知结构模型与应用——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从旅游者感知视角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旅游地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探讨解决方法。采用SEM结构方程对3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农业旅游示范点地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所构建的农业旅游者感知模型具有跨样本一致性特征,有较强解释力。研究首次运用结构方程单独定量验证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旅游商品对旅游者满意度与忠诚度的显著影响(γ13＝0.26 ^** ),同时揭示农业旅游地游客满意度与忠诚度的显著关联(β21＝0.88 ^*** ),旅游资源与软件服务对游客满意度的显著影响(γ11＝0.48 ^*** ,γ12＝0.20^*),并且发现旅游硬件服务与游客满意度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少数民族农业旅游地自然风光、乡村风貌、民族风情等主题特色的保持与挖掘是吸引旅游者的关键因素。     

旅游者安全价值评价——以山东长岛为例

当前理论界尚缺乏对旅游安全效益直接量化的研究,这在直接导致旅游企业在安全投入与产出的量化上无法像其它生产资料投入与产出的衡量那样直接明显的同时,也间接导致旅游安全问题一直未引起旅游企业的足够重视。从旅游者自身价值观角度入手,以山东长岛旅游区的旅游者为调研对象,采用自行构建的旅游者安全价值的量化概念、评价体系与测算公式对旅游者安全价值进行量化估算和评价,得出了长岛旅游区安全投入与安全管理产生效益的量化评价与衡量。并得出如下结论:(1)旅游者对长岛的旅游安全满意度较高,因而长岛旅游区可以增加亲海度高、刺激性大的旅游项目,刺激更多消费;(2)可根据旅游者安全支付意愿所表现出的潜在市场需求规模来确定长岛旅游区的安全保障投入,以期在未来市场中将旅游者安全保障的支付意愿转化为实际经营收益。     

地缘战略交汇区类属的国别地缘环境解析——以乌克兰为例

地缘环境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加强世界地理研究的现实需求及国内地缘政治学复兴的创新转型。当前地缘环境研究聚焦在普遍属性分析的规范化指导层面,空间异质性的客观存在要求对其进行分类讨论和解析。论文基于地缘战略实践的空间视角,尝试划分出单一战略型、战略交汇型及永久中立国型3种类属的国别地缘环境,构建了以国家危机事件为问题导向的战略交汇型国别地缘环境解析思路和分析框架,并以乌克兰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无论是自然地理还是社会经济文化,乌克兰都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分异,为外部势力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性和可操作性。② 因果关联作用下,共同的斯拉夫历史渊源导致乌克兰在社会文化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较高。主观建构作用下,出于对乌克兰特殊的战略位置及优越资源条件的觊觎,俄罗斯和欧美都在积极建构与乌克兰的地缘关系,但这种基于国别利益而主观建构的关系波动较为剧烈。同时,双边互构的地缘关系维系时间明显长于单边建构的。③ 俄罗斯、欧美和乌克兰之间不仅形成了空间和物质上的显性结构,还有隐性的主观理念结构以及历史演变的过程结构。显著分异的地理环境、高度依赖的地缘关系及主体间的地缘结构综合作用下的乌克兰,国家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在中国国家崛起的关键时期,深化对地缘战略交汇区国别地缘环境的研究对处理周边地缘危机事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劳动力视角下 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战略耦合机制——以富士康郑州投资为例

全球生产网络（GPNs）非常重视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及影响机制,然而以往研究相对聚焦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着重探讨产业联系、技术外溢、社会网络等要素的影响,而对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跨国企业并未给予足够关注。本研究以郑州富士康为案例,融合劳工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基于2017—2021年对郑州富士康的追踪调研,研究发现：① 在全球网络动力与本土地域动力相互联动的作用下,地方区位优势和企业空间粘性虽然发生了显著变化,并初步呈现出互惠式耦合特征,但郑州富士康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仍以依附式为主。② 劳动力视角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形成机制主要受制于公司属性特征与员工雇佣方式（包括企业性质、用工模式、工资福利等）、区域人口红利与劳动力供应格局、政府中介政策与劳动力行为选择等因素。③ 促进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维持劳动力市场弹性和激励跨国公司扩大投资并促进生产网络区域化应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战略制定和政策实施的两个基本维度。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有效弥补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战略耦合对劳动力作用的忽视,而且通过典型案例可以为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关系提供实证经验支持。     

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

近年来,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成为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和乡村振兴中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对乡村空间实践中多元主体如何进行理性协商提出了新的诉求。以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村“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为分析对象,对旅游背景下翁丁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进行了剖析。认为：① 在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塑造的地理空间实践中,翁丁正经历着从“地方性空间”向“流动性空间”的转向,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力量以及不同主体的空间诉求,正在重塑着翁丁社会文化和关系的空间生产。② 翁丁原生公共空间塑造的秩序具有集体意识,但目前空间意义的叠写带来了地方的差异化认同,地方正在从“自然式认同”转向“分裂式认同”,作为民族团结和认同结构优化的切入点,需要逐步过渡到以主体间性和民族间性为特征的“理解式认同”。③ 空间意义的叠写和地方认同的分裂容易引发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取向之争和地方意义的虚无主义,为此需要积极形成空间道德实践的价值指引,以避免发生激进的乡村旅游空间实践现象。未来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应避免以一类主体掩饰另一类主体的情形出现,公共空间的人地关系、空间主体的构成方式、地方的可见性以及不同主体道德规范的协商、妥协与让渡,是新时代乡村旅游空间实践不能忽略的维度。     

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

随着跨学科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发展,人文地理学开始从更加微观的日常生活视角关注“地方”文化保护问题,产生日常生活地理学这一研究方向。通过关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尝试探讨在国家治理与居民日常生活的互动交织中,微观尺度的精英个体通过怎样的日常实践来塑造和凸显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主体性。研究发现：首先,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中,地方精英获得“文化身份”多体现为对接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或者下沉到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从而获得底层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两种主要纵向路径,或者通过横向联系结合市场,通过商业实践建构地方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其次,由于文化精英具有一定的群体代表性,精英个体间的差异性是形成地方文化多样性实践的重要原因;文化精英个体通过凝结各种要素,融合了地方性、文化性、空间性和主体性,在执行构建文化自信的各项策略中,应给与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