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者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研究——以在华美国人为例

旅居及其引发的问题,以往主要属于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展现出强烈的属于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的特征与要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相关分析等方法,对美国来华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旅居时间与东道国文化认同之间的正相关性最大,旅居国数与一般生活满意度的正相关性最弱;提出的10个假设中,除了旅居国家数量对文化取向的变化没有显著影响关系外,其余9个假设都得到了证实。     

自然保护与旅游发展的互动及其机制研究——以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自然保护区具备良好的旅游发展条件,如何在自然保护的基础上发展旅游是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以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为研究区,探讨其自然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自然保护区的自然保护对象与旅游发展资源存在时空同一性,自然保护增强了旅游的吸引力,提升了其文化价值,而旅游开发亦在资金投入、文物修复、生态恢复等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二者的互动是价值、功能、管理等要素作用的结果.     

地方性知识、主客互动与居民幸福感——对江郎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实证研究

基于地方性知识和主客互动理论,以世界自然遗产地江郎山的当地居民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遗产地居民的地方性知识、主客互动及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模型,以回答拥有地方性知识能否促进当地居民获得幸福感及如何促进幸福感获取的问题。研究表明,知识越丰富的旅游地居民越容易获得生活、工作、心理与人际等方面的幸福感,强调了地方性知识对遗产地旅游发展的重要性,且证明了主客互动能够在地方性知识与幸福感之间搭建桥梁,发挥中介的作用。文章在理论上探讨了地方性知识在居民幸福感形成中的作用,且从主客互动的视角解释了地方性知识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机理;实践上,强调培养地方性知识和提高主客互动质量在提升遗产地居民幸福感中的重要性。     

典型山区居民生活水平评价及空间差异——以四川省凉山州为例

通过建立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西南山区的四川省凉山州彝族自治州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出各县(市)城乡居民综合生活水平指数、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指数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指数,并将其划分成较高、中等和较低三级。通过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发现,县域居民生活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聚集性,空间差异明显;相对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而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空间聚集特征更加明显。造成凉山州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空间差异的原因有:1.少数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县域城乡居民综合生活水平、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与其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呈高度负相关。2.地理资源的空间分布。凉山州地理资源条件较好的安宁河流域的"五县一市"城乡居民综合生活水平指数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指数均高于其他县域。3.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空间差异更加明显。凉山州城乡居民综合生活水平的空间差异主要体现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空间差异。随后,对提高山区居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其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进行了简单探讨。     

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以十八洞村为例

精准扶贫方略作为“一揽子工程”,为贫困乡村带来了强烈的外部冲击,驱动贫困乡村的经济、社会和空间加速重构。在对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内涵、特征及过程与机制进行理论解析的同时,以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的实践加以实证,发现：① 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是一个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的多维、全面、快速重构过程;② 在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过程中,行政势能、精英下沉、市场链接驱动,要素整合、动力激发、规划引导、能力培育、制度保障机制协同,推动贫困乡村由“低水平贫困均衡”走向“良性发展均衡”;③ 精准扶贫以来,十八洞村经历了经济系统从“二元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社会形态由纯粹的熟人社会向熟人逻辑与契约精神混合的半熟人社会转变;空间形态从生产、生活空间高度重合,但与生态空间隔离的两大传统农业区组团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机融合的多元有序组团转变。十八洞村的实践为理解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也是其“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最本质的体现。     

国内城市新区开发的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机制与模式 ——以广州琶洲地区开发为例

针对国内城市新区开发不断升温的现象,分析了城市政府和市场在新区开发过程中的动力机制:在政府实现土地升值和房地产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新区成功开发需要政府与市场的相互配合.在此基础上,提出新区开发的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即政府规划、投资引导,房地产商跟进与市民参与,并以广州市琶洲新区开发为例,演绎了政府与市场互动模式下的新区开发过程.     

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与驱动机制研究——以中亚为例

在回顾和架构能源地缘政治的内涵与研究框架的基础上,以中亚地区为例,阐释了其能源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重要性和地缘战略地位。系统梳理了中亚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刻画了每一阶段的能源开发利用态势和地缘政治特征,探讨了能源对地缘政治演变的影响和地缘政治发展对能源的作用。随后,对中亚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演进的机制进行了解译和分析,指出宏观背景、外部力量、内部力量、突发性事件及其相互作用的变化是中亚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演进的重要驱动因素。     

城市人工地貌演变过程及机制的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城市人工地貌是城市中由人类活动作用形成的各种高差起伏的人工建筑体的组合形态;本文以大连市为例,探讨了城市人工地貌的演变过程及机制,大连市城市人工地貌演变过程分为单核心扩散-绕大连湾的马蹄形延展-环形带状更新扩散期-多核心扩散、带状延展期;自然地质条件是演变的基础,城市规划是主导因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其推动力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与机制研究——以海口市施茶村为例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以海口市施茶村为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分析其产业融合过程与机制,为案例村及类似村庄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1)农村产业融合是一个多阶段、多元主体参与并相互博弈推进的过程。施茶村产业融合历经了转型探索、利益联结和多产融合3个阶段,逐渐探索出一条以石斛产业为特色主导产业的多产融合发展道路。(2)施茶村产业融合过程中,随着石斛公司、村委会、乡村能人等关键行动者在不同阶段利益意图的改变,强制通行点（OPP）由“以特色产业促进乡村发展”转变为“产业融合打造乡村振兴样板村”,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加深,政府、村委会、政策等行动者作用减弱,乡村能人和外来资本逐渐成为关键行动者,推动异质行动者网络重构。(3)非人类行动者自身属性、村民参与度提升、关键行动者及其意图改变、异质行动者间的利益博弈等联合驱动施茶村产业融合。(4)强化政府政策引导、巩固村民主体地位、吸引和培育新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是激发乡村活力和推进农村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     

陇中县域乡村集市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以甘肃省秦安县为例

论文以地处陇中黄土丘陵区的秦安县为研究对象,基于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运用GIS手段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分析了陇中县域乡村集市的发展演变过程、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近百年来秦安县乡村集市经历了“相对活跃”“曲折发展”“蓬勃发展”和“逐渐衰落”4个发展阶段,传统乡村集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功能呈现明显弱化趋势;(2)秦安县乡村集市的辐射半径约5～8 km,随着县域交通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集市辐射范围逐渐扩大,空间结构不断优化;(3)乡村人口数量、农村公路里程、各类机动车数量与集市贸易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邮政业务对集市贸易的影响在中、高分位点出现了明显的分化;(4)乡村集市的发展演变受到自然条件和诸多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多种因素共同驱动乡村集市发展演变。     

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

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面临新的重塑,以诸多大城市新近出现的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发展最为突出。本文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研究对象,采用三角检验法,综合利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手段,探讨全球化下中国城市所出现的新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总体上,一个负面的黑人群体形象已经被建构起来。就居民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居住时间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而言,各类本地居民在对黑人聚居的看法上并无太大差别;但不同职业类型的居民看法差别很大。排斥心理的产生多源于外在信息的影响,亦即本地媒体排斥、矮化性的负面响应。     

基于社会地图的东莞市社会空间研究

既有社会空间研究以社会区研究居多,主要基于社会区理论和因子生态分析方法,较多考虑分析对象的社会属性而非空间特征,对社会空间的空间侧面刻画不足,其分析结果也常常被聚类人口的数据特征所左右。本文尝试基于社会地图方法,以人口普查数据和社会设施机构POI数据首先进行社会空间属性的归纳,制作社会地图,并以此为基础,采用归纳的方法渐进探索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特征。具体以东莞市为例,通过社会地图归纳方法将东莞市划分为3大类、11小类社会空间,并具体解析了多种社会空间要素组合类型。和既有基于社会区的分析结果相比,本文对各类社会要素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及其组合特征描述更为精细,其结果对认识中国社会空间特质及其后的社会空间政策制定更具参考意义。本文认为,基于社会地图的社会空间研究,有助于自下而上地发现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特征和结构,也有助于建立基于中国的社会空间理论,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尝试。     

The role of social resource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local ecologic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hina: A preliminary case in Zhangye, Northwestern China

Social resources of indigenous people are valuable wealth, including the social norms, the relational network, belief, attitude as well as the social system which is accumula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ose social resource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local ecological resource management, which can help diffuseness and communion of skills and traditional conservation techniques for conserving and restoring the ecological sites. Social capital is one indicator of social resources, which is accepted widely.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social resources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local ecological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apital of indigenous people and local ecological resource management, taking Zhangye City as an exam-ple. In this paper, social capital of indigenous people is quantified by constructing social capital index, composed of 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 and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local ecological resource management is quantified by constructing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performance index. Based 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pproach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pproach,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performance index,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between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performance index and other factors such as per capita net income, medical treatment and so 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performance index was positive, the coefficient was 0.761, with P<0.01. An increase of 1 unit in social capital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of 1.550 units in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per-formance. With factor, such as faction, per capita net income, medical treatment, increasing 1 unit, the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performance index will increase 3.912, 1.039 and 1.005 units, respectively.     

社会资本与地方经济发展:以广东新会为例

海外关系网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从社会网络作为资源配置渠道的角度,以广东新会为例,通过实地调研、数据统计及问卷分析,探讨了海外关系网络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通过海外关系网络进入侨乡的资金主要有侨汇、捐赠和投资三种形式,三者都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新会地方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对新会地方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建立,社会网络的作用正在减弱,说明社会资本只能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作用。侨乡经济要取得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强市场的建设。     

平遥古城民居之门的形态变迁及其家的观念表征

新旧文化地理学者对物质空间与文化观念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是引发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主要动力,而“文化超机体”的概念正是其争论的焦点。民居及其空间构成记载着城市历史,传递着城市记忆,是形成中国城镇历史特征的文化空间主体。通过解读平遥古城民居大门的文化属性,探究其文化过程发现：一方面,“家”作为文化超机体概念借由大门这一特定空间符号不同程度地留存于民居当中;另一方面,不同民居大门本身的文化特征,通过空间过程的追溯得以呈现。将文化的空间分析与空间的文化研究融入到微观形态分析的范式中,是对文化地理学超机体概念的批判性继承做出的呼应。     

农村居民婚姻迁移空间演变及内在机制——以四川盆地为例

婚姻迁移是农村人口迁移的重要方面,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农村居民的婚姻迁移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不断发生演变。本文以四川盆地为例,采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立足于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婚姻迁移空间演变的主要特征,表现出通婚的地域范围在各个时期发生着不同形式的变化,总体上呈随时代发展逐渐扩大的态势,地理环境、文化程度和从业状况与婚迁距离有密切关系,经济因素在婚迁地域选择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探讨了农村居民婚姻迁移空间演变的内在机制,认为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变革、国家社会政策、经济利益诉求、空间距离阻力、婚介手段变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     

亚运会城市更新对社区居民影响的跟踪研究——基于广州市三个社区的实证调查

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对广州的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触发了广州新一轮的城市更新,涉及颇多社区与居民。现有研究仅关注亚运会前期的影响,缺乏对其后续影响的跟踪研究。本文对亚运会期间更新改造的三个案例进行跟踪研究,对比更新前后社区居民在物质、社会和心理层面上所受影响。研究表明:由于城市更新缺乏对社区居民的全面考虑,更新改造导致部分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降低,社会网络破坏,邻里关系拆散,社区满意度下降。这场快速、效果显著的城市更新,在物质层面上一定程度地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和质量,但在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却对社区居民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作为与政府和开发商不均衡博弈中的弱势方,社区居民成为亚运轰轰烈烈的城市更新改造中的社会成本承担者。城市更新应更多关注社会利益与公众参与,提倡多元化的城市更新目标。     

大城市医疗健康资源空间交互及其网络演化——以郑州中心城区为例

认知资源要素在地表人文活动中的空间交互性对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人文-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从“单资源-复合资源-资源网络”多尺度视角出发,初步构建了医疗健康资源空间交互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利用2012年和2020年百度地图POI数据,综合运用Ripley's K函数、格网熵指数、协同区位商以及社会网络分析等定量方法,从集聚交互、功能交互和网络交互3个方面研究郑州市医疗健康资源空间交互及其网络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从集聚交互上看,各类医疗健康资源在数量和增速上扩张明显,同时呈现出显著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逐步增强,相对而言,更具综合性的医院健康资源的集聚程度最高;多距离下各类医疗健康资源集聚规模差异在不断缩小,集聚交互向良性方向发展。② 从功能交互上看,医疗健康资源的功能主导类型逐渐复杂,交互复合性逐步增强。医疗健康资源功能交互空间格局经历了主导类型由“单功能为主、多功能兼容”向“多功能为主、单功能为辅”转变,由点状格局到连片发展的蔓延模式与空间跳跃的飞地模式并存的转变特征。③ 从网络交互上看,医疗健康资源网络密度基本保持稳定,网络联系性质演化特征明显。诊疗与医药健康资源始终处于强联系的地位,存在集聚促进机制;理疗健康资源在关联网络中联系强度逐步提高,网络地位有所上升;而医院健康资源以其独有的规模大、高品质和综合性等特征在网络体系中具有较强独立性。     

后现代地理语境下同性恋社会空间与社交网络——以北京为例

采用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北京作为实证研究地区,探讨后现代地理语境下同性恋社会空间与社交网络的发展特点。北京同性恋场所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场所影响参与者的行为和心理,而人也对场所产生反作用,群体活动使物理空间具备性别特征,并转变为充满主观感觉的“地方”。同性恋社交网络表现出对互联网的依赖性和不稳定性特点,并与同性恋者的“日常生活”空间相脱离。社交空间的破碎化、参与者的不稳定性和政府管制的影响都促成了同性恋社交网络的不稳定性。后现代地理中打破语言中心主义、提倡多元化和权力关系反转等原理可用来诠释同性恋的社交空间,另外,同性恋空间的研究从亚文化或少数群体文化的层面诠释了社会—空间辩证法。本文还对西方文献中“同性恋聚居区”和“同性恋的城市本质”论断进行了中国的回应。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model of rural social space quality: A case study of Longxi County in the Loess Hilly Area of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The rural social space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living standard and thinking ideas and so forth of rural residents in a certain region.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