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环境剥夺测度及其对房价的影响——以兰州市为例

小区是居民日常生活和构建社会关系的重要场所,由于居住环境差异,导致剥夺现象发生。为探究居住环境剥夺对房价的作用机制,构建居住环境剥夺测度体系,创新了居住环境剥夺指数计算方法,运用混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析居住环境剥夺与房价的关系。结果表明：（1） 兰州市平均房价为12566.93元·m^-2,空间上呈现出多核心、组团式分布格局,表现为从核心向外逐级递减的趋势。（2） 基于6个维度服务设施数量和种类差异,居住环境剥夺也呈现出不同空间分布格局。（3） 所有服务剥夺均与房价呈负相关,教育服务剥夺对房价影响力最强,生活服务剥夺对房价影响力最弱,教育和交通服务剥夺交互作用对房价解释力最强。研究结果对促进资源配置公平和城市健康快速发展至关重要。     

城市街景绿地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飞速扩张,绿地作为稀缺资源,对居民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1273份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并通过腾讯街景视图和机器学习算法提取街景绿地数据,考察街景绿地、地方依恋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内在逻辑与机理,并对比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街景绿地与居民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街景绿地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受到中介变量地方依恋的影响,即街景绿地通过影响居民地方依恋,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③ 对于本地居民,地方依恋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即街景绿地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完全通过地方依恋实现;④ 对于外来移民,地方依恋则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街景绿地不仅直接作用于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而且通过影响居民的地方依恋间接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基于自然实验的城市绿色空间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以武汉东湖绿道为例

随着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绿色空间对于居民健康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然而,现有研究较少运用自然实验的方法探讨城市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论文以中国最大的城中湖绿道——武汉东湖绿道为例,基于2016、2019年东湖绿道周边52个居住小区的1020份跟踪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准自然实验方法与混合效应双重差分模型,探索城市绿色空间干预对周边小区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东湖绿道的建设显著促进了周边2 km范围小区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控制变量中,居民心理健康水平与年龄呈正相关关系,与家庭收入水平则呈负相关关系;居民心理健康水平与小区的社会凝聚力、小区周边500 m范围的建筑密度、居住用地比例和地铁站密度呈正相关关系,与公交站密度则呈负相关关系。建议通过完善以绿道为核心的城市绿色空间网络,提高绿道可达性与邻里社会凝聚力,以此提升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内部协调性的时空演变——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

借鉴系统科学中的结构-功能关系理论,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1996~2011年武汉市中心城区土地集约利用内部协调性的时空演变,探索了土地结构、土地功能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武汉市中心城区土地结构与土地功能之间的协调性逐渐增强,但是土地功能一直滞后于土地结构,阻碍了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② 土地利用目标与土地利用强度之间的协调性逐渐提高。在研究前期,土地利用目标超前于土地利用强度,而在研究后期,两者的关系则相反。土地利用静态结构与土地利用动态变化之间的协调性比较稳定。两者之间的相对发展速度却起伏不定。③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土地结构之间的局部协调性逐渐上升,且所处的协调发展阶段也不断提高。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土地功能之间的局部协调性也稳步上升,但所处的协调发展阶段却没有明显变化。④ 武汉市中心城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逐步提高,尤其在研究后期提高的速度变大。⑤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土地结构-土地功能之间的协调性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很大。土地结构、土地功能对土地结构-土地功能之间的协调性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土地结构对协调性的影响小于土地功能。     

风险扰动下的城市经济韧性多维测度与分析——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风险扰动对城市的经济韧性发展有着较大的冲击影响,深入研究城市经济韧性对于城市经济良性发展和提升经济抵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选取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典型的经济风险扰动,以长三角城市为研究对象,以产业相对多样化、产业相对专业化、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和地区经济敏感度的多维综合评价法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进行了测度,并对其时空格局的演化、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内大部分城市的产业相对多样化指数呈不断下滑趋势,相对专业化整体态势稳定上升,有利于区域产业分工和一体化发展,应对风险扰动的经济韧性能力强,而安徽省内部分城市专业化指数过高且存在产业同构化现象;② 城市产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区域差距不断增加,与其主导产业结构有显著关系;③ 核心城市与各城市间的联系总量占比逐年降低,核心城市上海的集聚能力仍较高,致使城市间差距增加,不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整体协同;④ 城市抵抗力和恢复力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经济风险扰动对不同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由沿海城市向内部城市的地域先后性影响。论文有助于弥补已有研究在城市群地区尺度经济韧性研究方面的不足,以期为中国城市经济可持续和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方法指导。     

中国大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公平性研究——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

城市公园绿地(UPGS)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UPGS可达性可促进城市宜居、提高居民福祉。进入新时代,在建设“生态文明”和“人民城市”的背景下,关注中国大城市UPGS可达性的公平性问题意义重大。论文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从供给、需求2个方面综合测度可达性,从局部、整体角度评估了UPGS可达性的空间特征,并进一步探究了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以此探讨社会公平性。研究发现： ① 区域型、全市型和综合型UPGS可达性空间分布优于社区型UPGS可达性空间分布;② UPGS的总体可达性在中心城区呈现“核心—边缘”逐渐递减的空间形态,UPGS数量多、密度大的区域的社区具有更高的可达性水平; ③ UPGS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条件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房价较高的社区,居民的UPGS可达性也较高,UPGS可达性反映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明显。建议未来应重视更加精细化的UPGS布局优化和调控,不同区域和社会群体需求采取选择性策略,落实精准施策。论文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应用大数据和新技术优化指标数据源,采用UPGS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游憩设施和安全条件等指标精细化测度公园品质,并考虑了多种交通模式、实时路况以及不同年龄群体的选择偏好等因素,综合测度可达性,创新了研究方法;从城市经济结构视角出发,从房价入手探讨UPGS的公平性问题,拓展了已有分析框架,为中国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布局和空间资源配置提供了支撑。     

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空间差异与分类调控策略

住房支付能力事关广大百姓生活质量与福祉,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共同关心的民生话题。2020年度住建部城市体检工作对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其纳入到城市体检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全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房价/房租和家庭可支配收入数据,从购房群体和租赁群体视角客观评估了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及其变化,并划分了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空间类型区,最后分析总结了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机制与分类调控对策。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略微偏高且有所提升,2015年和2019年的平均房价收入比分别为7.01和7.76;中国城市房租收入比更加合理且有所下降,2015年和2019年的平均房租收入比分别为25.04%和22.01%。② 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空间分异明显,房价收入比呈现出明显的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特征,房租收入比却呈现明显的南高北低的特点。③ 根据房价收入比和房租收入比联合空间分布特点,可将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划分为租购支付能力双弱型、租购支付能力偏弱型、购房支付能力偏弱型、租购支付能力双强型和租房支付能力偏弱型等5种空间类型区,不同空间类型区的住房支付能力调控策略有所区别。④ 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机制包括城市住房供给和需求、城市生活质量、社会预期和住房偏好、金融与房地产政策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等方面。     

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职住关系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可能对其在城市的职住关系产生影响。本研究基于广州市居民日常出行调查数据,考察流动人口在不同家庭化迁移状态下的职住关系,并与本地市民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广州市流动人口职住临近特征明显,但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提高,职住距离增长,并接近本地市民水平。相较于个体单独迁移,夫妻共同迁移由于难以同时实现职住临近,职住距离更长;子女和老人随迁情境下,流动人口职住区位郊区化特征明显,因为郊区能以较低成本满足家庭生活对住房和住区环境的更高要求,但该情境下整体职住距离增幅较小且不显著。多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仍存在不稳定流动特征,以租房为主,租金规避需求与环境提升需求并存,需要相关政策加以关注。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基于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经济和城镇化都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厘清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本文将宜居性作为一项“要素”引入生产函数研究框架,构建了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基于2005—2019年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中国大中城市的宜居性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存在明显的维度分异和空间分异特征。② 总体上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提高具有抑制效应,但这种效应在不同时间阶段和不同城市规模中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对于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前,以及规模较大的直辖市和部分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这种抑制作用比较显著;而进入新常态阶段后,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③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还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影响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倒“N”型门槛特征。当经济发展使职工平均工资处于6万元至8万元时,经济发展能明显提高城市宜居度。经济发展本身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单一门槛抑制效应,但其负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从“宏观指引”和“微观行动”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城市居民非工作活动的家内外时间分配及影响因素——以北京上地—清河地区为例

中国各大城市交通供求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如何科学合理地分析、预测、引导交通出行需求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西方对城市居民出行需求的研究已经由基于出行的分析转向基于活动的分析,并且认为家内/家外活动决策与出行需求的产生密切相关;而国内少有从家内/家外活动时间分配的视角透视居民出行需求的产生机理的研究。基于2012年北京市居民日常活动与交通出行调查所采集的第一手数据,本研究以北京上地—清河地区为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工作日与休息日家内/家外的非工作活动的时间分配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此尝试对居民非工作出行需求的产生机理进行解读。研究表明：家内活动与家外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家内/家外非工作活动时间分配受到工作与通勤时长、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并且不同类型的非工作活动的家内/家外时间分配存在内生联系。研究结果将为居民出行需求预测与引导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城市住宅价格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影响因素

分别研究2009年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住宅均价和房价收入比的空间分异格局、总体趋势、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根据供需理论和城市特征价格理论建立了影响中国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初选因素,并根据半对数模型分析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显著,呈现出空间集聚性分异（东南沿海三大城市群与内陆城市之间）和行政等级性分异（省会与地级市之间）的双重格局;② 房价收入比较高的城市数量更多,分布范围更广,购房难度较大的城市已超过一半;③ 住宅均价的总体分异趋势和空间异质性都强于房价收入比;④ 城市居民收入与财富水平和城市区位与行政等级特征是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两大核心影响因素。     

中国城市房价、收入与房价收入比的时空分异格局

中国城市房价快速增长背景下,城市房价、收入与房价收入比空间格局既有相似性,也表现出差异性,其空间异质性与空间依赖性特征显著。本文以中国337个地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运用泰尔指数、位序-规模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2009—2018年中国城市房价、收入和房价收入比的时空分异格局、整体稳定性和空间依赖性特征进行分析发现:(1)中国城市房价增长呈现出波动性特征,整体分异程度增强,房价城市体系呈现"金字塔型"结构,收入则表现出平稳增长态势,整体分异度降低,城市体系呈现"橄榄型"结构,在房价与收入共同影响下,房价收入比整体差异性显著加强;(2)城市房价空间格局表现出"地带性"与"等级性"差异并存,而收入更多表现出"地带性"差异,房价收入比则以"等级性"差异为主;(3)城市房价和收入类型的稳定性和空间依赖性较强,高、低水平城市存在两极分化与"俱乐部收敛"现象,房价收入比稳定性相对较弱。对中国城市房价、收入和房价收入比时空分异格局和空间关联效应的分析,可以为探索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空间分异模式与机理提供必要研究基础。     

扬州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

构建包含20个评价因子、4 个影响因素和4 个预期修正因素在内的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影响因素评价体系,基于评价因子和预期修正,分别得出单户住宅档次与水平、小区建设档次与水平、区位与生活便利性、周边景观与环境等4 个影响因素强度的得分,并分析其空间分异格局。以2012 年扬州市1305 个小区的平均住宅单价为因变量,4 个基本影响因素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探索所有住宅及各子市场价格分异的主要因素,并分析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4 个影响因素强度格局明显不同,住宅自身因素的格局呈现中心低外围高的圈层式分异,而外部作用因素强度呈现中心高外围低、西高东低的扇型与圈层相结合式空间分异格局;② 扬州市总体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核心影响因素是小区建设档次与水平,不同类型住宅子市场的价格影响因素各不相同;③ 扬州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是特定住宅类型与档次建设的区位指向、特定收入阶层的空间集聚、公共物品投资的空间差异、城市居住用地扩展与城市更新的区位指向。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城市房价空间分异的模式与效应

城市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城市房价整体快速上涨,区域房价分异加剧。区域内部房价空间分异是城市发展差距的综合反映,即城市资源要素综合配置能力差异的物化表达。基于中国房价行情平台提供的2008—2018年地级城市和区县尺度城市房价数据,分析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房价增长与分异过程,发现区域整体房价呈现快速上涨、相对平稳和再度快速上涨3个阶段,区域房价差异随房价上涨而扩大,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城市房价增长更快,浙江、苏南地区与安徽、苏北地区的房价差距拉大。根据房价增长、城市等级与区位特征,将长三角327个区县划分为核心城市城区、中心城市城区、发达城市城区、其他城市城区、核心圈层县市和外围地区县市6种类型,提出一体化区域城市房价表现为整体上涨相对更快、不同类型区县间差异拉大、同类区县间存在“俱乐部收敛”等增长与分异模式。区域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与过度分异,驱使高端产业、人口等资源要素向少数“超级明星城市”集聚,加剧区域不平衡,不利于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中国市域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利用泰尔指数、σ系数、莫兰指数和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对2012—2017年中国大陆346个市域单元收入房价比的时空演变规律进行分析,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2—2017年,中国市域单元收入房价比排名整体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其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均随时间呈现增大趋势,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稳步增强。2012—2017年,中国市域单元收入房价比的空间集聚性显著增强,空间分布不均衡性有逐渐增强的趋势。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房地产投资水平、城市规模是影响中国市域住房支付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经济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具有较大的正向影响,而房地产投资水平和城市规模为负向影响;2012—2017年我国东北和东中西部则不同程度上受不同影响因素的影响。     

中国城镇房价收入比时空演变的多尺度分析

从全国、省级、市级多个尺度,运用空间自相关和变异系数等方法对中国1999~2012年城镇房价收入比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分异规律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镇房价收入比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尺度效应,国家尺度呈波动上升趋势,省级尺度先上升后分异,大中城市不断升高,且在2007~2011年省、市级尺度下存在较显著的空间自相关,表明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空间邻近联动性明显增强;② 房价收入弹性分析表明2003~2012年全国大约70%的大中城市居民的收入涨幅赶不上房价涨幅,部分城市泡沫存在的可能性较大,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不断下降;③ 全国和东部地区省份间的空间差异2003年之前为缩小趋势,之后逐渐增大,中西部省份间差异较小且基本处于缩小态势,市级房价收入比的差异要明显高于省级尺度的差异且呈上升趋势,空间差异的变化存在尺度效应和分区效应。     

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GSS (2005) 的分析

转型时期我国城镇居民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科层分配体制来获取个人住房,获取稀缺的住房资源的途径和机会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住房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处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城镇,制度、市场和家庭因素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选择。以覆盖全国88 个城镇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 年城镇部分) 调查资料为基础,本文分析了转型背景下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改革 开放30 多年以来,中国城镇的住房自有率大幅度提高,其主要原因从1998 年前的公房房改政策向1998 年后住房市场化政策转变。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收入、户籍、单位性质、职业等变 量显著影响住房选择,体现市场与制度对住房资源分配的双重影响。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住房资源紧缺、住房价格高,居民住房承受能力差异较大,工作单位性质、户籍和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对住房选择的影响更显著。随着住房市场化进一步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地方政府应逐步放宽社会住房的享受标准,尤其是户籍限制条件;开发商应更关注社会经济快 速转型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变化及其对居住偏好的影响。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城市商品住宅价格分异机理研究

城市住宅价格及其空间差异是21世纪以来引起城市地理学者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以长三角135个区县为研究对象,在通过分异度指数测度发现2014-2016年各区县商品房价差异增大的基础上,以商品房单位面积成交均价为因变量,提取16项房价影响因素为自变量,通过逐步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高校资源、经济密度、房产政策、经济实力、公共服务投入、高端从业者占比和产业结构7项指标对房价分异的影响最显著,而各因素对区域内房价的影响程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不稳定性。进而,提出房价是城市经济、人力、社会和行政等资源丰度的货币化表达,区域房价分异是城市支配资源能力差异的综合反映,其中行政资源在各类资源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判断,长三角各区县房价在短时期内较难实现“俱乐部收敛”,沪宁杭等核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房价差距可能会继续扩大。     

Effect of land prices o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housing prices: Evidence from cross-county analyses in Chin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driving forces of housing prices in China using a 2,872-county dataset of housing prices in 2014. Multip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housing demand, supply, and market, are combined to establish a housing price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land prices on housing prices. The relative impacts of land prices on housing prices at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are then analyzed using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technique. Finally,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land prices on housing prices is discussed.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Housing prices have a pyramid- ranked distribution in China, where higher housing prices are linked to smaller urban populations. (2) Land prices are the primary driver of housing prices, and their impacts on housing prices vary over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To be specific, the effect of land prices is the strongest in the urban districts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3) The internal influence mechanisms for land prices driving housing prices are: topographic factors, urban construction level,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high-quality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 and the tertiar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vel. The urban land supply plan (supply policies) is the intrinsic driver that determines land prices in cities; through supply and demand, cost, and market mechanisms, land prices then impact housing pr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