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街景影像和手机信令数据的城市街道安全性研究

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街道安全性问题突出,已有研究利用城市视觉要素刻画街道安全感空间分布,忽略了街道真实安全性与安全感间的差异。该文利用街景影像和手机信令数据,结合K-means聚类算法与笛卡尔积运算模型减少“安全感知差异”,以长沙市主城区为研究案例,得到白天、夜晚及总体城市街道安全性分布:1)长沙市主城区安全感指数随圈层数增加呈波动递减趋势,主要原因是建筑视觉要素占比下降较快以及天空视觉要素占比逐步上升;2)长沙市主城区呈双圈层结构,白天高安全性、夜晚低安全性以及总体安全性最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主城区中心,具有明显的聚集现象。该研究通过对城市街道安全性和低安全性街道的分析提出街道优化建议,为城市规划提供参考。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广西区域多尺度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为揭示广西壮族自治区网络空间结构特征,采用手机信令数据分别从亚区域、地级市、市区―市区、市区―县（市）和县（市）―县（市） 5个尺度测度了其网络关联强度和中心性。结果表明：1）在水平联系上,亚区中桂南中心性最高,其次是桂西和桂北,桂东中心性最低;4个亚区间的联系表现为桂南与桂西间联系最密切,桂南与桂东、桂北间的联系相对较强,桂北与桂东、桂西间的联系相对较弱,桂西与桂东间联系最弱。地级市间南宁中心性最高,其次是来宾;关联网络以南宁为核心向外辐射,有2条突出的联系,分别为南宁―河池和南宁―来宾。市区联系网络中,桂林市区的中心性最高,其次是柳州市区和玉林市区,河池市区中心性最低;有5条联系较为突出,分别为防城港―钦州、贵港―来宾、钦州―南宁、来宾―柳州、崇左―南宁。县（市）之间的关联强度总体水平较低,关联强度较高的联系主要分布在北部湾城市群、西江经济带、324国道沿线以及桂林漓江风景区周边。2）在垂直联系上,亚区内部城市间联系表现为桂北最强,桂东、桂南其次,桂西最弱。受行政管辖的影响,市区与县（市）间的联系符合一般的距离衰减规律,部分市区和与县（市）之间的联系超出行政管辖的范围;基于各市区的...     

上海都市区边界划分——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探索

都市区是中心城市及其主要影响范围,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国外都市区范围根据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通勤联系划分,本质上是与中心城市具有密切经济联系的统一劳动市场区。国内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通过通勤联系划分都市区的相关研究难以开展,且划分结果在内涵上与国外都市区差异较大。移动电话是目前普及率最高的移动通讯终端设备,其包含的地理位置标签可反映用户的职住地信息。利用上海移动2014年上半年某两周2G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用户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参照国外标准,根据中心与外围地区的通勤联系划分上海市都市区。在通勤联系的基础上,尝试采用消费联系作为都市区划分的辅助标准,并对划分结果进行了调整。结果表明：① 基于通勤联系的上海都市区主要包括中心城周边地区、松江新城及外围大型工业区,基于消费联系调整的上海都市区包括中心城周边地区、松江、嘉定、青浦等新城及浦东惠南地区、长兴岛,整体上呈现东西略长、南北略窄的形态;② 通勤联系和消费联系可以相互结合划分中国的都市区边界,通勤联系作为主要指标,消费联系作为辅助指标;③ 上海与国外城市都市区差异较大,国外都市区范围扩展极广,上海都市区范围未超过行政边界,局限在在中心城周围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的机场腹地识别算法研究

机场腹地是完善和管控机场地表集疏运网络的基础依据,传统的机场腹地测算方法在时效性、准确性、解析性等方面已无法满足经济全球化时代事件管控和精准服务的需求。该文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构建新的机场腹地识别算法,并利用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提供的石家庄机场2019年10月2-8日的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石家庄机场腹地范围,通过测算不同尺度行政单元的进/出港旅客出行强度,揭示机场腹地内部结构的多尺度特征。研究发现:1)超过95%的出港旅客的出发地位于以机场为中心、200 km为半径的圆形区域内,或位于以机场为目的地的90 min等时圈内。2)市级尺度机场核心腹地为石家庄,主要腹地是保定,次要腹地是衡水、邢台、沧州和邯郸,6市进/出港旅客数量占比超过99%;县级尺度进/出港旅客的出行强度呈现圈层结构,且以机场为中心,向外逐步衰减;在乡级尺度,机场腹地不再连续,交通线附近出行强度高;村级尺度进/出港旅客出行密度呈现出城市>建制镇>村庄的特征。该算法为监测机场腹地的时空动态特征提供了工具,也为构建机场腹地的个性化扎根理论提供了支撑。     

基于物流企业的长三角地区城市网络结构

物流企业是承担城市间物流配送任务的专业化经济组织,在全球城市网络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基于物流企业关联的城市网络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以全国百强物流企业的总部—分支机构为基础数据,采用网络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基于生产/生活性物流功能的长三角地区空间关联格局呈现出“一体两翼”(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的发展态势,并有逐渐向苏中和浙南等地区扩展的趋势;“一主两副”的空间结构正逐渐被打破,并呈现出“Z”字形向“一轴多极”的网络空间结构转变和中小城市跨区域的空间关联存在断层等新特征;在企业利益最大化与交通信息技术变革的作用下,长三角地区城市网络的形成主要受到GDP与城镇化率的影响。     

中国省会城市国际化水平比较研究

城市国际化不仅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与其他国际城市逐步接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与其他城市的物质、文化与信息的交流,实现城市发展利益的最大化。在目前城市国际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现有方法的不足,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了分因素排名比较分析和综合得分排名的分类比较分析,最后根据综合得分通过类间距法将所有省会城市分为三类,并提出各类城市在不同城市国际化发展阶段应选择不同的发展策略。     

长三角地区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的时空动态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3—2018年企业股权关联投资数据,融合社会网络分析、马尔可夫链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从全球、全国和区域尺度探析长三角地区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地区各尺度的城际投资规模大幅提升,与关境外地区、关境内地区和长三角区域内的投资联系分别呈现服务业驱动型、制造业驱动型和行业均衡型特征。② 各尺度城市投资网络呈现区域指向性和多中心演化特征,上海、杭州、南京等在长三角地区逐渐发挥对外辐合全球和全国投资、对长三角地区内部辐射区域的作用。③ 与关境外、关境内和区域内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空间分布不均,以沪宁合杭甬发展廊道为支撑的空间结构逐渐凸显,并分别呈现低水平区集中连片分布、改善空间先沿海后内陆扩张、中低水平区广域化扩张的突出特征。④ 城市投资联系水平整体呈现向邻近较高水平方向转移态势,很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存在显著的俱乐部趋同效应和马太效应。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向较高水平方向转移的难度随之增大,俱乐部趋同效应和马太效应也随之增强。地理空间格局在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状态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城市对周边城市分别产生正向和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⑤ 产业基础、劳动力成本、城市行政级别对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创新能力对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均未产生显著影响,时间距离对全球和全国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影响显著,经济全球化仅对全球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上海市不同住宅区居民就业空间研究

上海市住宅区地域分布广,住房属性、就业环境与交通环境各异,就业活动空间呈现不同的组织与分布模式。利用2014年手机信令数据识别上海市移动手机用户的居住地和工作地,选取253个典型住宅区为分析样本,将样本住宅区居民就业地核密度分布、通勤距离—概率分布等可视化方法结合就业地特征量化因子,以综合归纳上海市住宅区就业空间分布模式,分析影响因子及形成机制。研究揭示了上海市住宅区就业空间的几类典型模式,包括单中心、带状、双中心、多中心或分散,以及模式间的过渡类型。在就业空间影响因子方面,就业中心分布与轨道交通线路是主导因子,影响就业空间模式的整体分布;居住区类型特征是次要因子,导致局部就业空间模式变异。研究结论可为上海市空间结构优化布局、产业空间调整、轨道交通建设及住房建设提供参考。     

广东城市国际化发展的水平与过程研究

首先建立了衡量城市国际化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21个地级(或以上)城市1985、1990、1995、2000、2003年等5个主要年份国际化水平进行了统计分析,探讨了城市国际化的变化过程,归纳出了城市国际化发展的三种类型。研究表明:近20年来广东省所有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均在不断提高,可见国际化不是少数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独有现象。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大部分城市会出现波动和反复。     

基于从业人口数据的长江三角洲内部职能分工与空间集聚特征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年、201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10%抽样数据,以长三角139个区县为基本空间单元,提取出各区县按“行业门类”划分的行业从业人口信息,合并归纳为7 种职能类型,从结构属性和空间属性两个层面分析长江三角洲内部职能分工与空间集聚特征。首先采取洛伦茨曲线和地理集中度指数(EG),测度区域内各职能规模分异与空间集聚程度,然后以职能区位熵为基础数据进行各区县职能空间聚类分析,考察各职能集聚区的空间布局及变化情况。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长三角地区整体上以“商务商贸”和“工业”为主要职能,并且存在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农业职能则持续弱化;长三角内部职能分工结构存在不断专业化的趋势,“商务商贸”、“现代物流”和“教育科研”等专业化服务职能逐步向上海、南京、杭州三大中心城市核心区集中,而“工业”职能集聚区集中分布在沪宁轴线地区,并逐渐向沿江地区和杭州湾沿岸地区转移和扩散。     

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城市为旅游发展提供支撑,其韧性水平对区域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利用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在定量测算城市韧性的基础上,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揭示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长三角各地区城市韧性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但总体上韧性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城市韧性与旅游经济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ρ=0.444,P<0.01)。其中,城市经济韧性和城市生态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市社会韧性和城市工程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负向溢出效应。未来城市旅游发展需要关注城市韧性水平,注重城市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避免虹吸效应,同时还需要加强长三角城市群区域间交流合作,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Impact of urban expansion on regional tempera-ture chang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ased on non-radiance-calibrated DMSP/OLS nighttime light imagery from 1992 to 2003, urban land area statistical data, meteorological data and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data retrieved by MODIS and NOAA/AVHRR data,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on regional cli-matic trend of temperatur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was analyzed.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urbanization process from 1992 to 2003 in the YRD. Four city clusters of Nanjing–Zhenjiang–Yangzhou, Suzhou–Wuxi–Changzhou, Shanghai and Hangzhou Bay form a zigzag city belt. The increase rate of annual mean air temperature in city-belt is 0.28–0.44℃/10a from 1991 to 2005, which is far larger than that of non-city-belt. 2) The urban heat island (UHI) effect on regional mean air temperature in different seasons is summer>autumn>spring>winter. 3) The UHI intensity and the urban total population logarithm are creditably correlated. 4) The UHI effect made the regional annual mean air temperature increased 0.072℃ from 1961 to 2005, of which 0.047℃ from 1991 to 2005, and the annual maximum air temperature increased 0.162℃, of which 0.083℃ from 1991 to 2005. All these indicating that the urban expansion in the YRD from 1991 to 2005 may be regarded as a serious climate signal.     

城市群范围界定方法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单元,因而关于其范围界定研究一直是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突出地理学自然—人文要素融合研究优势,在改进传统万有引力模型、交通可达性、金融联系网络等定量分析方法基础上,结合主体功能区、语言—文化地理和国家战略等定性方法,集成构建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综合方法,据此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内遴选出26个城市,作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组成范围。尝试为城市群范围界定方法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也希望能够为相关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提供依据和参考。     

长江三角洲城市带扩展对区域温度变化的影响

Based on non-radiance-calibrated DMSP/OLS nighttime light imagery from 1992 to 2003, urban land area statistical data, meteorological data and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data retrieved by MODIS and NOAA/AVHRR data,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on regional cli- matic trend of temperatur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was analyzed.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urbanization process from 1992 to 2003 in the YRD. Four city clusters of Nanjing–Zhenjiang–Yangzhou, Suzhou–Wuxi–Changzhou, Shanghai and Hangzhou Bay form a zigzag city belt. The increase rate of annual mean air temperature in city-belt is 0.28–0.44℃/10a from 1991 to 2005, which is far larger than that of non-city-belt. 2) The urban heat island (UHI) effect on regional mean air temperature in different seasons is summer>autumn>spring>winter. 3) The UHI intensity and the urban total population logarithm are creditably correlated. 4) The UHI effect made the regional annual mean air temperature increased 0.072℃ from 1961 to 2005, of which 0.047℃ from 1991 to 2005, and the annual maximum air temperature increased 0.162℃, of which 0.083℃ from 1991 to 2005. All these indicating that the urban expansion in the YRD from 1991 to 2005 may be regarded as a serious climate signal.     

长三角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空间异质性

城市网络中是否存在“低端锁定”现象,低等级城市能否从网络中获益,高等级城市是否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这些问题关系城市群发展的战略导向,当前仍缺乏深入论证。城市网络外部性是指城市因联系而得到的效益,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已成为城市网络研究的新热点。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网络外部性的整体特征,忽视区域内城市间的网络外部性差异。本文使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将网络外部性测度精确到每个城市,揭示网络外部性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研究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按城市汇总企业之间相互投资规模构建城市网络,分析网络联系对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证实了长三角地区存在网络外部性。研究发现：(1)虽然网络外部性未成为主导,但嵌入城市网络已经对江浙沪城市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2)网络外部性的地域差异较大,江苏省城市的网络外部性普遍强于浙江省,安徽省的网络外部性不强,城市发展仍主要由人、土地和资本的本地集聚决定。(3)长三角地区的网络外部性主要是在上海的辐射带动作用下形成的,3个省会城市南京、合肥、杭州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4)低等级城市虽未从网络中获得明显的效益,但也未被“低端锁定”,高等级城市没有在周...     

长三角城市群网络特征与省际边界效应——基于人口流动视角

构建城市网络化与消除行政边界所导致的阻隔效应是城市群一体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双重问题.网络视角下,行政边界呈现出何种程度的空间效应是揭示区域演化机制的科学问题.基于人口流动要素构建长三角城市群网络,定量识别城市网络中的省际边界效应问题.研究指出:①网络密度、平均中心性和平均控制力三项指标一致表明基于人口流动的长三角城市群网...     

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为深入探究高铁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散间的关系,论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基于2002—2017年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高铁运营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静态视角和动态双重差分模型的动态视角考察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空间集聚效应。结果表明：① 高铁效应与城市高铁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受时空压缩和客运组织的综合影响。对生产性服务业而言,静态层面上,高铁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沿线城市集聚;动态层面上,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效应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和滞后性,且作用强度随高铁网络化逐年增强。② 高铁影响下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空间组织趋于差异化,其中研发设计业为“高显著促进型”产业,信息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中显著促进型”产业,运输服务业、节能与环保服务业、生产性租赁服务与商务服务业为“高显著抑制型”产业,高铁对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业影响不显著。③ 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动态效应具有显著行业异质性和阶段性,这一阶段性特征与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动态效应保持相对一致;具有相同静态特征的产业在高铁影响下表现出相同的动态空间特征。     

泛长三角地区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变

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和成本问题,长江三角洲泛化势在必然.研究泛长三角地区的空间结构演变有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其空间发展规律,从而为泛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扩散理论并结合现代GIS空间分析技术,构建场扩散模型,从城市场空间结构演化角度分析泛长三角地区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过程.研究发现:泛长三角地区经历了行政中心孕育,行政中心极化,点轴扩散,网络化过渡和复合式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五个阶段.城市场主体区经历了"之"字型--"几"字型--"虾"型--"鳊鱼"型四种空间形态;场强极强区--场强较强区--场强一般区面积呈递增格局并且各自逐年递增;城市节点,扩散通道(线),行政区面的扩散值大大增强,但中部区域普遍大于外缘地带.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的优势及动态变化(英文)

Urban agglomeration on Yangtze River Delta (UA-YRD) had some advantages in the aspects of water, 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o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Relying on the resource-environment bases and other advantages, UA-YRD has achieved great develop-ment. Based on index system and model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he paper calculat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UA-YRD since 1978. The result shows that from 1978 to 2007, the development level increased year by year at an annual rate of 0.0333,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e. low-speed development stage (1978-1991),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1991-2000), and high-speed development stage (2000-2007). The speeds are 0.0083, 0.0356 and 0.0766,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30-year development, foreign economic activity has the greatest effect on development, followed by transportation, industrial economic activity and telecommunication (in order). Additionally, different driving forc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in different stage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to drive its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limita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and a long effective mechanism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to sustain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mong the UA development,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me comparative studi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urgently to support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A effectively, especially towards evolution, driving forces and braking fo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