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网络外部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中国汽车制造业集群网络为例

“全球集群网络”理论是经济地理学领域的新兴主题,是在产业集群研究方向上对“网络外部性”进行探讨。本文构建了网络外部性和集聚外部性影响企业TFP（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企业层面的专利数据和供应链合作数据,描绘中国汽车制造业产业集群之间的创新合作网络和供应链合作网络,并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检验和对比网络外部性和集聚外部性对企业TFP的影响,结果显示：集群之间的供应链合作网络对企业TFP产生异质性的作用。对于具有稳定的供应链合作关系的企业,其所在的产业集群与其他集群的供应链合作有助于增加企业TFP;对于缺少稳定供应链合作关系的企业,其TFP的增加主要得益于集群内部密集的供应链合作引发的集聚外部性。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网络外部性对TFP的影响是源于“学习机制”和“匹配机制”,即集群间的供应链合作能够提升企业研发能力、提高对供应链合作企业的匹配效率,从而提高企业TFP。研究结论丰富了全球集群网络的理论框架,并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论上海汽车产业集群的现状及发展

产业集群是产业空间组织革命的结果?从组织结构变革的角度看，由于以使用柔性技术及复杂的生产网络为特点的柔性化生产方式逐渐取代了刚性生产方式，产业集聚的空问状态也相应从区域内大企业组织的垂直层级结构逐渐向本地化的企业网络结构转变。目前，上海汽车产业内组织结构仍以垂直一体化的层级结构为主．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上海通用的进入及发展，更加推动了区域内的供货商体系的变革，地方性供货网络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区域外汽车企业的联系更加紧密且形式也从单纯的引进技术、资金转向信息交流、人才培训等。     

多尺度视角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空间格局及网络特征

创新活动与创新网络的多尺度空间模式是创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论文选择在知识分类上兼具隐性和显性知识特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相关专利数据,分析了2001—201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独立创新活动和合作创新网络在“区域—省域—市域”的多尺度空间特征,并对其进行空间分类。结果显示：① 创新活动在城市层面最具解释力度,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市域尺度上的创新活动存在较大差异;② 内部创新网络和外部创新网络在区域层面最具解释力度,创新网络集中在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市域尺度上的创新网络变异明显;③ 在不同尺度上,创新网络与创新活动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地方创新环境与创新主体性质是造成上述格局差异的重要原因。仅停留在空间上的分析很难深入解释创新网络格局,应从更微观的创新主体层面探究创新结网的过程和机理。此外,创新活动和创新网络分别具有“多尺度结构性嵌套”和“多尺度能动性交换”特征,未来研究应对两者之间的差别给予更多关注。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

有序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是优化区域空间组织、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过程。论文基于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在刻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及其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统计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低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疏差异促使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核心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另外,区位与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推动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危机冲击下长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韧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当前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产业集群面临的冲击越来越多,一些集群有可能实现路径突破,而一些集群可能会落入发展的低端陷阱而难以自拔。因此,研究产业集群在危机冲击下的韧性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如何走上复苏道路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利用中国工企数据库对长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进行识别,判断其所遭受的主要冲击,从抵抗力和恢复力两个维度测度集群韧性,构建数学模型分析韧性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集群面临两次冲击的抵抗力均较弱;② 集群在遭遇两次冲击后的恢复力较好,均强于抵抗力,但各个集群的恢复力差异明显,出口比例高的集群更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③ 外生型集群韧性主要体现为“低抵抗力-高恢复力”型和“高抵抗力-低恢复力”型,内生型集群韧性主要体现为“低抵抗力-高恢复力”型;④ 区域产业非相关多样性仅对两次冲击中的集群恢复力具有促进作用,对抵抗力的影响不明显。区域产业相关多样化对两次冲击的抵抗力和恢复力均无显著影响。企业知识异质性对集群抵抗力和恢复力发挥正向促进作用,而集群的对外开放程度在总体上发挥了抑制作用。龙头企业对在两次冲击下集群抵抗力的作用方向不同。所有制异质性和年轻企业占比对集群韧性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长江经济带产业的集聚与演化——基于开发区的视角

推进产业集群培育和产业有序转移,对实现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及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开发区为研究视角,从时空两个维度刻画了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结构特征及空间集聚状态,重点剖析了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开发区的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于全国而言优势显著,但下游、中游和上游地区开发区的产业能级存在梯度差异;开发区产业布局主要依托“城市群-中心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呈“小集聚、大分散”的格局,资本密集型产业主要集聚在资本雄厚、矿产资源丰富或沿海沿江地区,技术密集型产业已形成规模不等的集聚连绵区。从演变特征看,开发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度与其设立时间正向相关,且存在上中下游间的差异性,下游地区的开发区产业结构更加高级化;同时,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的空间关联性逐渐增强。最后,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基于开发区的产业集群培育和产业有序转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未来长江经济带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建设应重点依托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通过开发区产业分阶段的集群化发展模式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也应以各类开发区为载体,推进关联地区产业的有序转移。     

中国汽车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2001-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汽车制造业企业有关数据,对近10 年来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布局进行描述,利用地理集中度指数和EG指数对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后,发现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对汽车制造业具有决定性和先导性影响。针对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特点,构建了基于地级以上城市为空间单元的新建企业区位选择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① 中国不存在类似欧美日等国家整车和零部件企业邻近的空间集中集聚现象;② 零部件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特点显著,不利于产业生产率和专业化水平提高;③ 在不考虑集聚经济的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地方保护对新建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非常显著。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空间集聚程度越来越低。     

重化工业集群式创新机制与空间响应研究

本文从集群权力分层视角出发,以德国化学工业和汽车、光伏重工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方法,研究重化工业创新模式及其空间组织形态变化。理论研究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分布的弱地理邻近与空间尺度扩大是基于其产业技术特征和创新合作特点的“必然”：由于集群技术权力分层导致其创新外部性发生根本性改变,地理邻近非再必需,创新合作空间尺度由集群向区域层面拓展。德国实证研究分析揭示：重化工业空间布局呈显著弱地理邻近分布效应;其空间集聚形态已非传统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而是依托更大空间尺度的产业集聚带;重工与化工产业有着基于对综合性知识和共性技术扩散共同需求的区位指向;其核心企业因对创新合作者的高度选择权而呈现“孤岛效应”布局。研究指出,重视重化工业技术创新垂直扩散能力的培育、建立多生产环节的共性技术联盟、重视大工业区区域创新协同合作将有助于促进中国重化工业创新升级和空间布局优化。     

战略耦合演化视角下的区域经济韧性分析框架

在全球政治经济变局和多尺度危机冲击语境下,区域经济韧性已成为当下经济地理学探究区域发展动态的核心议题。区域经济韧性不仅有关本地经济属性和适应力,更受到外部联系动态的影响,在范式上需融入多尺度网络动态观。本文将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中的战略耦合概念纳入到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区域经济韧性思想中,对两部分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和梳理对比。在此基础上,以战略耦合不同模式（即耦合、去耦合、再耦合）为切入点,构建了一套基于“战略耦合演化”的区域经济韧性分析框架。研究结论：① 任何一种战略耦合模式,均是一种“战略性求变”和“语境应对”的能动行为过程,是理解区域经济韧性尺度性与能力来源的核心。② 两者在“连接度”“语境敏感性”“路径发展”概念上有较高的思想共性,相互融合可提升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内涵。③ 战略耦合的能动主体、目的、嵌入性程度及方式是理解区域经济韧性特征和机制的关键,有助于从“地方-全球连接互动”的视角来综合分析区域经济韧性的初始属性（区域优势）、过程（恢复、更新和转型）、能力（恢复力、转型力和更新力）和结果（多元路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战略耦合演化视角有利于破除以往“区域主义”韧性思想,能更科学地剖析区域经济韧性的多尺度语境依赖、多主体能动过程和多要素互动机制。此外,有利于推动关系与演化经济地理范式的融合创新,对“双循环”战略下中国企业决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现实意义。     

东北地区创新资源与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象限图法,以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从空间和行业2个视角,探讨东北地区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的集聚性和协同性。通过研究发现：东北地区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主要集中在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等城市市辖区,但在市辖区内部集聚区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协调性在四大城市市辖区及其周边县区呈严重偏离特征,尤其是汽车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而医药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空间协同性较好;从行业分析,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集聚了东北地区55%的发明专利,而43.3%的工业总产值集中在农副食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等5大行业,导致各行业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的协同性相对较低,且仅非金属制造业的协同性高于所有行业平均水平。     

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探究后经济危机时期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基尼系数、空间相关性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采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库以及相关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2009－2018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稳步发展,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拉动。2）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蓄势待发,中部及川渝地区的城市发展迅猛而东北地区陷入发展困境,企业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3）深圳、东莞等城市一直为产业重要集聚区,城市两级分化严重。3）总体上,企业更倾向于选址在产业协同集聚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劳动力成本较高而经济后发城市;在城市群尺度,不同因素对不同城市群存在异质性,反映产业发展水平、特点存在很大差异,长三角企业偏好创新能力高、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珠三角企业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城市,京津冀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成渝地区企业偏好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创新能力弱的后发城市,长江中游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后发城市。     

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集聚格局与效应分析

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对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产业集聚测度指标、改进引力模型及投入产出分析,对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空间经济效应进行评价,并与全国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辽宁省制造业以资源及资本密集型行业专业化优势最明显,但1995—2016年间在全国内的比较优势整体上有所减弱;制造业的关联行业个数小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平均值,辽宁省制造业关联行业拓展空间较大;沈阳、大连与鞍山是全省制造业空间分布以及制造业产业链空间联系的中心城市,但多数制造业行业与其关联行业的共同集聚特征并不明显;经济效应方面,2002—2012年间辽宁省的制造业对全国国民经济的推动效应有所减弱,制造业产业链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较大提升空间。     

北京典型行业微区位选址比较研究——以北京企业管理服务业和汽车制造业为例

以微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空间平滑和条件逻辑选择模型等方法,重点关注企业在城市内部微观尺度下的区位选择,并对北京典型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北京中小型制造企业倾向于在集聚区分布,符合马歇尔式产业集群的特征,而服务业则是大型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布局;② 尽管微观尺度下多样化和上下游产业链对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依然有重要影响,但是与宏观尺度下不同的是对于现代服务业来说过度多样化并不利于其发展,对于制造业来说区域专业化劳动力规模而非专业化程度更为重要;③ 政府对地铁等公共设施布局选址将对现代服务业的微观区位产生重要影响。     

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278个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外部性,是加快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5—2018年中国27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对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通过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在考虑不同空间权重矩阵情况下,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且高铁开通引致的时空压缩使得两种效应的促进作用更大。②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不同,前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直接效应;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经营范围更大,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可通过产业关联和空间溢出带动临近城市经济质量提升。③ 东部城市更多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而中西部城市更依赖制造业,且受产业发展层次影响,其空间溢出效应较低。④ 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中等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调节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时起到的作用有限;小城市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整体较弱,而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依赖性更大。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互动发展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梳理了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互动机制。认为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产业集群和开发区发展的空间载体,城市群为开发区和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生产要素、服务和市场;开发区是城市群的创新创业高地与产业集聚、集群发展的重要场所,是城市群的重要生产功能区;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是推动开发区和城市群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共享着城市群的资源与服务,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链延伸、耦合与创新,与城市群形成生产要素、市场交易、创新与服务等方面的多维度相互作用,最终实现三者的协同发展。基于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规模、结构、职能和创新等4个方面的17个指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案例区,对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两大变量组进行了互动因素与强度的量化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已形成有效互动。其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城市结构、创新投入与产出、服务职能的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经济规模、产业集聚、经济效益与产业创新,以及开发区的建设品质、产业集聚与产业效率的发展。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效率的提高,产业集群通过产业规模、效益协同开发区效率的提升,强化了城市群规模、结构、创新与职能的发展。② 长株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结构、创新与服务四类因子,对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产生了全面的促进作用,但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并未完全协同地促进城市群发展。③ 要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效益与开发区的效率,加强其对城市群发展与繁荣的支撑作用,全面实现三者的多维良性互动,提高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     

面向转型升级发展的开发区主导产业分布及其空间集聚研究

国际与国内发展环境双重变革下,开发区“二次创业”乃至“三次创业”的呼声不断高涨。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开发区的主导产业分布、集聚及其影响因素,以促进其转型升级发展。以国家级经济产业开发区为例,在系统梳理中国219家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基础上,采用核密度分析法与Ripley's K函数可视化其空间分布格局与空间集聚状态;并面向转型发展与产业升级,采用GWR方法探讨影响技术密集型产业分布与集聚的主要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表明：① 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以制造业为主,产业空间集聚存在尺度分异与空间衰减特征。② 从产业组织来看,以单一/双要素密集的主导产业组织模式为主。③ 开发区自身条件对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的促进效果相对有限;城市对开发区产业集聚的支撑作用与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存在一定的反向联系;开发区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尤其是利用国际资本的能力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具有较强关联性。面向转型升级发展,开发区自身应持续改革,主动探索;同时要处理好两个“资本关系”,即开发区与所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与国际资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