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级以上行政中心迁移的特征、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行政中心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论文采用空间分析、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级以上行政中心迁移的基本特征、经济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迁移特征方面,行政级别越高,迁移距离相对越远,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后,以华北地区最为频繁,西部地区迁移距离普遍比其他地区更远;在迁移效应方面,新行政中心周边人口、经济和建设用地增速都明显快于原行政中心,行政中心迁移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在影响因素方面,主要受资源环境条件制约、旧城规划改造推动、新区开发建设引导、行政体制改革和城市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行政中心迁移通常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现实影响

采用边界稳定系数、面板随机效应模型等方法,对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进行定量测度。结果表明：(1)在政区规模方面,省级政区规模呈持续变动的特征,当前规模总体小于历史上实施“三级制”的多数朝代;(2)在划界原则方面,“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始终是省级政区划界的重要原则,当前省级行政区划“犬牙相入”的特征更加明显;(3)在边界稳定性方面,中国省级行政边界呈整体变动与局部稳定并存的特征,当前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与清代(1820年)高度相似;(4)在影响效应方面,省界附近县级政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非省界地区,省级政区的长期稳定正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建议从行政层级、政区规模和行政体制等方面对省级行政区划进行系统改革,高度关注“市制”改革问题,推进行政区划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行政区划调整的边界建构机制及其分析框架和应用

行政区划是意义重大的体国经野之策。但是,随着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多,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公平治理,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微观过程与机制。本研究引入政治地理学的边界建构理论,认为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视为一个多元主体互动博弈、共同推动的边界不断建构的过程。区划调整虽然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权力配置的重要手段,但企业的经济活动、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等自下而上的力量也作用于行政边界的形成与“融合”。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边界化–去边界化–再边界化”过程的区划调整分析框架,考察多元主体对于行政边界产生和消解的作用机制及权力博弈,并应用该框架对济南章丘“撤市设区”的边界建构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本研究可以从理论上为探索政治地理学视角与城市研究的交叉创新提供思路,在实践上为解决“边界”和边界区域相关问题提供政策参考。     

2000年以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特征及趋势分析

系统地梳理了2000—2016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631个案例,归纳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包括撤县（市）设区、撤县设市、行政区合并、增设行政区、边界调整、隶属变更和建制升格7类,发现各种类型变更的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的需求。详细分析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和类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具有时间上集中和空间上聚集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不同,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构成和指向会随之发生变化;县级行政区划变更有着明显区域差别,经济发达和城镇化发育较高的地区是调整重点,城镇化导向突出;县级行政区划较多的省份变更频繁,减少了县和县级市数量;注重了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行政区划变革,有利于促进民族和边疆地区发展。立足于空间治理,认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基本上围绕城镇化、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战略的要求展开,代表了未来调整的趋向。     

行政边界地带跨政区协调体系构建

中国的区域发展面临跨政区整合及其协调机制重构的挑战,区域发展的冲突和矛盾在"行政边界地带—地方政府—跨政区协调"这一主题下交织和渗透,并在行政边界地带被聚焦和放大,行政边界地带成为跨政区矛盾冲突最为集中的区域。该文聚焦于国内外行政边界地带跨政区协调的研究成果,构建了行政边界地带跨政区协调体系。地方政府、企业机构、当地居民和民间组织构成跨政区协调的利益相关者,通过技术途径、组织途径和社会途径等方式,通过冲突、边界共生资源开发与利用、多边经济合作与竞争、边界生态环境治理等议题展开边界协调讨论。     

中国城市行政地域与实体地域的空间差异及优化整合

中国的城市界定与行政区划紧密关联。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系统分析不同尺度城市行政地域与城市实体地域的界定及其空间差异。主要结论：① 按照直辖市或地级市、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的层级,城市行政地域范围依次收缩,但是都大于城市实体地域范围。按照实体地域界定,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仅占30.18%。② 城市实体地域更能客观地反映城市位序规模的分布状态,而按照城市行政地域会导致规模或排序偏差。③ 未来在行政区划调整时,着重考虑撤县设市、增设地级市、确立乡级行政区划调整标准等,在建立城市实体地域时,可从独立市辖区、县城、特大镇等方面优化,并加强统计信息公开。     

行政边界对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作为静态的抽象地理要素,行政边界如何影响城市用地的空间扩张过程?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构造符合中国城市群发展历程的行政边界效应阶段模型,并根据城市群发育过程中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隐形阶段、异化阶段、疏导阶段和消融阶段,分析不同阶段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实证案例,采用趋同分析和β回归方程测度不同类型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边界效应。研究表明：行政级别跨度越大,边界效应越大,城市间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差距也越大;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累积性的特点,时间越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效应越显著。为突破行政边界制约、合理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实现城市群城市用地理性扩张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省会城市行政边界扩张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选取1997—2018年全国27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以反事实分析的方式探讨了2000年后部分省会城市行政边界扩张对全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样本省会城市行政边界扩张没有起到提高全省（区）人均GDP的作用;对于经济规模占全省（区）份额本就很高的省会城市而言,通过行政手段做大其规模反倒对全省（区）人均GDP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且作用强度随时间呈不断扩大趋势。因此,各省（区）在制定空间治理政策时应结合省会城市现有经济体量,注重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造成“一市独大”抑制全省（区）经济增长的弊端。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时空变动与演化机理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分析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时空变动格局和影响因素,能更好地借鉴和发挥行政区划设置在国家与地方治理中的支撑作用。综合梳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地理志》的考证结果,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档案、《清实录》《清会典》《大清一统志》以及清代地方志等历史文献,全面分析1683—1911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的时空变动过程与演变规律。研究表明：①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主要有9类调整模式,以自下而上的申报调整为主,关键是总督和巡抚的提议权,督抚体制是行政区划调整推进的制度保障;② 行政区划调整的频次受最高统治者的治理理念影响较大,波动明显,雍正朝是清代行政区划调整的绝对高峰期,光绪和宣统两朝是一个相对高峰期,道光、咸丰到同治时期调整最少;③ 县级行政区划的调整以新设最多,其次为改隶和析分,同级变更和合并是频次较少的两类调整;④ 升级、迁治、裁撤、新设4类调整在清代23个省的分布范围较广泛、各省域分布较为广泛均衡,变更专名、合并、改隶、同级变更4类调整的分布范围集中于直隶、河南、山西等省;⑤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格局的形成与演化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安全和统治方便是决定性因素,总体上体现出层级明确、权责明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国家治理理念。     

中国边界县区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受功能文化区理论和距离衰减定律的影响,中国边界县区凸显出明显的特性,这种“边界效应”深刻影响到老龄化进程。利用2000、2010年分县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分析边界县区人口老龄化时空格局,通过空间分析方法和路径分析模型,剖析中国边界县区老龄化进程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①2000—2010年中国边界县区老龄化率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速明显,且集中分布的趋势在相对减弱,空间差异增大,总体上呈现出东南-西北方向较为明显的分异;②热点县区集聚带基本分布于中国东南部,冷点县区集聚带基本分布于中国西北部,且热点县区显示出由东向西扩展、由北向南转移的趋势;③中国边界县区老龄化的直接影响因子为预期寿命、生育率和迁移率。其中预期寿命和生育率对边界县区老龄化有正向效应,迁移率则对边界县区老龄化产生负向效应;且预期寿命影响强度最大,迁移率次之,生育率影响强度最弱;④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自然因素作为外生变量,分别对边界县区老龄化率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其中正向因子按总效应值依次为人均教育水平、家庭结构、居住条件、人居环境指数、人均GDP和城镇化率,对老龄化率产生促进作用。     

国内外城市型政区设置研究进展与展望

政区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关系到行政管理效率和政权的稳定性,因此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城市型政区的设置与调整是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城市型政区不仅包括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等各级城市,还包含市辖区、建制镇和街道等。建制市是城市型政区的主要类型,中国的建制市仅有百年历史,却有着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数量的快速增加,城市型政区设置变化较大。本文在辨析城市型政区相关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城市型政区的演变过程、设置模式、层级与管辖幅度,并对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在此基础上,评述了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研究的主要特征与存在的不足,得出以下启示：合理设置城市型政区、创新大都市区管理体制以及减少城市行政层级。最后,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的行政区划研究进展的总结,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     

行政区划调整的政区位势理论与模型构建——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尚缺少系统的理论解释和方法测度。为了深入地探究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本文提出并界定了政区位势理论,构建了政区位势的测度模型,并以重庆市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① 政区位势是由位能（行政区地域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和势能（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级别的竞争力）构成的概念,行政区划调整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政区位势,从而改变其发展的动力和路径;② 由土地管辖权、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能力、财政分权度和行政分权度等变量构成的重庆市政区位势测度模型可以反映重庆市行政区划调整给其政区位势带来的变化;③ 实证检验得出政区位势提升对地方经济绩效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④ 科学合理地行政区划调整有助于该地区整合要素资源,优化行政管理幅度,提升其政区位势,进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政区位势理论和模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效应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为各地区行政区划调整规划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可作为行政区划调整效应评估的实用方法。     

地级行政区尺度的中国公路网络发展水平与协调性评价

对不同尺度区域的交通发展研究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中国不同区域间公路网络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仅在31个省级行政区尺度上考察这种差异存在较大局限性;在地级行政区尺度上的研究能够更加精确地考察公路网发展的区域差异。以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首先选取公路网络相关的9个指标,运用加权平均法构建区域公路网络综合评价模型,对地级行政区尺度公路网络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划分为三级区域,空间上具有东、中、西阶梯状分布的特征;其次,选取7个区域经济相关指标,构建区域经济综合评价模型以及区域公路网络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模型,证明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后,通过计算协调指数,对333个地级行政区公路网络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了评价,并划分为“超前”、“协调”和“滞后”三类区域。其中滞后区域与第三级区域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公路网络发展水平较低且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地级行政区有92个,是未来中国公路网络优化升级的重点区域。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城市化质量特征及空间差异

根据城市化质量的内涵,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就业、居民生活、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用地质量、创新质量和城乡协调等10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化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除拉萨外的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化质量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城市之间城市化质量差距明显,城市化质量总体不高;城市化质量和城市规模没有对应关系,城市不是越大越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能反映城市化质量,人口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最终目标;城市化质量较高的城市仍存在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化质量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依次降低的特点;城市化质量较高的城市呈"群"状分布,与城市群有较好的拟合。     

1949年以来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演变格局与成因分析

东北地区是中国北方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地理和文化区域。建国以来,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划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分为以下5个阶段：1949~1955年,省级政区大调整阶段;1955~1969年,省级政区稳定,地级、县级政区频繁分合阶段;1969~1979年,内蒙古东部地区划归东北三省阶段;1979~1996年,地级、县级政区调整频繁阶段;1997年至今,行政区划调整较少、以县市改区为主,政区相对比较稳定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历史文化、自然地理和政策标准等因素对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格局与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分析了目前东北地区行政区划不同层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的优化路径。     

中美地方行政单位对比与翻译

中国是单一制国家结构,行政管理采取隶属性质的层级式行政区划方式。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采取相对独立的地方政府模式进行管理。中国行政区划单位和美国地方政府单位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我国现行行政区划名称的英译存在一些误解和误译,如果对此没有充分认识,容易导致翻译和跨文化交际失误。论文通过对中国行政区划单位和美国地方政府单位进行对比,旨在揭示它们之间存在的实质性差异以及名称上的可译性限度。     

国外行政区划调整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行政区划调整是实现行政区划科学化的重要手段,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总结国外行政区划调整的经验,主要包括以下4点：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国外基层行政区划的调整非常频繁;坚持城乡分治的行政管理框架,但有向城乡合治方向发展的趋势;西方城市化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城市行政等级趋同,小城镇也同样十分发达,数量非常多;重视大都市区的管理,建立有效的行政协调机构。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对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启示,要加强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论证,进行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理顺行政管理体制等建议。     

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及类型区划分

以县为基本单元,从人口、经济和社会三方面构建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县级单元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子系统水平进行评价,构建城镇化类型区;基于偏相关系数测度各类型区的城镇化驱动力;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对综合城镇化水平进行分区。结果表明:人口和经济是反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两大子类型;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呈明显的行政等级性;划分全国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和综合城镇化非滞后型四大城镇化类型区;不同类型区的驱动力不同,市场力和行政力是全国层面的两大驱动因素;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人文地理领域进行分区研究,中国人口城镇化分区模式为北高南低,经济城镇化分区模式为东高西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