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OI数据的建设用地多功能混合利用空间分异研究

建设用地多功能混合利用对提升区域用地效率、增进国土空间效能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构建基于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即三生空间)的建设用地多功能混合利用分析框架,以济南市为研究区,采用POI数据,利用熵模型、景观格局分析和关联规则挖掘方法,探究土地混合利用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显示,研究区建设用地混合利用以生产空间、生产—生活空间和生活空间为主;核心城区的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度较高,而生产、生活空间集中连片,生态空间嵌入不足;乡村地区景观的破碎化特征明显,以生产—生活空间引领的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度较低;产业园区的生活—生态空间在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加强园区内部规划与周边区域形成互补的生活、生态空间,是实现园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关联规则的分析结果表明,科学的生产空间规划是优化混合利用的重要抓手,而合理的生态空间布局对带动区域建设用地混合利用起着关键作用。研究基于POI数据,从行为空间互动理论视角探究建设用地多功能混合规律,丰富了现有土地混合利用理论与方法体系,也为土地利用政策制定及城市空间格局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MCR模型和DO指数的九江滨水城市生态安全网络构建

兼顾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的生态安全网络对引导滨水城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以九江市为例,采用景观生态数据集和产业信息数据集,结合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和连续空间的产业集聚测度指数（DO）构建了综合评价方法,分别对景观生态格局和经济生产空间进行分析,诊断二者的空间冲突确定战略节点并构建生态安全网络。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包含重要生态源地29个,总面积为7323 km²;生态安全阻力高值区面积占39.69%,位于城市中部和东部连片区域,低值区则处于外围,且连通过渡区域较少,呈现空间上两极分化的“中心—外围”景观生态格局;② 经济生产空间临近水资源分布,呈现为小尺度集聚、大尺度分散的空间格局;主要产业集聚区的平均长度和数量均显示出重度污染行业>轻度污染行业>中度污染行业的空间关系;③ 识别出景观生态廊道总长685.57 km,选取了25个生态—经济战略节点,规划了18条总长424.53 km的重要绿带和26条总长662.46 km的一般绿带,共同构成了“蜂巢状”九江市生态安全网络格局。本文采用自然和经济条件相结合的综合分析视角,为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提供了多样化的实现途径。     

成渝城市群“三生空间”时空格局与耦合协调分析

以成渝城市群为研究区,以区县为分析单元,基于土地利用分类数据开展2010—2020年“三生空间”功能识别及耦合协调研究,揭示“三生空间”功能空间布局、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变化特征。通过构建基于土地利用分类的“三生空间”功能评分表测算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得分,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识别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冷热点分布及其变化,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各区县“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水平。结果表明：2010—2020年成渝城市群总体生产空间功能保持稳定,生活空间功能稳步提升,生态空间功能有一定下降。成渝城市群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功能热点区分别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圈层分布”“双极核”“一热点两冷点”空间格局。耦合度、协调度高值区主要为成都市、重庆市主城区、部分地级市主城区,并在研究期内逐步扩散到周边区县。对于大多数区县来说,研究期间“三生空间”变化的主要特征是生活空间功能的增加,进而带来耦合协调水平提高。     

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特征

基于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及栅格分析等方法,探讨广州市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及其可达性空间格局,并解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总体上呈现“中心城区密集、边缘区稀疏”的分布特征,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文化类集聚程度最高,康娱类呈单核集聚,自然类呈板块式集聚,专项类最接近随机分布。3）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交通指向性明显,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渐降,至从化区北部达到最低的特点。4）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存在差异,整体可达性最高的是康娱类,可达性最低的是专项类。5）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格局在“资源-交通-人口-行政”体系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武汉市城市空间集聚要素的分布特征与模式

不同城市要素的集聚现象具有不同的空间模式,定量化研究城市要素集聚模式的差异和联系对于理解城市发展机理、合理制定城市规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武汉市为例,获取不透水表面、商业服务业网点（POI）、人口、容积率、城市道路等城市要素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法识别城市主次中心,从城市要素的分布形态、集聚程度、集聚模式等来研究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研究发现,武汉市呈现“一主七副”的多中心结构,各城市要素从城市中心向外呈反S型的圈层递减。采用集聚度指数衡量城市要素的集聚水平,结果显示商业POI、人口密度的集聚程度最大,其次是容积率、道路密度、不透水表面占比。高度集聚的商业POI、人口密度呈现出点状模式与带状模式相结合的分布模式,中度集聚的道路密度、容积率呈现点状模式、环状模式与轴状模式相结合的分布模式,低度集聚的不透水表面密度主要表现为环状模式。城市中心的吸引、立体空间开发等促进了城市要素的向心集聚,交通干线、稀缺景观资源的廊道效应等重塑了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形态。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深圳市生活性服务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生活性服务业POI、手机信令和管理人口数据等大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熵指数及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深圳市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深圳市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总体呈现“两核-三带”的空间集聚特征;空间上呈带状发展形态,主要集聚在交通主干道及轨道线周边区域。2）大多数服务业类别的空间特征与总体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基本一致,少数区域因产业发展导致空间分布集聚的差异化。3）生活性服务业混合度在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类别相对均衡,在宝安区、龙华区等其他区类别相对单一,混合度高的区域大多集中在“两核”外的边缘区域,而不是POI密度最高的“两核”核心处。4）人口因素是影响生活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交通因素,经济因素和空间因素的影响程度较低。5）各探测因子对各类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不同年龄段因需求不同影响到各类别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     

西部欠发达城市人口空间分布与演变

探索西部欠发达城市人口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与东部发达城市人口分布形成对照,有利于认识城市人口分布规律,引导城市人口有序疏解。以西部欠发达城市兰州为例,对其乡镇街道尺度的常住人口数据进行空间化处理,在此基础上借鉴标准差椭圆分析思路,提出变形椭圆圈层法,并结合GIS空间分析和人口密度模型拟合等方法,多角度揭示2000-2010年兰州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兰州市人口分布呈现“带状集聚”特征和“圈层-分异”结构,形成“中心区和近郊区人口缓慢增长,外围区人口快速增长,远郊区人口明显减少”的格局;兰州市人口重心在10年间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人口空间呈“西北-东南”分布格局,总体上表现出集聚态势,且10年间集聚态势有所强化;Smeed模型是刻画兰州市人口分布的最佳单中心模型,10年间人口分布的单中心趋势增强,人口多中心结构尚不成熟。     

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集聚及与交通的 空间关联

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和民用汽车拥有量的增加,人们对汽车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以郑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核密度估计法、局部Getis-Ord G^*指数,采用汽车服务业电子地图兴趣点（POI）大数据对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与内外交通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街道之间汽车服务企业数量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且呈不断拉大的趋势;（2）汽车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空间上形成了中心城区双核块状集聚、边缘城区次中心分散发展的多中心、轴带状集聚格局,两大集聚热点片区越来越突出;（3）各细分行业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集聚趋势,汽车配件和汽车销售行业的专业化集聚区域逐步收缩,而汽车维修养护和汽车租赁业的专业化区域则大幅度地向城市外围地区拓展;（4）城市内部交通和对外交通便捷性是影响汽车服务业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沿城市道路的轴线分布和沿高速公路出入口邻近分布是汽车服务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趋势。     

基于POI数据的长沙市生活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研究

生活性服务业是服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布局对发展城市经济、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具有重要作用。基于长沙市六区POI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熵指数、频数密度分析及空间聚类等方法研究长沙市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格局特征,发现长沙市生活性服务业的分布具有以下特点：1）主要受交通及城市规划指向性影响,沿交通主干道集聚分布,整体布局呈“一核四轴多极”且空间分布与人口集中度联系紧密,东西差异明显,东部多而密集、西部少而分散;2）不同类型的生活性服务业分布特征各异,在空间形态上主要表现为“单核心”、“双核心”和“多核心”等;3）其功能多样性布局呈现以五一广场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特征,功能多样且混合程度高的区域位于城市中心,城市边缘区生活性服务业集聚性较弱且多为单一功能或者双功能混合区。     

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分析

以三亚市为案例地,通过爬取六类旅游休闲业态POI数据,综合利用最邻近距离指数、核密度估计、多空间聚类、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技术,深入挖掘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业态总体数量及特征空间尺度急剧上升,分布格局呈“极核-轴线-面域”分布形态;主要集聚于三亚湾度假区,散布周边临海区域,且集聚程度随空间尺度的增大呈先增后减态势（;2）各类旅游休闲业态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其中购物、住宿、餐饮业态与总体集聚特征呈现高度一致性,各类业态集聚分布特征显著不同且尺度依赖性明显,其中旅游景点业态集聚程度随时间距离的增加不断减小,其余业态均先增后减（;3）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的形成是由政策引导城市发展决定的,即在旅游休闲需求升级与城市发展的转型升级的双向推动下,从经济水平、人口特征、交通条件及资源禀赋四个方面影响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演变格局。     

郑州市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特征及便利度评价

以国家中心城市郑州的旅游类兴趣点数据为基础,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空间相关性分析等GIS空间分析方法,对郑州市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特征及便利度进行分析,为郑州市旅游空间布局规划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郑州市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整体上表现为“北多南少、北密南疏”的格局,呈现出面状集聚和点状分布并存的局面,市辖区的旅游资源远多于其他区县;（2）郑州市旅游资源相对较分散,各类旅游资源主要沿“东南-西北”“东北-西南”的方向分布,且存在一定的向心性;（3）餐饮、酒店、交通等服务设施与不同城市旅游资源类型的空间匹配度不同,其中交通设施与旅游资源的空间匹配度最高,旅游资源倾向于分布在交通发达、食宿方便的区域;（4）郑州市旅游资源便利度在空间上表现为“中间高,四周低,城区连片,郊区分散”的整体格局。     

村域尺度“三生”功能与生活质量感知空间格局及其关联——以江苏省扬中市为例

以经济发达区江苏省扬中市为例,基于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及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GIS空间分析、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对居民生活质量与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功能水平空间格局进行定量测度及关联研究。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各单一功能水平不等,空间形态差异显著;“三生”功能水平整体较低,高值区分散,低值区长江沿岸、建成区周边集聚,与生产功能高低值集聚区空间重叠度高。② 扬中市居民生活质量主观感知总体为中等水平,相邻村域生活质量感知趋同,高值区集中于三茅街道及五一村、丰乐村等地,低值区呈零星散布状。③ 研究区“三生”功能与生活质量主观感知整体空间关联密切,局部因地域分异及公共基础设施与环境条件差异有所偏差,未来仍需因地制宜强化管理,协调区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关系。     

基于街道尺度的西安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基于POI教育设施点数据,以街道为研究尺度,利用ArcGIS的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以及GeoDa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对西安市主城区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空间布局上,西安市基础教育资源表现出“外疏内密、东疏西密、北疏南密”的特征,在方向上,其空间布局呈现出“东北—西南”的特点;幼儿园及小学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少部分集中在外围,中学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H-H类型区主要集中在城南和城北,L-L类型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的特殊区域。总体来看,基于街道尺度的西安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能够清晰地反映西安市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格局,可为政府相关部门合理规划教育设施的布局提供理论依据。     

街道尺度下的零售商业中心热点识别与业态差异——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零售商业的空间分布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科学分析城市零售商业的集聚特征,有利于优化城市用地布局及合理配置城市商业资源。基于POI数据,以武汉市街道为研究尺度,通过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及Ripley’s K函数来识别武汉市零售商业中心热点和分析各业态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武汉市零售商业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集聚趋势和扩张态势并存,在中心城区集聚特征明显,并形成多个次级集聚中心。(2)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Moran’s I为0.385,说明武汉市零售商业分布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高-高集聚区的街道集聚特征明显,但其辐射带动作用较弱,极化现象明显。(3)零售商业分布的“中心-外围”结构明显,零售商业集中区主要分布在以江汉路商圈为核心的10 km圈层范围内,由中心城区向远城区递减。(4)不同距离下各业态空间集聚存在差异,商场、超市进行区位选择的范围较小,便利店、家居建材市场、专卖店的距离范围较大。     

黄河流域甘肃段县域“三生”功能空间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识别

通过构建“三生”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集成运用熵权法、层次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结合GIS空间分析,对2006—2018年黄河流域甘肃段57个县域“三生”功能进行综合评估,揭示其时空演化和分异特征,并定量识别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甘肃段县域“三生”功能指数总体呈增强趋势,但空间差异较为显著,总体上沿黄河干流“玛曲-靖远”轴线较高而两侧相对较低;“三生”功能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其中,生态功能集聚特征最为显著;“三生”功能均随时间变化,正相关类型集聚明显,呈“组团”式分布,负相关类型集聚性低,呈“零星”状的规律;城乡一体化水平是影响研究区“三生”功能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且要素交互作用增强了“三生”功能的空间分异。     

基于POI的城市休闲空间格局分析——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基于百度POI数据,运用Ripley’s K函数、最近邻层次聚类、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乌鲁木齐市公共休闲设施空间布局进行研究,总结城市休闲空间的格局特征,进而探讨休闲空间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乌鲁木齐休闲设施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向心集聚性。（2）各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分布表现出不同的集聚倾向,娱乐类、购物类、健身类三类休闲设施热点区主要布局在主城区以内重要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附近,餐饮类休闲设施热点区表现出明显的人口导向特征,旅游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均分布在热门旅游景区附近,文化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分布于科教文化基地或多民族混居区。（3）乌鲁木齐市休闲空间格局为“圈层+扇形+组团”模式,核心为面状综合型休闲中心,外围为扇形的休闲设施稀少区、组团式多功能休闲区和组团式餐饮休闲区,最外围是休闲设施极少的郊区和组团式旅游休闲区。（4）乌鲁木齐休闲空间与人口空间分布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关系。     

交通网络与城市群旅游地耦合协调演化研究

基于交通网络和城市群旅游地的双向视角,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典型案例地,构建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的耦合协调演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二者耦合协调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呈协同上升态势,演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发展水平差异呈倒“U”型下降态势。②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空间格局均呈现出以长沙为热点区,其他城市为外围受辐射冷点区的空间格局特征,但内部空间格局的非均衡性仍然较大。③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逐渐向“转型过渡”和“优化协调”阶段演变,长沙市一直处于高耦合协调的单极态势,中高耦合协调度地区趋于集聚于城市群东部旅游集散地,低耦合协调度区位指向远离旅游集散地的城市群西部地区。     

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质量水平格局与相关因素分析

城市作为人口集聚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矛盾集中地。本文在城市“三生”空间优化理论框架指导下,构建了城市“三生”空间优化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分析2015年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三生”空间质量水平的总体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指数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格局上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和东北地区递减;东北地区的生产空间质量塌陷尤为明显,西部地区生活空间质量堪忧,生态空间质量则与地方的自然生态条件和污染治理相关;生产和生活空间优化之间相辅相成,但不乏城市生产和生态空间质量反差较大;“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口规模、行政等级之间呈倒U型相关,即规模在1000万~1500万间的城市更利于实现“三生”空间优化,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均GDP正向相关,职能综合城市和城市群地区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更高。     

互联网时代苏州餐饮业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互联网影响下城市餐饮业空间产生的变化,以城市中心异质性极强的苏州为案例,比较苏州古城中心和新城中心到店O2O餐饮业和到家O2O餐饮业空间分布,并参照实体餐饮业的空间分布,采用核密度估计、多距离空间聚类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分析方法,探讨互联网餐饮业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传统城市空间对餐饮业空间格局的影响显著,即互联网对餐饮业空间的影响建立在既有城市空间基础之上。2）互联网餐饮业总体集聚特征明显,到店O2O餐饮业呈现向高等级中心集聚的特征,到家O2O餐饮业分布更为均衡。3）两类互联网餐饮业运营模式与特定功能类型的城市空间契合度不同,旅游核心区餐饮业到店消费特征较强而到家消费特征较弱。4）城市新区商业点状分级分布的空间组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互联网对餐饮业的扩散作用。5）商场密度、写字楼密度和住宅小区密度对互联网餐饮业空间分布影响均较为明显,旅游资源密度对到店O2O餐饮业空间布局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