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北京为例

流动人口在城市更新改造中面临居住与就业的不稳定，不利于其幸福感的提升。基于北京大样本问卷调研数据，分析城市更新背景下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特征及其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低于本地人口，不同属性特征的流动人口，其居住-就业变动对应的幸福感水平有所差异；过去5年维持居住与就业稳定的流动人口其幸福感更高，发生居住或就业变动的流动人口幸福感偏低；主动型居住迁移相比于被动型居住迁移对应更高的幸福感；控制人口属性后，就业单项变动及居住-就业双变动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且就业变动带来的消极作用对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居住变动对幸福感产生正面影响，且居住变动带来的积极作用对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     

阶层化背景下的就业空间——以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为例

采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市辖区(县、市)为基本地理单元,对广东省的21个地级市133个样本进行阶层化背景下的就业空间研究。通过对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就业构成和就业类型区的分析发现:(1)与流动人口相比,常住人口就业空间的分异更显多元化,其就业的体制内特征更为明显。两类人口就业空间没有形成社会极化结果,收入与职业的极化并未导致社会空间极化的出现,但也存在着类社会极化的特征。(2)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就业构成具有中产化特征,在空间上具有中心城市指向性。而就业差异是否导致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之间的结构性阶层分异,则需进行后续的深入论证。     

北京流动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区域差异

在整理分析官方网站和实地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研究了1997年以来北京流动人口来源地、教育水平、年龄结构、就业等特征变化与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3个圈层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不同来源地、不同来京时间、不同教育水平、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居住状况、不同未来流动意愿的人口在这三个区域的分布差异。研究表明：①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华北地区的传统格局在发生着变化,来自距离相对较远文化上与北京差异较大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 (7.5%),表明距离成本、文化心理成本在流动人口总转移成本中的重要性下降;② 流动人口趋于在近远郊区的集中分布与这一地带日益成为北京的发展重心密切相关;③ 第三产业在创造流动人口的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④ 其就业结构趋于与全市产业结构一致并接近北京城区常住居民的就业结构,而与乡村居民的就业结构差异较大是这一群体的重要就业特征;⑤他们在第三产业白领部门就业的比重远低于城区常住居民,但这一状况在逐步转变,已由1997年约为城区常住居民的1/8升到2002年的1/5;⑥ 中心区的流动人口在来源地、来京时间、年龄结构、教育水平、职业构成、收入水平、居住状况、未来愿望等方面与近远郊区的流动人口有明显差异。     

城市流动人口居住自选择中的空间权衡分析——以成都市为例

基于成都市主城区各街道的流动人口数据,分析2010-2015年流动人口规模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居住空间分异程度,并从流动人口行为决策的视角选取影响变量,分析其对居住自选择的影响程度及其空间差异,据此揭示居住自选择中的空间权衡过程,探讨流动人口的空间权衡对其居住自选择和居住空间格局形成的作用。结果表明：2010-2015年,成都流动人口在主城区南部和城市中心快速增加,其集聚态势为西高东低;流动人口相较于本地户籍人口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居住空间分异性;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居住区面积、房租、公交、企业及生活服务设施对流动人口居住自选择有明显影响,且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居住区面积和房租影响显著,但影响关系受流动人口空间自相关影响显著;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变量对居住自选择的解释能力存在空间差异性,流动人口通过不同变量空间分布的差异性权衡不同区域,以此完成居住自选择并最终形成居住空间格局。     

新时期南京居住空间分异研究

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利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分析具有明显的“时滞性”缺陷。城市更新与城市扩张过程中,中国城市中大量出现的封闭社区等新生城市空间形式改变着以往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表现出一些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特征。房地产市场数据能够直接反映住宅供给环境的改变,并可以间接预测出城市居住分异结构及趋势。通过宏观层面对南京1998-2008 年期间新建的1075 个城市居住社区属性特征的调查研究,结合微观层面对案例社区居民访谈与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探讨南京居住空间分异过程、特征与演化机制。从南京居住分异的社会空间特征来看,新时期(1998 年至今)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居住分异过程使得城市社会空间出现新圈层结构;封闭社区的大量崛起导致城市社会空间碎片化与公共空间私有化;现代社区组织模式和生活方式转变加剧了社区邻里关系淡漠。通过对南京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揭示出新时期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动力模型的一般范式。     

开发区流动人口生计资本测量及生计空间特征分析——以广州南沙新区为例

开发区在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中作为经济活动和流动人口的聚集区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对南沙新区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与访谈,从生计空间的角度测量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分析其生计空间特征,并与当地居民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开发区的生计空间存在延伸或压缩。其中,经济空间得到了延伸,制度空间、社交空间、公共服务空间、居住空间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压缩。经济空间的扩张是吸引流动人口在开发区就业的主要因素,但其余空间的压缩和经济空间的有限延伸使流动人口在进入后缓慢外迁。因此,改善开发区流动人口的生计空间,对于提升城市工业工人的生活条件,制定城市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城市社会空间整体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

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东部沿海6省市数据集,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入意愿和本地购房打算三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分为就业关联和非就业关联两种类型,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察两类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特征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率呈现出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的梯度变动特征;在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较为有限时,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不高。从影响效应看,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关键因素,此类影响效应因公共服务内容和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大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保障显著增进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上述影响效应在中小城市并不明显;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除了在个别规模城市中没有显著影响效应外,在其余规模城市中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在小城市,仅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对其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作用。     

流动人口在北京中心区和近远郊区分布差异的调查研究

为深入认识中国流动人口在城市内不同地带就业、生活的分布状态与分布差异,选择北京为例,着重社会学角度,分析研究了流动人口在北京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三个地带的分布差异。发现：①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的流动人口在人口来源地、来京时间长度、年龄结构、教育水平、职业构成、收入水平、居住状况、未来愿望等诸方面存在明显的地带分布梯度差异;②除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外,中心区是来源地较近、年龄较大、来京时间较长、收入相对较高、就业相对稳定、消费水平相对较高之外来人口聚集地;③近远郊区是来源地较远、年龄较轻、来京时间较短、收入相对较低、就业稳定性较差、消费水平相对较低而教育程度却相对较高的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区。     

福建省20世纪90年代的产业结构变动初探

分析福建省20世纪90年代产业结构变动趋向,探讨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及地区产业结构变动能力,并对福建产业结构走向提出建议.     

广州流动人口特征及空间差异分析

基于广州市典型区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对流动人口的人口属性、迁移、工作、经济状况特征及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广州市流动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已/未婚比例相当,文化程度以初中、高中为主,户籍来源以广东、湖南、广西、湖北、江西、河南、四川等7省区最多.迁移特征表现为来广州时间1月至1年居多,以赚钱为主要目的;来广州途径以亲戚朋友介绍为主.工作特征以工人居多,大都就业于私营企业,合同率很低,且工作变动频繁.经济状况表现为以中低收入为主,整体消费水平偏低.     

非户籍与户籍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多维度解析——以深圳为例

在居住空间相异指数基础上,构建了集聚—分散度、中心—边缘度和极化—均质度指数,进一步挖掘由于人口聚居形态、居住区位和居住质量等方面差异导致的居住空间分异的多维内涵,及其所揭示出的社会经济空间现象、成因及空间治理重点。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开展深圳实证研究,在计算全市及各区分维指数的基础上,分析深圳人口居住空间相异指数特征及空间尺度差异,多维居住空间分异格局特征及成因,并通过聚类分析将深圳非户籍与户籍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类型划分为三类,分类提出空间治理政策建议。从而为深入理解中国大城市日益出现的居住分异现象及机制提供新鲜视角和多样化测度方法,为解决其带来的社会及空间治理问题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居住不稳定性"对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镇化加速和人口“流动性”增强,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备受关注。流动人口的居住具有典型不稳定特征,分析其对流动人口身心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采用北京、深圳、上海等9个大城市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层级回归和分组回归,探讨影响流动人口身心健康的因素,关注“居住不稳定性”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内部多次迁居和城市间频繁流动对流动人口健康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住房因素中,自有住房和选择居住在本地人居多的邻里对其健康具有显著正面影响。另外,“性别”因素具有调节效应;居住不稳定性对主观幸福感和自评生理健康的影响程度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男性健康对时空因素更为敏感和脆弱,女性健康不佳多归因于住房和邻里。     

城市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对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处于较高水平;②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区域差异显著。东南沿海及少数西部城市心理融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山东和川渝等地区心理融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③ 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存在空间集聚效应。除川渝地区外,热点区集中于北方地区,冷点区集中于东南地区。④ 拥有房产、雇主身份和较高受教育水平加快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工资收入的增加不利于心理融入,这与相对剥夺感有关;参与“新农合”对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具有约束效应;暂住证/居住证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心理融入的重要途径。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利于流动人口心理融入。跨省流动存在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家庭规模和本地居留时间的作用不显著。     

转型期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特征与机制

采用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心理健康调查"专题数据,基于流动人口对城市和家乡的身份认同情况,结合多项分类Logistic模型等计量分析,探讨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式、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分为融合型、同化型、分离型和边缘型,总体上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城市身份认同较低;②除了个人因素以外,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还受到城市和家乡的双重影响,例如城市住房、社区类型、城市歧视感知、城市行为观念适应、乡愁情感以及家乡土地等因素;③存在从分离型到融合型、再到同化型的衍化路径,但部分流动人口会从分离型转化为边缘型;④同化型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高于其他类型流动人口。基于实证结果提出,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制度设计中,需从城乡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并积极推进其实现身份认同上的同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口迁移及其研究

从人口迁移进程的变化、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与迁移选择和迁移方式、迁移人口对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及影响等方面,综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进程及研究成果。大量的实证研究,使人们对中国国内人口迁移有了日益清晰的认识,但多数仍停留在国外人口迁移理论的框架之内。在人口迁移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居民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及迁移人口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分析比较的影响等方面还需进行深入研究。     

Female migration to Taipei: process and adaptation

Women form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migrants and of the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Taiwan. However, many questions regarding female migration in Taiwan have remained unanswered since the focus of the migration literature in the past has been on male migr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cision proces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adaptation of rural female migrants to the Taipei metropolis.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interviews of 96 female migrants who have moved to Taipei from villages. The reasons for migration are severalfold. With rapid expansion of employment in the manufacturing and urban service sectors, women are attracted to urban occupations, most of which require unskilled labor. Migrants are also motivated by psycho-social reasons. The "glamour" and "convenience" of city and greater chances for further education through work-study programs are all perceived by migrants to provide alternatives to hard and unrewarding farm lives. Though the initiative and final decision to move come from the migrants themselves, most only do so, however, with the consent and advice of their parents. The choice of moving to Taipei, rather than some other city,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friends or relatives who are alrady there. Their initial jobs and accommodations are arranged by friends and relatives. The majority of women are employed in unskilled or semi-skilled occupations. Even though they change jobs frequently in order to find better employment terms and pay, they experience limited upward mobility. Homesickness, unfamiliarity with the city environment, limited resoureces, and social lives are major problems for the rural female. Freequent home vistits are made in between jobs to relieve themselves of homesickness and the pressures of city life. Once settled, they do not segreate themselves by village origin in their occupation or palces of residence in the city, but they have a tendency to interact socially with other migrants of rural origin rather than city people.     

产业与地形因素影响下的山地城市职住空间关系——以重庆市主城九区为例

选择重庆主城九区作为典型案例,基于百度慧眼识别的就业人口与居住人口数据,通过测算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分析其人口分布特征与职住空间关系,划分就业主导区、基本匹配区与居住主导区。并基于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在对产业进行综合因子分析基础上,定量化识别产业综合因子和地形因子对重庆主城九区职住空间匹配性影响。结果表明：1）重庆市主城区的就业与居住人口空间分布趋势具有一致性特征,整体上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2）重庆市主城区的职住空间基本平衡,街道尺度上职住偏离特征不显著,但城市多组团的中心地区职住空间匹配特征稍有差异,呈现主中心（解放碑）职住平衡度低、4个副中心职住平衡度高的格局;3）空间回归模型表明,综合性服务产业因子和生产性服务产业因子强化了职住分离程度,社会性服务产业因子、制造业因子和地形起伏度降低了职住空间差异。总体上,产业布局与地形地貌是重庆主城区职住空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与政府规划、交通条件和居民生活相互补充、共同作用,塑造了重庆主城现今协调发展的就业－居住空间格局。     

1978年以来广州市居民职住地选择行为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

1978年以来,中国体制改革重塑了个体日常时空行为及其在生命过程中的活动轨迹,但鲜有文献解析长时间序列下不同代际群体对职住政策调整做出的响应及其代际差异。基于时间地理学视角与代际差异理论,将广州市微观个体职住地变动历程与代际问题相结合,利用问卷调查分析1988年和1998年居民职住制度改革前后,不同代际居民职住地变迁行为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结构性差异。结果发现：① 在居住地和就业地变迁方向方面,各代际居民住房迁出地主要集中于老城区,就业地变迁围绕两个城市中心,形成由老城核心地域向内城、近郊扩散的变迁过程。② 职住地距离变化方面,居民平均职住距离由1988年之前的4.91 km增至1998年之后的6.46 km,20世纪90年代出生居民（简称90后,下同）的职住分离度大于其他群体。③ 在职住地变迁率方面,住房商品化和就业社会化极大地增加了居民职住地选择自由度,60后和70后在1998年之后的迁居率分别为113.16%与112.33%,就业地变迁率分别为148.68%与197.26%,二者都远高于住房改革前的比例。④ 驻留时长方面,职住自由化使得驻留时长明显缩短。60后变化最为明显,该群体在一个居住地的居住时长由1988年以前的14.43年缩至1998年以后的5.43年,就业地驻留时长由12.43年降至3.95年;80后与90后在1998年以后的职住地驻留时长明显较短,70后相对较长。⑤ 能力、组合及权威制约中的房价、婚姻状况、学历、福利分房及下岗等因素对职住地变迁表现出明显代际差异,因子女上学及同事关系等组合制约对就业地变迁无显著群体差别。     

居民就业可达性的空间分布及对收入的影响——基于上海都市区的实证研究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第二次经济普查和问卷调查数据,定量描述和分析了上海都市区内部以街道为空间尺度的就业可达性及其空间格局,探讨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居住区位就业可达性的关系。结论表明：上海市的居民就业可达性呈现相对均衡的多中心分布格局,与北京就业可达性单中心的分布格局有明显的不同。同时,在控制个人经济社会属性和地区属性的条件下,上海的居民就业可达性对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地理区位较差的住房有损于居民收入,可能是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通过提高地区的居民就业可达性,有助于改善就业机会,促进居民个人收入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