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识别分析

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不仅是多样化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集中区,也是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的热点区和城市活力的窗口区。已有城市多中心研究主要关注就业和人口多中心,却较少关注公共服务设施多中心特征。基于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点要素数据,结合不同类型和等级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与质量特征,采用加权核密度与等值线分析等方法对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进行了识别。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热点区分布的空间模式有所差异,但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中心边缘结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和混合度分别呈现出“一心五片”与“一核多点”的空间特征;根据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和混合度的等值线分布综合判定,研究区范围共识别出136个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其集聚强度与距市中心距离呈现出U型变化规律,与所在街道的人口密度存在指数分布规律;多元回归模型验证,最近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距离对北京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其相对影响强度超过“市中心距离”区位变量;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形成机制包括自然历史因素的基础作用、经济发展因素的主导作用、社会需求因素的调节作用和规划政策因素的引导作用。研究认为应加强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空间均衡化建设,适度增加城市边缘郊区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数量和服务能级,有助于引导和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和人口向城市郊区转移。     

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强度时空变化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采用建设用地当量面积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百分比法计算黄土高原地区各县级单元人类活动强度基础上,从总体变化、类型时空分异、地域单元变化及空间自相关性四方面分析人类活动强度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992年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强度为12.48%,2000年达到14.49%,2008年仅上升至14.81%,2000年以前增长相对较快,2000年以后增长明显放缓;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西北低、东南高的特点,二者之间的区域则随时间发生一定变化,呈现出较低、中等、较低与中等类型交错分布的变化趋势;除黄土丘陵地区人类活动强度较低、低类型大幅度转化为中等类型外,其他五大地域单元空间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人类活动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正相关)特征,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黄土高原地区东南部的汾渭谷地和豫西北盆地区,低值集聚区大片集中于西北半壁的鄂尔多斯风沙区、黄土丘陵地区以及青东高原山地丘陵区。     

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强度时空变化分析

在采用建设用地当量面积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百分比法计算黄土高原地区各县级单元人类活动强度基础上,从总体变化、类型时空分异、地域单元变化及空间自相关性四方面分析人类活动强度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992年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强度为12.48%,2000年达到14.49%,2008年仅上升至14.81%,2000年以前增长相对较快,2000年以后增长明显放缓;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西北低、东南高的特点,二者之间的区域则随时间发生一定变化,呈现出较低、中等、较低与中等类型交错分布的变化趋势;除黄土丘陵地区人类活动强度较低、低类型大幅度转化为中等类型外,其他五大地域单元空间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人类活动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正相关)特征,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黄土高原地区东南部的汾渭谷地和豫西北盆地区,低值集聚区大片集中于西北半壁的鄂尔多斯风沙区、黄土丘陵地区以及青东高原山地丘陵区。     

PM2.5污染对中国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基于34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强调切实治理影响人口健康的环境问题,建设健康人居环境。论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以及2005年和2015年各省级行政单元1%人口抽样调查等数据资料,论文使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中国城市人口死亡率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空间回归方法,揭示城市PM_2.5的平均浓度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对PM_2.5—人口死亡率关联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人口死亡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呈现明显的异质性,高死亡率地区早期集聚分布于西南地区,2005年后在西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和华中地区呈现逐渐集聚分布态势。低死亡率地区长期集中分布于西北地区、东北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京津两市。② 人口死亡率的分布存在空间关联性,高—高类型地区早期集中分布于西南地区,后期向东扩展;低—低类型地区主要分布于北疆、内蒙古西部和广东省及其周边地区。③ 城市PM_2.5浓度对人口死亡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邻近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④ 中国城市PM_2.5浓度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存在学历差异和城乡差异,地区高学历人群集聚可降低PM_2.5的健康风险,城镇化发展进程缓慢则会加重PM_2.5的健康风险。研究旨在为防范空气污染暴露导致的健康风险、建设健康人居环境提供科学依据。     

回族聚居地区新建型城镇空间增长格局研究——以宁夏吴忠市红寺堡镇为例

回族聚居地区新建型城镇一般是指西北民族地区在扶贫工程、生态移民工程、大村庄合并等补齐短板的小康社会建设中,在适宜生产生活区域建设的回族人口占比较大的新城镇,其受政府行为和城镇规划影响深刻,与普通城镇的空间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结合增长过程有着明显区别。以宁夏中部扬黄新灌区吴忠市红寺堡镇为例,利用2005年、2010年和2016年3期遥感影像,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核密度估算等方法,探讨回族聚居地区新建城镇的空间增长格局特征。结果表明：（1）红寺堡镇从早期居住用地占主体的用地模式逐步转变为居住-工矿仓储-公园绿地为主导的复合型用地模式,红寺堡镇作为新建城镇,城镇空间增长初期主要以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用地、商服用地、城市院落用地为主形成城市核心区,呈星型原始增长模式;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多,城镇空间增长速度加快,空间呈现轴带状及跳跃式的混合拓展增长,在城镇规划引导下,用地类型中公园与绿地等生态用地、以高层建筑为主的住宅小区和工矿仓储用地占比显著上升,用地模式逐渐向复合型用地模式转变。（2） Global Moran’s I指数研究显示,经过近10多年的城镇建设,尤其是在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作用下,各用地类型的空间自相关在逐渐增强,空间格局呈现集聚态势;基于3次城镇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以功能性用地的混合布局为特征,城镇用地的总体格局没有发生剧烈变化,仅在原有基础之上进行了微调,城镇空间增长趋于稳定,用地类型、用地结构比例趋于合理,新型小城镇建设成效初见端倪。（3）作为回族聚居小城镇,红寺堡镇区清真寺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较小,总体呈现西南部相对密集,东北部相对稀少的特征,与各个时段内农业聚落大范围分布有密切关系;近些年镇区出现清真寺由低密度蔓延态势向高密度蔓延转变,这种变化主要受教派体系较多的回族文化特征影响,空间分布与各教派教众人口分布的随机性有较高的一致性。     

基于栅格的安徽省人口－经济耦合关联及地形梯度差异

基于2018年的人口数据和经济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影响模型对社会经济指标空间化,探讨安徽省人口－经济空间关系对地形的响应。结果表明：1）空间化模型预测的人口和经济密度能够反映实际状况,并将人口－经济空间关系划分为超前型、滞后型和协调型3种类型。皖南山区以滞后型为主,经济集聚滞后于人口集聚;皖北地区以协调型为主,人口和经济发展处于平衡状态;皖中地区以超前型为主,经济集聚大于人口集聚;2）随着地形因子的变化,地形对人口的影响强于经济。海拔＞100 m,坡度＞6°,地形起伏度＞50 m的区域,属于经济集聚滞后于人口集聚的重点关注区域,主要分布在金寨县、霍山县、岳西县和太湖县等大别山核心区和池州市、黄山市和宣城市境内等皖南山区;3）人口－经济空间关系与地形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总体上,随着海拔升高、坡度和地形起伏度增大,超前型面积占比越来越低,滞后型面积占比越来越高,协调型面积占比基本处于稳定。这可能是由于高低起伏的地表特征不仅对农业机械化产生显著的阻隔效应,使第一产业发展受限,且对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和产业布局有显著影响,弱化了地区经济优势。     

北京市绿带游憩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

绿带是阻止城市蔓延、提高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手段,其游憩开发能够为大都市游憩空间紧缺提供有效的解决途径。以北京市第二道绿带为研究区,以2013年绿带内6种类型游憩空间（共448处）为研究对象,运用Kernel核密度算法等空间分析方法,从北京市绿带游憩空间的整体分布格局、规模容量特征和各类型游憩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主要结论：① 从整体分布格局来看,北京市绿带内形成了若干游憩空间集聚区域,游憩空间结构出现“北密南疏”的整体特征;北部游憩空间集聚程度高且分布连续成带,南部游憩空间集聚程度较低且分布离散成团;北部温榆河沿岸地区游憩空间大量集聚,成为绿带游憩空间结构的主要骨架。② 从规模容量特征来看,占地规模较大的游憩空间呈集聚分布,规模较小的游憩空间呈分散分布,绿带内已形成了6个由面积规模较大的游憩空间密集分布构成的热点区。③ 绿带内6种类型游憩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表现为：绿带内的资源环境本底决定了既有吸引物游憩空间的空间特征;政策性规划引导郊野休闲公园空间分布相对均匀;重要水系与运动健身游憩空间的空间分布高度关联;主题活动游憩空间更倾向于靠近主要交通干道;会议度假游憩空间与北京市地热资源分布契合度高;民俗体验游憩空间大量分布在海淀区上庄水库周边。揭示了北京市绿带游憩空间布局情况,为中国绿带游憩体系的统筹建设、空间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供了参考。     

中国省域二氧化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通过测算全国30个省域2000—2015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采用自然段点法,分别对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各省碳排放量进行分类,分析其空间分异化特征。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揭示了相邻各省份碳排放量的空间关联性。在此基础上,运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从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等角度,对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无残差分解。结果表明：1）时间上,我国碳排放总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在2014—2015年仅下降2%。除北京市外,其余各省份的碳排放量呈增长趋势;空间上,高值碳排放由环渤海及东部沿海省份逐步蔓延至中西部个别省份;2）各省域碳排放主要呈现高高集聚和低高集聚的特征,高高集聚稳定集中在辽宁、河北、山东、山西和江苏省,北京市和天津市与高碳排放的省份形成一个低高集聚区域;3）东、中部比西部省份更易受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是驱动作用,能源强度对碳排放是抑制作用,能源结构对各省份碳排放的影响有正向驱动和负向抑制作用,除贵州省外,其余省份人口规模对碳排放均是正向驱动作用。     

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时空演化特征

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及百分位数和变异系数,基于Arc GIS 和Geo DA软件支撑,对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的空间格局特征、空间关联特征和相对差异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空间格局上,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从西南向东北大体上呈现“W”型（较高—低—高—低—较高）空间格局,倒“U”型的县域差异特征显著。② 空间关联上,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的分布呈正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出现相似县域之间的空间集聚,全局Moran’s Ⅰ值相差不大,空间聚集程度比较稳定,趋于围绕某一偏低集聚度出现小范围内波动;局部空间自相关的LISA 集聚类型出现HH型、HL型和LH型3 种类型,依次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区的中部、西南部和东北部,局部空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但是聚类特征显现出稍微变化的迹象。③ 相对差异演变上,2001-2010 年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相对差异演变整体上呈现一定的差异性。2001-2003 年相对差异较小,趋于稳定;2005 年前后相对差异较大;相比2001-2003 年,2005 年以来相对差异明显扩大且这种较大的空间相对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小幅波动趋势。     

北京都市区人口增长的空间规律与机理

人口空间分布的规律及变动趋势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是城市规划及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在密度函数的基础上,构建新的计量模型,刻画了北京都市区人口增长的空间特征及趋势,并探讨了背后的机理。研究发现,2000-2010年北京都市区人口以集聚为主,北郊和远郊的人口先后呈现快速增长的格局。在中心区人口虽然实现了增长,但密度峰值不断降低,表现出均衡化的发展态势。1984-2010年模型拟合结果显示,随着到中心区距离的增加,人口发展速度呈现出先增后降的倒"U"型。与1984-2005年拟合结果比较发现,2005年以来远郊区人口整体发展速度大幅上升,近郊区平均增长速度也有小幅提升,而中心区人口整体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倒"U"型格局向线性递增格局演变,显示远郊逐步成为北京人口承载的主体空间。北京市人口增长的空间规律既体现了首都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人口集聚作用,也与西北部山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中心区旧城保护以及功能疏解等政策密切相关。政策启示是进一步提升远郊服务配套水平,增加就业岗位,建设功能混合、居住—就业—消费平衡的新城,增强人口吸引力。     

北京市居住郊区化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城市社会经济和交通的快速发展,北京居住郊区化日益加速。本文根据北京人口迁移、居住区开发建设,并选择四个大型新建居住区住户问卷调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对北京居住区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进行剖析。居住区空间以沿各环路圈层扩展、沿向外辐射主干道带状延伸及在现代产业集聚区周边扩展为基本特征。多数居住区规模较小,功能单一。居住区类型日益多样化,且分布趋向区域化。居住区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城市交通网络向外扩展及郊区产业的发展,未来北京居住郊区化仍是呈较快推进的趋势,根据北京可用地资源条件及未来交通网发展及产业布局,居住区发展重点主要在东郊和南郊五环路和六环路两侧,以及顺义、通州、亦庄、良乡等新城。     

市场转型背景下北京市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机会与职住分离研究

基于北京市9个不同类型中低收入社区的600位就业者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验证了住房机会（住房搬迁机会）以及就业机会（工作单位类型）等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因素对中低收入者就业可达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北京市中低收入居民中,国有企业单位及非国有企业单位就业者相对于行政事业单位就业者,显著地承受更大程度的职住分离,体现出单位制度残留的持续影响。由于政府保障性住房项目而搬迁的中低收入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最大,而因个人原因发生居住搬迁的中低收入者职住距离则相对较近。拥有北京市户口的本地内生型中低收入者、非户主低收入者、男性低收入者的职住分离程度显著更大。最后,北京市中低收入者的月收入与其职住距离成显著正相关,表明市场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但当考虑了住房搬迁机会变量后,部分市场化因素的影响不仅减弱并且变得不显著,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变得更强且统计上显著。由此说明,对于转型期的城市中低收入者而言,计划经济下再分配制度的残留与路径依赖以及城市空间的结构性调整对其职住关系的影响更为显著。     

大连居民的城市宜居性评价

以2006 年大连市大规模调查问卷为基础数据, 运用数理统计和GIS 分析手段, 从“居住安全性”、“生活方便性”、“居住舒适性”、“出行便利性” 和“环境健康性” 五大类指标出发, 首先, 对大连的城市宜居性的综合水平和各要素进行了评价; 其次, 研究了宜居性评 价结果与居民的收入、家庭构成、学历、年龄、性别等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然后, 按照居民的四类社会属性, 利用聚类分析方法, 研究了大连工薪阶层、年轻白领、低收入阶层和年轻打工族等四类人群对城市宜居性的评价差异, 其中, 拥有高收入和高学历的工薪阶层和年轻白领对大连的宜居现状满意;低收入阶层和年轻打工族收入偏低, 居住区主要位于市郊和老工业区等, 对大连的宜居性评价较低。     

北京市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职住分离研究

居住和就业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采用人口集聚指数、GIS空间分析及Logit回归分析等方法,利用北京市“六普”及实地调研数据,来获取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及职住特征,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北京流动人口集中于城市拓展区,呈“环状圈层”分布特征。②近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普遍较长,职住分离较明显,相应通勤时间也较长;远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较短,以就地工作为主,由于远离城市核心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较差。③家庭就业人数、未成年及老人数、住京时长、收入、受教育程度、行业、交通工具选择等对其通勤距离具有显著影响。上述结论可为研究城市弱势群体工作居住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参考。     

郊区化背景下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影响——以广州为例

本文从健康地理跨学科的视角入手,以广州市典型郊区的102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并选择10个城区街道的927个样本作为参照组进行对比研究,重点探讨中国式快速郊区化背景下,郊区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层面探讨居民城市建成环境、健身行为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基于WHO-5反映心理健康量表的评分,郊区样本心理健康状况平均分值只有8.411分,远低于城区样本的平均12.788分,郊区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相对于城区居民,郊区居民健身活动受长距离的通勤及不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的时空约束更为明显,健身活动频率更低、时间更短、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住宅附近。这种差异除了受个人经济社会属性、邻里社区融入等因素影响外,还明显受到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弥补过度市场化逐利下造成的城市公共性缺失,维护社会空间公平,完善中国式郊区化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体系,改善郊区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为郊区规划及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Exploring the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urban transit system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ocal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driver of urban population excessive growth in China’s mega cities. Urban transit system (UTS)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s within urban areas, especially rapid and high-capacity transit syste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al effects of the extension of expressways and subways between 2000 and 2010 in the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BMA), focusing on the group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ocal residents an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Due to the endogeneity of transportation improvements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strumental Variable (IV) regression model is applied to avoid this problem. The results show the local residents increased in the inner suburbs but decreased in the city center, whil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creased in the majority areas. IV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tension of urban transit systems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acts on population growth across the BMA.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extension of urban subway system had more effects o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an the local residents across the BMA. It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rather low fare of urban subway system. This implies that the excessive subsidy on urban subway system could result in excessive floating population growth and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even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Hence, it is necessary to plan and design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 urban transit systems in order to advance reasonable population size and promote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Moreover, the region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ffects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improvements on the local residents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inner suburbs. It implies that urban transportation improvements had limited effects on inducing people to move to suburban areas and controlling center city’s population in Beijing. Therefore, it should be stressed the differentiated effects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improvements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planning and population control.     

北京住宅郊区化与就业空间错位

北京从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始出现郊区化,其住宅郊区化特点尤为突出。北京市住宅郊区化的驱动力与西方城市的郊区化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相似之处是：都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以及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和城市规划的引导; 不同之处在于北京的住宅郊区化是一种被动的郊区化,居民本身并不想离开市区,但是旧城改造与市区内高昂的房价迫使居民不得不到郊区购房。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发展,北京也出现了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这种空间错位虽然与美国郊区化过程中空间错位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出现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离,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导致交通拥挤、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     

基于居住区比较的西宁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空间研究

采用2013年西宁市城市居民周日和周一连续两天的活动日志调查数据,利用趋势面和路径缓冲区方法表征和测度西宁市城区单位、郊区单位、城区商品房、郊区商品房、城区混合5类居住区居民的活动空间,并进行比较研究,在行为层面上对西宁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空间特征及成因进行解读,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活动空间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单位居住区居民形成了职住接近主导的近家工作活动空间,商品房和混合居住区居民形成了较为扩展的工作活动空间;(2)各类型居住区居民工作日非工作活动近家集聚;(3)休息日单位居住区居民活动空间较工作日扩展,郊区商品房居住区居民活动空间较工作日收缩,城区商品房与混合居住区与工作日几无差异;(4)郊区居民活动空间范围显著大于城区居民,居住区距离市中心的距离对西宁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空间范围具有正向影响;(5)住房属性是影响居民日常活动空间的重要变量,工作日商品房居住区居民活动空间显著大于单位居住区居民,而休息日各类型居住区居民活动空间范围的差异缩小。     

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识别与评价

基于北京数字城市要素平台的空间集成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将居住环境的客观指标和居民主观评价相结合,以北京为典型案例,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等方法识别出居住环境类型区,然后采用以居民个体感受作为依据的价值化评价方法,明确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问题,最后总结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的空间格局。研究发现,北京城区可分为内城异质性居住区、内城同质性居住区、近郊职住混合区、近郊高密度居住区、远郊职住混合区和远郊低可达性居住区等六类居住环境类型区,其空间结构同时体现了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等特征。居民对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从内城到郊区满意度逐级降低。最后提出改善北京居住环境的建议。     

苏州老城区衰退邻里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经历了巨大转型,居住分异加剧,新城市贫困现象在特定人群和空间集聚,老城衰退邻里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苏州老城区6个典型社区的调查,发现老城区居民居住满意度存在环境类型、空间类型、更新类型和人群分异。居住满意度主要受住房条件、社区环境、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影响,其中城市历史社会空间结构奠定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总体格局,具体设施条件受建成时间、维护水平、人口密度和更新机会的影响;城市更新、原住民比例下降和外来人口迁入导致的人口置换过程破坏了原本良好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居住满意度,减少了脱贫机会。从微观社区尺度研究老城衰退邻里的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不仅能加深对新城市贫困现象的理解,也有利于未来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更新规划和扶贫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