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国能源压力分析——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视角

21世纪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迅猛而粗放的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和依赖倍增,这给能源生产和供给带来巨大压力。由于产业结构和区位的异同,各省的能耗呈现空间异质和空间趋同;部分能耗通过空间效应来解释,可以改正传统能耗模型的估计偏差。采用能源消费总量作为环境压力的衡量指标,以STIRPAT模型为基础,将能源消费的空间效应纳入到STIRPAT模型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省域能源消费在空间上存在依赖性,人口、社会富裕度和第二产业比重与能源消费皆为正相关,随着人口、社会富裕度和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对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逐渐增加。适当地控制人口、社会倡导低碳生活以及节能降耗均能缓解能源压力,同时制定差异化的区域能源消费调控措施也很有必要。     

甘肃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估计及其驱动因子分析

选取甘肃省1991 -2009年经济与环境数据,建立了甘肃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利用分解分析方法将甘肃省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并以废气排放总量为例进行了定量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1)甘肃省“三废”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符合倒“U”型假设.其中,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河南高速公路网收费优化分析

现行高速公路网收费建模和优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为对高速公路网络中的各条线路之间的反馈关系研究不够。对此,把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思想方法与Hopfield神经网络方法结合起来建立河南高速公路网收费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收费最优化条件下轿车流量、客车流量与各线路的空间连接强度之间的平衡关系,从而提出河南高速公路网的优化方案。     

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环境一经济空间格局——基于全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英文)

基于中国1985～2007年30个省级行政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工具和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工业废气污染、工业废水污染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变量与经济增长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变量间均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而EKC转折点并没有出现在过低的水平上;其后基于检验结果探讨了我国环境-经济空间格局,部分东部发达省区已经越过或接近3种污染物EKC的转折点,然而我国大部分的中西部省区并未越过EKC转折点甚至距离较远。目前我国仍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在减排方面需要花费巨大的经济成本。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应根据各种不同情况因地因时制宜。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文山县城的应用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先下降后改善，环境质量与收入之间表现为倒U形曲线，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最终会解决环境问题。应用这一思想，根据1991～2000年文山县城区大气污染指数及1998～2002年盘龙河水污染物浓度与同期人均居民收入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对多数污染物而言，表现为N形的高次曲线能很好的拟合两者之间的关系，据此提出一种简单但普遍的机理来解释EKC曲线，即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正负反馈作用决定其在涨落中演变。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的广州城市环境发展趋势探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问题的凸显,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中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引入城市生态环境变化预测的研究中,选取广州市1990―2007年的一组环境变量为研究对象,采用SPSS 13.0软件为分析工具,研究环境变量随人均GDP的变化规律,预测环境变量的未来发展走势。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代表环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只是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过程的定量描述而已。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改善环境,只有经过"后治理"阶段才会出现环境质量的好转。如果只有"先污染",而没有"后治理",环境质量是不可能出现好转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意义在于强调环境政策和环保投入在改善环境质量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苏州地区城镇扩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分析

基于苏州地区1984-2005年的6个时相卫星遥感数据,从城镇实体地域扩展的视角,运用关联分维数、全局和局域空间关联指数、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构建了空间关联测度模型,分析了苏州地区城镇扩展的周期性、城镇建设用地的分维特征、城镇扩展的"热点区"空间分布及演化,城市化空间梯度的形态演化。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州地区的城镇扩展经历了稳步增长、缓速下降、急速增长和快速下降四个阶段,显示出"大起大落"的特征;在空间格局上,城镇扩展强度的高值簇区(热点区)呈现出较明显空间演化和跃迁的特征,经历了苏州市区、苏州—吴江轴线、苏州—昆山轴线(沿沪宁线)、太仓—常熟—张家港轴线(沿长江)的不断轮换,并成为不同阶段驱动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期间,城镇扩展的空间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城市化发展的空间形态由相对分散向相对集中演化,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的机理越来越显著,并且表现出较明显的带状关联特征,城市区域化发展的趋势明显。然而,在苏州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城镇发展的主导驱动机制有所不同。     

基于空间扩展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城市住房价格空间分异比较

鉴于已有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住房价格的空间依赖性,较少涉及空间异质性对住房特征价格的影响,也很少尝试构建不同计量模型来比较模型间刻画住房价格影响因素空间分异的准确性,以长沙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采用空间扩展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比较分析城市住房价格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① 空间扩展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都表明,长沙市中心城区的住房属性边际价格随着区位的变化而变化,揭示住房价格影响因素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小区环境、交通条件、教育配套、生活设施等因素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强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②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空间扩展模型都能对传统特征价格模型进行改进,但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在解释能力和精度方面都超过空间扩展模型;对属性系数估计空间模式的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形成的结果比采用坐标多义扩展的空间扩展模型更为复杂和直观。     

苏南沿江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及其测度

定义了城镇边界的划分规则, 通过卫星遥感影像获取了苏南沿江地区1984 年、1991 年、2000 年和2005 年的城镇边界, 利用分形维数(半径维数、网格维数、相关维数、边界维数)、紧凑度指数以及空间自相关指数(Global Moran I、Local Moran I), 定量揭示了区域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结果表明: 分形度量可以定量揭示区域城镇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空间组织 结构, 空间自相关可以定量揭示城镇的空间扩展过程、聚簇模式, 二者相互结合, 可以测度区域内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 揭示城市群/ 城市连绵区的形成过程; 苏南沿江地区城镇扩展从改革开放初期自发的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点状扩展模式, 经历了由政策驱动下以融合填充为主导的点- 轴延伸模式, 发展到以经济辐射联系为策动力基于区域产业空间组织的城镇连绵集聚模式, 一个大的城市群正在形成。特别自2000 年以来,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特征日益显现。区域内城市的多中心现象始终存在, 但空间极化作用逐渐削弱。     

省域尺度县域综合发展潜力空间分异研究——以云南省为实证

以县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建构了5类集成性指标项和由"主导影响因素的单要素整体分析—可量化主导因素的基于ArcGIS层次聚类分析法—瓶颈因素限制法"构成的技术路线,测度以云南为代表的山区省份县域综合发展潜力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云南省县域综合发展潜力差异性显著,且存在很强的空间集聚特征;②总体空间分异呈现城市群高而周边低,交通干线廊道高而影响区低格局,而滇中城市群已形成中心—边缘格局,滇东南、滇西、滇南等城镇密集区初现点状格局;③总体空间分异与交通条件、经济基础呈高度空间正相关。     

河南省1985—2006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分析

自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Grossman)和克鲁格(Krueger)利用西蒙*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得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后,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利用EKC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选取河南省1985-2006年共22年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利用SPSS统计软件,建立河南省经济发展与工业"三废"排放量的计量模型,分析工业"三废"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河南省工业废水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正"U"形 倒"U"形曲线左侧,工业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倒"U"形左侧曲线,即河南省工业"三废"排放量仍处于上升期,除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回归曲线已初见转折外,其余尚未达到环境质量趋好的转折点,今后仍必须加强环境保护,从而实现自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人力资本空间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

基于资本外溢性和省域技术水平间存在空间依赖性的假设,在Mankiw、Romer和Weil模型(简称MRW模型)中引入了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构建了空间MRW模型,运用中国全域及东部、西部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的空间面板估计,证实了模型假设的正确性,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在中国全域及东、西部区域中,人力资本及其空间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不显著;第二,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及其空间外溢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均约为西部地区的两倍。     

工业污染与恩格尔系数的库兹涅茨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

基于2000—2010年中国31个省份的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三类指标,适当添加人均可支配收入解释变量。利用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城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分别与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双向反馈作用关系。由EC-EKC-IP方程的结果表明,工业三废的排放与城镇、农村恩格尔系数之间的关系未必都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因此,必须协调好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两者的均衡发展,以达到降低恩格尔系数和减少工业污染的双赢目标。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对铜川市近几年经济与环境特征分析

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研究的基础上,以铜川市2001-2013年12 a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并用SPSS在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的基础上选取最优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并绘制了环境库兹涅茨特征曲线。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或者改善环境问题,经济增长只是改善环境质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铜川市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际均未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COD排放量之间与人均GDP之间均呈现平滑的单调"同步"增长趋势;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SO₂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人均GDP之间均呈现倒"U"型左半部分特征,有望达到拐点;工业氨氮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均呈现正"N"型, 2006年前呈上升趋势, 2006年以后至2012年期间,出现下降,近两年又开始增长,而且增长迅速。该研究对铜川市经济与环境特征分析,不仅定量揭示出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程度之问的关系,而且剖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变化规律,为铜川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和管理需求,为全面实施"生态休闲城市"的建设确立了科学依据。     

中国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重点检验了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农村贫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而经济城镇化集聚现象呈现逐渐消减的态势。②人口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主要表现为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特征,而经济城镇化则刚好与之相反,呈倒“U”型特点,土地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作用尚不明显,但主要表现出加剧农村贫困发生的潜在可能。③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二者对农村贫困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门槛”现象。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减贫直接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减贫潜力较弱,而大部分省份的人口城镇化减贫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益贫性的溢出效应仍然明显。相比之下,各省域经济城镇化减贫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门槛均已突破,整体上以益贫性为主。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合理推进人口城镇化,加快完善相关制度改革。有效、有序地扩张城镇空间,优化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壮大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和强化其质量升级,增加城镇就业空间,提升城镇整体辐射带动效应。统筹协调区域人口、空间、资源等的分配与利用,充分发挥要素集聚带来的正向“外部性”作用,合力推进农村长效、稳定减贫,促进城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多层次城镇化:城乡发展的综合视角及实证分析

多层次城镇化提供了一个分析转型期中国区域城乡发展特征和发展动力的综合视角,它强调在城乡系统中,用不同的空间层次去解构地区的城镇化过程,以便更清晰地洞察城镇化的特征和发展动力。以山东省淄博市为例,围绕跨省市的城镇化、组群式城市间的城镇化、本地区的城镇化、基层社区的城镇化等方面探讨了多层次城镇化的发展特征,提出以血缘、地缘和商缘关系,经济落差、中心城区规模效应、县城吸引力,以及多种"自下而上"的力量构成淄博多层次城镇化的发展动力。基于淄博的经验,概括了多层次城镇化的发展模式,认为随着转型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在用单一模式难以反映和概括新时期区域城镇化发展特征的前提下,应强调城镇化发展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     

中印城镇化区域差异及城镇体系空间演化比较

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发展历程较为相似,但发展路径和模式差异较大。两个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发展环境等的显著差异已经吸引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重点关注两国城镇化及城镇体系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演化过程。以人口普查和联合国城市人口数据为基础,采用空间分析、参数估计、非参数估计等多种方法,对中印两国城镇化和城镇体系的空间特征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由南北差异转变为沿海—内部差异,而印度南北差异的格局则基本稳定;② 从省（邦）级空间尺度来看,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当城镇化率超过50%后,两者的相关性更为显著,但是近年来中国人口密度与城镇化率的相关性不断增强,而印度则呈现降低的趋势;③ 现阶段中印两国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镇体系符合位序—规模分布的特征,但是经济改革对于两个国家城镇体系空间演化的影响差异明显,改革使得中国城镇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地理历史因素向经济系统空间结构转变,而印度城镇发展的驱动力始终是地理历史因素,经济改革甚至降低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对城镇发展的影响。     

基于DPSIRM模型的社区人居环境安全空间分异——以大连市为例

以DPSIRM因果关系模型拟定指标体系,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比较法赋权并量化计算,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对大连社区人居环境状况和全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连市社区人居环境安全单元分为五个类别,即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很差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较差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过渡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较好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优良单元;大连市人居环境安全的空间分布中各分区所占的比例为:人居环境安全区30.598%,人居环境较安全区30.232%,人居环境安全过渡区9.678%,人居环境较不安全区12.299%,人居环境不安全区17.193%;南部滨海区人居环境安全好,北部城乡结合部人居环境安全差,呈现由南向北递减趋势;中部是国家森林公园等植被覆盖好的区域,人居环境安全好。研究表明本文所建评价模型具有普遍性,可用于不同社区人居环境因子的评价与比较。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rbanization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s two rising great powers, China and India have undergone similar development processes, but they also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paths and pattern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systems, economic systems, and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es i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demographic censuses of both countries and the urban population data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s in China and India using various methods including spatial analysis,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Since the 1990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ve transformed from south-north differences to coastal-inland differences, whereas the north-south differences in India have been stable. (2) In recent yea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ization rate kept increasing in China, while such correlation has been decreasing in India. (3) The economic reform pos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urban systems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economic reform changed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to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However, in India, the driving forces for urban development have always been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and the economic reform even decreased the effect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on urban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