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015年贵州省关岭县石漠化时空演变及人类活动影响因素

石漠化是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其演化过程和驱动机制分析一直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难点和热点,尤其是人类活动的影响分析方面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论文选择贵州石漠化极其严重的关岭县为研究区,利用2010年SPOT5/ALOS数据、2015年的高分一号/资源三号数据等,结合地面调查、采用目视解译的方法获得了2010—2015年石漠化分布、演化过程及驱动因素等信息;在系统分析石漠化的空间分布及演化过程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土地利用类型、社会经济水平及石漠化治理工程等人类活动因素对贵州石漠化演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关岭县石漠化土地占有很大比重(2015年占总土地面积的45%以上)且以中度石漠化为主;② 石漠化总体上得到明显改善,石漠化土地面积逐年减少,尤其是重度石漠化和极重度石漠化土地明显减少,但仍有部分石漠化土地的状况在恶化。③ 人类活动对石漠程度和演化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土地利用类型尤其是灌木林、旱地和有林地对石漠化演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人口密度较大和GDP较高的地区,石漠化程度也较高且石漠化恢复治理的效果越不明显;另外,关岭县的各类石漠化治理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约1/3的处于稳定和得到改善的石漠化土地是通过治理工程来实现的。本文查明了土地利用类型、人口及石漠化治理工程与石漠化演化的关系,研究结果可为石漠化治理与生态恢复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生计方式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人文因素。利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从生活用能与生态足迹出发,研究了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结果发现:①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生活用能总量下降,其中生物质能比重降低,而商品性能源比重增加;②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人均生态足迹下降,农户对草地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但对林地、建筑用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的依赖程度增强;③提高非农化水平及农户受教育程度将减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扩大家庭规模、提高富裕水平具有加剧环境影响的作用,但是现有样本数据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假说。     

异质性农户土地流转的决定性因素与政策建议

建立异质性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理论分析基础,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和河南省调查数据,明确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信贷市场约束是纯农户、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转入土地的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规避就业风险和争夺土地租金是非农户和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转出土地的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土地控制权偏好与生存预期造成中年、老年农户竭力排斥土地流转;农村土地流转不活跃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保护农业与有效管理兼业农户、非农户的责任缺位。     

中国农户土地利用阶段差异及其 对粮食生产和生态的影响

土地利用通过改变陆地表面形态和土地利用强度对全球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满足 人类物质需求和保证生态多功能方面进行有效权衡是全球科学家关注的问题。中国处在快速的经济发展转变过程 中, 研究中国的土地利用变化对于全球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变化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从中国不同经济发展阶 段的农户特征出发, 率先提出了中国农户土地利用的四个阶段, 分析了四个阶段的土地利用特征及其对于粮食生 产和生态安全的影响。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 中国农户存在“物质生存型”、“物质生产和利润优化型”、“利 润最大化”和“景观效用最大化”四个阶段。在“物质生存型”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满足家庭物质消费需求, 土地利用 集约化程度低, 粮食安全水平低, 农地的多功能得到发挥; 在第二个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处于“物质生产和利润优化 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集约度化程度提高, 农地的生产功能不断得到强化, 农地的其他功能不断弱化, 此时的粮食生 产接近粮食的技术生产水平, 却是中国目前粮食安全的保障; 在农户土地利用的“利润最大化”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 转型以效益为核心, 耕地粮食水平与耕地的技术生产水平差异巨大, 但是耕地的生产潜力最大, 通过土地产权制度 创新, 可以实现耕地生产能力, 耕地的生产功能强化, 而耕地的其他功能弱化; 在农户土地利用的“景观效用最大 化”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目标以发挥农地的多功能为主, 而弱化了其生产功能。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存在 的长期性, 农户的四种类型将长期存在, 根据农户土地利用阶段性特征, 进行农户土地利用预期转型特征, 制定既 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又可以保障全球生态安全的政策。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进展

生计作为人类最主要的行为方式,不断驱动着人地系统的演化,同时农民作为广大农村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与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所采取的生计策略对生态环境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探讨人类生计与土地利用相互作用关系成为当前人地关系研究的热点。在对生计内涵和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阐述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农户生计改变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反作用。重点阐述了生计的非农化和多样化驱动着土地利用不断变化,而生态保护政策或措施、土地流转以及土地质量等的变化同时亦促进农户生计的不断调整,提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户生计向非农化和多样化转型的趋势。最后针对当前生计与土地利用研究的不足,展望了未来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趋势。     

基于农户生计资产视角的土地生态安全定量评估

甘肃民勤县面临的生态安全危机已经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以2010-2014年农户生计资产视角,借助生态足迹原理和生态压力指数的方法,对民勤县典型村的土地生态安全状况进行定量评估。结果表明：（1）将农户生计资产归纳为自然资产、物质资产、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农户生计类型拥有不同的生计资产;（2）2010-2014年民勤县典型村不同生计类型的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明显,呈盈余状态;（3）2010-2014年民勤县典型村土地生态安全处于较安全状态。     

北方生态脆弱区农户兼业对耕地利用的影响(英文)

当前我国农户兼业现象十分普遍。本文基于在内蒙古太仆寺旗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生态脆弱区农户兼业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研究区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农户兼业现象十分突出,而兼业程度不同的农户,其经营土地的方式差异明显。非农就业户通过将其土地转给其他农户而脱离了农业耕作,这同时满足了其他农户扩大土地经营面积的愿望。种植结构差异不大,均体现为劳动生产率高的作物具有优势;对于有耕地利用行为的纯农业户、I兼型农户和II兼型农户,随着兼业程度的增加,物质投入增加,说明农户兼业使其资金约束减小,增加了资金投入能力,但是在劳动力约束下,兼业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减少,且务农劳动力"妇女化"、"老龄化"和"文化低"等现象突出;作物单产和土地净收益纯农业户大于兼业农户,说明劳动投入对土地产出更为重要。文章最后认为建立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与耕地利用相互协调的机制,是解决生态脆弱区生态安全与农业生产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广西喀斯特山区土地石漠化与扶贫开发探析

石漠化是喀斯特脆弱生态环境和不合理人类活动的共同产物。石漠化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非常突出,生态恶化与贫困化的双重压力严重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广西石漠化面积达2.93×104hm2,占石山面积的30%,且以每年1.03%的速度发展,这已经成为影响当地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分析广西喀斯特山区石漠化及其环境影响效应基础上,对土地石漠化的时空特征、区域环境进行了阐述,认为自然生态环境脆弱、人口素质低和外部基础条件差是广西石漠化治理的难点所在。结合广西喀斯特山区的自然、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以适生适种、生态补偿、综合开发为准则,因地制宜地制定广西喀斯特山区石漠化治理与扶贫开发的模式及策略。     

喀斯特山区不同强度石漠化与人口因素空间差异性的定量研究

利用喀斯特石漠化生态脆弱区2004年的ASTER遥感影像,在GIS操作平台上获取了研究区喀斯特石漠化景观和人口分布信息,用数学方法定量分析了石漠化比重与人口指标的相互关系,并建立起与之相应的数学模型。结果表明:石漠化的严重程度只与人口密度、农户居住的聚集程度及单位面积上的壮劳动力数量等3个人口指标有密切关系,与其他人口指标关系不大,且不同强度石漠化的人口影响因子不同,数学关系迥异。在石漠化严重的地区,人口密度、农户居住的聚集程度、单位面积上的劳动力数量等人口指标相对较低。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石漠化面积比例相对较小的地区,但这些区域的潜在石漠化比例却相对较高,这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关于喀斯特石漠和石漠化概念的讨论

喀斯特石漠化是近年来所认识到的一种地质生态灾害，所造成的经济、环境乃至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受到国家的广泛关注，但却存在生态建设超前、基础研究落后的严峻现实。本文总结了当前石漠化的类型划分和存在问题，从喀斯特生态系统运行的地学过程、生物学过程和人为过程出发，提出石漠化过程存在地质石漠化过程、生态系统石漠化过程和人为加速石漠化过程，对不同类型的石漠化宜分别采取保护、恢复、重建、维持措施。石漠和石漠化表达的时空范畴不同，是石漠化这一土地退化过程的最后或顶极结果，自然条件下其形成多与地表坡度较大有关，而人为加速石漠化过程中石漠化土地空间分布与地形坡度、地貌部位并无直接联系。建议以“干扰方式 植被 土壤 地貌”对人为加速石漠化过程导致的石漠化土地进行类型划分，评价的土地应分为非石漠化土地、行漠化土地和逆转优化的“基准化”土地。     

家庭禀赋、环境感知与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基于甘肃省14县市农户调查数据

以甘肃省606份农户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了家庭禀赋、环境感知及控制变量对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对沙化土地治理持较为满意态度,其中参与治理的实验组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明显高于未参与治理的对照组农民,这一结论通过对比回归得到印证。实验组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受政府补贴和社会保障的影响大,家庭禀赋与对照组农民差异没有通过显著检验。环境感知与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具有高度相关性,但实验组农民更关注周边植被覆盖度变化,对照组农民更关注绿洲保护功能。家庭禀赋、环境感知对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性别、教育程度、家庭结构的差异。沙化土地保护政策不应仅局限于沙化土地逆转,更应注重基于农民满意度的家庭福利改善。     

石漠化土地分级指征及其遥感影像特征分析——以粤北岩溶山区为例

建立准确的石漠化土地分级指征及其卫星遥感影像特征是提高石漠化土地监测与评价的基础和关键。以生态基准面概念为理论依据,在综合性、主导性、可操作性原则指导下,选取基岩、植被、土壤、土地利用等指标,建立了粤北山区石漠化土地分级指征,并提出了各级石漠化土地的解译标志。结果表明：选取的分级指征及解译标志能够有效地揭示粤北石漠化土地的现状。     

粤北岩溶山区土地石漠化治理与农业综合开发模式研究

粤北岩溶山区是广东省石漠化土地分布的主要区域,经过多年的治理,土地石漠化出现了逐步逆转的态势,但石漠化仍是当地生态环境改善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分析石漠化现状的基础上,依据当地不同的自然、社会和经济发展条件,提出了粤北岩溶山区、高原石漠化防治与农业综合开发模式和粤北岩溶丘陵、洼地石漠化防治与农业综合开发模式。把石漠化治理与农业综合开发密切结合起来,通过发展经济带动石漠化的治理。     

中国的脆弱生态带与土地荒漠化

土地荒漠化是当前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生态环境问题, 也是一个脆弱生态失去平衡迫切需要治理的国土整治问题。作者根据联合国环境署关于土地荒漠化的评估, 结合我国情况认为, 土地荒漠化是在脆弱生态条件下, 由于人为强度活动、经济开发、资源利用与环境不相协调下出现了类似荒漠景观的土地生产力下降的环境退化过程。一类是沙质地表叠加干旱多风和强度土地利用形成的沙质荒漠化(沙漠化), 另一类是流水作用叠加土状堆积物(或风化壳)和人为强度土地利用形成的土地荒漠化。土地荒漠化是脆弱生态带内环境退化表现的主要形式, 而荒漠化的发展又加深了脆弱生态带内生态平衡的严重失调, 环境更趋于严重恶化, 构成了对人类经济发展与生存环境改善的严重威胁。但是, 只要建立防止土地退化又促进生产发展的资源节约型、适度开发型、环境保护型的经济体系, 采取因地制宜的治理措施, 从而达到生态、经济、社会三个效益, 是克服我国脆弱生态地带环境退化、资源危机的基本对策。建议在我国不同脆弱生态带建立示范区, 开展改善环境、治理土地荒漠化的研究。     

诌议我国土地荒漠化的制约机制

土地荒漠化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它不但吞噬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导致土地生产力的衰退和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同时也加剧了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不合理经济活动,如滥垦、滥牧、滥采、滥伐、滥用等触发并加速了土地荒漠化的进程,但作者认为这只是制约土地荒漠化的外在机制。在人类近乎疯狂的破坏行为背后,一定存在着更深层次、更具决定性作用的荒漠化制约机制。土地所有权错位是我国现代荒漠化最本质性的制约机制。正是因为土地产权错位才导致农牧民不合理经济活动的发生,只有把土地所有权归还给农民,让农民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才是防治荒漠化的最根本途径。     

中亚地区土地沙漠化遥感监测——以土库曼斯坦为例

以土库曼斯坦国为例,以MODIS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通过地表反照率和植被指数建立Albedo-NDVI特征空间,并对Albedo-NDVI特征空间含义进行扩展,建立沙漠化分级指数模型,提取2000-2012年间土地沙漠化动态信息,在此基础上研究沙漠化土地时空变化特征。研究表明：（1）13 a来,土库曼斯坦地区土地沙漠化面积总体呈减少趋势,沙漠化总面积减少了9 332.61 km²,但沙漠化程度加深,极重度沙漠化和重度沙漠化面积分别增加了2 173.27 km²和43 428.47 km²;（2）极重度沙漠化和重度沙漠化面积的增加主要由轻度沙漠化转化而来,非沙漠化土地在13 a间增加了9 332.61 km²,占非沙漠化土地的12.4%;（3）2000-2012年,13 a间各沙漠化土地类型的重心呈现由西北向东南迁移,再向北迁移的过程,平均向北迁移了89.55 km,其中轻度沙漠化重心迁移最为明显,为148.41 km。     

石羊河下游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及效率

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不仅决定着土地资源能否可持续利用,更影响着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本文以石羊河下游484户农户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多独立样本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分析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差异性和土地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越向石羊河尾闾,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越小,而经济作物种植比例越大;(2)坝区种植多样化指数最高,湖区农户土地的投入和产出最高,坝区与湖区土地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高于泉山区;(3)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兼户的种植多样化指数最高,纯农户、农兼户和兼农户的土地投入与产出、综合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依次降低;(4)家庭规模、户主年龄、非农业收入与土地利用效率呈显著负相关性,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农业总投入、农业收入与土地利用效率呈显著正相关性。最后,提出改善石羊河下游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对策建议。     

大都市郊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

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采用农户调查数据,设计不同资源群体农户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非系统聚类方法将农户划分为5类(①中等资源禀赋,中等非农收入;②高等资源禀赋,中等非农收入;③中等资源禀赋,低等非农收入;④纯农户;⑤非农户),进而分析了不同资源群体农户的生计多样化特点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表明:(1)在大都市郊区,农户类型1～3、纯农户和非农户分别采取了农业和非农兼顾、留在农业和脱离农业的生计策略。(2)农户类型1～3和纯农户中,70%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分布在2～3之间,且依然呈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较大,选择比例最高,其次是经济作物。(3)农户类型1～3和非农户中,以就地转移方式非农就业是农户家庭劳动力安排的主要选择,且非农就业劳动力年龄最轻和教育水平最高。(4)大都市郊区土地非农化的转型特点促使农户从类型1～4被动地向类型5转化,土地利用效益低下也持续推动了农户生计多样化,同时,农户生计多样化会引发粮食生产能力停滞不前、土地流转和产权调整大规模顺势而生、土壤养分富集等土地利用现象。     

陕北长城沿线地区土地退化态势分析

以陕北长城沿线农牧交错区为例，运用遥感与GIS技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研究区1985－1998年土地利用类型转换及土地退化时空规律，趋势和机制等进行了评价与分析。研究表明：该区土地退化的主导类型及土地沙漠化。从成因分析，土地沙漠化主要是长期以来的人口超载，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高强度的土地开发行为激发了地表自然过程伯退化性演替，致使潜在的自然环境脆弱怀转化为现实的破坏。过去13年土地退化程度部体上在不断剧，而且退化类型正向多样化发展。最后，依据评价与分析结果，进一步对该区土地退化防治和沙漠化土地生态恢复的措施与对策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