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行为约束的北京市居民家庭日常出行碳排放的比较分析

围绕城市空间结构低碳化的科学命题,从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组织制度多元化与个体行为的互动机理出发,对比分析单位制和分区制形成的＂社区—家庭＂空间行为约束机制作用下的居民日常出行特征及其碳排放。抽样计算,2007年北京市居民家庭工作日日常出行碳排放平均约为2 529.59 g,并在社区尺度上出现了高碳与低碳的显著分化;由于土...     

中美城市居民出行行为的比较——以北京市与芝加哥市为例

中外城市比较研究是城市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城市规划理念下城市居民日常行为的比较,对中国城市未来发展借鉴国际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围绕中美城市空间发展及居民日常行为的研究多局限在经验性的理论讨论,鲜有基于一手数据的比较分析。开展基于活动—出行日志的中国北京与美国芝加哥城市中心区居民出行行为的对比,由此透视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行为的时空制约差异。结果显示:北京居民的通勤距离较短,且表现出市中心指向性;而芝加哥居民的通勤距离较长,具有向城市远郊区扩散的趋势。居民日常出行中,工作目的出行距离最长,北京居民事务目的出行居次,而芝加哥休闲目的出行居次。北京居民倾向于慢行交通出行,而芝加哥居民依赖于小汽车出行。最后讨论了美国经验对中国城市空间健康发展的建议,以及中美城市比较研究的未来。     

基于居民出行行为的北京市交通碳排放影响机理

近年来低碳城市逐渐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焦点所在,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其开展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但从微观层面深入探讨城市交通碳排放的影响机理的研究相对较为缺乏。利用北京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获取的第一手数据,基于居民日常出行行为计算微观层面的城市交通碳排放,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挖掘居住空间、个体行为以及交通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出行距离、机动出行概率对交通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正效应,而出行频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出行结构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出行总量的影响。另外,城市空间结构对城市交通碳排放产生显著影响,单位社区居民的出行行为整体具有“低碳”性质,应从低碳视角对单位社区进行重新审视。     

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日常出行碳排放的影响——以开封市248个居住区为例

居住区是居民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空间单元,其建成环境对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核算居民各类出行碳排放,通过POI抓取、空间句法、网络分析等方法识别开封市主城区成规模的248个居住区的建成环境特征,借助核密度和GWR等方法剖析居住区尺度居民各类出行碳排放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城市内部居民出行碳排放空间差异显著,居住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问题突出,外圈层快速扩张区域应作为城市碳减排工作的关键区域;② 居住区尺度能较好地揭示建成环境对出行碳排放的影响,路网设计、建筑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等因素对各类出行碳排放的作用机理差异较大,作用强度亦存在不同方向上的空间渐进规律;③ 根据出行碳排放结构及其对应的建成环境指标可识别出外层高密度欠通达低混合型居住区碳排放水平较高,内层低密度高通达高混合型居住区碳排放水平较低。研究结果可为居住区空间重构和城市碳排放的分区规划与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乌鲁木齐市居民出行行为的空间特征和碳排放分析

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从微观机制探讨城市空间结构、居民出行行为和碳排放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用2011年乌鲁木齐居民出行日志调查数据,在分析居民基本出行特征和通勤空间特征的基础之上,探讨了不同城市空间的居民出行碳排放的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乌鲁木齐市居民出行以通勤类出行为主,居民出行在空间上存在差异性,内城中心区和郊区卫星城人均出行次数高于其他区域。城市南、北发展不平衡对郊区居民出行产生影响。②乌鲁木齐市居民通勤的实际平均出行距离为4.9 km,相比于东部大城市具有通勤距离短而通勤时间长的特征。通勤距离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由内向外递增趋势。③2011年乌鲁木齐市居民日常出行人均直接碳排放量为682.95 g,居民日常出行碳排放表现为中心区和卫星城的低碳化、近郊区居民中碳化和远郊区居民的高碳化。     

天津市构建低碳城市的策略研究——基于碳排放的情景分析

低碳城市是在改造和适应全球气候的基础上提出的未来城市发展模板。城市的碳排放值是衡量低碳城市的主要指标。从社会经济、能源和环境3个角度分析了天津市现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情景分析,估算不同情景下天津市2010—2050年的碳排放量。主要结论有:(1)天津市近10年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均呈现出持续上涨的趋势;(2)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所产生的碳排放是天津市碳排放的主体,而一次能源中,煤炭所形成的碳排放占据了首位;(3)天津市在节能情景下即可完成我国2020年的减排承诺,在低碳情景下,天津市可以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4)按低碳模式发展,天津市将在2020—2035年间达到碳排放的高峰。基于这些结论,提出天津市构建低碳城市的策略,这些策略也同样适用于处于城市化后期的其他中国城市。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大都市郊区居民日常休闲特征——以北京市上地—清河地区为例

在郊区化和休闲大众化的背景下,休闲成为衡量郊区生活方式、提升郊区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侧面。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将居民划分为单身、新婚、满巢Ⅰ、满巢Ⅱ和空巢5个阶段,通过对2012年北京市上地—清河地区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的方差分析,剖析家庭生命周期对日常休闲行为的影响。乘坐公共交通与朋友一起进行购物、KTV和看电影等娱乐活动是单身阶段的主流休闲方式;家庭成员成为婚后阶段休闲的主要同伴;孩子出生以后,私家车出行成为满巢Ⅰ阶段的主要交通方式,每次休闲的平均时间变长;满巢Ⅱ阶段,参与体育锻炼的郊区居民变多;空巢阶段的居民以自然型休闲活动为主,在社区内休闲的比例上升,与家庭成员一起休闲的比例降低。     

信息技术对城市居民出行特征的影响——以南京为例

信息技术在城市生产、生活与管理中的加速应用不仅促使城市空间结构正在发生转型,也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活动空间特征。论文基于社会调查,以南京为例,考察了信息技术对城市居民交通出行行为特征的影响。总体而言,南京城市居民家庭在接入信息技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接入互联网能力迈入快速增长期。但由于各城区间、各郊区间的信息接入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这必然会影响居民的出行行为。研究表明:在家办公的出现减少了日常的工作出行。信息网络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引导作用日益突出,并出现了部分替代。城市居民家庭的交通通讯费用大幅增长,上网时间增长较快,而城区更为明显。     

基于智慧交通的可达性与交通出行碳排放——理论与实证

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智慧交通建设,并将进一步提高城市交通可达性和影响居民出行。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的共识背景下,由于"智慧交通—可达性—出行行为(碳排放)"间复杂的影响作用机制,已有的研究难以判断智慧化背景下的城市交通可达性提高将增加抑或减少出行碳排放。如何通过提高城市交通可达性来缓解交通拥堵,保障城市交通运输系统的有效运行,并提高居民出行效率,减少出行碳排放是当前中国智慧交通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针对以上科学问题,本文尝试提出基于智慧交通的可达性与交通出行碳排放的理论框架,并以广州为研究案例地,研究了社区居民通勤碳排放特征及其影响机理,社区出行低碳指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以及基于碳排放—位置分配模型的公共中心规划支持系统设计与应用,可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北京城市产业碳排放的小尺度空间分布

基于城市乡镇街道空间单元及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定量方法基础上,计算了北京市2004和2008 年第二、三产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其空间分布。结果表明：北京市第二产业的碳排放总量变化不大,空间上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第三产业的碳排放总量则有明显的增长,空间上呈现内城区碳排放值较高、且向外围圈层扩散的趋势;第三产业中分配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碳排放量较高,2008 年分配性服务业碳排放的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南部的城市近郊区,生产性服务业碳排放的高值区分布于高端服务业较为集聚的区域。     

区域分部门贸易的隐含碳排放——以北京为例

碳排放增多带来的气候变化已成为各国政府共同面对的问题,碳减排责任的划分是各国争论的焦点,而国际贸易造成的"碳泄露"问题更是不可忽视。中国的碳减排责任最终要落实到省市区域尺度上,区域间贸易引起的"碳泄露"同样值得考虑。使用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法,分别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度对北京各部门碳排放进行分析,并估算各部门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结果表明北京是一个碳排放净流入区域。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度,北京的碳排放总量分别是142.79 Mt和116.80 Mt。输出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为28.15 Mt,包括区域间调出和国际出口。输出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最大的部门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输入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为54.15 Mt,包括区域间调入和国际进口。输入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最大的部门是建筑业。     

基于产业活动的城市边缘区空间划分方法——以北京主城区为例

城市边缘区是客观存在但却难以精确刻画的空间实体。现有划分方法往往难以兼顾研究精度和空间属性数据的匹配。本文以产业空间特征为主要依据,借助非线性回归、空间自相关和GIS等分析手段,建立了一种单因素的城市边缘区空间划分方法。并利用1996年和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以邮政编码区为精细的空间基本单元,对北京主城区城市边缘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划分结果表明,北京主城的城市边缘区是环绕在主城区周边的宽窄不一、空间不连续的带状实体地域,该区域面向东、南方向的扇形拓展是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基于POI数据的巨型城市消防站空间优化——以北京市五环内区域为例

消防站的空间布局事关城市发展与城市安全。本文以北京市五环内中心城区为研究区,使用44.34万条POI数据和道路网等相关数据,考虑易燃易爆、人群脆弱等不同特征的火灾风险因子,采用核密度分析、SAVEE模型等方法,识别出研究区内的火灾风险空间分布,进一步借助“位置—分配”模型和网络分析,并结合优化目标对研究区内消防站进行空间优化。主要研究结论为：①按照火灾风险从高到低排序,前10%的火灾风险区域主要集中在CBD—三里屯、北京古玩城—双井、王府井、南锣鼓巷—雍和宫等区域。②现有消防站对全部44.34万个POI请求点5分钟响应时间内的覆盖率为96.46%,总体覆盖效果较好,但在研究区西北和西南部的世纪城—闵庄一带覆盖不足。③综合考虑高火灾风险区、重要火灾风险因子、POI总体覆盖率和个体消防站覆盖面积相关标准等因素,经多次迭加运算分析得到最终需新增15个消防站点。优化后的各指标均有较大提升,可满足研究区的消防需求。     

基于POI的北京物流业区位特征与分异机制

物流节点和物流企业作为物流空间的核心载体和组织主体,其区位特征和分异机制识别对优化城市物流空间布局、合理配置物流资源有重要意义。2014年12月基于腾讯在线地图平台,采集了北京市4396个物流POI。采用产业集中度评价、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刻画了北京物流空间格局,阐明了类型差异、供需侧因素与区位选择行为的微观作用机理,揭示了交通、地租、资产对空间分异形成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① 物流企业和物流节点呈现协同集聚和空间分离相结合的区位特征;物流活动总体呈现“中心边缘、近郊和远郊交错”的空间格局,与物流就业空间耦合度低。② 由物流园区和物流中心构成的公共物流空间是政府引导的结果,由服务于特定行业和终端用户的配送中心构成的末端物流空间多为企业主导,两者区位分异显著。③ 在物流区位形成过程中,政府通过规划交通线路和货运场站改变交通区位条件,配置物流仓储用地影响不同区域物流地租和可得性,进而调控企业行为并形成物流空间的类型与职能分异;企业则通过资产配置的差异化来满足不同服务对象的多样化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并形成物流空间的对象分异。     

生活方式对开封城市家庭采暖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家庭采暖用能消费量的不断提高, 家庭采暖用能碳排放对环境造成的胁迫效应日益凸显。尽管家庭采暖碳排放问题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但深入探讨微观家庭采暖用能碳排放机理研究仍然缺乏。根据生活方式对家庭采暖碳排放影响的理论分析, 构建城市家庭采暖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以暖温带典型城市——开封市为例, 基于792 户家庭样本的调查数据, 探究生活方式与家庭人均采暖CO₂排放之间的关系。借助数据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① 家庭采暖生活方式各因子与人均采暖CO₂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密切, 随着各因子的变化, 家庭人均采暖CO₂排放量呈现出规律性变化;② 生活方式各因子均为影响家庭人均采暖CO₂排放的显著因子, 其中, 住房面积、采暖形式、采暖期长度、人口规模等因素对家庭人均采暖CO₂排放的影响程度较大。建议采用低碳采暖形式, 以降低家庭采暖碳排放量。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功能区精细化研究——以北京为例

城市功能分区研究在时空尺度上不断细化,多源数据融合有利于推动城市功能分区研究的精细化发展。本文对比国内外城市功能区研究中对多种新型地理数据的内涵挖掘和应用,通过融合北京市2017年14400个栅格区域的手机信令数据和2016年高德地 图380975条兴趣点（POI）数据,量化区域功能使用强度的日夜差异和内部功能混杂程度,完成区域主导功能类型判定及功能混合度评价,并对北京城市功能区划分结果进行分析与验证,主要结论：① 北京的日间活跃区域面积是夜间活跃区域面积的3倍,其中餐饮、生活等服务设施的夜间使用强度更高,金融、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的日间使用强度更高;② 北京市面积占比最大的三类功能区是旅游（28.2%）、居住（12.1%）、交通（11.4%）,面积占比最小为金融功能区（2.8%）,在空间上呈现出旅游、金融、公共功能区聚集,其他功能区具有离散分布的特征;③ 居住、餐饮、生活等功能服务存在较强的依赖性,而旅游、企业功能服务存在较强的排他性,北京中心城区内除旅游功能区外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复合功能特征,高度功能混合区约占研究区域的24.6%。功能区划分结果对于北京城市规划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也为今后深入研究城市功能区提供了有效方法和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