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口分布与经济格局协调发展研究

采用不均衡指数、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度及其不一致指数,解析人口分布与经济空间格局协调度。黑龙江省人口分布的不均衡化程度加强,经济分布的不均衡化程度有弱化的趋势;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出以高集中度的哈尔滨市为中心向外扩展、集中度逐渐降低的圈层结构格局;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集聚滞后于人口集聚。黑龙江省应继续适应经济集聚发展的态势,相应地人口也应进一步向省域的中心城市、县域中心城镇等重点开发区域集中;促进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人口的跨区域合理流动;经济落后区与经济滞后区应实行合理的人口迁出政策,放宽经济极化区与经济超前区的人口迁入政策,从而实现黑龙江省人口分布与经济格局在空间上的协调性。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研究

21世纪是城市化的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与目标.在经济全球化、普遍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为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尤为重要.本文提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系统是在要素的集聚与扩散、技术进步、制度与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人口素质的提升与城市文明传播等多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发展的.通过各种作用机制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系统影响的研究.来促进城市化与生态环境高水平协调发展,进而为提高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江苏文化产业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明晰相关概念基础上,构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定量方法分析江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格局,研究表明：江苏文化产业发展过程呈现倒“U”型,发展态势显露转型性,发展水平具有非均衡性,发展格局呈现点轴趋向性,发展机制具有明显的外力驱动性。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强化政府调控,注重政策创新,促进江苏文化产业稳健发展;强化科技人才,注重市场激活,促进江苏文化产业转型发展;实施多元战略,注重因地制宜,实现区域文化产业特色发展;强化区域整合,注重优化布局,实现区域文化产业共同发展。     

1975-2015年阿拉善高原沙漠化过程、格局与驱动机制

以遥感（RS）数据与地理信息系统（GIS）研究手段得到阿拉善高原1975、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年共7期的沙漠化成因类型及沙漠化程度数据。在此基础上,首先分析了阿拉善高原近40年来沙漠化成因类型及沙漠化程度的面积和分布变化;再通过沙漠化指数（ADI）定量分析出阿拉善高原沙漠化程度整体上以2000年为界,呈现先恶化后逆转的趋势;通过重心迁移模型揭示了阿拉善高原不同沙漠化类型的空间变化规律;通过空间叠合分析发现了阿拉善高原沙漠化动态变化的热点分布区域;最后通过主成分分析（PCA）定量甄别阿拉善高原沙漠化的自然及人为驱动力因素,发现近40年（特别是2000年以来）,人为因素（人口压力、畜牧垦殖、植树造林、工矿开发等）是阿拉善高原沙漠化动态变化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气候变化（降水量、气温、最大风速）则是该区域沙漠化动态变化的另一重要驱动因素。     

长江经济带“4E”协调发展时空格局研究

利用综合评价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生态保护、能源建设和教育质量及其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03~2014年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指数、生态保护指数、能源建设指数与教育质量指数持续上升,其中经济发展指数增长最为明显;4E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4E协调发展模式由中心聚集向均衡化发展转变。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加快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发展转型、提高资源环境的生态承载力、降低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和提升科技成果的经济转化率的发展建议。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空间格局及动力机制

基于CSMAR数据库,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Ripley's L函数、热点聚类等点模式方法,全面解析多尺度下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格局现状,并采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动力机制.研究表明:(1)民营上市公司数量及各项经济指标在"胡焕庸线"两侧分异明显,东南密西北疏,与中国宏观经济格局耦合度高.(2)全局分布上的民营上市公司总体凝聚...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研究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旅游经济收入的联系状态、增长状态和差异状态的量化分析,探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空间格局及演化趋势,得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度,研究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总体呈良好上升态势,集中表现在:(1)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经济收入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出现一定的聚集特征。(2)广州、深圳的旅游经济增长关联度较高,对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旅游经济增长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3)各城市的旅游收入增长差距逐渐缩小,旅游经济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4)大部分城市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逐渐提高,其中广州最高,中山最低。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五化”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加快推进绿色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中国3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模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测度分析了2008和2013年各行政单元“五化”协调水平、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五化”发展综合度、耦合度及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环渤海、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东部地区发展水平仍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②“五化”协调发展空间分异呈“集群化”、“等级化”及“梯度化”特征,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③“五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较低且区域差异显著,纯技术效率较高且区域差异较小;“五化”协调发展效率呈“等级化”及“阶梯化”特征,效率值的高低与城市行政级别等级格局基本一致,且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依次降低。④“五化”协调规模效率较低是导致综合效率低的关键原因;“五化”协调度空间格局的形成是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上海纺织服装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机制

纺织服装制造业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传统产业,其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布格局正呈现出新的特征。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圈层分析、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方法,探究上海大都市区纺织服装制造业空间格局形成及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上海纺织服装制造业企业布局的郊区化趋势明显,布局热点区从中心城区及近郊区向远郊区转移。2）境外、合资企业主要分布在近郊区,且空间位置变化不明显,相对前两者,在远郊区内资企业布局强度显著提升;大型企业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东北部,以及交通便捷的近郊区和地方中心区,中型企业在分布范围和郊区分布的强度上均大于大型企业,小微型企业在远郊区分布密度趋于增强,且明显高于大中型企业。3）格局演化的主要影响机制包括：历史积淀、区位条件变迁、金融危机和政策调控、规划引导。     

黄河流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特征

基于2000—2019年黄河流域九省区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教育发展、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5个角度建立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区域协调发展测度模型、空间分析模型以及剪刀差模型,探讨了黄河流域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各省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程度差异化特征较为明显,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程度和变动趋势各有特点;（2）2000—2019年,各子系统之间的空间自相关程度表现为：公共服务>人民生活>教育发展>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全局Moran’s I值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3）黄河流域各省区生态环境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增长速率的剪刀差值变动比较稳定,呈现出相对平缓的趋势,大致在0.15水平范围内波动;（4）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教育发展、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5个子系统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呈现出差异化特征。     

适宜性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适宜性人力资本必须与区域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相匹配,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的效能,以有效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从全国和区域层面出发,基于ESDA方法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运用1998-2014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从初级、中级、高级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视角探寻适宜性人力资本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效能的空间差异,研究表明：① 人力资本与省域生产总值水平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路径依赖性。② 在全国层面,初级、中级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高级人力资本则作用很明显。③ 在区域层面,东部及东北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赖高级人力资本,中部和西部初级人力资本贡献显著,中级人力资本在四个区域均不显著。这为区域人力资本培育和区域经济高速发展政策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石羊河流域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根据石羊河流域各市县区的经济和环境状况,选取了其中的3县1区为研究对象,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主要特点构建了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且通过实地调研和走访各主管部门搜集整理到相关数据,利用熵权法及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模型对2010年石羊河流域3县1区的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进行测算,基于协调发展等级标准,对该流域内3县1区的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初步判别。结果表明：3县1区协调度都在0.5～0.7之间,基本属于勉强或初级协调状态,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对此,提出进一步促进石羊河流域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评价——以西北五省会城市为例

 通过模糊分级评价方法对西北五省会城市的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进行评价。首先,对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其次,建立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改进和使用模糊分级评价方法, 引入协调度、协调发展度和协调发展趋势指数的模型;再次,对中国西北五省会城市自2003-2009年的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分析;最后得出,西北五个城市经济、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并且城市经济系统、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存在着差异,影响了城市协调发展的总体水平。五城市中协调发展状况最好的是银川,其次为乌鲁木齐、西安、兰州,最差是西宁。应引起注意的是,西安、西宁和乌鲁木齐的社会系统处于衰退趋势。     

山西省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经济协调发展时空变化

着眼于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经济协调发展时空变化,基于协调发展相关理论,构建生态、资源、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山西省生态脆弱区协调发展水平变化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来看,山西省生态脆弱区资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稍有下降,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稍有上升;生态系统保持着相对较高的发展水平,且发展态势良好。（2）从协调发展度来看,山西省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有所提升,以基本协调区域为主,后期比较协调区域开始出现,但并未形成大范围覆盖。（3）政策牵引成为山西省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最后从政策驱动的角度对山西省生态脆弱区协调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中国东北图们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及其前景分析

图们江流域是我国东北地区很有发展潜力的区域，它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地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产业升级进展迟缓，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业生产环境恶化，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缺少可持续性等。对此，本文立足图们江流域的现实条件，认为在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参加区域合作，进行产业互补将是图们江流域今后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江苏省工业经济时空差异及增长趋同

区域经济差异与趋同是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对于工业经济的差异与趋同研究却少涉及。文章从江苏省县域层面选取工业经济的相关指标,运用泰尔指数及β趋同检验对江苏省工业经济就不同时段、不同地区的差异与趋同作不同角度的分析,并对导致工业差异与趋同的主要影响因素作分析比较。结果表明,研究区工业经济存在趋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趋同的速度有所降低,并与总体差异缩小的幅度降低相一致;地区间的工业差异变化波动,且在波动中略有增长趋势;地区内部差异以苏南最大,苏北最小,趋同特征则是发达地区趋同快,欠发达地区趋同慢。引起差异与趋同变化的主要因素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新增固定资产投入、人才技术和交通运量等条件的变化上。     

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和经济增长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对于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2000-2010年各区(县)和2000-2014年各城市的人口、GDP数据,运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重心分析等方法探究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①在总量规模上,京津冀地区整体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较高,但各城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②在空间分布上,从地理集中度来看,京津冀地区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北部低、中南部高的分布特征,其中北京、天津经济地理集中度高于人口地理集中度,河北多数城市人口地理集中度高于经济地理集中度;从重心来看,京津冀地区整体的人口与经济重心都向东北方向移动,且经济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人口重心,2个重心偏离距离不断加大,此外各城市的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分离。最后,提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生态脆弱能源区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演化机制——以晋陕蒙接壤区为例

以晋陕蒙接壤区为例,运用综合指数法、协调发展度模型和PCA模型方法,构建协调发展变化模型,借助GIS和SPSS技术,研究2000-2015年生态脆弱能源区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特征,揭示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时空协调演进机制。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晋陕蒙接壤区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长期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县域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由“北高南低”演化为“中部高周边低”的空间分异特征;榆阳区、府谷县、横山县、神木县、东胜区、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的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显著提升,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兴县、达拉特旗和托克托县的协调发展度出现下降态势;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时空协调演进是居住环境因子、产业结构因子、基础设施因子、公共服务设施因子和政府宏观政策调控因子等多重动力因子综合驱动的结果。据此提出推进区域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向优质协调发展类型演进的对策建议。     

中国西部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时空变化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中国西部社会、经济与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社会、经济与生态指数,对西部各地区社会、经济与生态进行综合分析评价。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定量分析了社会、经济与生态两两之间的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1990-2010年,西部各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其中甘肃以东地区经济发展显著,社会水平与经济发展保持平行提高,生态水平基本保持静止,而西南地区生态水平明显高于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生态水平波动大。（2）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发展模式互动趋势明显,社会进步相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短暂滞后性;而生态系统反映较迟钝,生态与社会、生态与经济模式的发展趋势不明显,但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发展模式一致。（3）中国西部各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均呈增长趋势,说明随时间的推移,各个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趋于协调发展。但2005年和2010年的协调度增长不明显,个别地区经济生态协调度出现下降趋势,生态水平的下降造成协调度增长停滞。     

长沙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不确定性评价(英文)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to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rban ecosystem health. Urban human settlement and economic systems exist in urban ecosystems, which are a structural complexity. Therefore the research is being challenged by some uncertain factors between human settlements and economic systems. However most of the researches were focused on its determinate objective aspects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while less concern on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especially little on its uncertain aspect. At present, the urgent task is to study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terms of the effect of uncertainty.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uncertain characteristics, which would be confronted at different stages, such as confirming the index categories, their bound values, and their construction rate, etc.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urban conditions, many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based on uncertainties are put forward and an indicating system for human settlement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is established. Moreover, the application of fuzzy mathematics presents a new method and a calculation model for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and model in Changsha city of China showed that the assessment results can reflect not only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city, but also the mode of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urban economic system and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