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和集聚特征

大企业总部是决策和控制中心,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分配权,其决策将影响到地区甚至国家的发展。因此,大企业总部的数量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研究大企业总部的分布和集聚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研究考察了截至2011年底中国2320家上市企业总部在城市的分布及集聚特征,有以下主要发现:①中国的上市企业总部分布和总体产业空间格局较为一致,即高度集聚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②中国的企业总部高度集聚在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具体而言即大量集中在首都、直辖市、副省级和省会城市。③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中国企业总部最为集聚的城市,不仅企业总部数量最多,而且企业的规模也最大,尤其是北京拥有超强的掌控力。而且,北京、上海和深圳几乎在所有产业领域都表现出绝对的领先优势。④和国际上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企业总部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较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总部数量占全国比重仍在上升,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上市企业总部数量增长要明显快于全国其他地区,其地位还在进一步强化。⑤企业总部的数量和城市的金融业发展水平、机场条件、经济规模、经济全球化水平、城市的规模等级、行政等级等呈现出高度的正向相关关系。     

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及其职能演变——基于上市企业总部的研究

国家中心城市是核心和枢纽城市,也是大企业最为集聚的地方。企业总部是企业的决策和命令中心,拥有大企业总部的数量及企业总部规模是衡量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利用国内上市企业的数据,计算中国城市的控制和命令指数（简称CCI指数）,从全国尺度考察北京、上海和广州等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及其职能演化,并剖析国家中心城市总部职能的专业化格局。结果发现：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控制和支配功能要远远强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一直位居前两位。从2005年到2014年,北京的CCI指数显著增强,且优势逐渐扩大。北京地位的显著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业央企的上市和增长,这是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独特优势进一步释放的结果。而其余国家中心城市的CCI指数大多呈现下降趋势。在行业上,金融业、制造业和采矿业一直占据中国经济的主要控制与支配地位。过去10年,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增强,尤其是东部大城市的金融业CCI指数普遍有大幅提升;相反,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控制与支配功能则明显减弱。对国家中心城市的分析来看,北京、上海和广州在大部分行业中都具有明显优势,属于全国性的综合型大城市。而其余5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专业化程度较低。此外,8个国家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发展的相互联系存在明显差异,究其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和城市产业发展特点。     

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民营企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分析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对了解民营企业发展现状,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2008—2017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①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华东地区是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主要集聚区,但所占比重在下降,而以京津冀为代表的华北地区近年来发展较快,全国民营上市企业重心略向北移动。②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呈上升趋势,但远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热点城市明显较少,空间集聚性也较弱;第一产业占比很少,仅在1%左右。③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存在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的大城市聚集的趋势。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GDP是影响中国民营上市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因素,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主要影响因素更为多变。     

总部经济视角下港口城市转型发展的规律与启示

世界港口城市发展演变规律表明,在不同历史时期,港口城市发展与演变均体现了总部经济实质:港口城市以先天区位优势成为吸引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级要素聚集高地,形成了以集聚性、扩延性、示范性、辐射性和吸引性为特点的先进经济形态,并最终演变成现代总部经济形态。世界先进港口城市的转型与发展给我们以下启示:现代总部经济发展必须以发达的交通集疏网络为前提;以高水平的信息化建设为重点;以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为依托;以优越的法制环境为保障;以完善的专业化服务体系为支撑。     

中国上市公司总部与注册地跨城市分离的格局、形成过程和影响因素

企业总部与其注册地的跨城市分离现象十分普遍,且没有受到学者的重视.基于Wind提供的数据和历年年报的追踪,从跨省分离和省内跨市分离两个层面,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总-注"的跨城市分离格局及其形成的主要过程——"总-注"非一致性的跨城市迁移进行了研究,并借助Logistic模型分析了"总-注"跨城市分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上海市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与影响机制

大企业总部在城市内部的分布既受城市发展的影响,又是重塑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基于历年上海市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上海市的上市公司总部区位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上市企业总部在上海呈显著的中心型分布,多数总部集聚在中心区,且总部密度随到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迅速降低。企业总部分布还呈现强烈的接近交通干道和开发区集聚的倾向。计量模型结果表明,企业所有制条件、上市时间、企业规模、行业类型显著影响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通常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上市时间较早的企业更倾向于布局在中心城区区位条件更加优越的地区,形成总部分布的二元结构。市场化改革和规划下不同类型企业的主从秩序可以解释这种企业总部分布的核心边缘二元结构。     

中国旅游上市企业的经济网络结构演变与分行业扩张模式研究

旅游上市企业是旅游业的核心载体,在推动国内旅游产业升级、带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旅游上市企业经济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及扩张模式挖掘则是旅游经济协同与优化的重要课题。本文以2010年、2015年、2020年3个时间截面的30家旅游上市企业的组织关系和投资关系为基础数据,构建旅游上市企业的经济联系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2010年来中国旅游上市企业的经济网络结构演变规律。研究结果显示:①2010年以来,中国旅游上市企业的经济联系强度和数量稳步增长,呈以深圳、北京、上海为核心的多中心放射状结构,高位序城市拥有强资金吸引和集聚能力。②旅游上市企业的经济联系区域异质性明显,东部“内联外控”、中西部“内外均弱”,形成东密、西疏的梯度分异格局。③凝聚子群分析显示,子群结构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具有重构性,由北京、上海等城市构成的核心子群成员不断增加且具有高溢出性。④基于分行业网络节点及联系特征,提炼得出三种分行业扩张类型:近邻式扩散、等级式扩散、资源导向式扩散,受企业发展战略、行业属性、商业模式、地方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内外因素影响,不同类型旅游上市企业在各时期呈现差异化的扩张模式。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区位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8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相关数据分析,揭示出中国大中型企业总部的区位特征,并解释了企业总部区位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500强总部主要集中于沿海三大经济区,以及长江、黄河沿线区域,并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地区占主导地位;中国特大城市是企业总部的重要集聚地,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具有较强的总部控制能力。影响企业总部区位的因素包括城市规模、市场容量、国内外投资、金融能力、科技水平、基础设施和城市区位等,其中,城市经济实力具有较强解释性,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凭借此方面区位优势吸引着企业总部进一步集聚。     

中国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数字创意上市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基尼系数、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总体呈“东密西疏”的空间结构特征,集聚与扩张共存并以集聚为主,且始终保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多核心空间集聚形态,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且区域重心北向迁移显著。②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分布具有行业异质性,其集聚区域、集聚强度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③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的空间分异受到集聚经济、基础设施、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因素中的文化活跃度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中的全球连通性、金融集聚水平等因素影响,具有明显“高等级城市偏好”。企业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不同存在差异。     

顾及企业注册地址的区位理论研究

区位理论研究长期忽视作为企业基本属性的注册地址并将其与企业实体位置混淆的做法给区位理论带来挑战和发展机遇。本文回顾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的有限研究,阐述注册地址作为新区位主体、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分离现象以及该现象背景下区位分析的新逻辑等内容。研究表明：注册地址是企业法律关系缔结和实现的基点,具有虚拟性和唯一性的特征,其区位主要受税收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注册的企业面临不同的发展前景,并影响地区的财政收入、形象等。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的分离现象已较为普遍,注册地址分布在自贸区、开发区等具有政策优势的各类经济区以及欠发达地区的比例高于企业实体。该现象尽管使企业可以兼顾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促进市场活力,但对地区发展、政府部门监管以及企业自身也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存在分离现象促使传统“企业”的一元区位体系调整为“企业实体-注册地址”的二元区位体系,而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之间的“黏力”使得未来区位理论研究不仅要辨析区位主体是企业实体还是注册地址,而且在分析区位影响、区位因子、区位迁移等内容时要区分两者的位置关系（重合或分离）,意识到不同关系下彼此间的相互影响。     

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扩张模式及其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以北京市上市企业为例

企业空间扩张对企业效率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09—2018年北京市制造业上市企业及其子公司微观数据,通过子公司空间分布变化分析了企业空间扩张模式,并分析了扩张带来的企业总部与子公司之间距离的变化,进一步采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总部与子公司之间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的变化对不同扩张模式的制造业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在样本期内,北京市制造业上市企业扩张规模较大,空间扩张模式由等级扩散转变为等级扩散与接触扩散相结合,且以接触扩散为主;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呈上升趋势,经济距离先下降后上升。其中,技术密集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倾向于等级扩散,非技术密集型企业与国有企业倾向于接触扩散。② 对以接触扩散为主要扩张模式的企业来说,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与企业效率负相关,而以等级扩散为主要扩张模式的企业效率受地理距离影响不显著。③ 无论企业扩张模式如何,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经济距离均与企业效率正相关。因此,不同类型的制造业企业应选择不同的扩张策略。     

Rising inequality in Canada: A regional perspective

In almost three-quarters of OECD countries, income inequality has increased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Canada is among those countries experiencing the fastest growth in inequality, especially since the mid-1990s. While there is an important literature dealing with rising inequality at the national-level, much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sub-national variation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and to the potential causes of such differenc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recent changes in inequality across regions (i.e. defined as census divisions) in Canada. It does so using micro-data from the 20% long-form sample of the Census for the years 1996, 2001 and 2006.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widening divides between (i) regions located in western provinces (where earnings inequality is typically high) and their eastern provinces counterparts (where inequality is low) and (ii) urban and rural regions. A multi-level model is developed to examin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se differences in earnings inequality. Multi-level analysis recognizes the nested structure of regions within provinces and accounts for the shared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experienced by regions within the same province. At the regional level, modeling results indicate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y mix, unemployment, ethnic composi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population density are consistent predictors of inequality. In contrast, the effects of age and gender profiles on regional inequality are mixed.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stitutional factors also matter.     

上海计算机产业转移及其对区域经济影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生产网络重组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日益浮现。上海计算机制造业持续向重庆等地转移,重构了该行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格局。利用上海市投入-产出表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年报等,采用结构分解等方法分析上海计算机制造业产业变化,结合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等指标,评估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上海计算机产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组装制造环节,2007—2012年,增加值率（增加值与总产出的比值）从7.38%下降为4.29%;劳动者报酬占增加值比例从22.06%上涨为67.97%,推动产业对外迁移。② 受上海市产业转移和国际市场低迷等因素影响,2007—2012年,上海计算机制造业总产出减少了483.9亿元。③ 制造业多样性指数较高的浦东新区受到计算机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小,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相对较低且计算机制造业占制造业总产值比例较高的闵行区、松江区在一定时期内仍然面临着计算机产业转移的负面影响。为了降低全球生产网络“去耦合”的冲击,提高区域经济的韧性,上海需要从全球生产网络的成熟产品生产平台转型为新产品研发创新枢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增加值率,推动产业结构多样化。     

发展地理学视角下中国区域均衡发展

Larg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uneven regional development are fundamental challenges for China.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geography. This study reviews the course of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summarizes its characteristics in each peri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undergone successive periods of balanced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Each period has enhance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d to a more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nvok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to argue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endowments among regions, and solves the imbalance among the economy, humans, and nature to promote the spatial 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r better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ecology. The balanced promotion of the well-being of people in each region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We then use concepts from development geography to examine China’s path of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society, the economy, and ecology. Suggestions are also provided for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well-being.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地理学区域研究中的外部性认识及其科学意义

"人地关系"和"区域研究"是地理学的两大传统,区域关系是人地关系的一种重要体现.在地理学的"区域范式"下,存在两类不同的区域系统,即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环境系统,它们在地表空间上的叠加会产生"空间冲突",并导致经济区域的外部作用.地理学已经发现和积累了大量的区域外部作用的地理事实.由于我国独特的区域制度和"行政-经济"区...     

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与机制——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

从构建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解释框架入手,以东北地区为例,探究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结果表明：① 1995—2015年,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可划分为“经济低速增长,城镇化与人口发展停滞期”与“经济波动,城镇化稳定发展,人口转型期”两大阶段。② 伴随经济社会转型,东北地区发生土地利用转型。转型特征主要表现为：在数量上,区域耕地规模持续扩张,但增速放缓,耕地内部水田占比上升;林地与草地规模持续缩减,但下降速度放缓;区域建设用地加速增长,增长主体由农村建设用地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在空间上,耕地分布重心持续向东北方向移动,林地与未利用地分布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建设用地与草地分布重心呈现显著的转折特征。③ 东北地区土地利用转型是区域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上由冲突到协调的持续性重构过程。区域功能定位以及经济现代化与城镇化是导致土地利用转型的核心因素。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是政策引导下的社会-生态反馈路径与政策影响下的社会-经济变化诱发路径综合作用的结果,两者间存在耦合与拮抗过程。前者决定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方向,后者决定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速度与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