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规”关系及“三规合一”的实践

分析和总结了"三规"关系及主要城市"三规合一"的实践工作。"三规合一"的发展可分为"两规"衔接和"三规"协调2个阶段。"三规"职责关系为:五年规划负责建设项目的类型和结构,城规负责建设项目的选址布局和规划设计,土规负责建设项目的用地规模落实;实施流程关系为:五年规划负责建设项目前期审核阶段的工作,城规负责建设项目的规划选址、设计施工阶段的工作,土规负责建设项目用地审批阶段的工作。现有"三规合一"工作可归纳为依托土规、依托城规和编制"三规合一"规划3种规划协调模式。     

国土空间治理视角下“多规合一”平台模式探讨

“多规合一”工作是近几年来国家和各省市重点工作之一,随着自然资源部的成立,城市“粗放式”大规模新城建设将逐渐过渡到“精细化”智慧城市管理时代。自然资源价值迫切需要系统性塑造和约束,“多规合一”信息平台的建设和效能被赋予更多的关注和期待,也是实现国土空间规划之前所必要的多规信息融合、多规平台集成。总结试点城市及典型城市“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建设经验,提出了市县级“多规合一”信息平台较为时效性、普适性的决策设计模式。通过思路模式、组织模式和建设模式三个方面阐述了平台建设模式,通过基础架构、服务架构、应用架构、数据架构、技术架构和升级架构六方面探讨了“多规合一”平台系统架构,提出平台与现有基础信息的衔接方式及平台建设模式,设计以“一张图”管理、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及决策支持为目标的“多规合一”平台总体架构,实现“多规合一”平台的业务流程再造和流程定制并持续推进和不断完善,从而有效提升政府部门的信息化决策手段和业务科学审批能力。     

基于约束性CA的“三规”空间管制整合引导下的城市增长模拟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城市无序蔓延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对国家空间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三规"空间管制要求相互矛盾,一方面导致大量的土地浪费,另一方面无法保证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如何实现"三规"空间管制要求在同一规划空间的整合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广西钦州在2003年最先提出"三规合一"的规划编制理念,因此该文以钦州主城区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三规"目标和内容基础上,选择"土规"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和空间管制区、"城规"的空间管制区和分期建设规划、"经规"的重点建设项目和城市发展轴线作为"三规"空间管制整合的重点内容,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管制内容对于引导城市开发建设活动可能产生影响的权重,然后计算"三规"空间管制整合引导下同一规划空间的土地优先发展概率值,将空间影响因素约束和规划控制指标约束加入到约束性CA的转换规则之中,进行"三规"空间管制整合引导下的钦州市主城区未来城市发展空间模拟。结果表明:"三规"空间管制整合引导下的城市模拟能够有效预测未来建设用地的空间布局,能够实现"三规"空间管制要求在同一规划空间的协调,可为规划整合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多规合一”技术整合模式探讨

规划主要是对未来发展的准备与安排,伴随着国家实力的高速提升,规划对于我国经济与综合国力的发展具有十分特殊的重要意义,本文主要通过简单概括"多规合一"技术整合模式的主要内容,并对其存在的矛盾根源进行一定的分析,最后对其主要的几个模式进行简单介绍,希望对于推动国家工作的技术整合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面向“多规合一”的人文与经济地理若干问题思考

中国地理学会于2017年3月25日在南京召开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高层论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陆大道先生到会发言。陆院士分析了变化条件下我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问题,认为国际和国内的重大变化对我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来自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陆院士的讲话,就新时期我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重点从人文经济地理研究中的中国特色、人文地理学科发展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与宏观经济地理学、信息地理学、知识生产与人文地理学、非洲地理研究、"多规合一"等时代新要求和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政策地理等方面阐述了对新时代、新变化和新条件下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新思考。     

“多规合一”背景下特色小城镇的发展研究——以库伦旗为例

空间规划是现代政府调控市场经济,合理配置资源,平衡各方利益,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其地位与作用在我国已经步入城市化会的背景下日益凸显,并且具有多尺度和综合性的特征。发展特色小城镇是建设新型农村的重点,但是目前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具体的建设特色城镇规划,并且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空间规划存在着"多规"并存化及"多规失衡"的现象,集中表现在规划内容不一致,相互冲突及规划标准不统一,难协调等方面,深刻影响着各项规划的实施性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文以"多规合一"为背景,研究发展库伦旗特色城镇,并且提出存在的问题。     

基于“多规合一”的市级国土空间优化方法——以烟台市为例

针对现阶段各规划边界交叉、空间重叠的问题,本文从提高空间价值、减少空间破碎度和协调各类空间的角度出发,在梳理现有空间优化模型及智能算法的基础上,改进多目标规划模型并适应性改造遗传算法,以此二者构建市级国土空间优化模型。以烟台市为例,设置3种情景为决策者提供方案集进行3类规划主导下的2020年国土空间优化研究,结果显示：①优化后烟台市农业、城镇和生态空间价值分别增加了23.24%、29.27%、6.30%;②不同情景下空间分布合理且较为集中,生态保护情景有利于国土空间集合连片,经济发展情景更适合于多空间协调发展。研究表明：该模型能有效地解决国土空间内容重叠问题,明显提高了国土空间价值,同时优化模型适应性强,为“多规合一”背景下市级国土空间优化提供技术支撑。     

我国市县规划体系矛盾解析与“多规合一”路径探究

规划是国家和地方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国现行规划体系中各类规划分属不同部门集权管理,内容不合、实施不力,甚至影响地方科学、健康和有序发展。为此,市县"多规合一"规划体制改革,成为近期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议题。在梳理"多规"体系形成和演化过程基础上,分析"多规不合"的主要问题及其冲突原因,从规划体系重构、空间协调、期限衔接、基础平台与技术方法、审批管理体制改革等五个方面,对"多规合一"改革方向和转变路径进行讨论,以期为国家市县规划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列车流”视角下西北地区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研究

基于西北地区2014年、2016年、2018年、2020年铁路客运班列数据,运用列车频次优势度、复杂网络理论及社区结构识别等方法分析西北地区城市网络结构的演变。结果表明：（1）西北地区铁路建设加强了城市间的联系,社区数量减少,已形成分别以西安、兰州、乌鲁木齐为核心城市的稳定的多中心结构。（2）西北地区高速铁路建设对城市中心度及中介度的影响较小,对列车频次优势度的影响比较明显,西北地区高铁建设仍需注重“量”的积累。（3）西北地区各城市列车频次优势度及中心度呈现出明显的“沿途效应”。（4）基于普速铁路联系强度划分的社区空间分布与城市群分布有较强的一致性,但也存在差异,在考虑高速铁路列车频次的影响下,这种一致性不再明显。     

“高铁流”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网络层级结构演变研究

中国短时间内大规模的高铁建设对城市可达性和连通性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流空间”理论的兴起,高铁建设对城市网络的影响更值得关注。基于此,本文采用2007—2014年历年高铁列车频次全样本数据,通过构建高铁节点优势度指数、高铁线路强度指数、熵指数等定量分析模型,试图探讨基于高铁列车频次的中国城市网络结构及其变化。结果表明：随着高铁网络的空间扩展,城市之间的连通性不断加强,城市网络层级结构逐渐均质化演变;基于高铁网络的中国城市体系结构趋向于多中心化;长三角地区的高铁网络相较于其他地区更加完善。     

城市文化视角下的城市设计探析

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是指城市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人化",即人与人、人与环境以及环境的社会属性的集中体现,其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从城市文化的内涵、本质出发,分析了城市文化的本质特征,主要是地域性、包容性与选择性、多样性与连续性、可视性。利用城市设计中的城市空间、城市符号、城市活动三类要素对城市文化进行解读,力图建立城市文化与城市设计的关联,探索利用城市设计要素表现城市文化的途径。     

单元教学设计视角下“城镇化”的探索与思考

本文依托单元教学设计视角,将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2第二章乡村与城镇单元中的"城镇化"进行系统性的知识整合,突破常见教学中按照知识点在知识体系中的顺序展开的模式,以学生认知水平为起点设计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形成单元目标清晰、内容组织结构合理、过程主线递进且相互关联的知识单元,并应用于课堂教学。     

基于企业视角的城市网络研究进展、思考和展望

与其他研究视角相比,基于企业联系的城市网络研究在网络构建、职能划定和动力解释等方面都更为深入。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可知,企业联系视角的城市网络研究的新趋势包括数据来源的扩展、网络构建方式的突破,研究区的下沉以及基于企业间外部联系的考察;城市功能网络研究可以纳入城市网络研究的范畴,但后者要更注重数据和网络构造方式的表征能力。论文进一步对企业视角的城市网络研究中一些关键的概念和问题进行讨论,包括:嵌入性理论在企业网络和城市网络中的“桥梁作用”、企业联系的种类及其与城市网络研究的关系、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市联系及相关研究中的地位,以及相关研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     

城市新陈代谢视角下的城市公共健康风险

城市公共健康风险是当代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界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国内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健康城市建设和城市风险治理,然而这些研究受到城市/自然二元论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政治生态学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迅速崛起,提出了以社会关系为核心的城市新陈代谢理论,在空间和联系两个层面将社会与自然,人类行为体与非人类行为体联系起来,实现了对二元论的超越。基于这一理论,本文从空间和联系层面对城市公共健康风险的具体形式进行分析,指出在空间层面上,存在空间流转和重叠的公共健康风险和空间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公共健康风险;就联系层面而言,存在“新陈代谢断裂”的公共健康风险和公众认知的公共健康风险。     

住房产权与公共服务的“捆绑”——基于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视角

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补对数-对数模型、工具变量法与中介效应分析法,研究中国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住房产权与公共服务之间联系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住房产权对公共服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拥有住房产权的流动人口取得相对完整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概率将会更大。在住房产权与公共服务取得性之间,流入地户籍存在中介调节作用,即流动人口购买住房将有机会获得所在城市的城镇家庭户口,进而获得较为完整的公共服务。对于农业户口群体,是否拥有住房产权对他们能否享受流入地完整的基本公共服务影响更大,该现象符合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     

解读哲学视角下的“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和科学判断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也是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实际的重大理论创新。     

干旱半干旱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分研究——以“多规合一”试点榆林市为例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构筑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干旱半干旱区水资源短缺是威胁区域生态安全的首要因素,生态保护红线划分应切实以保护水资源安全供给为根本。以干旱半干旱区“多规合一”试点地区榆林市为例,通过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和生态敏感性评价,以水资源约束为核心,提出了生态保护红线体系与划分方法。结果表明：① 榆林市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16998.59 km²,占到全市国土面积的39.60%;其中水源涵养功能红线面积5147.15 km²,秃尾河、榆溪河、芦河、无定河上游是水源涵养核心区域,产水总量高达34.57×10⁷ m³;丘陵沟壑区和风沙滩区植被覆盖较高的区域生态功能极为重要,其中12.38%和23.25%的国土面积分别提供了50%以上的水土保持功能和防风固沙功能。② 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红线和禁止开发区红线主要分布于西北风沙滩区;南部沟壑区以水土保持功能为主,红线类型较单一。因此,西北风沙滩区的生态保护对榆林市生态安全维护更重要。研究结果可为“多规合一”各类规划间相互矛盾的有效化解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为其他干旱半干旱区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提供参考。     

智慧城市视角下城市洪涝模拟研究综述

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新兴模式。然而,近年来频发的城市洪涝给智慧城市的管理和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暴雨洪涝模拟是城市防洪减灾的关键技术之一,也是智慧城市风险应急管理中重要的决策支持依据。本文首先分析了智慧城市以及智慧水务的内涵,探讨了智慧城市发展和管理对于城市洪涝模拟新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智慧城市发展给城市洪涝模型带来的新的数据支撑;面向智慧城市应急管理决策,对比分析了3种现有的水文模型方法,认为在智慧城市大数据和技术的支持下,基于物理基础的分布式模型是未来城市洪涝模拟的主流发展方向。最后,探讨了建立城市洪涝模型的建模机制、尺度、基础数据库的建立、更新和管理、地表与地下管网模拟并重等关键问题,分析认为精细化、与RS和GIS技术融合、注重时空过程和智慧服务是智慧城市背景下城市洪涝模拟发展的必然趋势。     

“后乡村”语境下成都竹艺村的空间生产研究——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视角

政府引导城市资本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然而外力介入常导致“后乡村”场域内乡村主体的式微,探究“后乡村”社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对可持续旅游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文章套用空间生产理论,借助多元利益主体分析,建立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整体性研究框架。以成都竹艺村为案例,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分析“后乡村”多维空间的生产过程和机制。结果表明：1）竹艺村旅游发展通过租赁经营模式和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融合实现内外部驱动力量的优势叠加;2）租赁经营模式下乡村表征成为三重空间中的主导,作为权力主体的外部企业通过制度建构引导空间生产、实现旅游构想;3）社区治理模式明确了社区作为日常生活主体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保障了村民和村集体在空间生产中的话语权;4）“后乡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由乡村振兴政策的地方响应、资本通过下乡实现再循环、现代性流动下的主体行动和消费需求变迁下的视觉营销4种动力驱使。文章进一步拓展了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本土化实证研究,有助于引导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社区的健康发展,达到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优化社会生态的双重目的。     

“三生”空间视角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

基于土地“三生”功能视角,采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测度2000—2020年西北地区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并且综合运用热点分析工具、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生态环境质量的演变特征与分异机制。结果表明：（1）西北地区“三生”空间地域分异显著;“三生”空间结构演化呈生产、生活空间增加,生态空间缩减的变化趋势。（2）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从2000年的0.22720升至2010年的0.22724后降至2020年的0.22699,生态环境质量整体保持相对稳定。（3）生态环境质量空间上呈“东南较高、西北次之,中部较低”的格局特征,生态环境质量格局演化的冷、热点区主要聚集于东南和西北部,与区域内人口、产业的空间分布具有趋同性。（4）生态用地结构、归一化植被指数和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自然因子内部以及自然因子与社会经济因子的交互协同作用共同影响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