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以上海崇明为例

本文探索了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的小组参与方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以上海崇明为例,分析了不同社会群体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需求,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背景和不同决策层面对可持续发展的不同关注点,提出由4个核心指标、7个扩展指标和5个附加指标构成的社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为其他地区制订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提供了参考,并有利于实施社区发展可持续性的评估。     

东北地区城市民生质量测度与空间分析

民生问题是当今中国政府和民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借鉴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结构,构建了民生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的民生质量指数,并采用ESDA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其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城市民生质量呈等级分布特征,且“两极分化”明显。② 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城市化和地理邻近性对民生质量空间分异有重要影响。     

旅游地居民对主题景区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以常州环球恐龙城为例

以常州环球恐龙城为例,利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旅游地居民对主题景区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结果表明:①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旅游影响的感知特征可归纳为“社会失序”、“文化素质提升”、“地方认同和生活环境改善”、“吸引力增强”、“综合效益提升”、“生活环境恶化”和“生活成本提高”等7个维度,居民对积极影响的感知强度整体上高于消极影响。②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发展的态度与旅游影响感知密切联系,各感知因子对居民态度的不同维度有显著影响。③根据对环球恐龙城发展的态度,可将常州城市居民划分为“乐观支持者”、“理性支持者”、“谨慎支持者”、“冷漠态度者”等4种类型,总体来说,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旅游发展的态度较为积极与理性。     

北京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分析

传统经济学视角出发的个体生活满意度研究往往忽略了数据的嵌套性,多层级模型更适用于地理学中分析不同层级地理单元特征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采用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以北京为例,研究居民生活满意度在城市内部街道和居住小区尺度内的异质性,并研究了高层级地理空间单元的属性特征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在居住小区层级的异质性远高于街道层级,个体自身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总的来说,高收入、老年人、北京户口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更高。除个体属性特征以外,居住小区的类型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商品房小区居民的满意度显著高于保障房和单位房小区居民。     

地理环境因子对肌酸激酶同工酶参考值的影响

研究目的旨在探讨三种常用的变量筛选回归方法对中国健康成年人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参考值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规律特征,应用于制定不同地区CK-MB参考值标准,为临床医学研究做出贡献。方法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搜集全国137个市县级单位共8697例健康成年人CK-MB参考值,并选择了地理位置、气候、土壤三大类共24项地理因子。使用相关分析方法检验CK-MB参考值和地理因子之间的显著性,提取到9项相关性地理因子。基于R语言评估模型多重共线性的严重程度,建立CK-MB参考值岭回归（Ridge）模型、拉索回归（Lasso）模型、主成分分析模型。对比得到最优预测模型,拟合全国2322个市县级单位健康成年人CK-MB预测参考值,再结合地统计分析,运用析取克里金法进行趋势分析,得到CK-MB预测参考值地理分布规律特征。结果表明全国2322个市县级单位的健康成年人CK-MB参考值具有空间自相关性,模型测试表明,主成分分析法具有更好的模拟和预测能力。研究表明健康成年人CK-MB参考值分别与纬度、年日照时数、年平均相对湿度、年降水量、气温年较差、年平均气温、表土石砾含量、表土（粘土）阳离子交换量、表土（粉土）阳离子交换量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由地理空间分布图显示,整体上呈北高南低,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升高的趋势。通过搜集到的任一地区地理因子,结合主成分分析预测模型或已得的地理分布图可确定该地区健康人CK-MB参考值范围,为在临床诊断中考虑地域差异提供参考。     

城市新区作为“家”的表征与实践——以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为例

本文基于表征与非表征的研究视角,分析了以鄂尔多斯康巴什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新区作为“家”的表征与实践过程。研究发现：针对康巴什新区,外部媒介与地方政府以表征手段建构了截然不同的“家”的意象。其中,BBC、Times等外媒将康巴什新区描绘成充满荒凉景观的“鬼城”和不健康的中国城市居住空间,而在地方政府的重构中,康巴什新区则充满了生态栖居必备的城市景观并成为了先进的城市文化空间。而作为“家”中的居住者,康巴什居民“家”的营建经历了从陌生到认同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转换与情感边界的构建。不同行动者共同塑造了康巴什新区多元的、充满矛盾意义的“家”的空间身份。本文旨在丰富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家”的地理学研究视角与类型,回应“鬼城”话语对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无家”的质疑,亦是城市新区社会文化研究的有益拓展与补充。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时空格局及障碍因子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具体体现。从居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4―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利用核密度估计、ESDA、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进行居民生活质量时空格局分析及空间差异测度,并运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分析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障碍因子,得出如下结论：① 2004―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高水平区域从下游城市逐渐转移到中上游城市;② 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高?高集聚区主要是内蒙古自治区及相邻区域的城市,低?低集聚区主要是河南省、山东省以及山西省的部分城市;③ 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空间差异从上中下游尺度看主要是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从左右岸尺度看主要是区域内部差异贡献;④ 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障碍因子主要是人均水资源量、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每万人公园绿地面积、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每万人拥有的道路面积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此在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中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合理利用水资源,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中国休闲城市质量评价及实证研究

休闲城市质量是体现城市居民生活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指标。通过构建休闲城市质量评价体系,实证分析了2017年我国35个休闲城市质量现状及特点。结果显示：（1）我国休闲城市质量整体偏低,大多数城市处于中下游水平;（2）我国休闲城市质量呈现出“东西高,中部低”的洼地现象;（3）休闲城市质量各维度指标表现出显著的不均衡特点,休闲空间与环境、休闲生活与消费等维度成为休闲城市质量提升的短板;（4）休闲城市质量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未来休闲城市建设过程中应注意发展水平和质量提升的均衡、城市规模与人口密度适度发展以及区域发展差异等问题。     

浙江县域“四化同步”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以浙江省69个县域为分析对象,选取了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重构“四化同步”和居民幸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ESDA、耦合协调模型和GWR模型等方法,对浙江省区域“四化同步”与居民幸福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其空间演化特征以及形成机制。得到了以下结论：2005~2015年,“四化同步”发展水平、居民幸福综合指数、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展现了“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演进趋势,空间集聚的强度以倒“V”型变迁。已形成由杭州湾为核心的连绵区域,不断向外扩散最终以杭州市区-宁波市区双核心分布的热点区域,浙西南散点分布的冷点区域。“四化同步”演进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影响因子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其影响因子作用强度自信息意识、市场机会、居住环境、经济机会、文化价值和开放共享依次递减。     

Measuring and Reporting Changing Public Access to and Along the Coast

Public access to and along the coast is identified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importance in the Resource Management Act 1991. Despite this, few local authorities have started to monitor public access to and along the coast. The adoption of two indicators of public coastal access by the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deserves closer analysis ‐ how can local authorities implement those indicators as part of their section 35 responsibilities? Research carried out in Otago in 1999 exami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five indicators of public coastal access. This research concluded that one of the Ministry's indicators is a good measure of public access, but it could be extended to include other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ublic access.     

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的增强是扩大内需、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助于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分析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发展阶段、消费特征及其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9 年以前,旅游消费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人均消费水平较低;1999-2003 年,消费水平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03 年以后,旅游消费发展主要因出游人次增加而带来的规模扩张,人均消费增长迟缓。② 农村居民平均旅游消费倾向呈现波动性下降趋势,消费水平以滞后性消费为主,交通、住宿、餐饮和游览等消费比重持续下降,消费结构变动程度较强,消费层次较低,消费产品结构不合理。③ 农村居民收入、传统消费习惯和消费不确定性是影响旅游消费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消费习惯与旅游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居民收入的积极效应更强;消费不确定性与旅游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是影响旅游消费的消极因素;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不显著,但城乡旅游交流日益密切,其示范效应也不容忽视。     

基于改进层次分析法的GIS公共服务设施选址

已有的公共服务设施选址模型较复杂且应用范围受限,无法作为通用模型出现。层次分析法可作为选址的通用模型,但单独使用层次分析法在空间分析方面仍有欠缺,单纯的GIS在复杂指标权重的处理方面存在很大不合理性。该文对层次分析法进行了改进,使之更适用于GIS的数据结构,将改进的层次分析法与GIS技术结合,成为公共服务设施选址更合理的选址模型和方法。以河北省黄骅市中学选址为例验证模型和方法的可用性。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及聚集特征——以浙江省为例

基于新型城镇化特征及内涵,选取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居民生活质量、城乡统筹发展和创新发展7个因素26项指标构建浙江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了该省70个县域行政单元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ArcGIS对计算结果进行可视化表达和分析,并采用系统聚类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浙江省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时间上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总体呈现“倒三角”特征;（2）形成三个高水平区域中心和两个低水平区域中心,高水平区域中心对周边区域带动辐射效应明显;传统城镇化指标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贡献较大,但城乡统筹发展和创新发展的贡献逐年上升;（3）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区域得益于其创新发展,其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城镇化相较其他区域表现突出。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广州市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路径

转型与重构是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一背景下,从个体生命历程的视角研究居住迁移的时空规律和影响因素有助于从深层次理解城市空间结构重构的内置机制,同时,对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2007年进行的一次入户调查资料作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居民居住迁移时空路径的生命历程特征。结果显示,广州市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路径呈现出年龄偏好和空间偏好两个基本规律,这两个规律可以用“N”形曲线和“微笑曲线”来表达。“N”形曲线揭示了居住迁移率随年龄变化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最后再上升的规律。微笑曲线则揭示了老人与孩子的居住迁移的方向较为集中而中年人的居住迁移方向较为离散的特点。文章据此从不同生命历程居民居住偏好的角度分析了产生上述居住迁移宏观规律的原因。从而证实了广州市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路径具有若干生命历程的特征,对转型期广州市住房的供给与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空间配置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居民时间的利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时间作为测量人类生活的计量单位,能够直观地反映居民各项活动的时间利用状况。将居民的日常活动归类为工作、生活和休闲三类活动,运用2008年我国第一次居民时间利用调查的数据,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和新西兰4个国家进行对比研究,分析性别、年龄、职业、收入对居民时间利用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居民在时间利用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呈现出明显的不同。主要结论是:①年龄与职业是影响居民时间利用的最重要因素。随着年龄增长,居民的工作、生活和休闲时间分别呈现"反L"、"N"和"U"型变化;职位越高收入越高者工作与生活时间相对较少,休闲娱乐时间增加并且活动也比较丰富。②多数居民的生活呈"模式化"的特点,生活规律的共性很强。     

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空间分异分析——以大连市沙河口区为例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水平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品质。论文基于高德地图获取的地图数据,使用城市网络分析工具(Urban Network Analysis Toolbox, UNA)对大连市沙河口区内的6类公共服务设施分布进行空间分异分析,并对区内90个社区的居民出行可达设施的数量及类别进行测度,最后对各个社区进行总体评价。结果表明：① 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不均,北多南少,呈现出“一主多次”的“廾”字形的结构,主要分布在西安路商业区周边和各个街道的次级商业区;② 居民可达设施数量空间差异大,北多南少,各街道均有1或2个区域可达设施数量较多;③ 居民可达设施类型数量存在一定差异,70%以上的住宅楼中的居民可以获得全部6类公共服务设施;④ 各社区居民可达设施总体处于差异较小的均衡状态,但仍有个别社区存在内部差异较大的现象。设施的分布、地物的阻隔和社区的封闭程度对居民获取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影响较大,建议构建“设施完善、便捷可达”的15 min社区生活圈。     

The Elementary Social Studies: Sense and Nonsense in Integration

Abstract

The ultimate goal of all geographic education is to have our students think geographically for life. To this end, the five geographic skills sets allow teachers to use the inquiry approach to more accurately observe whether or not geographic thinking is actually taking place. As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these geographic skills, fieldwork, journaling, and stories based on the field experience have proven to be effective tools of inquiry.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a journal, kept by the author while on an advanced alliance summer institute to Russia in 1996, was used to write an original short story based on the author's fieldwork there. The author's experiences model the five geographic skills sets in developing lesson plans for the original short story, The Dragon and the Anchor. These activities allow the students to sharpen their geographic skills and develop a sense of place by studying the changes that have occurred in Russia since the fall of communism in 1991.     

Evolution of clusters in dynamic point patterns: with a case study of Ants' simula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ensing and tracking technologies have enabled large geographical databases to be established that represent spatial dynamics of ‘behavioral entities’. Within this type of dynamics there are several levels and modes of organization that need to be revealed. Clusters are high‐level groupings of entities, where change in their location and form, including split and merge events, represents self‐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ing patterns. Such information may contribute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spatially complex dynamic patterns.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evelop an adaptable methodology that facilitates exploration of spatial order and processes in point pattern dynamics. The approach presented here utilizes data‐clustering at each snapshot of the moving pattern, and then involves pairwise linking between the clusters identified at each snapshot and those identified in the following snapshot. Such linking is based on a new methodology that defines well globally optimized solutions for numerous possible linking combinations based on Linear Programming.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approach was conducted with an existing Ants' simulation tool, capable of creating data sets covering in detail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 nest's life cycle.     

生命周期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居民迁居强度的影响——基于武汉市多源数据分析

随着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行,城市内迁居行为日趋频繁。洞悉不同年龄段居民迁居内在驱动力,能为城市居住环境规划与建设改善提供依据。论文利用2019年与2021年武汉市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以生命周期理论为研究视角,识别武汉市四环内不同年龄段居民交通小区迁居强度,并提出建成环境因子特性与迁居强度关系模型,探讨居民生活圈内各建成环境因子对多年龄段居民迁居影响的特性差异。研究发现：(1)不同年龄居民的迁入与迁出强度在不同城市区位上存在分异,19～39岁居民相较于40岁以上居民迁居更频繁;总体呈现内环线的交通小区迁入与迁出强度表征偏高,且均大于外环线的交通小区。(2)公共服务设施、交通便利度和居住环境维度内相关指标是影响居民迁居决策的重要因素,由于不同年龄段居民居住需求不同,部分变量因子在不同年龄段下特性分异明显。考虑到各年龄段居民迁居强度及因子特性不一,相关规划决策需采取差异化的建成环境改善措施,科学引导不同年龄居民迁居,优化城市人口分布。     

城市文化氛围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城市文化氛围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宜居性的重要要素。本文基于对全国40个重点城市近万份常住居民的城市文化氛围满意度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定量识别影响城市文化氛围满意度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在城市层级纳入考察的指标中,文化消费层次、文化设施及历史文化积淀对城市文化氛围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个体属性层级中,居民家庭月收入、年龄和职业对城市文化氛围满意度的影响显著,高收入、中等年龄段群体对城市文化氛围的满意度较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的满意度较低。城市层级和个体层级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在人均GDP越高和剧场、影剧院数越多的城市,文化消费层次的多样性越高,高收入阶层对城市文化氛围越满意;与此相反,低收入阶层在人均GDP相对较低的城市满意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