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duction and R&D networks of foreign ventures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ical dynam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ture of FDI local networks in production and R&D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discusse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ical dynam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e investigate foreign ventures (or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FIEs) in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industry, based on a large-scale survey of ICT firms conducted in three mega-city regions of China: Beijing, Shanghai-Suzhou, and Shenzhen-Dongguan. Our data show that FIEs in China are gradually localizing their production, but the extent of local embeddedness is contingent upon home country effects, local specific contexts and FDI-host region relationships. We have also fou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FDI location and network decisions. Beijing tends to have broader FDI sources and better integrated global-local networks, while in those regions dominated by FDI such as Suzhou and Dongguan, FIEs are thinly embedded with local economies and tend to establish global-local networks among themselves; local embeddedness is limited by a series of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al, spatial, and structural mismatches. Shanghai and Shenzhen are in between. More efforts are still needed to better integrate FDI with local economies and strengthen China’s local innovative capacities.     

地方嵌入对在华外资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

外资企业通过直接出口和间接溢出效应对中国出口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外资企业知识溢出研究其对本地出口和创新等方面的促进作用,较少关注外资企业自身的贸易活动.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在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搭建本地、目的国(地区)和本地-目的国(地区)联系三维度框架,重点关注外资企业地方嵌...     

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业发展与空间格局研究

区域新兴产业的发展是经济地理学的关注重点。尤其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背景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区位特征备受关注。本文选取风电设备制造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研究对象,根据2005-2012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统计》整理了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企业数据库,发现中国的内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大多由相关装备制造业企业投资设立,并位于投资企业所在城市;外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倾向于布局在装备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城市。风电设备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扩展即子公司主要集中在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和东部沿海等风力资源丰富和风电场重点建设的地区。在实证部分,利用零膨胀负二项模型探讨中国风电设备企业及其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风力资源禀赋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的区位选择,风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城市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个数较多;②产业基础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母公司区位选择;③地方政府支持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的区位选择;④风力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地方政府支持同时作用时,产业基础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对风电设备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制定有指导意义。     

江苏省银行网点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基于网络平台的银行网点地理数据,运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以及多元线性回归等分析方法,分别对五大商业银行、农业金融机构、中小商业银行、江苏地方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讨,并揭示不同类型银行网点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整体上,江苏省银行网点空间偏向分布差异明显“南多北少”,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城区密集分布和外围分散分布”;不同类型银行由于功能和市场定位的不同,除在城区密集分布的共性外,在城市外围区域的分布密度和服务范围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建成区面积、人口规模、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城镇化率、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是影响银行网点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但对不同类型银行网点分布的影响程度不同。五大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倾向于人口规模大、城镇化率高的城市,农业金融机构网点更依赖于农业人口因素,中小商业银行网点偏爱二三产业发达的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对江苏地方银行网点的布局具有显著影响,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对外开放程度高和国外资本输入较多的城市。城市行政级别和城市性质等制度因素对农业金融机构、外资银行网点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较强。     

甘肃内陆河流域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和发展的影响因素

问卷调查了酒泉市和嘉峪关市的41家工业企业,收集了大型工业企业的资料,了解影响工业企业选址和发展的主要区位条件。研究表明:韦伯工业区位论强调的成本因素和当地市场是影响内陆河流域工业企业选址和发展的主要区位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成本因素是临近原料地和优惠政策;远离大经济中心和经济发达区的相对区位劣势制约大部分企业的发展;虽然只有少部分企业认为水量、水质和水价是企业选址和发展的制约因素,但分析认为,水资源短缺对当地工业发展有不利影响,而受访企业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间接影响;相较其他城市,酒泉市企业选址中集聚经济因素的影响小。     

跨国公司在开发区的投资模式及区域影响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力量是影响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跨国公司在我国开发区的投资为例,分析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与地方生产体系链接的过程与方式。文中将其概括为滚动式、结盟式、跟随式等三种模式。不同的投资模式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总体而言,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开发区的投资强化了其全球生产网络,但与地方生产体系的联系有待于强化。这要求地方在推动开发区发展的同时,要积极发展自己富有活力的生产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与跨国公司网络的对接。     

全球-地方背景下东道国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技术溢出视角的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微观实证

以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为例,通过半结构式问卷及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从企业微观尺度阐明全球-地方背景下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从技术联系、生产联系及劳动力联系3个方面探究跨国资本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影响与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经历由技术依赖型向自主研发主导下兼有研发内部化与国际化扩张的模式转变。跨国与本土企业技术差距减小、更紧密地嵌入全球产业链、劳动力从跨国向本土企业流动均显著提升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强度,国际技术采购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跨国R&D投资机制与研发资源的关系研究

本文从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战略出发，通过重新审视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基本理论框架，对跨国R＆D投资的形成阶段、动因、模式和区位选择及与研发资源的关系作了详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进一步吸引海外R＆D投资的几点启示，以期为利用外资外资提高我国综合技术创新能力服务。     

社会资本是否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来自中国城市的微观数据

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转移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是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话题。现有文献从正式制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进入退出、空间分布和产业转移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地方社会资本如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污染型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以及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从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三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尺度社会资本,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退出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② 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规范因素,对污染型企业生存构成了外部非正式环境压力;但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并没有直接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③ 社会资本在强环境规制地区中的交互作用显著,能够形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好互动。本研究从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理解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机制,不仅是对正式制度层面环境规制研究的补充,同时也对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西部开发的政府职责探讨

西部开发进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适时根据宏观背景的变化和应该解决的核心目标与任务调整各自的职责。中央政府的职责主要在于加强制度建设,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公平、高效的政策与市场环境;地方政府的职责主要在于提高服务与管理水平。制度法制化、规范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机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正确履行职责的重要保障。     

网络视角下的国有和民营制造企业对欧盟投资的区位选择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格局的进程中,越来越多企业走出国门,在全球构建起愈发紧密的联系网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和差异成为国内外经济地理研究的前沿领域。有别于传统的对区位资源论的分析,本文尝试将映射在区域尺度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网络资源运用于中资企业对欧盟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并进一步区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网络资源的异质性影响,以期丰富中资企业对欧盟投资的区位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现有国有企业网络资源不仅影响后续国有企业的投资选址,也影响后续民营企业的投资选址,但现有民营企业网络资源仅影响后续民营企业的投资选址。从时间维度看,2008—2012年国有企业网络资源和民营企业网络资源分别对后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选址产生影响,2013年以后,国有企业网络资源深刻影响后续民营企业的投资选址。这一结果表明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国有企业对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发挥重要作用。     

杭州市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

房地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行业,从微观视角解析房地产企业空间格局与区位选择因素对指导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基于杭州市房地产业工商企业登记数据,采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K函数、最近邻层次聚类等空间点模式方法以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系统分析了杭州市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     

中国-老挝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模式与启示——以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为例

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经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和空间策略。文章在总结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特点基础上,采用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的方法分析了中国-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的开发模式,并基于企业视角分析了该开发区的优劣势。结果发现：1）园区是采取“项目建设+土地抵偿”的形式进行开发的典型项目,以符合东道国国情与需要为发展定位,主要通过土地增值、为跨国企业提供厂地的方式获取收益;2）园区发展优势表现在：受到双边政府的大力支持,税收优惠力度大,区位优势明显;园区发展劣势表现在：产业链体系不完整、企业境外融资难度大、企业在当地的根植性弱、企业间凝聚力不足、劳动力资源匮乏、劳动技能与效率尚待提高、投资汇回利润存在一定风险、市场开发尚且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区位选择与产业布局、本地嵌入机制、经济地理影响等方面,并探讨了本案例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政策启示,即,加强政府间磋商、契合东道国发展需要,加强对本地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是保障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顺利发展的关键。     

外资企业集聚对本土企业国有占股比例的影响——基于区域禀赋差异分析

旨在研究企业所在地的地区禀赋差异如何通过外资企业集聚影响本土企业国有占股比例的调整。因变量为企业国有占股比例,关键自变量为通过地区自然及人文禀赋差异作为工具变量代理的外资企业集聚程度,以及企业所在的地理区位特征,包括交通和经济区位。基于世界银行工业调查数据库企业调查数据并运用IV-Tobit估计方法,研究发现:① 较高的外资企业集聚程度将降低同行业内本土企业国有股份占股比例;② 主要矿产资源越丰富的地区,外资企业集聚程度相对较低,而人文科技教育越发达的地区,外资企业集聚程度越高;③ 传统的沿海沿江及经济特区等区位特点对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当地交通货运发达程度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作用正日益显现。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建议。     

北京企业对河北直接投资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产业转移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论文基于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亿元以上项目的投资数据,分析历年投资规模、行业特征和区位特征及变化,进一步利用条件Logit回归模型,分别探究北京全行业、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对河北投资区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的投资规模大幅提升,制造业投资占比有所下降,服务业投资占比显著提高,且投资行业类型多样化,呈现升级趋势,对一般性产业的疏解已初步取得成效。② 北京企业对河北各地级市投资额分布的层级分化明显,且在各地级市的市区、县域均有分布,呈现广域散布的特征。③ 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各地级市的投资区位较为集中,但略趋分散,投资份额有从唐山、承德、廊坊向保定、邯郸转移的趋势,基本形成以唐山、石家庄、保定、张家口为核心承载地的投资格局。④ 产业基础、时间距离、政策环境、创新能力是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制造业受时间距离、劳动力成本、政策环境的影响,容易形成企业投资的“区位锁定”和“行业锁定”;服务业较高的企业经济效益克服了劳动力成本的影响,高素质人才更能吸引服务业企业投资。     

广州市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演变

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地区创新过程的影响已获得学术界高度关注,但对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地区研发模式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有限。通过半结构式问卷调研与深入访谈,对广州市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演变及引致其模式变迁的本土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本地研发人员比例逐步提高,开始构建包含本地创新主体在内的多渠道技术获取网络;调整新产品发布策略,加大对核心技术的保护;增加对研发资源的投入,“独立”和“辅助”母公司技术研发的职能显化,开始将本土企业纳入创新链条等。市场规模扩张、本土企业技术能力增加导致的市场推力和珠三角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规制是引发跨国资本研发模式演变的主体因素。     

企业异质性、技术关联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标志着中国逐渐从“引进来”到“走出去”,通过更加多元化的方式参与全球化新时代的到来。论文利用Oriana亚太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的微观企业数据,在刻画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空特征及演化过程的基础上,从企业异质性和技术关联效应等多角度考察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具有明显的正效应,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对外投资,东部企业较西部企业更倾向于对外投资。技术关联度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水平。研究从更丰富全面的视角理解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决策,为科学合理地指导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提供科学支撑。     

江苏省研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苏省县区为研究单元,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Ripley’s K函数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究2005、2011和2017年江苏省研发企业的空间分异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考察江苏省研发企业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研发企业空间分布呈现出稳定的西北-东南分布格局,且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聚集规模和强度先增强后减弱;研发企业冷热点呈块状分布,存在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现象;研发企业和开发区、高等学校空间匹配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开发区建设、邻近高等院校以及集聚经济等因素对江苏省研发企业空间布局影响显著。     

北京市风险投资的空间分布与合作网络研究

国内外有关风险投资(VC)空间集聚的研究大多基于国家层面,本文基于北京市VC机构的位置和联合投资信息,运用本文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研究VC机构的空间集聚和合作网络。空间分析发现,VC机构主要集聚在CBD、金融街、中关村三大核心区;在时间尺度上呈现分散—集聚—再分散的趋势。其中,国资机构主要集聚于金融街,外资机构主要落户于CBD,且以私募基金(PE)类机构为主;中关村则依托高新技术成为创新型企业的融资区。叠加合作网络后进一步发现,城市尺度下的VC机构合作并不受地理区位限制,并且各个VC集聚区之间关系颇为紧密。按“中心度”到“边缘—核心”的递推分析表明,外资机构在北京市风险投资合作网络中具有突出地位,其对联合投资的偏好主导了网络的形态。国资虽占据了部分网络节点但核心地位不够突出,而本土民营机构虽然数量较大但在网络中多处于半边缘位置。     

Location Decisions and Network Configuration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Urban China∗

This article studies location decisions and network configuration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Nanjing, the capital of Jiangsu Province,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Built on the perspective that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can be conceptualized as a tripl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this article outlines four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at are underlying the location and networks of FDI: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states, marketiz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places, global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globalizing city regions, and urban spatial restructuring. The study has uncovered substantial intraurban differences within Nanjing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state, location within the YRD, and intraurban context in the location decisions for FDI. We have also found that foreign ventures overwhelmingly serve as production facilities for either the Chinese or world markets, and maintain close production relations with other foreign firms in the YRD. Finally, regression models have identified the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level development zones, access to ports, and industrial land in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ven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