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的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河南数据分析

采用河南省经济增长与私人投资的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运用协整理论探讨基础设施的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私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二者互为因果关系,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率高于国有投资的效率.对国有投资、私人投资弹性偏小的原因进行分析;加大投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形成以政府宏观政策为引导的多元投资体系.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以贵州省六盘水市为例

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概念和内涵出发,以自然基础设施和人工基础设施为子系统,基于大气、绿地、湿地、交通运输、能源补给、给水排水、电信通讯、环境卫生和安全防灾9个系统共33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运用均方差法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采用灰色关联理论建立评价模型,并对六盘水市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现状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六盘水市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属于极差、差、中、良和优等级的综合关联度值分别为0.678 8、0.750 4、0.724 3、0.611 0和0.523 5,说明六盘水市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属于“差”的等级。其中,自然基础设施属于“中”的等级,与“中”的关联度值为0.828 5;人工基础设施属于“差”的等级,与“差”的关联度值为0.791 2。     

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区

从改革开放的视角,用实证的方法,对中国城市经济区进行了新的研究。根据城市中心性的等级体系,确定京津唐、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全国的经济核心区;通过外贸货流、铁路客货流、人口迁移流、信件流等流量流向分析,概括了3大核心区的内向型和外向型腹地范围;在此基础上,把中国经济地域划分为北方区、东中区和南方区3个一级城市经济区和11个二级区。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空间组织形成许多新的认识。这一研究对于各地区经济联系方向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市空间拓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261个地级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地普遍出现了以低价出让农业用地,盲目投资房地产及城市基础设施,大规模兴建新城区为主要特征的城市蔓延现象。造成这种城市建成区低密度无序扩张的原因,除了不规范的城市用地转化机制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当认识。以全国261个地级市为例,基于1990~2010年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客观分析了中国城市土地蔓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FDI）、房地产泡沫效应等因素后,城市现有建成区面积及其扩展幅度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单纯追求城市建成区规模扩张并不能直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福建省正处于全面发展的工业化阶段,面对外界各种流体的汇集和离散,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构建福建省区域城镇体系的等级、功能和空间结构,协调区域发展,实现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成功崛起乃是福建省在今后区域规划中的重要任务。立足海峡西岸经济区主体福建省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现状,从节点、轴线、网络、域面四个维度分析其结构特征,得到以下结论:①福建省城镇经济发展目前已形成2个主中心(厦门市、福州市辖区)、1个次中心(泉州市辖区)、6个地方中心和一批较大生产规模城镇;②闽东南地区城镇整体水平高于闽西北地区,中部地区城镇沿线发展程度仅次于沿海地区城镇密集带;③福建省城镇体系空间分布较为适中;④福建省城镇经济发展梯度差异较大。     

中国城市经济活力评价

城市经济活力是指一个城市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发展能力与潜力。以经济总量及其增长、企业及其收益、居民收入、财政与社会保障、外贸与外资、技术水平与教育及环境7个方面的若干指标为评价标准,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全国重要的50个城市进行城市经济活力指数的定量研究。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演化分析

以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1~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平均值从2001年的4.769亿元/km²增加至2014年的15.375亿元/km²,但地区差距逐渐扩大;②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市相互影响,呈现出“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态势,且从LISA集聚图来看,城市土地经济密度通过空间聚类可以划分为“高水平均质型地域”、“塌陷型地域”、“极化型地域”和“低水平均质型地域”4种类型,不同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范围和稳定性等都存在差异;③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冷、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总体上表现出“东热西冷”的分布格局,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大多处于低值簇,属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冷点区或次冷点区;④ 自然条件状况决定城市土地的供给能力和开发潜力,是导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基础性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政策、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也会对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经济转型与中国省区产业结构趋同研究

伴随经济转型的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过程是中国产业结构重组的重要力量。基于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 深入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结构在不同产业层次的趋同问题。总体而言, 多数省区与全国产业结构保持着较高的相似性, 随着产业细分,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呈明显下降趋势。东部沿海省区和全国相似程度最高, 西部落后省份和全国相似性最低。资源密集型产业使省区结构与全国差异显著, 全球化程度较高、附加值较高、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使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统计结果显示, 市场化进程有利于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发挥, 显著地促进了比较优势相似的省区产业结构趋同, 而资源条件不同的省区结构差异化发展; 参与经济全球化强化了比较优势对于产业区位的影响, 相似国际市场需求以及区位和产业偏好相似的外资促使沿海省区产业结构趋同, 也是沿海与内地省区产业结构显著不同的原因。地方分权导致省区市场严重分割, 造成了一些省区产业结构趋同。     

综合防灾理念下城市公共安全设施体系及规划应用

城市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是城市健康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但无论公共安全管理,还是公共安全规划编制中,都面临着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整合度不高这一根本问题。从综合防灾的理念出发,横向上构建城市公共安全的防护设施、救助设施和重建设施体系的时间序列,纵向上构建避难空间、防救灾通道、隔离系统、指挥系统等城市公共安全空间体系。期望通过公共安全基础设施体系的建构,推动转型时期我国城市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的发展建设和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的编制。     

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城市规模对中国高学历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影响

基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中国300个城市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高学历劳动力规模呈现级差化分异特征,其位序-规模分布符合幂函数特征,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和东中西地带性分异的格局;东部沿海地区、辽中南半岛、哈长城市群及内陆省会城市是主要分布地。2）从高学历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例看,北方资源型城市及东部沿海城市群高学历劳动力优势突出,中部和西南地区存在明显“凹陷”;从高学历劳动力和总就业劳动力耦合的结果看,相对占优型和绝对占优型两类城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东北的工业城市、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及内地省会城市。3）实证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受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及城市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共同影响。从全国层面看,经济机会、城市规模、房价主导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凉爽的夏季气候、优质中学教育资源、游憩及交通资源对其也有重要影响作用。4）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中,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均受到经济机会和舒适物的影响,但舒适物因子在各类型城市中发挥的作用差异较大。     

中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投资与建设的区域差异及效率评价

利用2001~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探讨中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建设的区域差异,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投资效率评价。研究表明：① 全国各省区累计投资差异较大,东部省区各分项设施建设投资均远高于中西部省区,但中西部省区投资的平均增速高于东部省区;② 研究时段内绝大部分省区分项设施建设水平都有较大幅度提高,2010年全国范围设施建设水平大致呈现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的格局。③ 设施投资效率区域差异大,在空间分布方面不具有明显的东中西梯度特征。研究认为,应首先着力提高建设效率,并进一步综合考虑投资能力与设施需求,及时调整投资力度,促进设施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协调。     

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

以“后危机时代”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既可通过增加产业结构的非相关多样化直接增强城市经济抵抗力,也可通过增强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化诱发技术创新,间接提升城市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2）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城市产业基础的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城市存在差异。东部城市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较为突出。生产性服务业对中部城市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而西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作用则不显著。3）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信息服务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均最为显著,商务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相较其他行业弱。     

Fiscal decentralization,political centralization,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riving forces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Drawing upon insights from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ightens local budget constraints, stimulating local governments to urbanize land to relieve fiscal distress.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triggers interregional competition am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for better economic performance, inspiring local governments to employ land development to mobilize more capital investment for growth. Based on official land-use change data from 2002 to 2008 for prefectural citi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this study presents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ese theoretical arguments. Results imply that fiscal and political incentives derived from land development drive China’s l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urbanization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an institutional understanding of rapid land urbanization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腹地的测度分析

一个明确而又合理的城市腹地范围, 是保证一定区域内各城市实现合理功能整合的关 键, 也是对城市经济区进行各项研究的基础。通过构建衡量城市综合规模的指标体系, 运用 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中国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规模值。在GIS 软件支持下, 将中国划分为 5 km×5 km 的格网, 利用场强模型, 对2004 年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腹地进行了划分, 比较腹地的范围及相互关系, 并与省域和市域行政范围进行了叠合分析, 实现了城市腹地测 定、分析的可视化。结果表明: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规模值差异较大, 最大和最小城市规模 相差达284 倍。场强值分布呈现明显的东、中、西递减的分异特征, 与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 一致。中、东部的城市影响力的弱势区域全部分布在省域交界地带, 在场强值大于12 的级别 上, 东、中部城市的场强影响范围连成一片。各城市腹地范围相差亦较大, 最大和最小城市 腹地相差达5488 倍。各城市在地理位置上不一定位于其腹地的几何中心, 偏移比较大的城市 往往成对分布。城市腹地与省域行政范围吻合度较差, 根据腹地在市域行政范围内的面积比 例, 将城市分为4 类, 并提出相应的空间发展策略。依据腹地的分析结果将全国划分为3 个 一级城市经济区、11 个二级区和38 个三级区。     

新疆区域基础设施与经济耦合的关联分析

本文以新疆为例,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出区域基础设施与经济交互作用的关联度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揭示出新疆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耦合的主要影响因素及耦合机制,并分别从时空角度分析耦合度的时序演变规律和空间分布特点。研究结果表明:(1)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各要素之间的耦合是复杂的,总体上表现在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反馈作用和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两个方面。通过关联度计算遴选出作用于经济的10项基础设施指标和影响基础设施的6项经济指标,它们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系统交互耦合的机制;(2)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与人均GDP的关联性最强,进一步建立作用关系模型,得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的基本建设投入对人均GDP的弹性为0.264。(3)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耦合度的时序变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且空间各异,根据耦合度大小并结合区域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情况,将新疆15个地州市划分为经济发展超前型、趋近协调型、同步协调型和低水平耦合型等4种类型,总体而言以同步协调型为主。     

European Integration,Urban Economic Change,and Public Policy Responses

Most empirical work on changing disparities in income during recently increased European integration examines the European Union (EU)‐defined regions because of a dearth of readily available urban units of analysis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Moreover, a lack of systematic data on urban entrepreneurial efforts fuels debate over their effectiveness in enhancing urban prosperity. I combin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rends in income disparities for the Western European urban system for 1980‐1994, with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us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for three problem cities in Britain that were selected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type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ir urban entrepreneurial efforts. On the one hand, the macro analysis provides no clear evidence of convergence in urban incomes.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the problem cities vary somewhat depending on local context, their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 are remarkably similar. Higher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pending, however, do not translate necessarily into improved urban performance.     

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从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2个方面定量化分析中国31省(市)(未包含港澳台数据)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韧性特征,并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维持性较高,中部地区的经济维持性普遍较低;经济恢复性较高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而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恢复性较低,经济维持性和经济恢复性呈现一定的负相关。②各省(市)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维持性普遍较高,经济维持性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在东部沿海区域和沿长江经济带地区,而经济维持性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③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第二产业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韧性,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第三产业经济韧性较好。④影响2次经济危机中韧性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区位条件、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GDP的解释力较强,但在2次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方向不同。     

东北地区城市群组的格局、过程及城市流强度

根据城市群、城市组群及城市群组的内涵指出中国东北地区目前存在辽中南、吉林中部、哈大齐三个城市群组。按照其形成发展过程和现状特征,辽中南已经发育成为成熟的城市群,而吉林中部和哈大齐尚处于城市群发育的中间阶段,即城市组群阶段,从而在东北地区形成了"一群二组"的空间结构框架。通过对东北地区城市群组外向功能量和城市流强度的计算发现,群组内部尚未出现主要外向服务部门区位熵均大于1的城市,与国内发达城市群的发展水平相距较远。未来发展应该围绕城市群组的组织结构、网络化发展模式、职能分工与功能互补、发展关系协调等方面进一步调控和优化。     

基于全球一体化的中原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群主导世界经济的趋势不可阻挡，关于城市群的研究随之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几年，中原城市群悄悄崛起，但只是一个雏形，还存在很多问题。为了更好的促进中原城市群的发育，特别是加强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发挥特长、合理分工、优势互补，进而提升中原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文章选用了九大类44项城市竞争力指标，建立了城市竞争力的指标体系，从定量的角度对中原城市群的城市竞争力进行了排序、对比、分析，其城市竞争力排名依次是郑州、济源、洛阳、焦作、漯河、新乡、许昌、平顶山及开封。得到的结论如下：(1)首位城市竞争力强，但还没有发挥核心城市的作用。(2)工业型的城市经济实力竞争力强。(3)农业型城市的经济竞争力较弱。(4)产业竞争力和资金实力是影响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主要因子。(5)个别城市的单项指标存在异常点，显现出其优劣势。最后根据分析结果，笔者提出了四点优化对策，为城市群中的城市定位、产业分工、资源优化配置及相应区域互动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Internal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Province,China*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re considered a primary determinant of human migration, but their explanatory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has been limited because of stro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controlling migration and in planned population transfers. Since the late 1970s, however, economic reform has brought about changes i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es and generated new push and pull forces for migration, and the relaxation of migration restrictions has created greater opportunities for nongovernment-induced migration. Using data primarily from the 1990 census, I review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migr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migrants. 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Province reveals that its attractiveness to migrants from other provinces and its intra-provincial migration patterns are attributable to differentials in per capita output and foreign investment. The findings support the argument that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migration in which present and expecte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re important explanations for the volume and directions of population 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