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新老中心商业区土地利用差异研究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广州市新老中心商业区土地利用的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并对其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发生变化的理论意义进行了讨论。     

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作用研究——以广州为例

在评述国内外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影响作用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案例,利用有关政府部门资料、统计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引入定量分析和GIS、RS空间分析技术,系统全面地研究了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作用。首先,作者论述了城市交通系统发展对城市空间格局演化的引导作用;接着,应用GIS和RS技术分析论证了城市交通系统建设对土地利用开发的刺激作用;第三,应用GIS技术和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了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价格的影响作用;最后阐明了城市交通系统对广州各类用地布局的影响。     

广州市湿地资源现状与保护策略

广州市共有湿地86178.7hm2,占国土面积的11.6%。湿地类型有滨海、库塘、河流和湖泊湿地,分别占全市湿地面积的45.6%、41.7%、12.5%和0.2%。广州市湿地资源丰富,类型多样,面积大,利用广泛,是维系广州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也是保证国土生态安全不可或缺的环境资源。然而,在湿地开发利用上仍存在着过度利用、人为破坏、立法滞后等问题,要加强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发挥湿地多种生态功能和社会经济价值,为广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其应有贡献。     

元代广州作为建制城市的历史地理初探

本文从城市的建城和建制关系出发，阐述广州在从秦到唐宋等朝代建需基础上，于元代设置广州录事司，是一个与县同级的行政区域和市政管理机构，此即广州作为建制城市之始，并在城市性质，结构和功能上反映广州这种变化，是广州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值得重视。     

“土地租金剩余”视角下旧厂房改造为创新空间的路径研究——基于广州、深圳对比分析

创新活动正向特大城市集中,按地租理论,市区旧厂房用地将形成土地租金剩余。城市政府通过调整城市更新政策,在不同主体间分配旧厂房改造带来的土地租金剩余并向市场供应创新空间。文章以广州、深圳为例,讨论城市政府在财政和土地资源约束下,选择相应旧厂房改造政策管控工具和土地租金剩余的分配方式,形成不同的创新空间供给路径,从而塑造了不同的城市景观。深圳由于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低,但新增土地资源严重困乏,在旧厂房的功能转换、开发强度、产权等方面的管控相对较为宽松,大力推进全面改造的“工改工”项目,向市场让渡较多土地租金剩余并供给大量中高成本、高品质的创新空间。广州则在债务及财政压力下,选择通过国有土地旧厂房“工改居”和“工改商”获取较多土地剩余,而市内的村级工业园则在政府严格管控下通过“非正式”更新的方式自行获取租金剩余,并提供大量中低成本及品质的创新空间。对此,建议广州应进一步加强对国有旧厂房及村级工业园等存量工业用地的梳理摸查,结合空间规划与城市功能布局,分类整治,分区引导一批集体旧厂房完善用地、规划、建设、环保等手续,实现“正式”、全面、彻底的功能转换升级,为创新型产业发展提供优质空间支撑;而深圳则应通过进一步的精细化管控,防止“工改工”项目的房地产化,保障创新型产业空间的供给。     

转型时期广州市社会区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广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200个反映社会空间结构的变量进行分析,提取出影响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5个主因子,据此将广州市划分为7类社会区。与1985年的广州社会区研究对比,归纳出基于老城区发展的、基于工业和教育飞地发展的、基于农村社会区发展的社会区演变的三种模式,从转型期制度与政策变化、历史因素、政府对城市管理与调控等方面分析了社会区分异的机制,总结了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模型,比较了中西方社会区结构的差异,并从职业分异、家庭生命周期、外来人口等方面对广州未来社会区的演变做了分析。     

20 世纪90 年代广州市从业人员的社会空间分异

1990 年以来中国城市的内城区传统工业向郊区外溢,郊区大量劳动密集型国际资本进驻等因素带来城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格局的重构。以1990 年、2000 年广州市“街道层面”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源,借用经济学中的区位商指标,分析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发现工业、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及政府 机关职员等从业者呈现出差异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从内城区向近郊区、远郊区等转移,低端服务业从业者的居住地一直高度集中于内城区,高端服务业从业者聚居于政府机关附近和高校、科研机构密集区,政府机关职员居住区完全与政府机关相重合。就业地与居住地的临近性是20 世纪90 年代广州城市从业者居住空间最为显著的特征。旧城区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空间扩展、郊区国际生产资本进驻、政府为迎合全球化而进行的政策及空间的调整、土地开发与住房商品化以及原有国家事业机关“单位制”居住模式的惯性等成为1990~2000 年广州市不同职业从业者社会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基于区位商的方法来分析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居住空间分异,为深入解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郊区化背景下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影响——以广州为例

本文从健康地理跨学科的视角入手,以广州市典型郊区的102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并选择10个城区街道的927个样本作为参照组进行对比研究,重点探讨中国式快速郊区化背景下,郊区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层面探讨居民城市建成环境、健身行为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基于WHO-5反映心理健康量表的评分,郊区样本心理健康状况平均分值只有8.411分,远低于城区样本的平均12.788分,郊区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相对于城区居民,郊区居民健身活动受长距离的通勤及不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的时空约束更为明显,健身活动频率更低、时间更短、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住宅附近。这种差异除了受个人经济社会属性、邻里社区融入等因素影响外,还明显受到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弥补过度市场化逐利下造成的城市公共性缺失,维护社会空间公平,完善中国式郊区化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体系,改善郊区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为郊区规划及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干旱区绿洲型城市土地持续利用评价:以奎屯市为例

绿洲是干旱区城市发展的主要空间。干旱区绿洲城市土地的高效集约化利用不仅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同时是实现绿洲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从城市用地经济效益水平、城市用地规模合理性、城市内部用地合理性、城市土地生态系统以及城市对绿洲生态环境的影响五个方面,选择26个因素作为参评因子,利用层次分析法、模糊隶属函数及线性加权函数建立干旱区绿洲型城市土地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数学模型。以奎屯市为例,对评价指标体系数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针对评价结果,提出可持续利用具体对策,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城际比较

应用系统分析和层次分析法,建立了深圳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了深圳和广州的土地利用效益.结果表明,从1996～2003年,深圳市土地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综合效益都呈现增加的趋势,其中经济效益增长最快;与广州市相比,深圳市土地利用的单项效益和综合效益都较高,特别是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但与香港或其它国外发达城市相比,其土地利用效益仍较低,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深圳市各区域之间土地效益差异较大,宝安和龙岗两区的土地利用效益较低,是效益深圳建设的主要突破口.建议:深圳市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     

广州制造业空间布局及其形成原因

以第二次经济普查制造业法人单位分镇街的就业人员为基础数据,运用集中化指数、区位商和空间分析方法对2008年广州制造业空间布局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及其与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1）广州制造业主要分布在海珠区、荔湾区和萝岗区等近郊,CBD的制造业已经衰退。2）制造业就业人员密度从城市中心向边缘递增,递增距离CBD不远,东部和南部呈现非常强的郊区化现象,尤其是东部已经成为广州的制造业中心。3）核心圈层的制造业密度仍为最高,4圈层的制造业密度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核心圈层＞内圈层＞外圈层＞外圈;广州制造业分布集中程度高,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为近郊,其次为远郊,中心城区最低。4）广州制造业空间结构由夏港制造业中心、南石头制造业次中心和东环制造业次中心组成。影响制造业在广州城市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有：中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行、广州市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广州制造业园区建设和制造业集聚效应四大因素。制造业对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强,是新华和夏港就业次中心形成的主要动力,有力地促进了广州城市郊区化,是广州副中心和新城中心城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区位选择

金融业渐进式准入制度直接影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外资银行最初聚集于经济特区和北京,进而扩散到上海、天津、大连和广州,以致于中西部城市,如重庆、成都和西安.外资银行的分行支行尤为聚集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等经济发达地区,代表处则偏好聚集于北京和上海.条件逻辑模犁统计结果表明,外资银行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中国城市的区位优势,尤其是制度优势和银行业规模经济优势共同影响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外资银行尤为偏好金融规模效应显著、对外资银行准入管制较少的贸易型城市,央行总部及其区域性分行所在城市也是外资银行偏好的区位.由于代表处与分行或支行的功能差异,两者的区位行为存在一定不同.     

高密度开发城市的交通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以广州为例

在评述国内外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案例,利用有关政府部门资料、统计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引入定量分析和GIS、RS空间分析技术,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我国高密度开发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交通系统的发展引起城市空间形态、土地利用开发、土地利用价格和用地布局特征的变化;反之,土地利用特征的改变也带来了交通线网格局、交通密度特征及交通模式的改变。     

基于经济基础理论的中国城市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关系的实证检验

经济基础理论是分析城市经济活动的经典理论之一,但此理论既没有获得全面认可也没有被完全否定。基于改进的区位商方法、线性回归模型和VAR模型,选取吉林省中小城市、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991~2013年,规模相对较小的海口市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基本经济活动,与经济基础理论相符合;规模大的广州市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与经济基础理论不相符。研究结果表明：“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比例关系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减小”这一城市发展必然现象假说对于具备相当规模和一定水平的城市成立,存在城市规模门槛。运用边际乘数法估计“乘数效应”更加有效,平均乘数法估计“乘数效应”存在明显不足。规模大的城市其基本经济活动产生的“乘数效应”弱化,城市经济活动已不符合基本经济模式,表现为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的模式。结合实证结果,提出了2个有待进一步验证的假设。     

基于改进熵值模型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动态评价——以广州市为例

从社会、经济和生态3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借助改进熵值模型和综合评价方法对2003—2007年的广州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经济状况是影响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为社会状况和生态环境状况。(2)近年来,广州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经济、社会和环境各子系统基本朝有序方向发展,而2004—2006年广州市城市土地利用出现了短暂无序化发展征兆,主要是由于其经济增长放缓、环保投入降低所致。(3)通过对广州市与广东省的纵向和横向对比发现,近年来,广州市的空气质量和珠江广州段水质并未明显改善,环保投入和城市绿化建设更是仅相当于或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广州市在推进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工作中必须加大环境保护投入,注重人口、土地、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     

基于密度梯度曲线的中国城市地价特征及区域差异

选取超大型综合性城市以外的全国不同区域和职能类型的33个城市为样本,采用地价密度梯度曲线模型,对其进行曲线回归分析,得出各城市商业、住宅地价的中心值和曲率系数。分析发现现阶段我国城市地价密度梯度曲线总体上符合城市地价变动的一般规律:城市中心地价与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曲率系数与城市规模呈负相关关系;商业地价曲线曲率系数比住宅地价曲线曲率系数高。再此基础上对地价梯度曲线曲率系数进行聚类分析,总结出中国城市地价的不同类型特征。另外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30个城市样本的地价梯度系数的统计分析,从空间差异角度发现三类地区的地价呈现不同特征规律。     

城市生态足迹计算与分析——以广州为例

生态足迹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定量测度人类对自然利用程度的新方法。生态足迹分析可定量反映城市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和影响程度,为城市生态系统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本文以广州市为案例,估算2000年广州市的生态足迹,并分析了1995～2000年间广州生态足迹动态变化过程。结果表明:2000年广州市生态足迹为2.5ha/人,当地生态承载力为0.2ha/人,生态足迹是生态承载力的12倍半;近5年间万元GDP生态足迹逐年下降,但人均生态足迹略有上升。这说明广州市总体上经济发展方式正逐步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但今后仍需注重提高其资源利用效率,提倡节约型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模式,减少其生态足迹,逐步迈向生态城市,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复杂地貌区域生态敏感区综合评价与保护对策--以钦州市为例

复杂地貌区域国土开发受生态环境因素影响较单一地貌地区更复杂,其境内生态敏感区类型较多,且空间分布比较杂乱,不同生态敏感区之间又相互影响。文章选择山、水、林、田、城互为镶嵌的广西钦州市作为案例城市,以小流域为评价单元,建立集“地”、“水”、“绿”三位于一体的评价体系,在遥感和GIS技术的支持下,将单因子定性分级和多因子空间叠加模型相结合,对整个区域的生态敏感区进行综合评价及分区。从研究结果来看,这种评价技术能够较好地反映这些生态敏感区的综合分异规律,有助于当地政府在区域开发中制定更为科学的生态安全防范对策。     

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与综合整治--以济宁市为例

在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普遍性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济宁市的实例,对济宁市生态环境现状进行评估,并采用库茨涅茨曲线拟合分析,进而对济宁市生态环境进行预测。根据预测结果,提出了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重点。结果认为,济宁市生态环境问题比较严重,体现在煤烟型空气污染突出、水污染严重、采煤塌陷地日趋扩大、整体生态环境脆弱等,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济宁市应以采煤塌陷地的综合整治为突破口,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科学划分生态功能区,因区进行生态保护与管制,做好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试验与示范,构建生态型产业体系,使其自然生态系统更有效地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空地：城市化热潮的冷思考

城市空地早已“隐藏”在增长与收缩这一对立而又统一的城市化进程中。然而,学术界对其研究尤为不足,国内研究更为滞后。通过文献溯源分析建立城市空地概念,在地块、样带、地区和国家尺度比较分析城市空地的类型、成因及价值,对当今世界城市化热潮做出冷思考。结果表明：① 城市空地在土地覆被、土地用途、土地权属3个维度发生类型分化;② 城市空地格局特征在地块、样带、地区和国家尺度分异明显;③ 城市空地直接成因包括地块分割过于破碎、地块形状不规则、居住人口减少及“去工业化”、土地投机、投资不足、环境问题;④ 城市空地已沦为城市社会、经济和生态空间的“灰色”区域,是增强城市可持续性的潜在资源。此外,有必要遵循“类型划分—格局与过程研究—成因解析—转换机制—影响及价值评估—利用监管”的逻辑框架,从“社会—体制—经济—生态”互动视角,通过不同城市化阶段或地区比较,在微观（地块）、中观（城市样带/地区）、宏观（国家）多尺度开展城市空地研究,以服务于城市更新和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