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面交通线路密度的空间差异及其人文影响因素分析

以1996-2005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标准差、变差系数对我国3大地带及地带间地面交通线路密度的绝对差、相对差进行了测度,表明3大地带内部及地带间的相对差和绝对差都很大且存在扩大的趋势.区位熵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区位熵大于1的省域集中在东部,西部区位熵普遍偏低,尤其是西北地区的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等省域的区位熵都在0.5以下的极低水平.对主要人文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回归分析表明:地面交通线路密度与经济、社会诸多因子的相关性都很强,其中与城市化水平的正相关性最强,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工业化水平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负相关性较强.     

江苏省县域经济差异演变的结构分析

文章通过基尼系数和广义熵指数的分解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演化过程进行结构分析,两种测度方法所得县域差异演变趋势基本一致。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的县域差异扩大,主要是由于第二产业产值份额过高,分布不均等所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产业结构重构与转移,产业的结构效应逐渐大于集中效应,第三产业产值份额不断提高,并对县域差异的促增作用越来越强,导致县域差异经过短暂下降后,又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呈扩大趋势。江苏省的县域差异在空间结构上主要表现为苏南、苏中与苏北三大经济区域间的差异,且呈不断扩大的态势。     

旅游产业集群形成条件与识别方法

根据"产业集聚"和"产业联系"两个识别旅游集群存在的标准,结合旅游业的特点,从旅游资源空间集聚条件、旅游要素集中度和集聚效果3个方面构造区位熵指数,再根据投入产出表,用主成份分析法,确定旅游产业联系,计算产业联系密度,最后结合区位熵指数和产业联系密度,得出旅游产业集群度,同时分析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有利于制定政策引导促进旅游产业发展.     

福建省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评价与演变趋势

采用Gibbs-Mirtin 多样化指数和区位熵、产值贡献率,对福建省2005―2013 年20 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测算,并从产业部门多样化和优势产业专业化2 个角度对福建省制造业产业结构特点及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福建省制造业产业多样化水平逐年提升,全省产业朝多部门均衡发展;各个制造业专业化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化学纤维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专业化水平高,行业优势明显;全省20 个制造业总体产业优势不明显,研究时段内区位熵始终≥1 的行业仅占35%,对全省20 个制造业产值贡献达46.7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及农副食品加工业等新的优势产业及潜力产业涌现,关联产业优势程度成对上升,产业专业化发展形势良好。     

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与浙江实证

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区位熵方法借助从业人员数据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OLS模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结果表明：① 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杭州）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舟山、金华和台州）分异性;② 经济科教、政府支持、市场需求、环境、交通和地方性是重要区位因素,且不同重点行业、不同地理层级所受区位因素不尽相同;③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8重点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软因子”驱动型;④ 研究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着力点与规划调控协同性。     

甘肃省文化产业发展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战略地位和先导地位,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基于2011—2018年的统计数据,利用区位熵测算了甘肃省文化产业时、空变化特征,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和竞争力测算,按照自然断点法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结果表明：时间变化上,甘肃省文化产业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但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空间变化上,甘肃省文化产业市、州之间不均衡现象较为突出,经济强市与文化产出之间匹配性差;竞争力上,兰州市、酒泉市、嘉峪关市和金昌市文化产业竞争力强,而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市文化产业竞争力弱;影响因素上,主要受需求因子、政策因子、资源因子等三大因子控制。     

重庆城市化的区域差异与协调发展

受区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影响，重庆直辖市城市化发展区域差异十分明显，城市化水平由都市经济区向东、西递降特征十分明显。三大经济区域城市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城市化率、城镇密度、城镇规模结构、城市经济水平、城市现代化水平等诸多方面。区位交通、历史基础、资源开发与产业布局、体制与制度安排等因素是造成城市化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三大经济区域应在采取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基础上联动发展，共同构筑协调的重庆城市发展新格局。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研究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从反映城市化不同侧面的内涵出发,建立反映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建立两者的主成分回归模型,验证了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和发展过程的协调性。在此基础上利用协调度模型,量化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的协调关系。     

区域城市化水平地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将湖北省近16年的城市化发展分为两个时段，从人口、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角度选取具有代表性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城市化水平分异的主因子。在此基础上，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了两个时段湖北省区域城市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其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区域城市化水平总体上和该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不同时段影响湖北省区域城市化水平分异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在1994年以前的10年内，社会投资能力、市场发育状况及工业化水平是湖北省城市化水平地区分异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在1995年后，乡镇工业的发展水平对各区城市化水平差异的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     

湖南武陵山区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测度

区域经济发展与旅游产业集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利用区位熵公式构建旅游区位熵指数体系,对湖南武陵山区4个地市的旅游产业集群形成与否进行鉴别,而后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借鉴柯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利用Eviews 8.0进行处理分析,廓清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探明湖南武陵山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市域差异。结果表明:1)湖南武陵山区总区位熵指数大于1,张家界旅游产业集群程度最高,湘西州其次,怀化及邵阳相对最低;2)4个地市的旅游收入区位熵指数及旅游要素区位熵指数均大于1,张家界的旅游辅助要素机构区位熵大于1;3)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存在区域差异。     

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时空分异特征与类型研究

以山东省17地市为研究对象,应用统计分析方法,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静态不平衡差、相对发展率、离差、比率等指标,研究2001~2014年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时空差异并划分类型,得到如下结论：2001~2009年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不断扩大,2009~2014年不断减小;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西部地区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与中东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日照、泰安、威海为强响应型地区,潍坊、烟台、青岛、济南、莱芜为较强响应型地区,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为弱响应型地区,枣庄、济宁、临沂、淄博为特殊响应型地区。     

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化水平的相关分析及省际差异

在探讨了20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与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非农化演变的相互关系基础上,揭示了城市化与非农就业水平之间的偏差呈逐步缩小的基本规律;并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对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化水平进行了省域类型划分;重点围绕省域产业结构演变和产业就业弹性变化,解剖了两者偏差形成的原因及其相关关系的内在机理。     

珠江三角洲城镇群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的转型时期,产业升级和空间优化成为城镇群地区跨越发展门槛、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素,研究产业发展与城镇空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一项全新、紧迫的科学问题。文章从空间视角切入,提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定量分析了珠江三角洲不同产业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时空特征,探讨了城镇空间响应强度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内在关系。根据第二、第三产业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将珠三角各县（区）划分为一致响应型、偏R2（第二产业发展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响应型和偏R3（第三产业发展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响应型。经济发展水平、城镇人口集聚水平、区域政策和制度是影响珠三角城镇空间响应强度的主要因素,工业化进程越快,城镇空间响应强度越强。在不同工业化阶段,要采取差异化的调控措施,把产业结构演变与城镇空间优化相结合,建立土地利用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多尺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8年多时空高分辨率全球城市边界解译数据,从省域、市级和县区级3个尺度测算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并综合应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探等方法探讨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①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总体不高,在县区尺度上68.3%的县区土地经济密度低于平均水平,空间分布总体上呈东高西低的态势,高土地经济密度的县区主要集中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和山东沿海地区;在市级尺度上,57.5%的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低于平均值,空间分布上集中在中下游地区,空间分布不均衡,以河南省最为显著。②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在地市尺度和县区尺度都表现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高值集聚区（HH）集中在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低值集聚区（LL）集中在陕、甘、宁等西部地区,低值异质区镶嵌分布在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周围。不同尺度上的空间集聚区的空间分布范围也表现一定的差异,在县区尺度表现出了局部性和分散性特征。③ 人均GDP、人口规模、地方财政科技教育投入、二三产业劳动力密度、区位质量指数等对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影响较大。同时在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表现一定的差异性,总体来说,资本投入强度、人均GDP和区位质量指数对于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城镇土地经济密度都有较高的解释能力。     

中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省际差异

根据2000年中国第5次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的分地区数据,比较了全国及各地区普查及统计口径的非农化水平的准确性与可信度,认为宜采用普查数据来分析比较各地区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中国各地区的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类型和极为悬殊的差异,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政策,而应该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地推进各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城市化发展快于非农化进程,导致城市化滞后的省区逐渐减少,非农化滞后的省区在较快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呈现出较显著的“马太效应”。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和北京等地区,城市化的现状水平高、发展速度快,但仍相对滞后于非农化;在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和广西、山东等部分沿海地区,城市化的现状水平较低、增长速度较慢,但却相对超前于非农化。     

河南省建设用地扩张及其驱动力分析

通过对1996—2008年河南省建设用地扩张及驱动力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河南省建设用地扩张十分迅速,尤其是随着中原崛起、中原城市群战略的提出及逐步实施,建设用地扩张速度更快,并且城镇用地、独立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的增加是其重要原因;2)建设用地结构的信息熵指数逐渐增大,土地职能类型逐渐多样化,土地利用结构趋于均衡,并且建设用地的效益也在不断提高;3)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工业化、人口增长、城镇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基建需求具有很强的相关性;4)与全国和其他区域相比,驱动河南省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力量具有特殊性,快速城镇化进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基础设施需求是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力,而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及工业化是建设用地扩张的一般驱动力;5)经济发展水平高和城镇化进程快的中原城市群地区,特别是郑州、洛阳、新乡、焦作等地市是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空间。     

广东省人口城镇化变动趋势

本文分析了８０年代以来广东省人口城镇化的变化特征，认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快速发展是广东省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指出今后庆充分发挥地区优势，以产业结构的深入高速为动力，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劝，促进各区域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与全国各省市的比较

以我国东、中、西部有典型代表的10省市与湖南省为研究对象,设定有代表性的区位因素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对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区位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相关因素的横向分析和对比来探讨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条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区域的全球化水平和外贸依存度、信息化发展程度和基础设施状况、地理区位和区位惯性基本上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位选择;工业化水平、劳动力成本、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一定的影响。湖南省在信息化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科技、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上有一定的优势,劣势则表现在外贸依存度、融资能力、工业化发展水平等。     

中国省域间生态地租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英文)

Ecological land rent is the excess profit produced by resource scarcity,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resource scarcity. This paper, by calculating the respective ecological land rents of all the provinces in China for the years 2002 and 2007, an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software programs ArcGIS and GeoDA, analyz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land rent; th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cological land rent differentiation among the provinces are examined using the methods of traditional regression and spa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 First, ecological land rent per unit of output in China shows stabl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low in the south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s, and high in Hebei and Henan provinces. There is also an increasing tendenc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and a decreasing one in the eastern provinces. In general,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land rent per unit of output in China is quite scattered. Second, the total ecological land rent shows significant spatial aggreg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particular the provinces in China possessing high total amounts of ecological land rent tend to be adjacent to one another, as do those with low total amounts,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are distinguished. The Bohai Rim,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are shown to be highly clustering regions of total ecological land rent, while the western provinces have very low ecological land rent in terms of total amount. Thir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economic leve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were all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influencing ecological land rent differentiation among provinces in China. Furthermore, population density, urbanization level, economic density, per capita consumption level and GDP per capita were all shown to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otal ecological land rent, which indicates that spatial clustering exists between ecological land rent and these factors. However, there was also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cological land rent and agricultural output percentage, indicating that spatial scattering exists between ecological land rent and agricultural output percen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