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多元辐射效应研究——以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为例

境外经贸合作区能促进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也能提升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作为对外投资项目,合作区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对东道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研究境外经贸合作区辐射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构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多元辐射效应的理论框架,并以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为例,探究合作区多元辐射的产生路径及综合效应。研究表明：(1)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会对东道国产生经济、文化、技术和社会等多元辐射效应,共同推动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2)莱基自由贸易区的辐射效应在不同维度上呈现出显著差异,其中经济、文化和社会辐射效应良好,但技术辐射效应并不突出,技术辐射依赖于园区与东道国的双向匹配;(3)为了更好地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多元辐射效应,建议合作区在产业发展、文化交流、技术溢出和民生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与改进。     

边境旅游系统空间耦合特征及其演化 ——以中缅边境瑞丽市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中,边境旅游受到关注。为解释边境地区现实问题、明晰边境旅游概念和发展机理,从新视角出发,基于系统理论构建边境旅游系统,阐述目的地、客源地、边界3个系统的空间耦合机理及其动态演化。以中缅边境的瑞丽市为例,探讨其边境旅游各子系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耦合特征及发展演化。结果表明:边界的作用使得旅游系统特殊化和复杂化,并构成独特的边境旅游系统;瑞丽市的边境旅游发展经历了单向耦合向双向耦合、耦合失调向初级协调的转变,通过强化目的地子系统建设可实现系统新平衡;边界子系统最为活跃,在客源地子系统和目的地子系统的配合下,边界子系统可成为边境旅游发展最为重要的调控手段。     

中国边境口岸地区传染病境外输入风险评估——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传染病影响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边境口岸地区是传染病境外输入防控中的薄弱区域。然而,目前关于边境地区传染病境外输入风险和防控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指标体系构建或定性分析的层面。现有研究中缺乏从地理学视角分析边境口岸传染病的时空演化,对传染病风险的定量测度与情景模拟有待加强,对中国边境口岸的疫情防控工作缺乏精准指导。本文构建了一般意义上的边境口岸地区传染病境外输入风险指数(ERI),评估了一般年份中国陆地边境口岸地区传染病境外输入风险,并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对中国陆地边境口岸不同管控措施情境进行风险分析,识别了疫情境外输入的高风险口岸。结果表明:①一般年份中约1/5的中国陆地边境口岸风险较高,包括瑞丽、二连浩特、满洲里、东兴等,其中中缅边境地区最为集中。②2020年中国边境口岸地区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呈现空间极化特征,集中发生在满洲里、绥芬河、瑞丽三个口岸地区。③中俄、中哈边境口岸地区是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的较高风险区域,霍尔果斯、满洲里、阿拉山口、绥芬河、珲春5个口岸仍存在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的较高风险。增强边境口岸管控措施对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风险效果显著,后疫情时代需积极转变边境对外贸易方式,协调边境发展与疫情管控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的传染病跨境传播风险评估方法,不仅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常态化防控提供决策参考,更为今后各类传染病境外输入的定量评估和分级分类管控提供科学支撑。     

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以广西为例

基于产业结构贡献统计的多部门经济模型,分析1951—2012年广西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时间差异和2002—2012年广西各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空间差异。受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下不同政策手段与方式的影响,在时间上广西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呈两阶段波动收敛,在空间上三大经济区呈自西向东梯度推移的规律性变化,因受二产不断增加因素的影响,14个城市间产业结构变动过程差异显著,且三大经济区和14个城市的经济政策使产业结构变动与区域经济增长呈反向变化。后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开放统一要素市场,促进要素资源流动,构建分工合理与布局科学的产业体系,逐步以间接调控方式并遵循市场规律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应成为国家从宏观层面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时需要考量的重点。     

中国-东盟自贸区城市群空间经济关联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视角

从城市群的角度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空间经济联系进行研究,首先从度、入度、出度3个角度对自贸区内的44个城市建立网络模型分析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次对网络图进行中心度分析,判断城市的经济辐射范围,基于核心-边缘理论对自贸区内44个城市划分。最后利用派系过滤算法对城市网络图进行社团结构分析,利用K-plex算法进行凝聚子群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自贸区内城市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核心城市群与边缘城市群圈层明显;同时中国在自贸区内扮演着重要角色,带动国家经济关系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     

中越通婚中越南女性的空间排斥研究——以云南省河口县桥头村为例

随着"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思潮的推进,地理空间被赋予了主观色彩,并参与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其研究从宏观尺度转向微观,更关注"另类群体"在小尺度场域中被主流社会排斥而游走"边缘"的事项。中越边境地区存在大量跨国通婚现象,缺失合法身份的越南女性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往往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社会排斥理论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欧洲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研究,如今它已经成为解释诸多社会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以云南省河口县桥头行政村为研究案例地,探讨微观尺度下越南女性配偶遭遇社会排斥的空间表现。研究发现:①越南女性的活动在公共空间内受到限制;②越南女性和本土居民在当地形成了"他者"和"我者"两相对立的空间;③劣势的家屋空间方位对越南女性的社会排斥有加剧作用。研究对于丰富微观空间层面的社会排斥理论与实证研究有一定借鉴作用。     

城市景观公园对城市热岛调控效应分析——以哈尔滨市为例

采用哈尔滨市2007年9月30日Landsat TM数据,基于哈尔滨市地表温度反演结果,对城市公园对热岛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哈尔滨市主城区热岛效应明显,高温区呈现集中分布,市区内的公园在高温区域内形成明显的热岛空洞;公园对周围区域降温作用明显,降温效应随距离增加呈递减趋势;在公园周围120 m范围内,不同面积的公园对周围环境温度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不同缓冲带的降温幅度存在极显著差异;公园面积和内部平均温度呈显著负相关,即公园面积越大,内部平均温度越低,反之亦然,二者存在显著的回归关系,因此可以通过设计不同面积公园,以实现城市高温区降温效应。研究表明一个大的景观公园的降温效应要强于总面积相等的多个小公园的降温效应。     

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机理——以中国京沪高铁为例

交通是影响旅游流空间结构最主要因素之一。以京沪高铁线为例,探讨了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区域交通可达性变化,并结合区域旅游资源禀赋、区域旅游接待设施、区域旅游交通网络密度以及区位等影响因素分析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的机理。研究表明:1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表现为马太效应、过滤效应、扩散效应和叠加效应等特征。2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以及时空压缩程度等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均非常明显态势下,产生高铁马太效应;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均不强,时空压缩程度不显著等旅游节点产生高铁过滤效应;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和交通网络密度均具有很强优势,且时空压缩程度明显等旅游节点可成为扩散源,高铁强化了扩散源旅游流集聚作用,然后向边缘旅游地扩散,呈现为"集聚—扩散"模式;高铁使大尺度空间的不同客源地居民出游空间范围出现叠加现象,但只有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优势较强且时空压缩程度明显旅游节点产生叠加效应。     

港口毗邻效应初探——以石臼港为例

分析港口毗邻效应,论述石臼港与青岛港、连云港的合理分工,并就石臼港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滇桂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的现状、特征与原因

利用宏观县区政府统计资料和定性个案访谈资料,对滇桂边境地区跨境通婚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滇桂边境地区跨境通婚数量在不断增长,地理通婚圈由边境向内地延伸,通婚辐射范围越来越广,一部分跨境婚姻即将演变为内地跨国婚姻;婚入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边境国家女性嫁入中国的数量远远多于中国边境女性嫁到邻国;跨境婚姻中夫妇双方整体教育文化素质偏低,多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呈现出教育资源的弱弱结合;跨境通婚的结婚登记率较低,大多以“事实婚姻”的方式在中国组成家庭,并且这些家庭早婚多育现象比较严重,不利于中国计划生育的有序执行;夫妇年龄差偏大以及跨境通婚具有代际传承等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导致滇桂边境地区的跨境通婚不断增长的原因与地理空间的邻近性、跨境民族文化圈子的同源性、等级通婚圈的封闭性、边境邻国→中国边境→中国内地的二级经济阶梯推动性、中越两国人口性别结构的互补性、不同国家婚姻制度“错位性”和边境地区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性存在密切的关系。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中越边境区位优势再造

针对广西与云南两省区对越南贸易比重下滑的现象,提出中越边境区位优势是凸显还是凹陷、递增还是递减的问题;从边境区位优势可再造的角度,用SWOT分析“10＋1”自贸区下中越边境区位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建议通过定期举办“中越边境2＋6省区论坛”、设立跨境工业园区与边境跨国经济合作区、共建区域经贸服务平台、建设区域创新系统、开展中越八角香料及中草药经济带等边境区域合作,扩大合作规模,再造区位优势。     

云南、广西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及社会网络演化——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前后的比较

云南、广西两省区是我国通往东盟各国的主要陆路通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着较为突出的地缘优势。以“一带一路”建设前（2013年）和建设期间（2017年）的数据作为时间截面,采用旅游开放度、旅游经济联系量和社会网络联系等指标,分别对云南、广西两省区与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和社会网络关系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以来,云南、广西两省区与东盟各国的旅游开放度、旅游经济联系量均有很大提升,但与排名靠前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云南与东盟的社会网络联系高于广西,并向较高的网络中心度和网络结构方向演化;云南、广西两省区欲发展成为“面向东盟的辐射中心”或“面向东盟的国际通道”,还需继续加大力度发展与东盟各国的跨境旅游合作。     

基于问卷和访谈的中缅边民交往探究 ——以南红坝―南伞镇―尖坪村段为例

以2015-02-09果敢冲突后大量缅甸难民进入中国云南省这一事件为背景,结合实地调研所做的问卷和访谈,从交往的基础、交往的形式、交往的频度以及影响交往的因素等方面探讨了中缅边民交往状况。结果发现：1）中缅边民交往的基础有历史渊源、地理空间和政策的支持;2）交往的形式和内容有商贸、教育和情感等;3）中缅边民交往的频度和强度非常高;4）影响中缅边民交往的因素有中缅国家间关系、中缅之间边境贸易政策和两国对外开放政策等。     

西方经济地理学对国家边界及其效应的研究进展

边界作为特殊的区位,受到地理学者的广泛重视。本文通过回顾西方学者对国家边界及其边界效用的研究进展,阐述其当前主要议题,并提出对未来边界及边界效应研究的启示。西方经济地理学对国家边界的研究集中体现在边界效应上。主要经历了以下3个发展阶段:传统区位论对边界的研究主要关注边界作为两国分割线所起到的屏蔽作用;随着全球贸易的激增,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学者们用大量的数学模型对边界效应及其屏蔽程度进行了深入探讨;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引起了学者们对一体化和边界效应转化的深入争论。全球化进程中边界和边界效应研究的3大主要议题也随着研究发展阶段贯穿,集中在对边界效应强度的分析,边界地区的一体化效应以及边界效应的转化等方面。根据国外研究进展及我国沿边开放的背景,未来可在边界地区集聚效应、边界地区管治和边界地区合作模式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省际区域入境旅游的边界效应——以北部湾为例

北部湾区域旅游合作加快了环北部湾的广西、广东与海南三省区入境旅游的发展。该文以1999—2008年为样本数据,运用Barro回归方程及引力模型对北部湾三省区的入境旅游人数进行定量分析,发现省级行政区边界对区域旅游合作存在明显的边界效应,并影响区域旅游发展的进程。研究表明:在1998—2003年、2004—2008年两个时段,广西与广东之间的边界效应始终存在,且呈上升趋势;广西与海南之间的边界效应逐渐减弱;广东与海南之间的边界效应不显著;而广西与广东的边界效应增速明显高于广西与海南之间的边界效应增速。边界效应的形成机理可以从历史条件、发展水平、交通设施、制度创新4方面予以诠释。     

云南沿边境地带生态环境3S监测、 评价与调控研究

本文利用全球新千年整体生态系统评估的理论，以云南省沿边境地带生态系统变化跨境生态安全为研究对象，探寻并揭示我国陆疆系统的跨境生态系统变化监测、评价和生态安全综合调控的基础理论与信息机理；进而研究基于“3S”云南沿边境地带的生态环境监测、评价与综合调控的方法和关键技术，包括方法和技术体系的建立、指标体系的建立、多尺度效应和尺度转换、数学模型的建立、综合调控模式和决策方案的建立等；在案例研究部分，建立了背景数据库，然后选择大、中、小尺度进行了全区生态环境现状评价，重点河道、典型路段和重点口岸的影响评价和预测预报研究，最后进行了综合调控模式和方案的探讨，并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动态仿真和虚拟表达研究。     

中国东北沿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东北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其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低位运行,与该地区的自然禀赋和所享受的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等优惠政策极不协调。从边缘的区位条件、特殊的地缘环境影响、地理环境对资本投资的障碍、产业结构的刚性制约、有限的经济腹地、劳动力日益减少与生态功能的限制等七个方面探讨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并尝试透过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一个案,探讨我国东北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边界管控中的跨境社会建构:深圳中英街的案例

在社会建构视角下,边界并非固化的界线,各种社会力量亦在持续塑造着边界的功能与特性。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调查和文本分析研究方法,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探讨了不同主体基于日常跨境实践对中英街边界的社会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边境空间管控应对策略。结果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发展为居民参与跨境小额贸易提供了契机,中英街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由此实现了高度的融合;而在20世纪90年代内地实行市场经济及香港回归的背景下,中英街边贸旅游经济衰落,中英街地区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逐渐分离。在此过程中,各主体响应边界管控政策变化,塑造了不同的边界生活空间。未来边界管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以理解边界空间的历史和现状为前提。     

两层次定量评价法在滨海旅游资源评价中的应用——以广西滨海为例

针对以往滨海旅游资源综合评价中存在的不足,吸纳海洋科学的研究成果,结合海洋观测资料和滨海旅游资源调查大量数据,构建两层次定量评价方法,从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和潜在开发价值两个方面,针对3类旅游资源(水体—沙滩类、生态类、人文类)分别建立评价指标。应用SPSS和ARCVIEW软件,采用聚类和空间分析方法,对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和潜在开发价值的空间分布、组合进行定量研究。研究认为,两层次定量评价法能充分考虑到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性,针对滨海旅游资源的特点,定量地评价滨海旅游资源的现实价值和潜在开发价值,能准确地识别滨海潜在旅游区。结果显示,广西滨海旅游资源类型丰富、现实价值和潜在开发价值高,且旅游资源分布相对集中,便于开发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