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若干问题与政策建议

西部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的脆弱地区，生态建设是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十分复杂，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迥异、生态退化问题千差万别，对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基本现状进行了评价，提出了生态环境建设的目标，分析了生态环境建设中面临的亟等研究和解决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问题，并提出了生态环境建设的若干政策建议，并特别指出，应充分发挥科技对生态建设的支撑作用，科学实施生态建设工程；必须采取基于不同生态经济类型区的自然生态环境特点和生态退化问题的分类指导的生态建设策略；建立西部地区生态安全体系，开展西部地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立法，以实现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区域地理特点审视西部大开发战略

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又是大江大河的河源地，如果发生不利的开发行为，西部大开发可能导致环境的大污染，生态的大破坏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全面枯竭，最终威胁到西部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制定正确的开发战略至关重要。利用地理学原理，客观地分析西部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和比较优势，依据非均衡的增长极开发理论，探讨如何推进西部小城镇建设，培育具有西部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支柱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西部资源的综合利用，使城市增长极和产业增长极成为动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     

新时期西部地区贫困问题研究

西部地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同时也是从类发展水平非常落后的地区，收入贫困与知识贫困、人力贫困并存。在上世纪末基本解决温饱之后，西部地区仍然面临着能否稳定脱贫、人力资源开发落后、农民税费过重等诸多扶贫新问题。在深入分析西部地区贫困特点及面临的新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世纪西部地区消除贫困战略的政策导向以及分三阶段实施贫困地区发展目标的基本设想。建议扶贫开发方式逐渐从以物质投入为主转向以人力资源投入为主，并与国家西部大开发中的“退耕还林（草）”、“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工程项目密切结合。     

我国西部地区技术状况空间分布特征及上海在西部技术转移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技术转移是西部开发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本文通过对我国西部地区技术状况的总体态势和分析情况的具体分析，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公式，计算了西部各城市的广义技术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等级和聚类分析，总结出我国西部技术状况的空间特征，进而对技术转移的理论加以讨论的基础上，对西部地区技术转移的方向和策略进行了探讨，认为：成渝和西安地区可作为西部地区技术转移的中心地区；加快西部地区交通运输主信息通讯网络建设，西部各省市联合建立区域技术开发区，调整人事政策、创新用人机制等措施将有助于克服西部技术转移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本文最后一部分在分析上海参与西部技术转移的背景和作用之后，进一步探讨了上海向西部地区进行技术转移的方向和策略，提出了：①西北地区以“聚点转移”为主、西南地区以“分散转移”为主的转移模式；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西部不同地区采取灵活多样的转移方式，对西部高技术水平区着重转移和合作开发高新技术；③应充分挥企业在技术转移中的主体地位。     

中国西部山地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思考

世纪之交中国重大发展战略的标志之一是西部大开发，西部的地理位置、区位条件、环境现状、国际关系及人文环境等决定了西部大开发在国家安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民族团结、综合国力的提高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也是历史的必然。西部是以山地为其基本特征的，因此山地的可持续发展在西部的开发占有重要地位.西部山地的可持续发展应该考虑下列问题：1）西部是丰富的资源与贫困的现实的矛盾体，西部地区的资源在过去主要用于国家的发展和建议，但未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因此，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使西部地区得到过去所作贡献应有的回报；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现在和将来主要作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屏障，为了东西部地区的共同发展，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使受到生态屏障服务的地区支付应有的费用，用于西部地区生态建设投资，以使我国更好、更快地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2）在西部的可持续发展可，水土流失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而水土流失能否有效治理，与坡耕地和荒山荒坡的水土流失的治理技术密切相关，在这方面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是一个重要的技术；3）随着基础设施的日益改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部多样性的自然资源应该得到更充分合理的应用和开发，粮食生产并不一定是山区最恰当的出路，应大力发展真正意义上的特色产业，将目前对特色产业的理论和普遍认识变成具体的、可操作的措施；4）在发展西部的特色产业开发中，最重要的是对一个地区最充分的认识，如在农业发展方向，许多地区热衷于对外来东西的引种，包括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但却往往忽视了对本地资源的正确和充分认识和开发；5）我国的作物品种选育工作，基本上是以现在的环境作背景的，较少将全球变化考虑进去。由于全球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停止，作物育种应该研究如何适应全球变化，加强环境与农业研究的结合。     

中国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问题研究--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文章以新疆为例，首先分析了中国西部人口的基本特征；然后讨论了人口因素对西部大开发的影响，认为西部大开发应拒绝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尽快提高人口素质。最后强调，为适应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应转变观念，合理控制人口规模；采取多种途径，努力提高人口素质；正确认识民族人口问题，进一步优化西部人口结构。     

中国西部地区的迟发展效应、后发优势及创新对策研究

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西部地区迟发展和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现状，在总结各种有关“迟发展效应”后，给出了“迟发展效应”的定义，提出了限制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迟发展效应”的不良影响及其累积循环作用机制，并从5个方面分析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在分析其有利影响－后发优势的基础上，对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了政策，制度、技术、组织4个方面的创新对策探讨。     

知识经济背景下西部大开发的基本思路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西部大开发的基本思路可概括为坚持两种思想；即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动态协调的思想，实现三大目标；即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的目标，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改善相协调的目标，国家整体利益与西部地区自身发展相统一的目标；正确处理六大关系，即发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关系，重点产业（地区）与非重点产业（地区）的关系，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投资结构与建设项目布局的关系，区域“硬”环境与“软”环境的关系，西部地区与基本法部地区之间的关系。     

对国家战略西移与西部经济发展的思考

世纪之交 ,我国经济面临着增长困境 ,其深层原因是地区发展不平衡所致。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速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也就是缩小西部与东部差距的过程。为此 ,应遵循市场机制的原则 ,更新观念 ,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 ;调整产业结构 ,选择重点产业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治理生态环境 ;实施分类扶持政策等 ,是西部社会、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唯一选择     

浅论西部边疆五省区的发展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西部边疆五省区在西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快其发展对于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意义.西部边疆五省区具有显著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同时,它们在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所面临的一系列共同的问题,又严重阻碍了其发展步伐.因此,如何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制订有效的对策和措施,扬长避短、进一步加快其发展,是西部边疆五省区应认真面对的问题.     

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与全国各省市的比较

以我国东、中、西部有典型代表的10省市与湖南省为研究对象,设定有代表性的区位因素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对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区位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相关因素的横向分析和对比来探讨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条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区域的全球化水平和外贸依存度、信息化发展程度和基础设施状况、地理区位和区位惯性基本上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位选择;工业化水平、劳动力成本、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一定的影响。湖南省在信息化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科技、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上有一定的优势,劣势则表现在外贸依存度、融资能力、工业化发展水平等。     

“大分流”的隐喻：中国与西欧优势手工业发展逻辑再审视（7—14世纪）

“大分流”相关学说异彩纷呈、数家争鸣的背后,实质均是通过构建自身话语体系对“西方中心论”的质疑和挑战。从历史实践看,工业革命始终是中西方经济发展的分水岭,而手工业作为工业革命的先声,均曾在中西方历史上大放异彩。7—14世纪中国和西欧由于农业资源禀赋的差异,形成了各自的优势手工行业——丝织业和呢绒业。就发展逻辑而言,中西方均展现出分工不断细化（由行业内分工向劳动分工发展）、产品市场关联增强的特点,但中国主要是官府需求推动并存在于官营手工工场,西欧则是由市场发展分化而来且广泛分布于城市及郊区作坊工场;中国受“施坚雅模式”层级市场影响,丝织产地之间缺乏竞争意识,西欧面对共同的区域或海外市场形成佛兰德斯、意大利和英格兰相互竞争的呢绒产业格局。分工层次和产地竞争的路径依赖殊异明显,隐喻了工业革命后中西方经济发展的“大分流”。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尺度的面板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呈快速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FDI流入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投向中西部地区甚少。本文主要从城市尺度考察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特征．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等因素基本决定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趋势．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作用。     

西部大开发和生态旅游经济发展

在分析国内外同类地区发展模式的基础上 ,作者认为大力发展旅游业 ,尤其是生态旅游业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好办法。这是因为发展生态旅游投资较少、经济效益好、对自然环境影响小 ,既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又能保护生态环境 ,是西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捷径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高铁开通地级市的房地产投资空间格局分析

近些年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促进了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针对中国高铁建设是否也会促使房地产业空间集聚的问题,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进行机理分析,采用2007—2017全国高铁列车班次数据,运用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我国高铁快速发展改变了房地产市场潜力和房地产投资空间格局,出现房地产投资向核心城市聚集与向中小城市溢出同时发生现象。本区域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促进产业、人口和房地产投资在本区域集聚;跨区域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则会促进产业、人口和房地产投资的空间流动。房地产业在大城市过度集聚将产生拥挤效应,迫使房地产投资由核心大城市向高铁沿线中小城市扩散;具有优势地方资源的中小城市,高铁开通会加速房地产投资向其空间溢出。     

中国三大旅游行业效率时空差异分析

借助DEA模型和ArcGIS空间分析模块,对中国2002~2013年景区、酒店和旅行社三大行业效率的时序变化及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三大行业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各不相同：① 无论是综合效率还是分解后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酒店行业平均效率值均最高,旅行社行业规模效率值最低,而景区行业纯技术效率值最低;② 从时序变化上看,酒店行业效率稳定性最高,景区行业波动性最强,旅行社行业最近几年下降趋势明显;③ 三大行业的旅游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均存在东西差异,但酒店行业地区间差距在缩小,景区行业东西部间差异在缩小,而旅行社行业东西部间差距则在扩大。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山东省制造业时空分异研究

利用2003~2014年山东省17个地级市制造业27个部门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山东省制造业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探讨了主要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山东省制造业份额呈现出自东向西递减、先东部集聚后向中西部扩散的规律。以2007年为转折点,制造业呈现东部沿海转出、内陆转入的特点,鲁北地区成为份额增长最快的区域。由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市场规模、交通基础设施、产业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均有助于提升本地区制造业份额。因此,应该从地区关联的角度重新审视制造业发展规律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     

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度的测算与比较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后,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区域对外开放面临新的机遇,尤其是西部地区作为国家向西开放战略实施重点,通过加快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扩大内陆和沿边开放,积极走进国际市场,参与全球竞争,主动适应新常态。本文从经济、文化、社会、政策这四个方面建立对外开放度测算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加权平均法,分别从时间和地域尺度上对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度进行测算和比较,最后根据测算结果分析各区域的对外开放发展趋势,为扩大对外开放格局提出相关建议。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outh China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south China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ince the late 1970s. Foreign investment, especially the capital from Hong Kong,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underlying the process.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a region also has important bearing on the balanced/unbalanced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issue remains unexamined and critical analysis is needed to unveil the spatial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ctiv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o examine the spatial diffusion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 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the provincial capital, Guangzhou and two special economic zones near Hong Kong to surrounding areas is clearly identified. The diffus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open-door policy in the region an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infrastructure. Four models of foreign investment are developed to explain the spatial incide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an shed light o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