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M.Wyss和A.Allmann“用非均匀地区地震活动率预报地震的偶然相关概率:VAN 震例”一文的答复

Wyss 和 Allmann(1996)(以下简称 WA)的所有结论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方法不正确。例如,WA 的主要结论说:“估算出所得的预报和地震相关性(23次中有11次)出于偶然的概率,……为96%。”可是当我们严格依照 WA 程序,假设(23次尝试中的)所有23次预报正确,却发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即概率 P 值大于1。从此例来看,用不着对 WA 的看法作进一步讨论,但我们还是逐点详细答复,以便说明 WA 还犯了几个错误,以及对 VAN 作陈述的真实内容的严重曲解。WA 所作的多种曲解和错误特征性的例子包括:(1)将预报的震级数值直接与M_s(PDE)对比,而 VAN 过去一直清楚地声明预报中提及的震级数值对应于 M_s(ATH),即对应于 M_L+0.5。因为 M_L+0.5大大不同于 M _s(PDE)(平均相差1.0级),他们的这种对比是不允许的;(2)通过增加(或删减)VAN 的关键性措词,从而歪曲 VAN 所表达的真实含义;(3)使用22天预报时间窗,然而,大多数这类预报和单一地震电信号相应(因此对11天预报时间窗);(4)不正确地宣称 Varotsos等(1996a,b)定出ΔM≤1.0为可接受的不确定性,而 VAN 却曾多次发表只有ΔM≤0.7时预报才能认为是成功的;(5)错误地宣称采用 SI-NOA 时,“22次 VAN 的预报中有12次不符合误差范围”,而读者容易核对出在23次中仅有6(或7)次偏离误差范围。此外,WA 大大地高估了应当预报的地震次数。也就是说,VAN 清楚地声明只有预料的震级大于(或等于)5.0级时才发布预报,而 WA 错误地要求 VAN应预报所有 M_s≥4.3或 M_s≥4.0的地震。于是他们将任何没有发布预报的 M_s≥4.3(或4.0级)的地震作为漏报的地震。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我们记起 Wyss 和 Baer(1981)发表过在希腊会发生预期地震震级达7.75级的长期预报(与这次争辩中讨论的时期相同),其结果完全没有成功。     

对Y.Honkura和N.Tanaka的“专门用VAN方法预报希腊地震发生的概率”一文的答复

Honkura 和 Tanaka(1996)以及 Aceves 等(1996)的计算为阐明这一论点的主要问题,即是否 VAN 预报可以归因于偶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Honkura 和 Tanaka(1996)的计算表明,对半径为120km 的圆形区域和22天的时间窗,在希腊 M_s≥5.0地震(EQ)发生的概率 P 小于0.25,甚至对于11天的时间窗来说更小。对更大震级阈值,即 M_s≥5.5或 M_s≥5.8(及由古登堡-里克特关系式来看),它们的 P 值更小。简单比较这些 P 值与 Mulargia 和 Gasperini(1992;1996a)的表格会立刻显示出 VAN 预报不能归因于偶然。记住,检查后者的表格会得到:1)VAN 成功率为40%～45%(当仅考虑与 M_s≥5.0地震相关时);2)VAN 警报率随地震震级闶值的提高而增加,对 M_(EQ)≥5.5和5.8,分别达到50%和60%。Honkura 和 Tanaka(1996)计算中出现的另一要点是“余震必须仔细处理。”这一点加强了我们在 Varotsos 等(1996a)的原则4和原则5中对 Mulargia 和 Gasperini(1992)对余震的不适当处理(基于泊松分布)的评论:①大大改变了显著性水平值;②预报与地震间的“正向时间相关”转变为“逆向时间相关”。这后一观点分别也被Honkura 和 Tanaka(1996)检查过,他们得出结论:“……考虑这种逆向时间相关的观点……,我们不能在目标区域里找到 M_s≥5.0的地震发生的高概率事件区。”在此答复中,我们还进行一些必要的阐述即在预报方法中,正如所料想的那样,在震级确定中存在试验误差时计算“成功率”和“警报率”有关的内容。     

对Drakopoulos和Stavrakakis“由1990年12月希腊北部VAN台记录的电活动所做的错误警报”一文的答复

Drakopoulos和Stavrakakis(1996)(此后简称为DS)在他们的讨论中选择了一次公开警报(1991年1月发表),但却删除了另外3次警报(1988年9月;1990年4月和1993年2～3月发布),而这3次警报之后都伴有破坏性地震活动(换句话说,在目前辩论中,1987年至1989年之间只发布过一次公开警报,但DS二人却没有讨论此问题)。对于后来3次警报,Drakopoulos以及/或者其同事们不同意VAN预报,在有关地震发生前2～10天,公开宣称:“没有预料明显的地震活动”。在DS二人选用的例子中,他们只报道了警报后22天内的地震数据,但未提及在第23天早晨就开始了的及其往后延续了5天的地震活动。而且,DS误解了我们的预报,该预报是在地震发生之前送《构造物理学》杂志(见Varotsos等,1991)的。     

对D.D.Jackson的“应用于VAN方法的地震预报评估标准”一文的答复

我们早期的文章表明,VAN 方法并非不符合 Jackson(1996)提出的必要条件(1)和(2)。对评估成功而言,非主观的事后决定也是需要的,这是因为,绝大多数 VAN 预报,其ΔM、Δr 以及Δt 值都是在被讨论的1987～1989年时段以前发表的,只有在极少数与地震电信号地电活动新现象的观测有关的情况下(29次中的3次),Δt 值才是在1988年确定的。此外,一次仔细的审验——从物理观点看——表明,VAN 方法确实满足 Jackson 的3个有理判据(被候选预报技术所遵从)。     

对Y.Y.Kagan和D.D.Jackson“VAN地震预报的统计检验:评述和思考”一文的答复

本文仅限于回答再次由 Kagan 和 Jackson(1996)提出的那些观点,尽管对此我们已经在其他对 Kagan(1996)和 Jackson(1996)的答文中作过讨论。例如我们证明他们关于“……大多数 VAN 参数在1987～1989年检验期后作了调整,亦即,反推调整”的观点并不正确。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同意他们的结论:“这一问题的观点不同,说明地震学界需要一套评估地震预报方法的总方案”,应用这套方案应接着对到目前为止发布的 VAN 预报进行评估(包括从1987～1995的9年时间),而不是仅限于这场争论中讨论的1987～1989年间。Kasan 和 Jackson(1996)还将 Aceves 等(1996)和 Kagan(1996)的检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果目录中包含余震或只是去掉部分余震,则两项检验都表明 VAN 方法优于泊松零假设。另一方面,Kagan 和 Jackson(1996)称,“如果余震被尽可能全部删去”,VAN 方法并不比泊松零假设更为优越。然而我们将阐明,在后一种情况的“减丛集”过程中会出现以下情况:对主震的成功预报同样会被去掉;而且会将成功的预报变成失败的;我们的结论与 Aceves 等(1996)的基本一致。     

对P.B.Stark“对地震预报赋予统计显著性的一些思考”一文的答复

Stark(1996)所做的一些评论与 Varotsos 等(1996a)的评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如果仅当预期的地震震级超过5.0级时我们决定发布一次预报,还有,如果我们的预报规则系统奏效的话,那么,我们预计不能预报出一些震级为5.0以及更小一点的事件(甚至一些较大的事件)”,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处于自然状态的”地震活动序列不是泊松分布的……”,等等]。不过,在本文中,我们澄清了一些导致 Stark 说”Varotsos 等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建议”的误解。我们强调,绝大多数的VAN 预报中的容许误差限不是后验校准的,因为这些容许误差限是在1987～1989年这一讨论期间的前一年发表的。在25次结果良好的相关中仅有两次,Δt 值是后验延长的,不过我们强调,这两次预报事先确认为是属于一种新的情况,这种新情况称之为地震电信号的电活动(地震电信号序列),它不同于单一(孤立)的地震电信号情况。我们完全同意 Stark(1996)的建议,按照这一建议,人们“避免了为地震变量规定一种概率分布的必要性,这是一项既有争议又有问题的工作”。     

1989年大同—阳高6.1级地震

本文叙述了1989年大同-阳高M_s=6.1地震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征,对这次地震的类型、余震活动、地震趋势、宏观烈度、震害特点等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讨论。本次地震在时间上具有多次主震集中发生的特征,属震群型地震序列;余震活动衰减正常。由于建筑物的设计结构不合理,以及多次主震震害迭加的效果,高烈度区的震害加重。文中还简述了1991年大同-阳高M_s=5.8地震的分析预报工作。     

根据地震频度衰减预报地震的工作细则

近几年来,我们曾经研究了根据地震频度衰减预报地震的方法。这一方法的基本概念是这样的:假定有一地震序列,我们也已经有了这个系列的资料(包括各次地震的时间、震级及震中位置)。问题是现在的地震系列是前震系列还是主震、余震系列呢?如果是前震系列,我们便预报今后还有主震发生,有的情况下还可以大略估算出主震的震级;如果地震系列经判断是主震-余震系列,则可以计算最大余震震级,供预报时参考。     

对P.W.Burton的“地震赌博”一文的答复

Burton(1996)的文章除了它的奇怪的标题外,还有很多不精确或错误的地方。Burton 明显地滥用了统计学,因为他处理一个参数(例如,震级),并不注意基本点,例如:涉及到一个区域中的一个主震的预报震级值,这样的事件是非常少的,不能被等同处理为有同样震级的预报,但涉及的却是另一区域的余震。利用统计的简单规律,我们证明了 Burton 所用的统计处理显然是错误的,甚至可以“否定”一个理想的预报方法。此外,我们证明了 Burton 对 VAN 震级预报的批评是基于对实验误差真实含义以及古登堡-里克特关系明显错误解释之上的;Burton 的论点与物理预期的结果相矛盾。对地震预报合适的空间解也进行了讨论,对于5.5～6.0之间的震级,VAN 所得到的空间解大约是50km。如果我们考虑到源的尺度,这样一个解从实际的观点看是合理的。对于较大的震级,例如:约7.5级,约150km 的空间解应当是可以接受的。因此 Burton 对 VAN 增加空间解的论点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仅对较小事件(～5.0个单位)有一些根据,不过这些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Burton 利用了不寻常的措辞,如:“有效预报的事后论证”、“不清楚的回顾性滤波”、“实际的东西太少而宣传的太大”,但没有提到事实,例如:在讨论的3年中(即1987～1989),VAN 仅仅发出了一个公开的警报,这一警报后面有一个这一时期最强烈的破坏性活动。     

我国某些六级以上地震前震的分析

1910年大森和今村(1913年、1915年)研究了有前震的地震,发现这类地震容易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发生。里克特(1958年)曾描述了一个典型的“前震-主震-余震”序列的例子(即1929年发生于洛杉矶的怀特尔地震),在主震前64天发生过一次较强地震。琼斯研究了自1914年至1973年间大震前地震活动的时空分布。他规定前震震中在主震震中的100公里范围内,前震发生时间在主震前三个月内。王春珍等规定的前震发生时间是在     

滇南地区中强地震活动特征与空间环境分析

本文根据滇南地区地震地质构造特征及历史地震活动情况,重点分析研究了1965年以来研究区(N23°—24°50′,E102°—104°)七次M_s≥5.0级地震前各种异常的演变特征,如:地震活动图象、能量、频度、震兆窗等,发现震前研究区内地震活动性异常均出现在主震前10个月以内。进一步分析滇南地区中强地震前空间环境,发现该区76.9％的M_s≥5.0级地震均发生在太阳黑子活动峰年(M)至谷年(m)的下降段,且在(M+2)位相年上发震频次最高;地球自转相对减慢年段有利于滇南地区中强地震的发生,地球自转减慢年段地震释放能量和均值是地球自转加速段地震释放能量和均值的9.94倍。滇南地区中强地震环境背景属“旱—震”型,且主震前两年内研究区部分气温、气压均有不同程度的异常显示。     

全球大震和中国及邻区中强震地震活动(2013年7-8月)

本目录中的地震参数来自"中国地震台站观测报告"(简称"月报").其中,国内及邻区给出M≥4.7的事件,全球给出M≥6.0的事件."月报"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按月做出.本目录中的发震时刻采用协调世界时(UTC);为了方便中国读者,也给出北京时(BTC),震中位置除给出经纬度外,还给出参考地区名,它仅用作查阅参考,不包含任何政治意义;还给出测定震源位置的台数(n)和标准偏差(SD).面波震级M_s是对中周期宽频带SK地震仪记录,采用北京台1965年面波震级公式M_s=lg(A_H/T)+     

对H.Utada“统计评估地震预报方法的困难”一文的答复

Utada 的一些意见(1996)和 Varotsos 等(1996a)讨论的观点是一致的。简单的例子表明 Mulargia 和 Gasperini(1992)的主要结论(即 VAN 预报可归于偶然”)并非由于 VAN 方法的“含混不清”,而是由于他们计算中明显的错误。这些错误也导致了 Varotsos 等(1996a)的附录中所揭示的反论。在纠正了他们的一些错误后,这一反论[即如果我们应用 Mulargia 和 Gasperini(1992)的方法,那么可以得到结论:理想完善的地震预报方法(IPEPM)的结果也可归于偶然]也就不用再提了。     

驳Varotsos和Lazaridou的答复：面向直率成功的预报

在他们对 Burton(1996)的答复中(Varotsos and Lazaridou,1996,以下简称为 VAN),几乎是作为副产品,VAN 阐明了争论的某些方面,由此从 Burton 和VAN 参加的这场争论中可能找到并形成积极的结果。我将在初步评论地震电信号(SES)这一现象后,力图阐明与此有关的     

关于中国大陆强震的短期预报探讨

我们研究了我国M_s≥5.0级地震的时空分布和强度特性,发现台湾地震活动似乎是我国大陆强震的前兆震(或震群)。其具体情况如下: (1)凡在台湾及其海域1.5度区域内,在三个月内相继发生多次5.0≤M_s≤6.8级的地震,我们将这一组地震称之为报幕震;将中国大陆地区发生的M_s≥7.0级强震,称之为演出     

模糊关系方程在“运城地震”监视中的实际应用

前言 1986年11月7日至1987年3月11日,在山西省运城地区共发生地震850次。其中4.0—4.7级(M_L)地震3次,3.0—3.9级地震12次。释放的总应变能为2.36×16~6焦耳,相当于M_s5.3地震的能量释放。这次震群的主震为11月21日的4.7级地震。震中烈度V度强。有感范围达11个县市350万人口。有八千多间房屋遭到不同程度的     

伴随凤仪地震的一次地磁异常变化

1978年5月19日、20日,在下关凤仪地区接连发生了两次中强地震,震级(M_s)分别为5.1级和5.0级,震中经纬度为:25.5N,100.°3E,宏观考察估计震源深度为5公里。伴随这次地震,距震中11公里的下关地震台的磁秤记录到一个明显的地磁异常变化,这样清楚的变化在近年来的地磁观测中还不多见。分析了现有的资料,未发现有其     

VAN震电信号（SES）和地震参数间的某种关系

研究了希腊西部1983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期问SES(VAN法的震电信号)的特征与地震参数间的可能相关。在这一期问,约阿尼纳(IOA)和皮尔戈斯(PIR)VAN台站的所谓选择性图地区,总共有55次mb≥5．0的地震。对其中的29次地震获得了矩心矩张量解;在IOA台18次地震之前有震电信号,而在PIR台则有11次。这些地震没有1次在发生之前在2个台站同时都有震电信号。本文的主要结果如下：(1)在IOA台站震电信号矢量的方向与所预报地震的震源位置有关,尽管邻近的地震经常有矢量方向不同的震电信号。(2)在10A台29次地震中的9次逆冲型地震都观测到了震电信号,但它们的矢量方向不是唯一的。(3)在PIR台观测到的凯法利尼亚至伯罗奔尼撒以西地区震前有震电信号的11次地震具有法向分量度不同的走滑型。这些地震在PIR台震电信号的矢量方向主要是向西的。(4)1987年年底上述地区的震源机制从主要为走滑型变为逆冲型,这与敏感地点从PIR台转移到IOA台一致,说明震源机制与VAN台站的选择性特征间可能相关。     

滇川近地气层冷热变化与地震预报

本文分析了滇川地区近一二十年连续的气温资料后发现,滇川地区的地震发生与近地气层大面积的冷热剧变有一定联系。进而得到大震(M_s≥6.8)、强震(M_s≥6.0)和中强震(M_s≥4.7)分别在中期、短期及临震上的预报指标。     

1977年10月19日平果5.0级地震的震源机制

1977年10月19日广西平果县城厢公社发生的5.0级地震,震中位于N23°23′12″、E107°32′12″,它发生在一个长期地震活动性较低的地区。主震发生后至当年12月14日共记录260余次余震;根据已确定的34次余震震中分布,大体呈北东东向分布(图1),由图可见,主震位于余震区的西北端,它显示出此次地震的破裂过程是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扩展。余震区长约11公里,宽约7公里,由小台网确定的34次余震震源深度(图2),80％在9公里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