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互动视角下都市边缘区乡村空间转型的资本介入机制——以广州港头村为例

伴随中国城乡关系的急速转型,资本成为重组城乡要素的重要因素,推动都市边缘区的乡村空间转型和重构,厘清其介入机制对补充完善乡村空间重构的动力释义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构建了城乡互动视角下资本循环和乡村空间转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以都市边缘区典型村广州港头村为例,深度解析珠三角都市边缘区典型乡村空间转型的阶段特征及其资本介入机制。结果表明：(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头村的空间转型重构经历了代际交替的村民资本城乡市场循环下的初步空心化、工商资本介入与剩余价值有限城乡市场流通下的城镇化与深度空心化和国有资本带动的“不征地”乡村闲置空间改造下的初步实心化三个阶段。(2)资本通过投资统筹乡村权益关系网络直接改造空间、投资基建改善发展环境等手段促进乡村空间转型,并全面渗透第一到第三产业;乡村可通过提升可达性、加快自然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修缮等诱发资本持续注入。(3)资本介入通过活化闲置空间、激发乡村土地等剩余价值实现“城—乡”资本转移进而推动城乡互动;现有资本介入带有极强的政策福利属性,并不完全能表征剩余价值“乡—城”流动特征已经转变,村民主体地位弱化、城乡互动主体融入度低、资本“脱实向虚”等风险依...     

农村居民点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宁波市象山县为例

分析农村居民点时空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了解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内在机理,加快新农村建设、改造和乡村振兴的步伐。本文基于象山县1990—2015年6期土地利用数据,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景观格局指数、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模型方法,探析象山县农村居民点的时空变化特征和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面积不断增长,其速度先下降后增加,农村居民点扩展以块状扩展为主,其次为分散扩展、条带状扩展。(2)农村居民点向耕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转移,耕地作为主要补充来源。农村居民点形态趋于规则,其平均斑块形状指数和分维数值呈波动下降趋势,聚集度值增加了2.62%。(3)农村居民点集聚趋势明显,其核密度最高值上升,高值区域靠近城镇。核密度空间分布随时间变化较小,都呈现中部高南北低的特征,且南部地区核密度略高于北部地区。(4)农村居民点趋向于布局在高程和坡度较小、靠近城镇中心,并有相应道路联系的区域,其他影响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因素还包括农村人口和农村政策等。     

三大自然区过渡带生境质量时空差异及形成机制——以榆中县为例

以地处三大自然区过渡地带的榆中县为案例,分析了1995-2015年县域及内部分区生境质量演变的时空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并探索了生境质量影响因素及其机制。结果表明：① 全县生境质量变化保持稳定并略有提升,县域内部生境质量变化呈现出由南向北递减的三级梯度特征;② 全县生境质量的地带间与地带内差异均趋于缩小,北部黄土高原区持续加大,中部平原区连续下降,南部山区则先缩小后增大;③ 全县及县域内部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因为地理尺度的差异而不同。自然环境变量对生境质量变化发挥着基础和关键性的作用,社会经济变量呈现出减小的态势,而政策调控变量对生境质量的影响则越来越大,各因子间的协同增强效应推动了生境质量的变化。     

都市边缘区空间管制效果的产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基本农田保护区政策视角

在城市区域化下,基本农田保护区（农保）成为都市区生态保育的重要空间载体及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依据。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以镇和行政村为基本空间单元,研究了1997年以来基本农田保护区空间演变过程,并构建指标体系,建立不同产权主体农保转用的数理模型,揭示农保政策对不同主体管制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广州都市边缘区农保被大量转用,并以转为集体建设用地为主;② 农保政策对不同主体的空间管制效果差异较大,可分为管制有效型、集体转用失效型、国有转用失效型三种类型;③ 国有转用主要位于镇区周边,是城镇化所需代价,集体转用主要分布于靠近城市中心而远离镇区的村庄;④ 区位及村庄对非农经济收入的追求是农地集体转用的主要原因,而社会变迁因素影响并不显著。总之,基本农田制度对政府的管制有效,对集体则失效,说明了对基本农田的保护不仅需要划定刚性的物理边界,还需协调集体产权所有者的利益。     

省际边缘区经济发展差异时空格局及驱动机制 ——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省际边缘区经济差异是区域经济差异研究关注的新领域。论文采用全局与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1996~2005年淮海经济区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趋势及驱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结果表明:①淮海经济区发展水平相似的县域在空间上两极分化并集聚的态势与经济差异的演化趋势基本一致,表明空间极化成为该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趋势;②HH型县域显著向鲁南集中,LL型县域显著向皖北、豫东集中,表明东西差异成为淮海经济区经济差异的主要表征;③包括投资能力、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等在内的经济动力机制、空间作用机制、边缘区发展政策、省际边界阻隔机制等是淮海经济区经济差异变动的主要驱动机制。     

大城市边缘区中小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探讨——以广州增城市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中小城市的发展具有其特殊性,特殊的区位和特殊的功能定位决定它必须与大城市协调发展。当前"撤县设区"、"撤市设区"发展大城市,加快城市化进程成为我国当今城市发展的一个主导趋势。行政区划调整使城市总体发展战略发生调整,其边缘区的发展条件、发展背景发生了变化,其发展战略也相应要调整。本文通过揭示新的背景下广州市边缘区增城市的城市产业发展、空间发展、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布局等方面的战略取向,探讨了大城市边缘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地理边缘区经济发展过程与机制分析——以海南西部为例

地理边缘区因其交接过渡的位置而使资源环境具有特殊性,使经济发展具有不确定性（落后性）．探讨边缘区经济发展规律有益于寻求该类区域的合理发展路径,改变落后状态．海南西部地区是典型地理边缘区,对其近现代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剖析中发现,其经济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初级产品与重工业化特征,地理边缘区的属性与功能在这些经济特征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理边缘对其发展机遇（环境）、发展条件、产业选择均有影响,其中行政边缘区属性影响最为显著．     

城市边缘区耕地面积变化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制——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

城市边缘区的土地资源紧缺而利用方式多样,土地利用变化既与城市发展有关又和粮食安全密切联系,因此加强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研究既必要又迫切。利用1990年和2000年TM影像获取的土地利用数据、 1991~2002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方法以及数理统计方法,系统探讨了北京市顺义区耕地流失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显示,1990~2000年顺义区流失耕地的57%转为建设用地,43 %转为生态用地。农用地中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减少,菜地和果园面积快速增加。工业发展是耕地流失的第一驱动力;人口城市化、房地产发展等加速耕地流失。     

省际边缘区的就业空间结构模式及动力机制——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淮海经济区是我国典型的省际边缘区,通过对淮海经济区118个县(市)、市区的就业结构与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出省际边缘区7种就业空间模式:连续型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非连续型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跳跃式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混合型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母子型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核心转移型就业空间模式、带状空间就业模式,并从边界、中心城市、交通、城市间关系4个方面总结出各种模式的形成机制。     

农村居民点动态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以江苏省宜兴市为例

选取宜兴市为研究区,在GIS和RS技术的支撑下,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规模变化和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对引起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用地整体呈下降趋势,变化速度逐年减慢,主要新增来源是农用地,主要转移去向是城镇建设用地;2在地形平坦、距离水源和农用地较近的地区,农村居民点分布密集;3经济发展、人口减少、交通改善和城市化水平提高是影响农村居民点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基于景观格局的广州市边缘区生态压力研究——以番禺区为例

基于RS、GIS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选取破碎化指数、斑块结合度指数、分形维数3个景观指数和土地利用脆弱性指数构建生态压力指数,以番禺为例从景观尺度研究城市边缘区在城市化梯度上的生态压力空间分异。结果表明:不同用地类型的景观指数在3个梯度区内依人为干扰的强烈程度出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生态压力呈现自北向南依次降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景观生态压力强弱的分布与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和强度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人为干扰是影响景观生态压力扩散的重要原因。     

基于移动监测的城市PM2.5污染时空模式研究——以广州市中心区为例

采用便携式空气污染监测设备对广州市环城高速内的中心城区PM_2.5污染情况进行移动监测,获取225.7万条频率为1 Hz的PM_2.5监测数据,基于此对研究区进行10 m×10 m高时空分辨率的PM_2.5污染模拟,并分析移动采集的可靠性及城市中心区PM_2.5污染时空模式。结果显示：天气状况稳定条件下移动监测的城市PM_2.5数据在时间维度与固定监测站点数据呈现较显著相关性（R ²为0.72~0.86）;广州市中心城区的PM_2.5污染时空分布在短时间内具有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时间上,干、湿季的平均逐时极差分别为27和11 μg/m3,质量浓度最高值和最低值出现的时段与当天的背景质量浓度值有关;空间上,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工业园和大型商贸市场附近PM_2.5污染风险高,公园绿地、高校、高级住宅区等风险相对较低,且呈干季西高东低、南高北低,湿季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特征。     

“绿道-邻里”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城市绿道使用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基于“绿道-邻里”视角,采集了广州典型城市绿道上的市民使用人数与类型等属性,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绿道周边建成环境（人口密度和土地类型混合度）与绿道使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绿道周边建成环境作为绿道使用的潜在来源地和目的地,影响着城市绿道使用效果,步行和骑行可达范围内的居住区人口密度和绿道周边土地利用混合度均可作为绿道使用强度的解释因子,两者的增加均会带来绿道使用强度的提高;除此之外,周边居民区收入水平、年龄和时间等变量对城市绿道使用也会造成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城市绿道建设提供直接参考。     

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街道“两抢一盗”犯罪的时空规律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两抢一盗"犯罪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其时空分布规律,并剖析街道环境与犯罪分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犯罪时间分布与人们生活、工作的作息周期相关,街道空间使用频率高的时段犯罪相对高发;犯罪的昼夜分布差别与地区岗位、商业场所等环境的空间分布有关;2)在案发部位分布上,各部位的案件构成受到人流活动强度、自然监视的力度及逃逸便捷程度的影响;3)在宏观地理分布上,盗窃案件在浦东新区内以陆家嘴中央商务区一带为核心呈自西向东圈层递减分布,而"两抢"案件的高发区呈带状和点状分布的格局,较为分散在市区与镇区的各居民集中区附近;4)回归分析表明,交叉口是影响盗窃和"两抢"案件分布的重要环境要素之一,交叉口数量及密度均分别对"两抢"和盗窃量有正向影响。最后以研究结论为依据,提出相应的犯罪防控措施。     

城市边缘区乡村景观综合评价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白家疃村为例

文章从城市边缘区乡村景观的特点出发，根据城市边缘区乡村景观所具有的3个层次功能，构建了包括社会效应、生态质量、美感效果三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综合评判模型，应用于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白家疃村，揭示了其存在的问题。     

城镇土地利用潜力评价——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

在我国城镇土地利用从外延扩展走向内涵挖潜、从粗放扩张转向集约利用的时代背景下,开展城镇土地利用潜力评价是实现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的前提.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剖析,提出城镇土地利用潜力的概念,明晰城镇土地利用潜力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影响城镇土地利用潜力的因素,构建城镇土地利用潜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基于GIS建立一套城镇土地利用潜力评价的技术方法、流程和评价模型.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对其土地利用潜力进行了系统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天河区345个评价单元中,适度利用、过度利用、低度利用和不均衡利用等4种潜力类型的土地单元个数分别占总评价单元的44.9%,15.9%,35.7%和3.5%,可供挖掘的潜力很大,并基于评价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通过对广州市天河区城镇土地利用潜力的评价,不仅为天河区的城市建设和土地利用提供依据,也为城镇土地利用潜力评价的推广和应用提供方法和思路.     

基于TOPSIS与PSR结合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综合评价——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以土地集约理论为依据,运用TOPSIS方法对花都区与珠三角主要城市进行综合评价与比较,建立了PSR集约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广州市花都区土地利用集约水平较低,其集约度指标值仅为0.2238,在珠三角主要城市中处于较低水平,仅优于江门市与肇庆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太大、地均二三产业GDP小等是其主要原因,并就提高花都区土地集约水平提出了一些建议。     

国内城市新区开发的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机制与模式 ——以广州琶洲地区开发为例

针对国内城市新区开发不断升温的现象,分析了城市政府和市场在新区开发过程中的动力机制:在政府实现土地升值和房地产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新区成功开发需要政府与市场的相互配合.在此基础上,提出新区开发的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即政府规划、投资引导,房地产商跟进与市民参与,并以广州市琶洲新区开发为例,演绎了政府与市场互动模式下的新区开发过程.     

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化效应及其意义——以山东日照王家皂村为例

城市发展空间外拓对其边缘区乡村影响较大,旅游化是乡村发展过程中有别于工业化的一种形式.在对山东省日照市王家皂村农户问卷调研所得数据基础上对旅游化的效应进行评价,得出:旅游化使得村民旅游经济收入得以迅速增加;村民就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农村劳动力向单部门经济转移;村民旅游参与意识增强,对旅游经济前景普遍看好;生活环境与质量发生改变,社区问题开始显现;正、负旅游示范效应影响并存,社区社会生态平衡面临挑战等结论,并对旅游化效应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