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社会建构及其意义——多元话语分析模式的尝试

在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的指导下选择多元话语分析方法,以江南水乡古镇周庄为案例地,对古镇文化身份的脆弱性进行社会建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阶段政府旅游发展政策的改变、开发商的本质、传媒与专家系统的推力、游客凝视及对文化的态度、外来人群及其影响下原住居民的交往方式和价值取向共同建构了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形成过程。最后提出改造物质与生活环境、营建文化共同体、提倡理性交往等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治理对策,以期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周庄古镇创造性破坏与地方身份转化

地方身份通过内外部政治经济力量交互作用,成为当地社会关系的历史纹理,是利益相关者意识形态的反映。以周庄为案例地,借助创造性破坏模型深入分析古镇地方身份转化。研究发现：周庄满足该模型的3 个主要变量。与西方企业家主导模式不同,中国政府对旅游的推动作用是强大的,不仅履行决策制定者和投资者的职能,而且为象征资本的创造、社会资本的延伸和文化资本的维护做出贡献;伴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和动机的多样化,商业化景观迅速蔓延,不断冲击古镇遗产景观身份;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经历了积极—消极—积极的回归过程。从文化霸权与表征、游客凝视、人口置换与社会身份复杂性等角度对周庄古镇地方身份转化进行理论解释,认为地方身份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产物,表征主流意识形态;为适应游客凝视,利益相关者以东拼西凑的形式改造古镇地方身份;人口置换的结果增加了"新周庄人"社会身份的复杂性,由此带来社会关系破碎、社会认同下降、地方感丧失等问题,导致周庄地方身份转化。     

文化遗产旅游地的空间生产与认同研究——以无锡惠山古镇为例

旅游开发下的文化遗产旅游地无锡惠山古镇经历着"地方传统"和"现代发展"的冲突与融合。基于文献信息分析法,对空间生产、认同及其在古镇研究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梳理;采用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话语分析法以及影视人类学摄影法对古镇物理、社会和文化多维空间的生产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多元主体认同倾向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这场空间转变过程中,古镇物理空间出现资本的空间化形态,社会空间呈现非共同体化、联接业缘化、流动性增强、主体泛化下功能和交往的社会性,文化空间出现混合文化嵌套并存结构。针对多维空间的生产,居民、社会精英和部分游客表现出人本主义认同倾向,侧重主观性构建内生认同;空间开发主导者、开发商和另一部分游客出现结构主义认同倾向,侧重从一种再生产视角观察问题,强调以过程和建构为主。在对社区居民调研中发现,居民对旅游开发表达出"不要无感增长,需要有感发展"的认同倾向,根本上反映了旅游开发成果能否反馈于居民并能共同分享的问题,值得引起关注。认同从根本上说是关涉文化的,而文化总是表现出流变性,如何使生产出来的文化既开放又多元,既让居民和游客无感疑惑,又不心生迷惘,需要保持古镇先进文化的独立性、传承性和生产的方向性,积极营造"第三空间"之上的文化平衡。     

从师范生到教师：实习中的教师专业身份建构——以G大学地理师范生为例

教育实习是师范生建构教师专业身份的关键,师范生的教师专业身份建构将影响其职业认知与选择。通过对教育实习中的地理师范生进行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以及对访谈资料进行主题式分析、词频分析发现：实习学校为师范生提供了实体、语言文化、互动、自我、网络数字等身份建构空间,同侪之间的反思与协作为师范生的教师专业身份建构提供了补充性空间,多元且专业的空间情境能够帮助地理师范生认知与实践、建构与协商其教师专业身份;职业选择动机与教育信念亦对其教师专业身份的建构有重要影响。     

边界管控中的跨境社会建构:深圳中英街的案例

在社会建构视角下,边界并非固化的界线,各种社会力量亦在持续塑造着边界的功能与特性。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调查和文本分析研究方法,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探讨了不同主体基于日常跨境实践对中英街边界的社会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边境空间管控应对策略。结果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发展为居民参与跨境小额贸易提供了契机,中英街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由此实现了高度的融合;而在20世纪90年代内地实行市场经济及香港回归的背景下,中英街边贸旅游经济衰落,中英街地区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逐渐分离。在此过程中,各主体响应边界管控政策变化,塑造了不同的边界生活空间。未来边界管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以理解边界空间的历史和现状为前提。     

基于扎根理论的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恢复力整合研究——演化特征、路径与理论模型

面对无处不在且不可预测的变化,减轻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增强恢复力成为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振兴的必要途径。基于田野调查与扎根理论方法,以黄土高原佳县为研究区,自下而上建构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恢复力的演化路径与理论模型。研究发现：(1)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设施与服务系统范畴形成了7组典型脆弱性-恢复力演化路径。其中,地形与生态、气候变化与灾害、农业农村市场、人口发展等范畴为演化路径中的扰动来源,政策与工程、家庭行为范畴为应对扰动的行动策略,每条路径表现出相应的脆弱性、恢复力演变特征。(2)聚焦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现实困境,政府与家庭两大利益主体做出了减轻脆弱性、建立恢复力的响应行动。家庭响应聚焦于生计及公共服务领域,缺乏应对生态风险、人口空心化与文化淡化的行动。政府层面侧重于响应经济与生计困境、生态风险,而在建立文化恢复力与应对公共服务供给脆弱性的广泛行动较为缺乏。(3)提出了“三足式”系统脆弱性-恢复力演化理论模型。“三足”分指扰动、行动、脆弱性-恢复力演化结果,三足之间交互耦合,且行动内部政府层与家庭层相互适应。最后,文章基于热点范畴、脆弱性与恢复力联合、家庭行为方面提...     

流动性视角下三亚俄语区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

三亚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国际流动人口塑造了俄语语言景观，吸引了俄语区国家移民流动至三亚。论文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在流动性框架下分析三亚俄语区移民与城市空间的联结。在新型流动性范式下，借助流动/停泊辩证观分析移民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以理解俄语区移民的流动性特征，从日常流动实践中揭示移民空间集聚形成的停泊点结构与意义。研究发现，群体身份可通过社会网络和组织来营造与认同。俄语区移民居所与社会身份具有流动性及不稳定特征，但空间性建构的基础设施作为其日常流动的停泊点赋予特殊地方性意义。停泊点以空间地方性建构引导群体的日常生活流动，开启社会网络的重建。在此过程中，群体对地方性的塑造与体验，通过语言文化产生了群体身份的营造与认同，以及他者对群体的社会建构，形成俄语国家的社交网络。移民在停泊空间的日常流动空间实践与社会交往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认同构成人地互动下新的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丰富了移民流动性的研究案例，拓展了在华跨国移民群体研究对象与其在旅游城市日常生活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外来饮食文化影响下广州本地居民地方身份建构过程的代际差异

伴随着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以及“身体”“情感”视角的引入,饮食文化的空间问题开始引发人文地理学界的关注。借助身份建构过程模型理论（identity process theory, IPT）,依托对38位广州本地人的深度访谈,阐释外来饮食文化对其身份建构过程的影响及代际差异。研究发现,外来饮食文化的涌入引发了老一辈广州人多重的身份危机感,激发他们投身于地方传统饮食文化复兴实践,以对传统的忠诚和坚守来建构其地方身份。而自幼就被外来及本土饮食文化共同包围的年轻人则善于在不同情境下采纳不同文化态度和策略来建构其地方身份,缓解身份危机。该代际差异折射出饮食文化空间政治结构的轮回,而恰恰是这一空间政治的轮回孕育了地方饮食文化的继替。     

务川龙潭仡佬族民族身份的地方性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与恢复是中国民族认同研究的宏观背景,以往研究多强调国家建构的外部视角,较少从民族身份赋予的合理性和正统性背后,结合外部与内部的双重视角深入挖掘各相关主体如何参与到民族身份建构的过程。文章采用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文献法等对务川龙潭仡佬族进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民族学家梳理的“濮―僚―仡佬”的族源承袭为理论依据,又以文字文本为依据发掘了濮、僚、仡佬与朱砂的关系,切合当下龙潭原住民与朱砂的生产生活,并以之建构其“仡佬族”身份。研究结果显示：“朱砂”的地方性参与了民族身份建构,且在旅游背景下地方再造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对“朱砂”的文本、祭祀、景观恢复与再造进行了对“仡佬族”身份的二次建构与强化,反映了地方政府主体对朱砂的地方性视角;但如何更好地进行地方再现,对地方文化的发展将有何影响,如何唤起族群真实的情感,官员、宗族精英、普通民众等不同的地方主体何以凝聚,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工业用地转型下地理想象与地方意义构建 ——广州广钢新城案例

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用地转型背景下,选择广钢新城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地理想象的视角,探讨周边村民、旧广钢职工以及新进入者等主体对广钢新城地方意义和文化内涵进行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并进一步解析地方建构与身份认同的联系。研究发现：1）由于主观性和空间实践体验的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广钢的地方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2）周边村民、广钢旧厂职工集体记忆的嬗变,反映了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变化与在地群体的想象构建以及身份认同的耦合关系;3）新进入者的地方身份认同建立在排除在地群体的地方文化想象之上,二者对于广钢新城的地方意义和身份认同是断裂的,2个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的感知与认同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4）在社会话语构建的文化冲击以及权力和资本的支配下,外界群体逐渐产生对广钢新城地方文化意义的多元想象。广钢片区的大规模空间重塑以及由此衍生的地方意义重构说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地方建构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岭南松口古镇的保护与旅游开发

广东梅县松口镇是岭南四大古镇之一,享有文化之乡、华侨之乡、山歌之乡的美誉。作为历史的产物和反映历史文化与民族习俗沉淀的千年古镇,其不但是稀缺的,而且是不可再生的。松口古镇文化是一种"活着"的文化,为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松口古镇应在加强保护的同时,科学、合理、适度地开发,突出"客味"和"乡土味",塑造客家文化旅游精品,促进古镇可持续发展,以期达到与旅游开发的和谐共生。     

酒吧与旅游古镇地方性的建构——以湖南凤凰古城为例

随着全球流动的迅速加快,移动性理论成为解释全球化与地方化冲突的一个有用视角。在第三世界不断蔓延的酒吧消费空间可以看作是移动性的一个重要表征。然而游客带来了旅游目的地变迁,以及西方游客在第三世界国家创立文化飞地的移动性研究结论却无法解释酒吧在中国的古镇不仅成为重要的休闲场所,而且成为了古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象。文章以湖南凤凰古镇为例,运用观察、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探讨酒吧是如何与古镇的地方性相结合的。得出结论如下：1）酒吧起初完全是由游客生产,游客消费的空间是游客在古镇中创造出来的文化飞地;2）由于游客的某些文化行为（绘画、音乐、阅读等）使得古镇叠加了现代文化的地方性,从而与同是现代文化的酒吧相得益彰;3）随着大众游客、组团游客的不断增多,原来的游客关注凤凰古城展现传统文化的习惯已经被打破,组团游客更多地只是对古城匆匆一瞥,更关心的是听觉、嗅觉等身体感觉以及喝醉的放纵感;4）由于漫步的停步与放纵同时汇聚于酒吧,使得游客透过酒吧更好地将身体安放在古镇中,这使得酒吧融入进了古镇中的地方性。综上所述,人与地方的连接是复杂的过程,带有文化与身体2种属性,因为有身体属性的存在,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并不仅仅是审美需求,而酒吧则是在双重属性下连接人与古镇的重要中介。     

贵州仡佬族精英的民族身份认同及其建构

少数民族精英的态度、情感和行为对维系族群文化传承等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仡佬族精英的体验式观察、深度访谈和结构式访谈,精英群体的民族身份认同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和角色差异:居住在民族乡和各散居点的精英比自治县精英的民族情感要强烈、文化特征要明显,其民族身份认同具有"根基性"特点,而自治县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的身份认同则具有明显的"工具性".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部分文化精英有更明确的民族文化复兴行为.这一原因是以仡佬族地理空间格局变迁为前提,导致仡佬族的族群身份建构、历史记忆和族际关系等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这些因素进一步建构了精英的民族认同.     

中国旅居者文化融入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文化融入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英国伯明翰市中国旅居群体为例,着重探求文化融入与生活质量间的耦合关联。研究发现,生活质量与英国文化融入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86,与国际认可的Ward系数基本吻合;在文化融入的众多指标中,“与本地居民交往”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最为突出。中国旅居群体在伯明翰的文化融入状况处于从“基本生存”向“身份认同”转化的过渡期,希望与本地居民交往并得到认可与尊敬,但是这种需求远远没有实现,致使整体生活满意度偏低。为了缓解文化冲击带来的焦虑,中国旅居者特别是“分离”等类型的群体十分依赖中国文化并从中寻求各种支持,表现为居住的集聚及族裔经济的繁荣。但研究表明,对母国文化身份的坚守与生活质量提升并无直接关联;而“整合”与“同化”人群英国文化融入的行为性和实践性等方面较强的情况下,生活质量比较高。     

1980年以来黄土高原半干旱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时序演变——以陕西省佳县为例

从人地系统脆弱性视角切入,遵循"演变轨迹刻画-阶段情景描绘-演化路径与机理剖析"的逻辑轴线,结合"ground-truthing"质性研究方法,探索了1980年以来以陕西省佳县为代表的黄土高原半干旱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历程与路径。主要结论如下:①定量测度了1980-2016年佳县乡村人居环境综合系统及子系统脆弱度值。其中,自然系统脆弱性由干旱主导转向雨涝灾害主导;21世纪以来,居住系统脆弱性全面减轻,支撑系统脆弱性反弹加剧;近10 a,社会系统脆弱性逐渐减轻,人类系统已走向重度脆弱等级,综合脆弱性停滞于中度脆弱等级。②提出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情景转化阈值规则,界定了顽固脆弱、不受控制的脆弱、可控的脆弱、稳定健康、易变的系统等5类脆弱性情景。案例区脆弱性演变经历4个阶段,但徘徊于顽固脆弱的系统与不受控制的脆弱性系统情景之间。③建构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阶段性演化动力机制,梳理了5大子系统脆弱性阶段性演化路径,提炼了涉及气候变化、城市化扰动、市场变化、政策干预及农户行为适应等5大驱动因素的20件关键影响事件。     

中国旅居者文化融入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以英国伯明翰市为例

文化融入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英国伯明翰市中国旅居群体为例,着重探求文化融入与生活质量间的耦合关联。研究发现,生活质量与英国文化融入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86,与国际认可的Ward系数基本吻合;在文化融入的众多指标中,"与本地居民交往"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最为突出。中国旅居群体在伯明翰的文化融入状况处于从"基本生存"向"身份认同"转化的过渡期,希望与本地居民交往并得到认可与尊敬,但是这种需求远远没有实现,致使整体生活满意度偏低。为了缓解文化冲击带来的焦虑,中国旅居者特别是"分离"等类型的群体十分依赖中国文化并从中寻求各种支持,表现为居住的集聚及族裔经济的繁荣。但研究表明,对母国文化身份的坚守与生活质量提升并无直接关联;而"整合"与"同化"人群英国文化融入的行为性和实践性等方面较强的情况下,生活质量比较高。     

后现代旅游背景下古镇旅游的真实性创造——以云南省楚雄州彝人古镇为例

近代旅游业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休闲与文化等精神性旅游需求为特征的旅游者不断涌现,传统旅游资源难以满足现代旅游者的需求,以彝人古镇为例,模仿式旅游资源随之应运而生。尽管学者们对旅游古镇的研究已经司空见惯,不论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视角,都具有多样性,但是,模仿式古镇已经超出了传统资源的地域性和文化原真性范畴,从真实性视角对模仿式古镇进行研究成了一个新颖而深刻的问题;彝人古镇是模仿式的、没有原生文化系统的、却以彝族文化为依托的创造性景观,尽管不是真实的传统古镇,却给游客真实的旅游体验,受到旅游者的青睐,可见,真实性是可以创造的,但只有遵循传统文化内涵的创造,才能更好地发挥旅游活动中的文化传播作用。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以周庄为例

在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的城镇化尤其是用地格局的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问题,是古镇旅游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综合运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GIS空间分析和田野调查等技术与方法,对周庄旅游古镇2002-2012年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十年间土地转移量明显增多,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了农林地转化成旅游与公管服务等建设用地的进程;2除农林地与水域外,其余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均为正,旅游用地、公管与公服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动态度较大;3旅游引导下的古镇用地类型在空间上呈现出以古镇景区为核心,不断向周边外围拓展的演变态势,用地结构表现为"同心圆+扇形"模式;4在自然地理环境约束、政府行为与政策引导、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社会生产方式转变等内外双重驱动下共同导致了用地格局的空间转换。加强古镇用地格局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有助于处理好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节约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引导古镇旅游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西北地区县域脆弱性时空格局演变

人地耦合系统的脆弱性研究作为未来地理科学的十大科学研究命题之一,已成为人地关系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以西北地区316个县(市)为研究单元,以2003、2008和2013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气象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空间矢量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模糊层次分析和变异系数分析等方法,构建西北地区人地系统脆弱性评价模型并说明其时空演化过程。研究表明：①西北地区县域脆弱性指数整体呈现北低南高、东低西高的格局。大中型城市对周边区域产生显著的影响并已形成以自身为核心的低脆弱圈层,各低脆弱圈层逐渐关联形成大范围的低脆弱片区;②4个子系统的脆弱性水平分别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脆弱性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且变化显著,资源环境子系统和政策子系统脆弱性则趋于碎片化且相对稳定;③西北地区人地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差异度呈缓慢增大趋势,社会脆弱性差异度的变化趋势为先增加后下降,经济脆弱性与资源环境脆弱性差异度均表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政策扶持性在地区间的差异较大且整体格局稳定;④在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下,资源开发促使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和人类福祉发生转变,最终影响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的稳定程度,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环境质量、资源开发和政策制定。本文以“脆弱性”的视角解构西北地区人地系统时空动态变化过程,为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方法参考和实践应用借鉴。     

基于情景分析的西北农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以榆中县中连川乡为例

人地系统及其脆弱性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年来,脆弱性研究对象逐渐由生态系统转变到人地耦合系统即社会-生态系统,由于该耦合系统具有多尺度扰动和多利益主体并存的特点,且易受不确定性的干扰,目前关于系统脆弱性评价方法难以解释系统的不确定性。选择榆中县中连川乡作为研究区域,尝试将社会与生态环境信息结合起来进行脆弱性研究。首先运用情景分析方法,确定当地社会-生态系统未来的情景变化的关键驱动力为干旱气候和政府决策,筛选出在两者组合下系统未来情景概率较高的3种情景S₁（干旱减缓,有政策支持）,S₂（干旱缓解,无政策支持）和S₃（干旱加剧,有政策支持）。通过实地调查,对多利益主体（农户、管理者和科研工作者）进行情景访谈,对不同利益主体对不同情景的可接受程度进行测度,结合社会-生态矩阵分析,得到不同利益主体对系统未来的可接受程度,以此判断利益主体在未来变化情景下的脆弱度。结果显示,在S₁情景下,当地农民和管理者的脆弱性较低;在S₂和S₃情景下,当地农民和管理者的可接受度是负向的,表明其脆弱性增加,干旱加剧是影响当地未来发展的决定因素,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干旱带来的消极影响。根据不同利益主体的态度,提出未来当地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