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欠发达地区首都新城开发策略研究

近年来,以各国首都为代表的非洲城市呈现高速扩张态势,由此催生了新城开发的浪潮。本文梳理了非洲新城开发的理论和实践,总结了其背景和驱动力、关键性角色及面临的挑战。以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市东部新城开发实践为例,通过实地调研获取资料,总结其驱动因素,概述了所在国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的作用,以及其存在的政治经济形式不稳定、土地交易市场不成熟、地质灾害风险等现实挑战。以新城概念规划方案为蓝本,提出设计弹性城市规划方案、建立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政企协同开发、多渠道筹备资金、工程设计保障地质安全、建设通达的道路交通系统、各类需求或文化背景人群分片开发住宅区、建造经济便捷的住宅产品、配建符合各方需求的公共服务设施、设立与当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产业园区开发策略。     

基于个体生命历程视角的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与市民化进程

本文通过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考察,从微观视角探讨苏南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镇化路径转变以及转型中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地方政府在中国行政和经济分权、土地、住房等一系列改革中不断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从而促使苏南从早期的以乡村工业化为动力、以小城镇为载体的“自下而上”式城镇化,转向由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所推动的快速城镇化。城镇化路径转变也影响了苏南农民的生命历程,文中个案就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到失地农民的身份变迁。在苏南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中,个体经历了不同“行动地位”的转变：乡镇企业时期,农民参与乡村工业,主动进行就业的非农化;但到了征地拆迁时期,农民在政府推动下,通过户籍改革和安置上楼进行了身份的城镇化,这个阶段的市民化,更多源于政府的主动推动,农民带有“被动接受”的成分。另外,早期的就业非农化成为后期村民顺利实现身份城镇化的基础,解决了村民失去土地、安置“上楼”后的经济来源问题,这对当前新型城镇化所倡导的“人的城镇化”具有一定启示。     

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面临的障碍及对策建议

我国资源型城市多兴起于计划经济时代,原有经济结构僵化、地理位置偏远、环境污染严重、人才资源匮乏等制约了其产业转型。要实现产业转型,政府必须及早进行规划,找准城市转型定位,发展替代产业;同时要加大体制改革,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投资;此外还要加大科技开发力度,以人才优势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     

20世纪以来东北城市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东北地区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特有的文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城市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东北地区近现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近100年的事情。20世纪以来,东北地区经历了清政府的移民实边,俄、日等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与掠夺开发,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重点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剧烈变革,东北城市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并后来居上成为我国除几个直辖市外,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城市相比,东北城市发展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与经济背景,但也清晰而集中地反映了城市化与交通发展、工业化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特征。本文试图把东北地区近百年来城市的发展置于区域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进行考察,着重探讨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城市发展的动因,同时阐明它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及全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分析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都市农业加工型企业的发展机理与模式

都市农业是城市化进程中崭新的农业形态,但缺乏对其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实证研究。本文基于对互润(国际)食品集团的调查实例,详细分析了都市农业加工型企业的成长机理,指出制度平台、政府行为和社区沟通是企业发展的外层机理,是企业平稳运行的基础;生产经营活动及其不断的扩张构成了企业发展的内层机理;创新和企业管理及市场的内、外部控制所形成的内核机理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据此,文章总结了都市农业加工型企业的发展模式,并就都市农业加工型企业如何发展提出了建议。     

试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南北差异

在考察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差异的基础上,利用统计数据资料,对19801999年20年间南北方经济不平衡发展作了系统的分析。通过定量计算得出结论:经济发展速度南快北慢现象是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改革开放前北高南低,目前则是南高北低,致使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南快北慢的原因是:地缘优势和超前观念所获得的政策倾斜,导致了出口能力和投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强度的差别;工业结构(特别是所有制结构和轻重工业结构)的作用也很明显,而国家投资的作用很小,且越来越不重要。扭转北慢的对策是加大北方改革开放力度,切实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造,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北方要注意把握机遇,构筑新一轮经济增长点,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     

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域特征

本文揭示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在增长，结构，组织，动力机制，市场表现，空间差异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及其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与空间效应，指出珠三角乡镇企业对广东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启示。     

珠江三角洲港资服务业企业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香港与珠三角地区历来有着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研究港资服务业在珠三角的空间布局,有助于发现港资服务业在珠三角不同等级城市的跨制度边界分布规律,并对揭示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的服务业合作关系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 050家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POI点数据,运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法和地理集中指数等定量方法和GIS技术,研究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的总体空间布局及局部区位特征,并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揭示其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的整体空间表现为集聚型,形成了“总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空间分布特征;② 分行业来看,除分配性服务业企业具有空间多中心特征外,其余服务业企业均形成了以广、深为核心的空间分布结构,且4类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均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集聚特征最为突出;③ 除分配性服务业企业外,其他类别港资服务业企业的空间分布受到不同因素影响,主要包括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服务业政策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对中国31 个省(市、自治区)近4000 个服务业企业的问卷调查,从服务业企业认知与体验的视角出发,对“十一五”时期中国服务业政策效应进行综合测度和影响因素分析,进而探讨服务业政策与服务业企业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中国服务业政策调整和优化的建议。结果表明： “十一五”时期服务业企业对服务业政策的认知水平不高,认知度受到营业额、劳动力素质、行业类型、行业地位和政策环境等因素的显著影响。企业对服务业政策的体验水平接近比较满意, 影响政策体验水平的因素主要有政策认知度、员工人数、效益、所有制类型、行业地位和政策环境等。针对中国服务业政策与服务业企业的作用机制,应从深化服务业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平衡内外资鼓励政策、拓宽政策支持覆盖面、构建服务业企业对服务业政策实施情况的反馈机制等方面着手,推动转型期中国服务业向高比重、高效率方向发展。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EXPANSIONS OF CHINA'S CITY SYSTEM

Most studies of the siz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cities have been based on Western economies and have identified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scale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major determinants of urban growth.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se generalizations are applicable in socialist economies.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institutional factors have played key roles in shaping China's city system,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declining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across cities and by tremendous vertical (population growth of cities) and horizontal (addition of new cities) expansion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focuses on describing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cities, estimating a multivariate model predicting the population growth of cities, and performing a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new and existing cities. The findings underscore the effects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socialist institutions, changes in the urban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interests, and suggest that they as a whole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economic factors in explaining the attributes and changes of China's city system. [Key words: urban growth, city system, institutional factors, China.]     

经济地理学发展审视与新构思

分析了现今国际经济地理学发展中基于少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基于少数国家地理背景、基于经济学原理的偏颇,提出基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特殊的政府与社会关系、特殊文化、特殊的学科背景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应侧重经济社会发展、侧重人地和谐,侧重政府的特殊作用、侧重国内区域间关系与全球的影响、侧重与自然地理的关系,在研究中注重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的兼顾。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地理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与地区跨越、政府特殊作用下的区域发展、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关系、人地和谐与区域发展、农村聚落格局的演变趋势等,均可作为重要的研究问题。     

协同演化与集群成长——河南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

集群演化是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前沿方向,演化经济地理学和新生命周期理论可用于解释集群从形成、成长、成熟到衰退或再生的过程。与已有文献强调企业—产业—网络的协同演化不同,本文构建了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制度—政府—市场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结果发现：① 集群的浮现与成长是一个多因素、多机制协同演化的过程,技术—制度—政府—市场的相互作用以及内在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知识外溢与企业衍生、规模报酬与循环累积等机制,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不同但彼此协同的作用。② 以本地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的制度—技术的协同,具有路径依赖机制,塑造了钧瓷产业发展的初始优势,是集群浮现和生命力维持的基础。③ 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国企改革等制度转型,通过企业衍生机制促成了民营钧瓷企业的兴起;而钧瓷消费市场扩大与新市场空间拓展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效应,则为企业衍生和规模扩张提供了有效的需求;政府—市场的协同在循环累积机制作用下,形成了钧瓷生产规模与市场规模相互强化机制,促进了钧瓷产业集群的快速成长。④ 集群演化是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复杂自适应过程,钧瓷烧制技术、工艺、釉料、产品和造型及功能创新成为企业生存和竞争力的根本来源,地方独特的产业氛围使知识外溢和路径创造成为钧瓷产业集群持续壮大的核心动力。     

全球重大疫情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及其响应的比较研究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范围广、感染人数多,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2003年中国非典型肺炎、2009年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2015年韩国中东呼吸道综合症和截至目前的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作为典型案例,比较全球重大疫情的经济影响与各地的响应措施,有助于积极探索更好地应对本次新冠疫情经济影响的政策响应途径。在历次疫情影响下,中国、墨西哥、韩国、美国等国家的经济系统都受到了突发疫情的重大影响。2003年中国第二季度GDP增速环比降低1.98%,交通运输、住宿、餐饮等第三产业首当其冲;墨西哥2009年GDP增长率降至-5.286%,旅游、零售餐饮与猪肉行业受到较大冲击;韩国2015年GDP增速由2014年的3.3%降至2.79%,旅游业与零售业的市场需求受到极大抑制;美国2020年第二季度实际GDP按年率计算下滑32.9%,是自1947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为此,各国政府积极响应和应对,多策并举减轻疫情对经济系统的短期冲击：一是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增加财政预算,全面支持经济复苏;二是通过为企业提供经营补贴、延缓税收缴纳等举措,减轻企业尤其中小企业的经营负担;三是通过电商平台、城市宣传、简化签证手续等举措,振兴旅游业和商业发展。为了更好地应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各国应当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积极采取减费降税、减少企业负担、扶持第三产业等响应举措,尽快恢复正常的世界经济秩序。     

20世纪9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变革及其地方效应

以1993 年和2000 年对中国七个不同乡镇的近百家乡镇企业和近4000 名企业职工两次 实地调研的数据为基础, 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探讨了20 世纪90 年代中国乡镇企业改制过 程中乡镇财政收入、乡镇企业职工工资和福利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变化。结果表明： 乡镇 企业改制对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由于乡镇工业发展缓慢和集体工业的改制, 私营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 其与乡镇政府的直接经济联系有所减弱, 乡镇企业税收对财政的支撑作用有所减弱; 乡镇企业职工工资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但增长幅度不大, 乡镇企业职工的福利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十分突出; 私营企业 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加大劳动强度和增加劳动时间来增加企业效益, 这也导致90 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对劳动力吸引能力的减弱。乡镇企业劳动力市场基本还局限在镇区范围, 只有当镇区劳动力资源短缺时, 跨区域的劳动力市场才会发育。     

空间规划政策在中国五年计划/规划体系中的演变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对调节中国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尤其是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权力下放,中国政治经济背景发生了重要变化,客观需要五年计划/规划体系中的规划内容做出相应调整。本文分析了空间规划元素在中国五年规划体系中从无到有、不断丰富完善的演变特点及其机制,同时指出了五年规划对空间发展作用的变迁:① 初期,并无空间规划,空间发展只是部门工业项目布局的结果;② 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期,空间规划的形式主要体现在划定特殊的政策区域和空间分类引导;③“十一五”规划以来,空间规划则以空间分类引导与约束并举的形式出现。通过构建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空间发展状态所引起的规划反馈3 个维度的分析框架,着重探讨了五年规划体系中空间规划元素的变迁机制。“十一五”以来重点加强和改善了空间规划内容,其目的是使经济规划与空间规划的结合更加紧密,以克服中国当前空间管治的各种困境。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金融耦合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科技创新与金融生态的紧密结合是社会经济取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高地以及经济活力较高的区域之一,在推动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产业融合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2009—2018年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的面板数据,通过测度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并分析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公共科技金融和市场科技金融呈现了较快的发展态势,公共科技金融投入力度持续增大,市场科技金融形式不断创新,制度日趋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优化趋势,但区域间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受到政府科技投入、金融效率、高新技术发展等因素的正向影响,但广东省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最后,研究从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科技金融服务部门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区域政策的调控效应分析——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例

论文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案例研究,分析了我国区域政策的调控效应。认为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虽存在不足,但对调控区域经济仍然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财政转移支付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困难。其次,财政转移支付与大多数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较强。目前欠发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低于发达地区,与各区域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资金投向有关。第三,财政转移支付对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

加快服务业发展对于提升城市与区域在全国乃至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运用熵值法、聚类分析、相关性分析对2003,2013年35个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可分为高水平、中等水平和一般水平3种类型。2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格局,沿海、沿江及港口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3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城市规模等级正相关。4城市化水平、政府支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影响最为显著。     

大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都市区为例,基于1978—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8—202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扩张规模较大,以“西北—东南”向扩张为主,由中心区扩张转变为郊区集聚重组。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扩散为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较大,区位指向性强。在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3类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受经济基础、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社会经济、劳动力成本、交通可达性、工业园区数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人口数量、生产成本、交通可达性和工业园区数的依赖性强。所有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负向影响。     

上海市工业布局调整初探

上海市是中国重要工业基地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上海市工业空间结构呈现出内环线以内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内外环线之间以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外环线以外远郊地区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为主的空间格局。从总体上看,从城市中心向外,单位土地面积工业生产产出效率逐渐降低、劳动密集程度逐渐减少、资本密集程度逐渐增加、对上海市总体经济规模贡献率逐渐加大、对周围环境影响逐渐增强的圈层结构特征十分明显。另外,上海市工业布局的实践表明,除了原燃料、市场、劳动力的价格及其运费以及集聚外,级差地租、现代交通设施、劳动就业也是影响工业布局的重要因子。从优化工业布局出发,上海市今后一段时期,应大幅度提高工业用地效益、建设科学合理的工业生产基地、制定相应的工业空间结构调整配套政策,以保证区域工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