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演化与集群成长——河南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

集群演化是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前沿方向,演化经济地理学和新生命周期理论可用于解释集群从形成、成长、成熟到衰退或再生的过程。与已有文献强调企业—产业—网络的协同演化不同,本文构建了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制度—政府—市场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结果发现：① 集群的浮现与成长是一个多因素、多机制协同演化的过程,技术—制度—政府—市场的相互作用以及内在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知识外溢与企业衍生、规模报酬与循环累积等机制,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不同但彼此协同的作用。② 以本地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的制度—技术的协同,具有路径依赖机制,塑造了钧瓷产业发展的初始优势,是集群浮现和生命力维持的基础。③ 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国企改革等制度转型,通过企业衍生机制促成了民营钧瓷企业的兴起;而钧瓷消费市场扩大与新市场空间拓展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效应,则为企业衍生和规模扩张提供了有效的需求;政府—市场的协同在循环累积机制作用下,形成了钧瓷生产规模与市场规模相互强化机制,促进了钧瓷产业集群的快速成长。④ 集群演化是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复杂自适应过程,钧瓷烧制技术、工艺、釉料、产品和造型及功能创新成为企业生存和竞争力的根本来源,地方独特的产业氛围使知识外溢和路径创造成为钧瓷产业集群持续壮大的核心动力。     

论产业集群的知识协作机制

产业集群的知识协作机制包括：信任机制和知识共享机制。其信任机制表现为：集群信任的形成是企业个体(或私人)的内在利益诉求的必然结果,也是集群环境下市场选择与市场竞争监督的“社会实施”的产物;其知识共享机制表现为：集群的空间集聚与信任特征创造了“面对面交流”的有利条件,集群的社会文化特征促进集群整体默会性知识的扩散与共享,集群的网络特征加速知识外溢与创意流动,为群内企业工作人员的知识开发与创造构筑协作平台。     

中国内地农区产业集群研究——以河南为例

目前,学术界对内地农区产业集群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基于对河南农区产业集群所做的实地调查,初步探讨了内地农区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演变的阶段与机理,以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主要结论:内地农区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个别农民利用偶然机遇开拓出商业机会,特定地区传统生产工艺与产业文化所决定的产业发展"路径依赖"效应,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区位优势,人际关系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打工农民返乡创业所产生的扩散效应.其演化过程可分为手工作坊生产与原始积累,机械化生产与快速发展,内部分工与地方生产系统形成3个阶段.这个过程主要受4种机制的支配,即,创新与模仿的交互作用,促使产业集群不断实现规模扩张;低价格要素组合,低管理成本,形成了产业集群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市场的成长引导产业集群的发展;产业集群的规模扩张成为推动其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泉.解决农区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问题,在许多方面都有赖于地方政府的合理干预.     

广东清远市再生有色金属产业集群成长动力机制

从资源、市场、政策、产业转移等角度,结合区位熵、半结构式企业访谈和案例分析等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探讨清远市再生有色金属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现状、存在问题及其成长机制,提出在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中,其成长的动力机制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在不断地演变。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初期,除了传统要素外,历史偶然性和市场自发性为集群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而在中后期,政府作为制度的提供者在集群的发展和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而言,巨大的有色金属再生资源蓄积量和庞大的劳动力资源等内生资源优势,加上政府对再生资源产业和集群的政策扶持、跨区域产业转移的制度安排、有意识地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等外生制度优势,内源和外源动力共同促成高端要素的集聚发展、产业集群转型升级、集群化生产网络和专业化分工的形成。这种欠发达地区经济崛起的内生性推动力,能为其他城市发展再生资源产业提供重要的经验借鉴。     

共同演化视角下的产业集群发展路径——以汕头市澄海区玩具产业集群为例

文章分析了产业集群中企业、网络、制度之间的共同演化机制,揭示了共同演化对产业集群发展路径的影响,并通过深入访谈的方法探讨了澄海区玩具产业集群共同演化路径与实质。产业集群发展路径是以地方初始条件为基础,企业、网络、制度螺旋式互动反馈、更新、适应而形成循环累积效应的本地化过程,发展路径可分为路径创造、路径发展、路径锁定或新路径创造三阶段,每个阶段各要素作用机制各异,使得产业集群的共同演化过程具有复杂性。澄海玩具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表明,国家多重空间尺度制度变革与地方要素的耦合、地域文化与企业行为和网络关系的互动反馈、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在产业集群的路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广域旅游产业集群：区域旅游发展的地域分工与组织

区域旅游发展是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专题。区域旅游是同一区域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目的地的区内旅游活动。区内旅游供给由跨城市区划的食、住、行、游、购、娱等地方小产业集群环环相扣而成,这种分工模式在区域范围内形成一种基于地方产业集群组合的广域旅游产业集群。在这种集群形态内,存在着空间组织、产业组织及运营模式创新的空间。研究区内旅游流在城市节点间的空间演化特征和机制,以及区内旅游流所遵循的典型旅游线路在城市节点间的产业链演化特征和机制,在此基础上,探索基于广域集群组织的区域旅游发展创新,最后在理论上形成提升,形成涵盖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广域旅游产业集群研究体系,对于区域旅游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国农业产业集群演化过程及创新发展机制——以“寿光模式”蔬菜产业集群为例

在对农业产业集群理论探讨的基础上,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分析中国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演化的“四阶段”模型及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并挖掘了“寿光模式”的“集群”本质。结论表明: ① 中国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创新发展:首先是从农业产业集聚开始,并经由专业村到产业集群,再到乡村创新极演化; ② 促进农户的企业化演变是农业集群及其创新体系形成的第一步。创建产业网络是农业产业集聚和专业村向农业产业集群升级的必备步骤,农业创新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农业集群走向成熟; ③ 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的形成演化也经历了这4个阶段。各类各层主体通过知识增长、知识流动和知识采纳提高自己的内生能力和外部契约关系,并通过知识和创新网络实现五大维度上的协同创新,一起促进企业（农户）、产业（网络）、技术、制度和空间“五位一体”的协同演化,是农业集群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     

经济地理学视角下西方产业集群研究的演进及其新动向

近30年来,西方经济地理学经历了快速、多元的理论转向,产业集群理论则在汲取相关养分的基础上形成了研究焦点和内容的演进,并持续影响着我国产业集群研究的发展与实践。以经济地理学为研究视角,首先梳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产业集群研究内容的发展脉络,将产业集群理论的演进划分为萌芽、发展和深化三个阶段。其次,对进入21世纪后产业集群研究的新动向进行归纳,发现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网络、时间、空间和技术四个维度,同时在研究内容上呈现出四种变化特征和趋势:①从"集群结构"到"集群网络"的网络复杂性;②从"静态集群"到"集群演化"的时间动态性;③从"持久性集群"到"临时性集群"的空间非嵌入性;④从"实体性集群"到"虚拟性集群"的技术互联网性。最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其对我国产业集群研究的影响和启示。     

区域产业集群的知识流动整合及绩效研究

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在成本、创新等方面都具有竞争优势。而产业集群内成员之间的知识流动、整合以及集群的整体竞争范围对整个产业集群的经济表现有重要影响,文章通过模型分析,引入知识流动因素,较为全面的论述了产业集群的绩效结构。     

产业集群概念理解的若干误区评析

文章针对在我国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中关于产业集群概念理解中的一些误区进行评析。其误区主要是:(1)把产业集群等同于专业化城市;(2)把产业集群等同于产业部门或特色产业;(3)把产业集群等同于产业的投入产出链;(4)把产业集群等同于企业的地理邻近。文章指出,产业集群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出现的产业地方化现象,是与产业区理论、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等新区域主义学说联系在一起的。通过集群政策促进地方产业升级,首先需要地方政府准确理解产业集群的真正内涵。     

全球-地方联结与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以河南许昌发制品产业为例

以产业区理论、管制理论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以学习创新为核心,构建了一个融生产体系与社会生产体制、制度与协调机制、地方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四位一体”的学习型产业区分析框架;运用该框架,以河南许昌发制品产业集群为案例,研究了全球-地方网络联结的方式、动态及其对技术学习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全球与地方生产网络的建构和有机联结,传统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是可以从“低端道路”迈向“高端道路”的,发展学习型产业区应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一项重大战略和政策。     

产业集群研究的新视角

本文从垂直、水平、制度、外部和权力因子分析了集群的生成、成长和再生现象。笔者认为,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集群必须与外部的供应商、市场和技术建立系统的联系,多种文化的融合、合理的权力结构、有效的调控手段是集群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在制定区域政策时,不能简单地将一地的产业集群政策移植到另外一个区域。此外,不是世界上的所有地区都具备形成产业集群的前提条件;产业集群政策也不是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唯一途径。     

传统产业集群“脱域”创新模式的形成及效应——以澄海玩具产业集群为例

以粤东澄海玩具产业集群为例,探讨传统产业集群“脱域”创新模式的形成及效应。研究发现,在市场需求、内部创新基础、外部创新环境、企业战略及企业家精神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澄海玩具产业集群转型呈现设计研发与生产制造环节地域分离的“非本地化创新”,以及进军新兴产业并融合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跨产业拓展创新”两种模式。这些创新实践对集群企业及地区经济带来了积极的效应,不仅整合外部创新资源并内化为自身创新优势,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而且反哺传统玩具产业,促进地区经济的整体提升。传统产业集群的创新突破地域和原有产业边界,在更大的空间尺度和产业范围展开。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集群网络模式与演化路径

流空间背景下,多空间尺度网络耦合对创新至关重要已达成学界共识。综合运用区位熵与社会网络分析,识别32个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进而基于1985—2015年合作申请发明专利数据,运用卡方检验和Infomap社区发现算法,借助Pajek和ArcGIS等软件,揭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合作空间模式,探讨创新网络空间组织演化规律。结果表明：①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合作呈现集群互联的模式,集群区域的创新主体更倾向于同本地和其他集群区域的创新主体合作,这与非集群区域的创新主体结网方式明显不同,印证了关系经济地理学者提出的全球集群网络论断。② 集群创新网络社区的空间组织从位于集群地理边界内,本地化特征显著,演化为超越集群地理边界,呈现等级差异明显的核心-边缘层级式特征,反映出地理邻近对集群主体创新结网影响程度的动态变化。     

区域产业升级理论评价和升级目标层次论建构

产业升级相关文献综述表明,区域产业升级具有丰富的理论含义.产业结构升级研究寻求对产业宏观结构比例的统计学意义上的优化;产业地域分工思路则考察产业分布演进的空间格局及其升级含义;企业升级思路则细化到产业内部,指出企业创新以获得更高附加值是产业升级的根本;集群研究则注意到区域产业发展的整体特征,并指出了推动产业集聚、产业联系与创新等升级含义.中国集群实践更进一步验证了集群层面集体效率的提升以及企业发展环境的和谐共进(区域发展目标)也是影响产业升级的重要方面.在讨论产业升级的经济维度与空间维度、个体层面与系统层面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区域产业发展的理论框架,认为企业升级、集群升级和区域和谐3个层次构成了区域产业升级的3个目标层次,其相互衔接与互动对于区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轮轴式产业集群内企业网络特征及形成机理——基于2014年奇瑞汽车集群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和规则重构,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为中国轮轴式产业集群升级提供了一扇“区位机会窗口”。基于对以奇瑞汽车集群为代表的轮轴式产业集群实地调研,通过企业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研究了2014年集群内部企业间的产业联系网络、创新合作网络和社会交流网络,深度刻画了企业网络结构特征和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 企业网络中心性较为突出,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说明以QR为代表的核心企业在集群内部拥有绝对的“市场权利”“技术权利”和“网络权利”,对企业网络形成具有重要的支配作用;② 企业网络整体发育层次较低,差异较大。其中产业联系网络发育水平相对较高,创新合作网络最低,说明企业间交往仍以产品垂直供货和水平分工协作为基础,虽然在核心企业主导下外围节点间存在社会交流现象但程度相对较弱,同时汽车生产系统技术差异及“小团体”“俱乐部”等现象也导致企业间创新合作网络的发育迟缓。③ 企业网络建构是地理临近性、关系异质性和认知互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企业地理空间接近和面对面交流为网络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企业关系资产和行动者网络为网络形成提供了介质条件,企业技术关联和路径创造为网络形成提供了保障条件。     

长三角区域创新集群的技术创新联系特征及影响探究——以新材料产业为例

基于区域创新集群的相关概念辨析,提出基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区域创新集群概念,并通过IncoPat网站获取2000—2017年长三角新材料产业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在刻画新材料区域创新集群技术创新联系特征的基础上,利用二步系统广义矩阵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模型测度融入区域创新集群的深度与广度对地方创新集群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区域创新集群的发展符合“点-轴”发展理论的观点,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发达地方创新集群为增长极,在空间上率先形成以增长极为节点的发展轴,成为区域创新集群的核心组团。第二,区域创新集群技术创新联系具备“全球-地方”创新网络阐述的多种类型知识交互耦合的特征,在同质性知识交互的基础上,异质性知识的交互同样占据重要地位。第三,当前阶段长三角区域创新集群中核心组团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更易在区域创新集群的建设中获益,并且知识基础的正向调节作用明显。区域创新集群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亟待经济地理学者进一步展开。     

Linking Home to Work: Ethnic Labor Market Concentration in the San Francisco Consolidated Metropolitan Area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ave been offered to explain ethnic labor market concentrations. In most studies, however, residential places are seldom included in the research framework. Using data from 5% Public Used Microdata Samples in 2000, this case study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reveals that the robust growth of the new economy is dramatically segmenting the geography of employment and thereby the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in each ethnic group. Living arrangements, such as central-city residence and living in coethnic-concentrated-PUMAs, increase the chances of niche employment for most racial/ethnic groups,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human capital and certain local context factors. However, there is a "substitution" effect between persona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location factor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living arrangements can provide a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networking, and ethnic recourses interact with macroeconomic trends, and thus carve out local labor market experiences across the urban space.     

“共位集群”视角下的农业产业集群演化路径与网络——以福建省漳平市茶产业为例

结合实地调研与半结构访谈法,从集群演化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建立“路径－网络－制度”演化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比两种不同类型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演化路径与特征,探究其共位发展的演化过程,并探讨形成“共位集群”的潜力与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漳平永福高山茶集群作为外资驱动型集群,其发展显示出较强的“初动能”与正式制度依赖性,在台资驱动下经历两端在外、原生路径移植的萌芽期,叠加多级政策外力进入成长期,并逐步实现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径突破,其间伴随由原生关系网络转向本地生产网络,逐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演化过程,但其本地溢出效应有限且存在用地资源限制等路径锁定风险因素;2）作为本地内生型集群,漳平水仙茶产业集群具备更强的“能动性”与社会制度依赖性,在原有历史积淀及地区禀赋基础上萌芽,通过政府扶持实现路径修复,逐步恢复由地方关系网络主导的集群生产网络而进入成长期,初步形成专业化分工格局,成熟的产业氛围及较强的地方根植性使得集群创新网络已初现雏形,但因企业规模有限、外部力量不足等限制存在路径锁定风险;3）集群的共位发展可辅助消除路径锁定风险,而两者由萌芽阶段的独立共生,演化至成长阶段前期的共位竞争,并最终形成共位竞合关系,表明其具备形成“共位集群”的发展潜力与潜在路径。由此,推动地区农业“共位集群”的发展,地区正式制度安排是关键推力,而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与农户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