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布局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4—2018年4次经济普查年鉴中区县尺度的就业人员数据,采用密度、增长率、锡尔指数和全局莫兰指数,探讨珠三角地区区域、城市和区县层面先进制造业布局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环珠江口地区和东岸密度相对于外围地区和西岸较高,但增速相近,2014—2018年为负增长。2) 9城市密度高低依次为：深圳>东莞>中山>佛山>珠海>广州>惠州>江门>肇庆;增速快慢依次为：肇庆>惠州>深圳>佛山>珠海>中山>东莞>广州>江门,2014—2018年深圳、佛山、中山、东莞、广州为负增长。3）空间分布由“核心-多层边缘”演变为“核心-多次核心-多层边缘”;广州和深圳密度分布出现郊区化;区县密度越来越高但增速越来越慢,2014—2018年84%区县为负增长;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但呈下降趋势;集聚程度中等偏上且呈上升趋势。区域和城市的政府鼓励政策、区位优势和港口优势的城市特性、集聚经济的企业特性,促进先进制造业集聚程度增强、密度增加、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以及多次核心出现;数字化和环境规制的政府优化政策、溢出效...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流强度研究

依据城市流强度值,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在区域中的联系地位表现为：高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广州、深圳,是城市群区域联系的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珠海、佛山,是区域联系的副中心;低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是地方集聚与辐射的中心。依据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结构,提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流强化的基本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空间极化研究

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广东省的空间结构演化表明：传统的核心－边缘模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区域出现多极化且次级核心区形成。广州华南中心城市的地位已经被香港所取代,韶关、湛江、汕头、潮阳等老中心城市地位不断下降,深圳、珠海、东莞、中山、顺德、南海和番禺等新兴城市正发展成为新区域增长中心。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开始向外围地区扩展,出现了反极化的趋势。全省空间差异扩大,形成了多层次的空间极化格局。     

世界大都会区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规律

通过选取世界255 个大都会区城际轨道交通样本,对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历程、空间分布和网络特征进行了规律性总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城际轨道交通规模与大都会区人口、用地、经济规模之间的相关关系,构建多个回归模型;最后,应用于珠江三角洲区域,对其城际轨道交通的规模和布局进行预测。模型显示,世界大都会区城际轨道交通的规模与经济的相关程度最高,其次是人口和用地,而人均城际轨道规模与人均GDP和人口密度呈指数相关,其中,与人均GDP正相关,与人口密度负相关。应用模型得到,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的规划规模超前于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但低于人口发展水平。近期应重点建设广州、佛山、深圳、东莞4 个城市重要节点的城际轨道交通,构建广佛和广深两条走廊,并联系珠海、中山、肇庆、惠州、江门的中心城区,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放射状布局;远期则需要进一步加大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中山的线网密度,扩大线网的覆盖范围,并对外围的肇庆、惠州和江门适当增加联系的节点,最终形成网络状布局。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格局、形态特征及影响因素

GIS空间分析技术为空间形态的精准判别提供了新的路径和研究视角。本文通过高分辨率Google Earth影像提取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分布信息,运用分形模型、形态紧凑度、空间离散度、密度指数定量分析珠三角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特征,采用GIS空间分析并结合社会经济统计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其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共有2604.71 km2,其空间分布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并且形成了交错式、零散式和集中式3种分布模式。②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具有很强的分形特征,核心区的分形维数整体小于外围地区,而空间结构的稳定性高于外围地区;珠三角各市中,工业生产空间形态紧凑度最高的为珠海、最低的为广州,而空间离散度最高的为惠州、最低的为中山;珠三角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规模差异显著,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工业企业数等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东莞、深圳、中山、佛山的密度指数过高,需加强工业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③自然因素与交通条件、城镇化与开发区的发展、政策的引导和调控以及经济全球化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协同合作模式

以2008年、2012年和2016年为时间截面,基于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理论,借助软件Ucinet 6.0分析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网络特征,并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合作发展的协同模式及对策建议。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总量快速增长,城市间联系逐渐密切,向均衡方向发展;在流向上,广、港、澳为资源要素流出的城市、其余城市担任接收角色,整体网络扩散效应大于联动效应;网络密度与节点中心性整体上升,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可划分为广州-佛山、香港-深圳-东莞、珠海-中山-澳门3个不同的凝聚子群。基于“分层网络协同发展”思路,提出“旅游中心城市-旅游城市合作圈-全域旅游目的地网络”的路径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空间的合作升级。     

基于历史制度分析的珠江三角洲非国有经济演化

采用历史制度的分析视角,对珠江三角洲城市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后非国有经济部门发展结构和演化过程进行分析,试图揭示两个城市在发展模式和路径上形成差异的内在逻辑。东莞和佛山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了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方式重组生产资源和发展地方经济,而在改革开放后期,佛山地方政府主导的城镇集体工业转制要远远慢于东莞的乡村集体工业,并采用了次优的内部企业转制策略推进改革。分析表明：珠三角的东莞和佛山在非国有经济部门发展路径上的分叉点在于经济主体对地方特定的历史禀赋和社会网络的利用方式,而初始的非国有经济结构对改革后期的发展进一步构成路径依赖,导致两个城市各异的转制速度和方式。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的测度及评估

在充分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4个维度构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流”空间、大数据、网络分析和联锁网络模型等理论与方法,对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流动性、连通性和边界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城市之间的资本流动集中在广深之间,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集中在香港、广州和深圳之间;澳门、珠海、中山和江门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更高,深莞惠和广佛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稍差;广佛、广深、深莞等城市之间交通、通信、物流和银行等基础设施的服务协同共享水平更高;香港和澳门在跨境区域协同方面具有制度优势。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表现最优的是广州与深圳、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香港与深圳;同时,广州与东莞、深圳与佛山呈现联动趋势。虽然去边界化趋势明显,城市间流动性增强,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总体不高。3）广州和深圳两座中心城市的协同能力最强,香港和澳门两座国际化城市的协同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崛起的珠江三角洲经济

珠江三角洲地处我国南海之滨，位于珠江水系汇合处。其范围按《珠江三角洲经挤区现代化建设规划纲要》(1996-2010年)的划分，主要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东莞和惠州市的惠城区、惠阳、惠东、博罗、肇庆市的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四会组成，总面积为41596平方千米，1994年底全。区户籍人口达到2100万人．分别占全省的23．38%和31．4％，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增长点。     

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演变与城镇发展的时空差异分析--兼论广州与深圳区域地位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迅猛增长,珠江三角洲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经济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背景下,文章通过对珠江三角洲三次产业结构及其增长速度演变轨迹的考察,对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阶段划分和动因分析,从宏观角度,揭示了珠江三角洲城镇经济空间分布的时空差异。以此为基础,通过对广州与深圳经济实力与产业结构的纵向对比,结合两市在城市功能与区位特点等方面的差异分析,揭示了珠江三角洲2座核心城市区域地位动态变化的不同特点。     

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拓展分析——以综合交通信息网络为例

在以“空间流”为逻辑的区域空间组织下,借由城际交通与信息网络的全面发展改变着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深度与广度,由此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大幅度增强城市信息联系,促使现代城市在“空间流”的作用下不断扩展城市网络空间。针对中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沿海三大城市群：长三角、京津冀以及珠三角城市群,对其进行城市空间网络分析,结果表明：① 公路运输、普通列车、高速列车、信息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把相互连接的城市转变成为城市空间对外拓展的网络节点,拉近节点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时空距离,带动城市群区域信息“网络化”结构的形成;②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上海（沪）、南京（宁）核心节点城市构成,北翼网络化程度较高于南翼线性联系程度,其区域联系密度以“沪-宁”“沪-杭”沿线向两侧递减;其城市群城市网络拓展流向主要是以上海→湖州、上海→宁波、上海→泰州、南京→扬州、南京→镇江、南京→无锡、南京→苏州、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流向,呈现典型多中心结构;③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北京、天津为核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以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等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其城市群城市间网络的拓展流向主要是以北京→天津、北京→石家庄、北京→秦皇岛、北京→廊坊、天津→秦皇岛、天津→石家庄等城市流向,呈现典型的双核心结构,这些城市彼此之间呈现复杂网状联系特征,其中,北京-天津-石家庄围成度中心网络的核心圈层,度中心值较低的其他10个城市节点组成外围低密度圈层;④ 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广州、深圳、珠海为核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以佛山、惠州、江门等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其城市群城市网络拓展方向主要以广州→深圳、广州→肇庆、广州→东莞、深圳→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东莞等城市流向。其中,广东、深圳处于网络的绝对中心位置,广东-深圳-东莞-佛山围成度中心网络的核心圈层,度中心值较低的其他5个城市节点组成外围低密度圈层,多核心网络结构特征显著。     

深圳―中山跨珠江通道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可达性的空间效应

借助可达性分析模型,以深圳―中山跨珠江通道（简称“深中通道”）为案例,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覆盖度指数、经济潜能指数分析深中通道建设后对珠江两岸地区可达性的影响和空间分布,并采用可达性变化均衡指数分析深中通道建设对区域可达性公平性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深中通道建设将显著提升珠三角区域南部的可达性,珠江口西岸地区的可达性提升高于东岸地区。中山市、珠海市 1 h 等时圈内的人口增加最大。珠江口东岸的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西岸的中山市和江门市的经济潜能得到较大的增长。中山市、东莞市和佛山市内部可达性呈现均衡化趋势,可达性公平性得到提升。最后,提出了完善深中通道周边交通运输网络布局和推进珠江口两岸产城互动融合等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基于流空间视角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随着现代交通、通信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网络社会的“流空间”成为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重要理论前沿。借助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综合性判断。研究发现：① 珠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现状在“点-线-网-面域”4个层面均呈现出明显单极化态势,广州市是“流空间”视角下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域网络结构呈现出“缺位型金字塔形结构”;② 珠三角城市群网络的未来发展中位于不同层级的城市将起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对空间结构发展起着导向性作用,而佛山、中山等城市将承担着联系中转站功能;③ 珠三角各城市的流度辐射区一体化明显,各城市辐射影响区的空间形态也表明了各城市的功能圈和势力范围。未来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加强,珠三角城市群的集聚效应将不断转化为扩散效应,将极大提升珠三角城市群对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吸聚和配置能力,助力珠三角城市群走向网络化的发展时代。     

以城市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划

本文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划的理论方法为指导，结合珠三角经济区的实际（地理资源结构、城镇体系结构、经济空间结构和交通运输系统结构等方面），将以广州市为最大经济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划分为３个一级区，即以广州市为中心的中西部、以深圳市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珠海市为中心的西南部．每个一级区下面又分为３个亚区。每个亚区都是相当于原来地级市范围，其所属市县即为基层经济区。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自然灾害综合承灾能力评价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城市自然灾害日益频繁,城市综合承灾能力越来越受到关注。基于城市人口、社会、经济、环境、交通等承灾体特征,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自然灾害综合承灾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客观赋权的信息熵法,建立城市综合承灾能力定量分析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综合承灾能力指数,分析各城市自然灾害综合承灾能力水平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综合承灾能力指数变化范围为0.1886~0.6615,广州和深圳相对较高,肇庆和惠州相对较低,各城市自然灾害的承灾能力和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造成大湾区城市群整体承灾能力的短板效应,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综合承灾能力建设,从整体上提升大湾区城市综合承灾能力水平。     

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基于增量的演变分析

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的传统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多以行政区划为空间统计单位,难以体现产业的空间连续性。数据开放平台上企业数据集的出现,使得基于微观层面的产业集聚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收集了2008-2014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工商登记数据,采用基于距离的指数体系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2008年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2008-2014年基于增量的制造业聚集演变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①珠三角区域制造业沿西北—东南向集中分布于深圳、佛山、广州、东莞、中山5市,周边各市制造业密度相对较低;②集聚程度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程度最高,资本密集型行业分散程度最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微弱集聚水平,而资源密集型行业无明显集聚或呈分散特征;③2008-2014年新增企业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不同城市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其中深圳市新增制造业企业逐年减少,东莞、中山等市新增制造业企业上升趋势明显,其余各市维持平稳或缓慢增长。新增制造业企业重心存在从深圳逐渐向东莞、中山等市转移的现象。新增制造业企业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占比有所降低,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有所上升,集聚指数亦表现出相同趋势,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发生结构和空间演变。     

基于资源承载力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式探讨 --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初步评价

讨论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现状,将资源的概念广义化,把资源划分成为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三类,将自然,社会,经济三个子系统的作用量化为三类资源的人口承载能力,一个地区各类资源承载能力之和与当年实际人口数量之比可以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年度评价指标,根据１９９６年统计数据,应用这一模式对珠江三角经济区９个城市评价的结果,表明其仍处在可持续发展轨道上,它们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小依次是;广州,惠州,肇庆,     

跨海通道空间效益模型——以珠江口跨海通道为例

跨海通道建设可缩短海湾两岸城市间交通时间,提升城市间经济联系。提出跨海通道空间效益理论模型,并采用城市相互作用强度引力模型,基于GIS计算珠江口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开通前后两岸城市最短时间矩阵,定量分析两岸城市可达性、经济联系强度和空间格局,验证理论模型的科学性。基本验证了跨海通道效益理论模型,结果表明：① 珠三角加权可达性水平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核心地区,跨海通道对可达性影响较大地区主要分布在南部,从南向北逐渐减小。② 跨海通道显著提升区域经济联系总量,深圳与香港、中山与澳门分别成为珠江口两岸提升最高的城市。跨海通道改变城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促进区域经济联系分布更加均衡。③ 大陆与港澳间的通关时间是区域城市经济联系的重要影响因素,通关时间对区域经济联系总量的影响约占四分之一,未来需建立更加便捷的通关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