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及影响因素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产品贸易网络演化分析

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研究有助于加强沿线国家在石油产品贸易上的合作。以石油产品为研究对象,运用复杂网络分析21世纪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产品贸易网络的动态演化,并揭示其与原油贸易网络的异同。研究发现：（1）石油产品贸易网络是“核心-边缘”式的小世界网络,呈现规模扩大、紧密性提升、结构日趋复杂的特征,且这些特征比原油贸易网络更显著（;2）石油产品贸易空间不均衡性显著,呈现出新加坡、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枢纽节点辐射,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等枢纽节点辐合为主的空间形态,枢纽节点地位日益强化（;3）石油产品贸易网络社团逐步聚拢,演化成以俄罗斯、新加坡和中东国家为核心的三大稳定社团,中国逐步“脱俄入新”。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启示。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港口航运网络的演化特征

中国与欧洲位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中欧的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中欧经贸联系仍主要通过海运完成,中欧港口航运网络的连通是贸易畅通的保障,因此,研究中欧港口航运网络的发展演变对于认识和保障中欧贸易的畅通具有重要意义。依据近20 a的3个时间断面(1995、2005、2015年）航运数据,构建中国与欧洲各港口航线联系网络,并通过刻画港口航运网络的复杂性特征,揭示不同港口节点可达性变化的空间分异,进而从中转港体系、网络组织结构两方面探讨中欧航运网络的演化特征。研究表明：① 1995年以来,中欧航线联系的港口节点显著增加,网络覆盖范围明显扩大。2005年和2015年网络均表现出明显的小世界特征和无标度特性;不同港口航线联系的广度、深度和可达性变化差异明显,其中84%的港口可达性增强,地中海和阿拉伯海沿岸少数港口可达性减小。② 中欧航运网络的中转港体系由“V”型转变为“U”型,核心中转港出现分化、中转节点逐渐体系化,中转路径趋于多元化,网络稳定性增强。③ 中欧航运网络的轴—辐组织结构不断优化,网络运行效率明显提升,航线联系更加多元化、复杂化。中欧港口航运网络的轴—辐空间结构经历了“三角型”“均衡哑铃型”和“非均衡哑铃型”3个阶段,最终形成以上海港和鹿特丹港为主枢纽的多层次轴—辐空间组织结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2009—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有所上升但直接投资的流出地趋于集中,新加坡、中国和马来西亚一直位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前3位,所占比重从43.89%增至65.21%。(2)直接投资网络中小额投资流比重较大且呈上升趋势;大额投资流数量减少,并稳定分布于东南亚地区。(3)直接投资网络的整体网络密度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各国点度中心度的空间差异显著并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其中核心国家控制力相对稳定。(4)空间距离、市场规模差异和移民数量对直接投资网络具有显著的影响,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政治差异的影响不显著。     

从地缘关系视角解析“一带一路”的行动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全球治理工程,开辟了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新纪元,为地缘关系研究提供了大舞台。地理学是从时间、空间和自然—社会系统三个维度理解陆地表层过程的科学,对地缘关系研究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因此,从地理学视角研究地缘关系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优势。“一带一路”是当前最具挑战的科学和政策命题,从地缘关系视角研究“一带一路”,需要加强四个方面的结合：① 在科学思维上,需要还原论与系统论思维相结合;② 在科学数据建设上,需要社会人文与自然环境数据相结合;③ 在科学问题选择上,需要社会过程、人文过程、政治过程和自然过程相结合;④ 在研究方法上,需要经验方法、实证方法、系统方法与大数据研究方法相结合。中国地理学者应兼顾政治地理学科建设、地缘关系的学科交叉研究和“一带一路”全球实践开展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城市扩张和形态变化分析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对其经济、政治和环境系统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对监测区域范围内城市扩张和形态变化的比较研究却极为有限。基于欧空局气候变化倡议项目最新发布的1992—2015年300 m分辨率的全球土地覆盖数据集、1992—2012年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和2000—2015年LandScan人口数据,本文首先分析了1992—2015年“一带一路”陆域城市用地增长的空间格局和十大分区城市用地面积的动态。其次,通过分析3个时间点（1992年、2003年和2015年）上同心环内城市用地密度的时空变化,量化了“一带一路”沿线80个城市的扩张和形态变化。最后采用3种统计模型（线性、幂律和指数函数模型）来分析城市用地面积、加权灯光面积和城市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陆域城市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从1992年的0.24%上升至2015年的0.56%,并且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是“一带一路”监测区域城市化的主要贡献者。同心环内城市用地密度从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呈递减趋势,且城市间的空间分布完全不同。中国、欧洲、非洲、西亚、东南亚和印度6个分区人口数超过100万的城市间比较显示,除了中国城市形态变得分散,其他分区城市形态总体变得紧凑。分析结果也显示,夜间灯光信号所反映的城市经济活力和城市人口分布趋势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城市空间扩张和形态变化。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时空演变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合作、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球事件GDELT数据库，分别从整体、多类别、多尺度等方面刻画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缘关系总体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主要结论如下：(1)整体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经了“合作为主、分歧较多”“合作增多、分歧减少”“合作稳定、分歧进一步减少”三个阶段；(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事件呈现出“言语促进事件为主且集中，地缘分割事件多国频发”的特点；(3)国家尺度上的地缘分割事件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加的趋势，且近年来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地缘促进指数呈下降趋势。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可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新型合作共赢国家关系提供参考。     

“心脏地带”理论与俄乌冲突

俄乌冲突被广泛认为是冷战后欧洲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之一,不仅造成两国大量人员伤亡,也牵动了整个世界,引起中国、美国、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复杂博弈,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分裂和去全球化加速,因而可能成为冷战后全球势力格局演变的一道分水岭。本文运用经典地缘政治理论——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来分析这场冲突的地理动力机制及时空规律,以助于认清复杂变局中中国面临的地缘安全风险和挑战。文章在回顾“心脏地带”理论核心要义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了该理论对俄罗斯和美国地缘政治思想和地缘战略实践的影响,最后分析了乌克兰在“心脏地带”中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其在东西方力量博弈中的遭遇和处境。文章指出,从表面看,俄乌冲突发生于因历史问题分歧严重的两个东斯拉夫国家之间,但它的实质却是俄罗斯与北约长期对峙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的总爆发,是“心脏地带”陆权力量与“边缘地带”海权力量两大板块相互挤压和对撞的结果,位于“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结合部的乌克兰因此沦为大国地缘争斗的牺牲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供给潜力与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包括了我国最重要的国际能源供给区域,也是我国能源通道面临风险最集中的地区。本文针对"一带一路"沿线12个石油供给国,基于与中国石油贸易合作的视角,从收益和风险两个维度分别构建评价体系,综合分析中美日俄等大国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构建中国国际石油合作收益—风险矩阵。研究发现:从合作收益来看,与沙特阿拉伯未来开展大规模石油合作收益最高,其次为俄罗斯。从风险的评价来看,与伊拉克合作风险最高,其次为阿塞拜疆和伊朗。通过收益—风险矩阵,将所有国家划分为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高收益、高风险—低收益、低风险—低收益四类,其中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科威特、哈萨克斯坦为高收益低风险国家,可作为优选合作对象;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

"一带一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其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正是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体现。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与经济全球化及世界格局变化的关系;剖析了其空间内涵,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和跨尺度特征,是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最后,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地理学提出的几个重要议题,包括地缘政治、国别地理、对外直接外资理论、交通运输优化组织等。     

“一带一路”与中国对外航空运输联系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降低贸易成本、增强国际联系、构建"一带一路"的基本条件。建设国际航空网络与陆路运输通道、海上航运通道,共同组成"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基于2014年的OAG计划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航空运输联系空间格局,并运用枢纽度模型识别国际航空枢纽。研究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航空客运联系广度和强度均高于货运,其中国际客运联系集中在泰国、俄罗斯和新加坡等国,而国际货运联系则主要集中在俄罗斯;2中国对外航空网络格局总体上表现为"轴—辐"与"点—点"模式并存;3上海、北京和广州为中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航空客运枢纽机场,上海同时还是国际航空货运枢纽。     

“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进展

“一带一路”经历了从中国倡议到国际共识的巨大转变,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政治领袖们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平台。伴随这种转变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一带一路”研究已经深入到除了基础科学领域外的几乎所有学科。本文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分析了4年多来“一带一路”研究文献的特征,而后总结了与地理学密切相关的“一带一路”核心议题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 自2014年以来“一带一路”研究发文量迅速上升,由2014年的1000多篇飙升到2017年的20000多篇;② 文献比较庞杂,以宏观性、战略性和一般性文献为主,舆论性很高,基于深入研究的高水平学术文献少,还不能很好地支撑“一带一路”建设;③ 对外直接投资、互联互通、“走出去”、全球化、全球治理、命运共同体、人民币国际化等得到的关注较多;④ 地理学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和理论构建、地缘政治经济分析、“中欧班列”、海上航运战略支点、海外投资模式、经贸格局及其经济影响、资源环境问题等方面研究较为深入。最后,本文呼吁加强“一带一路”的理论建构以及建设机制和国别研究,并积极开展中外学者之间“一带一路”研究对话以及合作研究。     

2001~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分析

采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基本特征以及贸易网络组团的结构变化,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及其演化情况,并在最后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子贸易网络进行了核心边缘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密度增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度在逐渐提高,在2013年已经成为最核心的国家,且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构成的子贸易网络中,中国也成为了最核心的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结构及形成机制

科技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以来取得显著进展。以"一带一路"沿线65国为研究区,运用WOS核心集合论文合作数据构建国家间科研合作矩阵,通过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负二项回归分析法,探究沿线各国2013年和2018年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化结构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在全球尺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知识流动日趋频繁,但内部合作紧密程度不及与沿线以外地区的合作程度。沿线区域对全球的科研合作网络由欧洲、美国和中国"三足鼎立"骨架结构向欧洲、美国、中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密集区构成的"多边形"骨架结构转变。②"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合作网络的空间结构,由中国、中东欧区组成的"双核发散"向"一区多点"构成的"多极化"空间结构转变;等级结构则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等级层次结构,且由单核心向双核心转变;控制结构呈现出由"单核心"向四周高、中间低的"多超多强"盆地型控制结构转变。③沿线国家的科研实力、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等国家主体属性以及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等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形成的主要机制,其中科研实力、社会邻近性的作用最大,地理距离对科研合作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印贸易关系分析

中国与印度的双边关系一直牵动着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研究其贸易关系对推进双边关系、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及“一带一路”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贸易角度入手,深入剖析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态势,探讨中印贸易商品结构及敏感行业,评估中印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以期为中印关系演变提供有利支撑。研究发现：（1）2001—2017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印度在中国的贸易地位提升较慢;（2）东部沿海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较紧密,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相对较弱;（3）中、印双方均未能识别出明显的敏感行业,中国从印度进口主要商品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而中国出口印度的商品逐渐转为技术密集型商品;（4）机械设备、化学制品业的出口拉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而非金属矿物制品、矿物的出口拉动对印度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5）出口印度对东部沿海贸易大省的经济拉动比较明显,对于印度毗邻的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拉动也相对较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资源流动类型演变

综合运用石油自给率、流动比率等方法,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对1995—2014年各国石油资源流动类型时空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1995—2014年石油净补给型国家数量较为稳定,无产型或低产型国家的石油贸易倾向变化相对较小;基本自给型国家数量占比最大,1995年占比1/2,其余四个年份占比稳定在1/3;净支出型国家数量显著增加,至2014年其中有5个国家保持不变,表明这些国家的石油产量具有较大的优势。2）1995年和2014年汇地国家均为39个国家,其中有34个国家一直保持汇地职能,空间分布上呈东多西少,南多北少,东西分化以西亚、中亚、东欧为界;有14个国家一直保持源地职能,其空间分布格局与汇地相应,西多东少,南多北少,主要分布于西亚、东欧及中亚;交流地数量较少,呈分散分布,且分布地不稳定。3）从数量变化来看,研究期内汇地略有增加,源地略有减少,交流地略有增加;“一带一路”源地总出口量与汇地总进口量的比呈逐年降低趋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空间结构与邻近性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沿线国家之间相互贸易形成的网络有利于加速经济要素跨区域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区域经济资源的整合效率,对重塑欧亚大陆政经版图和优化中国地缘环境具有重大影响。采用复杂网络和地统计方法,借助GIS、Pajek、Ucinet和数据库等技术手段,对“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拓扑性质、空间结构以及节点的邻近性深入研究。主要结论有：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和无标度性质,遵循增长性和择优选择;② 沿线国家贸易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等级性,中国对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③ 贸易网络是“混合型”结构,呈现枢纽辐射式为主、全连通式并存的联系模式,不同中心性空间分布差异显著;④ 拓展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贸易关系存在大国效应和地理邻近效应,科研邻近和语言邻近是重要的推动力,制度邻近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文化邻近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弱。因此,中国宜遵循“由近及远”的原则,重点强化对邻近国家的贸易渗透,再加强对沿线重点国家的贸易辐射,进而向重点国家的周边地区拓展,从不同空间层次制定差异化政策,发挥科研和语言邻近的推动作用,强化对沿线国家的文化渗透。     

甘肃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出口贸易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为西北内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共享新时代国家改革发展成果带来了重大机遇。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考察内陆省份对外贸易的地理空间转向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采用GIS空间分析法、RCA指数,分析了甘肃省出口贸易产业的时空格局演变,并通过构建拓展引力模型,对甘肃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1）21世纪以来,甘肃省对外出口的贸易规模和份额发生了较大的空间转向,主要在“一路”和“一带”东、西两个方向呈现波动转移,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态势日趋显现;（2）金融危机前后两阶段各产业RCA指数走势分化明显,初级产品和资源性制成品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中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出口份额有所增加,但仍处于比较劣势地位;（3）模型实证检验得出双边经济规模、华人数量对于贸易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和人口数量呈负向作用关系。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对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

收集网络关注度等数据,构建趋势线模型测算“一带一路”对我国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一带一路”共对27个国家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国家所受影响程度差异较大;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丰度和空间距离是“一带一路”对沿线各国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②“一带一路”共对30个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省域所受影响程度不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带一路”对各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