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专辑序言

<正>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推进梯度发展。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同年9月,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和《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同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一起上升为三大国家战略。在最近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长江沿岸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开放开发长江,建设强大的长江经济带,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给长江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同时也加剧了该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各种矛盾。本文综合分析了该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产业组织结构分散。重大项目重复建设,区域发展的差异扩大以及生态与环境不断恶化等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区域经济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新时期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三大新思路北大核心CSCDCSSCI

国家重视长江经济带的规划建设非始今日,而是基本上十年就有一次,这充分说明了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由此也使得研究长江经济带的成果特别丰富。通过对国内外宏观发展态势和长江经济带现状特征、存在问题、发展态势的总体把握,植根以往区域发展领域既有的创新性理论与方法研究积累,以及长江经济带相关研究基础,长江经济带未来发展的新思路应立足于三大视角:基于流域视角的长江经济带要素耦合研究,基于双核视角的长江经济带空间布局研究,以及基于宜居视角的长江经济带人居环境研究。具体而言,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应立足流域经济本质,以三级流域为基本单元,通过社会经济类要素与资源环境类要素的综合集成分析和空间匹配耦合分析,提炼长江经济带的空间开发类型与特色,谋划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与此同时,应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理清长江经济带在全国发展的宏观战略地位;通过对外通道、对外门户及其与中心城市内在关系的分析,以双核结构模式为理论工具理清长江经济带的基础设施格局和城镇演化机理,细化三大城市群的演化过程与内在机理。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从环境宜居角度,理清长江经济带的人居环境类型并进行环境宜居性评价,为成为全国环境宜居的先导区和示范区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新时期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三大新思路

国家重视长江经济带的规划建设非始今日,而是基本上十年就有一次,这充分说明了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由此也使得研究长江经济带的成果特别丰富。通过对国内外宏观发展态势和长江经济带现状特征、存在问题、发展态势的总体把握,植根以往区域发展领域既有的创新性理论与方法研究积累,以及长江经济带相关研究基础,长江经济带未来发展的新思路应立足于三大视角:基于流域视角的长江经济带要素耦合研究,基于双核视角的长江经济带空间布局研究,以及基于宜居视角的长江经济带人居环境研究。具体而言,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应立足流域经济本质,以三级流域为基本单元,通过社会经济类要素与资源环境类要素的综合集成分析和空间匹配耦合分析,提炼长江经济带的空间开发类型与特色,谋划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与此同时,应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理清长江经济带在全国发展的宏观战略地位;通过对外通道、对外门户及其与中心城市内在关系的分析,以双核结构模式为理论工具理清长江经济带的基础设施格局和城镇演化机理,细化三大城市群的演化过程与内在机理。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从环境宜居角度,理清长江经济带的人居环境类型并进行环境宜居性评价,为成为全国环境宜居的先导区和示范区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若干问题与建议

建设长江经济带是现阶段、新常态下推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作为全国国土开发的一级轴线,长江经济带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航运优势和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2014年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左右。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跨区域的重大问题,制约着长江经济带的未来发展。通过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主要特征,对长江轴线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解剖,从经济增长、国土空间开发、航运建设、产业发展、资源环境、城镇化和体制机制等7个方面,提出了近期建设长江经济带的若干建议,供政府及学术界参考与讨论。     

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开发结构解析

本文从长江经济带在全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中的地位以及长江经济带开发空间结构的特征等两个层面,对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开发结构进行了解析。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在人口经济的集聚功能和长三角地区的辐射功能,以及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对中国国土空间结构组织的影响,论证了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地位。通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国土空间开发适宜程度、主体功能定位的数量结构、空间形态结构、以及成因和相互交叉分析,并结合与国家层面相应结构的比较研究,提出了长江经济带的空间格局特征。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的要求,对未来长江经济带战略地位和空间结构演变及应对策略等新命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同效应及其驱动力分析

基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视角,引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方法构建资源环境成本核算模型以及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度、相对协调发展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同效应进行分析、并以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其驱动因素进行解析。计算出1983–2012年长江经济带7省2市资源环境成本由4736.55×10^12元攀升至15 359.45×10^12元、占全国同期比重由31.1%降至19.7%,协调发展度由0.295升至1.506,各时段相对协调发展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3、1993、2003年3个时段驱动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环境成本相对较低,研究区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均做出较大贡献;2012年以后随着我国第一、三产业增加值整体上持续增加,长江经济带的比较优势趋于弱化。未来,长江经济带有关省市应积极完善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细则,抓住机遇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各个层面实施生态恢复补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损失成本等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同效应及其驱动力分析（英文）

基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视角,引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方法构建资源环境成本核算模型以及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度、相对协调发展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同效应进行分析、并以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其驱动因素进行解析。计算出1983–2012年长江经济带7省2市资源环境成本由4736.55×1012元攀升至15 359.45×1012元、占全国同期比重由31.1%降至19.7%,协调发展度由0.295升至1.506,各时段相对协调发展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3、1993、2003年3个时段驱动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环境成本相对较低,研究区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均做出较大贡献;2012年以后随着我国第一、三产业增加值整体上持续增加,长江经济带的比较优势趋于弱化。未来,长江经济带有关省市应积极完善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细则,抓住机遇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各个层面实施生态恢复补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损失成本等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中若干问题探讨

分析长江经济带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新的经济增长点、缩小地区差距的主通道、可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经济带,论证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提出“适度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合理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并对水资源,岸线资源、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行了评价。     

长江经济带发展中若干问题探讨

分析长江经济带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新的经济增长点、缩小地区差距的主通道、可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经济带，论证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提出“适度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合理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并对水资源、岸线资源、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了评价。     

长江经济带开发与保护空间格局构建及其分析路径

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完整,是中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轴线,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当下,为应对全球经贸格局重组、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转型以及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新形势,国家提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南北、通江达海、经济高效、生态良好的中国经济新支撑带,这就要求长江经济带形成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均衡化开发与保护格局。本文基于“点—轴”、分区式与多中心网络式等空间组织结构,明确空间格局的推演逻辑与思路。进而,在区域差异性分析与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基础上,认为长江经济带需重点构建以“一轴两翼,三区六廊”为主体的开发格局、以“六大片区”为主体的农业发展格局、以“五大屏障”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格局,并提出不同区域差异化发展导向、路径与制度建议,以及今后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需进一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     

长江经济带建设与发展的体制机制探索

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全的体制机制是这一地域广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大河经济带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按照“国外经验—国内实践—存在问题—政策建议”的思路,本文从流域综合研究和规划、区域协调机制、管理体制、法律法规等方面探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体制机制保障问题。从国外经验来看,大河流域经济带的建设管理强调深入的系统综合研究,建立多层次的协调机制,设置综合性的政府管理机构,建设流域开发综合法律法规体系。国内在长江开发与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多年的实践探索,也建立了一些长江流域开发管理机构,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在跨江发展、飞地经济、港口整合、通关一体化等区域合作机制方面有所突破,总体上仍存在缺乏综合性的国家管理机构与系统性的政策支撑、区域与部门之间尚未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区域市场一体化受到行政壁垒制约、流域开发管理缺乏综合性法律法规保障等问题。为有效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应尽快理顺长江经济带建设和发展管理的体制机制,包括成立长江经济带开发管理委员会,建立多层次协调平台与机构,促进市场一体化发展,实行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模式以及制定和出台《长江法》等。     

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省际差异研究

基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选取1996—2015年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发展相关指标,构建旅游经济产业规模指数、产业素质指数及其综合指数,运用数理统计分析和ArcGIS地统计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省际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深入探讨入境旅游经济发展的现实格局与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省区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总体上呈逐步收敛态势;(2)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地区入境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内差异贡献率远强于区域间差异贡献率,下游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对省际差异贡献率最大;(3)2015年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产业综合指数呈“U”型拟合曲线,总体上表现出东强西弱,自西向东愈渐增强;北强南弱,自南向北愈渐增强的发展格局,且区域入境旅游经济非均衡发展趋势仍将持续。基于上述研究结论,针对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的持久有序发展提出相应建议。     

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对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启示

建设“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是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导向。“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提出意味着“旅游长江”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中国区域旅游业发展而言,其价值为：①从空间维度看,首次实现从“区域旅游”向“流域旅游”的空间拓展;结合城市群崛起,联动未来以跨区域完整的地域自然山水和文化生态单元,将形成中国区域旅游发展空间的主干骨架。②从时间维度看,首次实现了旅游业发展从区域“支柱产业”向“全局战略性产业”提升,使得区域旅游业发展向同时兼具“产业”和“事业”特征的旅游业本源属性回归。③从对外开发合作看,首次实现了“国内区域旅游发展”和“对外国际开发开放”的联动对接。以国内开发促进国际合作,以国际合作推进国内外统筹联动式开发模式开始形成。这种流域性区域旅游发展模式,也催生出一系列区域性的的研究命题,结合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国家区域重点发展战略,这些命题主要包括“旅游业发展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融合发展”、“城市群旅游与生态功能区旅游对接协调”、“城市群旅游业一体化整合提升”、“生态功能区旅游主业化改革推进”、“沿海、沿边旅游业国际化开放对接”、“流域性旅游业综合治理”等。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与分级梯度发展重点

长江经济带是推动中国区域发展由“T”字型战略格局转变为新常态下“H”型战略格局的重要支撑带。长江沿江的六大城市群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但在发育过程中存在着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脱离发育标准、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整体发育程度弱于沿海城市群,越往上游城市群发育程度减弱,资源与生态环境保障形势严峻,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竞争大于合作,缺乏一体化统筹协调机制等问题。为此,应以流域一体化和交通一体化为主线,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建设的一体化和市场化进程,构建“1+2+3”分级梯度发展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新格局;以差异化驱动力为支撑,因地制宜地突出各级各类城市群的发展优势与建设重点。未来,为确保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战略措施：成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委员会,建立流域一体化的统筹协调机制;遵循城市群发育的科学规律,避免脱离实际催生扩大城市群;构建以城市群为战略桥墩的上下联动、以轴串群的流域生态经济带束簇状城镇体系;建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公共财政储备机制;加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建成生态型城市群;加快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创新驱动步伐,建设创新型城市群;重点建设一批支撑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重大工程和国家级新区。     

长江经济带分地市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研究

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促进产业承接和转移是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实现一体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25个地级市、州和2个直辖市为单元,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揭示了产业承接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来看,上游和中游地区产业吸引能力不强,上游地区吸引能力主要受地形影响,货运量是影响产业吸引力的主要因子;中游地区主要受主体功能定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影响。②沿江和省会城市周边地区的产业支撑能力整体较强,而其他地区较弱,这主要受“信息和金融”、“结构和投资”因子的影响。③产业发展能力整体不强的地市分布广泛,主要受“创新能力”因子的影响。④产业承接能力自下游向上游递减,承接能力强的城市沿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分布,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城市承接能力普遍较强。     

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绿色专利申请量为评价指标对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多维度挖掘,并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时序发展上,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绿色建筑技术始终主导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演化发展;② 空间演化上,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格局整体表现为由东部地区主导,并呈现出由东向西的阶梯推进的发展特征,且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性;③ 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水平、城市规模、第三产业比重和环境质量皆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环境规制强度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长江经济带形成演变的地理基础

长江经济带从提出到上升为国家级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着大河流域经济带形成的客观存在性与历史必然性。大河流域经济带往往都经历了“逐水而居的居住地—资源轴带(农牧业、矿业、水能)—交通轴带—工业产业带—城市密集轴带”的发展演变历程,其空间发展表现为“增长点”至“增长轴”,进而向“经济带”的转变,这种流域经济带的地理形态变化,蕴含着作为流域这一特殊而基本地理单元区域发展与空间演变的规律。由点至轴到带的空间演变,也推动着流域经济带由小规模到大规模,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空间上由点到面的演变过程。该演变不仅存在资源与区位等优势驱动,更有着生态环境承载力等的刚性约束,深刻反映出经济带发展中的地理环境载体的重要性。对长江经济带形成演变科学内涵与地理基础展开探讨,以期为新时期大河流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