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开发结构解析

本文从长江经济带在全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中的地位以及长江经济带开发空间结构的特征等两个层面,对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开发结构进行了解析。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在人口经济的集聚功能和长三角地区的辐射功能,以及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对中国国土空间结构组织的影响,论证了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地位。通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国土空间开发适宜程度、主体功能定位的数量结构、空间形态结构、以及成因和相互交叉分析,并结合与国家层面相应结构的比较研究,提出了长江经济带的空间格局特征。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的要求,对未来长江经济带战略地位和空间结构演变及应对策略等新命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

数字经济是长江经济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驱动力,对于数字产业区位的研究则是长江经济带数字化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994—2019年1375971家数字产业企业为样本,综合利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平均最近邻指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企业数量大幅增长,呈现“东（略偏北）-西（略偏南）”的集聚发展态势。② 数字产业空间分布差异凸显,总体保持着“上下游城市>中游城市”的分布状态,以“城市群-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多核心集聚分布特征愈发明显。③ 数字产业服务化趋势明显,制造型数字产业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区位分布主要聚集于下游的长三角一带;服务型数字产业则在全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节点,不断向外围蔓延的态势。④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信息化发展潜能两个维度的多种因素影响,前者对于制造型数字产业影响较大,而后者对于服务型数字产业的影响更加明显。此外,驱动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亦更为显著。     

长江经济带景观格局动态演变及其景观生态环境效应

利用2000年、2010年、2020年3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通过景观格局指数、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定量探究长江经济带土地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生态环境响应。研究表明：①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的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与人造地表的分布存在空间错位,生态用地主要转为耕地和人造地表;② 景观层级上,斑块的聚合度降低、破碎化程度加剧、多样性程度有所增加,类型层级上,耕地的破碎化程度增加,人造地表在空间上的连接度加强,趋于规模发展;③ 2000—2020年,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恶化并存的特征弱化了整体生态质量的时间变异性,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低值区与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分布存在空间布局相似性;④区域土地资源供给与发展水平的空间错位、土地利用主导功能转型下的生态变化、人口虹吸效应、产业结构等影响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布。     

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演化及重组

在重新认识长江经济带的空间范围及空间结构内涵的基础上,运用空间数据分析的一般方法,获得了长江经济带空间分异的基本特征。经过独立发展阶段、区域集聚与链接阶段、 行政经济区阶段和空间竞争与链接阶段等4 个时期的发展,长江经济带形成了特殊的条形核 心-外围-边缘结构,存在三大核心、一条主轴、一条辅轴、四条地方轴、一个外围地区和 一个边缘地域。运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从互补性、通达性和介入机会等方面分析了长江经 济带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化的基础。为加快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的优化,首先要求空间管理组织的创新,其次是空间结构要素的优化。一个以政府、城市管理与经营者和具有跨国或跨区 域网络的精英企业三者组成的长江经济带空间组织与管理机构,是管理长江经济带的理想组 织模式,只有当政府、城市管理与经营者和企业建立起三者协商与联合的机制,才能进行有 效的空间管理。长江经济带的空间结构要素中,节点和通道是骨架,也是空间结构优化的两 大关键要素。     

民用机场区域服务能力的结构与空间格局——以长江经济带民用机场体系为例

基于航空运输过程的完整性,认为民用机场对区域的服务能力取决于机场经由陆路集疏运体系与腹地的连通性,以及机场通过航线网络与其他机场的连通性两方面,据此构建了机场陆侧、空侧及综合服务能力评价方法。长江经济带民用机场体系的实证研究表明,机场间陆侧、空侧以及综合服务能力均呈明显差异,差异程度空侧显著高于陆侧,综合服务能力最低;长三角、长江中游和长江上游三大区域间机场差异与区域内部机场差异共同导致了经济带机场陆侧服务能力的总体差异,但区域内部机场间的差异是形成空侧和综合服务能力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根据服务能力指数的自然间断,将机场划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低5个等级,则陆侧、空侧和综合服务能力等级结构均呈金字塔特征。在空间格局上,受陆路交通网络发展以及区域经济与人口密度等影响,陆侧服务能力由长三角往上游地区呈梯度下降态势;受机场所在城市经济社会特征、综合交通发展与竞争等的综合作用,空侧服务能力呈长三角与上游高于中游地区的“鞍形”格局;综合服务能力沪蓉、沪昆两大交通主轴串联的城市区域相对优于腹地,在三大区域则均存在明显的核心-外围格局,但总体水平由长三角往上游地区呈梯度递减。     

黄河经济带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 ——与长江经济带的比较分析

以黄河经济带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和信息双重联系,应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经济带城市关联网络,从网络整体、凝聚子群及个体特征3个维度考察网络结构,使用QAP回归分析探究城市关联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以长江经济带为横向参考,评估黄河经济带空间结构及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黄河经济带关联网络连通性良好,城市关联密切且稳定,具备构建经济带的可行性;城市关联强度分布较不均衡,表现出明显的"西疏东密"空间格局;初步形成了以西安、郑州、济南等为中心的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在中心性、接近性和中介性方面均表现出"极化"效应。回归分析表明基础设施投资强度、劳动力数量、城市规模和科技投入水平对城市在网络中地位有显著的影响。     

长江经济带形成演变的地理基础

长江经济带从提出到上升为国家级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着大河流域经济带形成的客观存在性与历史必然性。大河流域经济带往往都经历了“逐水而居的居住地—资源轴带(农牧业、矿业、水能)—交通轴带—工业产业带—城市密集轴带”的发展演变历程,其空间发展表现为“增长点”至“增长轴”,进而向“经济带”的转变,这种流域经济带的地理形态变化,蕴含着作为流域这一特殊而基本地理单元区域发展与空间演变的规律。由点至轴到带的空间演变,也推动着流域经济带由小规模到大规模,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空间上由点到面的演变过程。该演变不仅存在资源与区位等优势驱动,更有着生态环境承载力等的刚性约束,深刻反映出经济带发展中的地理环境载体的重要性。对长江经济带形成演变科学内涵与地理基础展开探讨,以期为新时期大河流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的格局与演变

梳理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环境演变,试图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的主体、主题、形式和发展水平等进行综合分析。流域管治事务复杂,部门管理与行政区管理交叉,造就了区域合作模式多样与发展水平差异。经济带在长江防洪、大通关和检疫等方面的合作发展迅速,而在水资源环境、港口岸线、基础设施和生态补偿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平台建设仍发展缓慢。长三角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层次多、主题丰富的区域合作机制;由于国家长期对成渝经济区的推崇,两地在区域性项目建设上合作密切;中游四省合作发展水平相对最低,缺乏强有力的中心城市引领,地区竞争大于合作激励。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时空差异格局研究

通过运用泰尔指数、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采用我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长江经济带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的时空差异格局加以研究,研究结果如下:第一,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特征。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表现出较小的差异性,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圈和滇中城市圈表现出首位城市具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城市圈内部的差异性较大的特征。第二,无论从常住人口看还是从户籍人口看,自2000年到2010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变小了,但是从各城市群分组的差异来看,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组间差异显著大于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组间差异,表明人口有由西部向东部单向集聚的趋势。第三,从LISA集聚图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10年,在长江经济带的东部形成了城镇化水平的"高高"集聚类型区,在长江经济带的西部(西南部)形成了"低低"集聚类型区,同时2010年的集聚度要比2000年显著。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若干问题与建议

建设长江经济带是现阶段、新常态下推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作为全国国土开发的一级轴线,长江经济带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航运优势和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2014年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左右。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跨区域的重大问题,制约着长江经济带的未来发展。通过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主要特征,对长江轴线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解剖,从经济增长、国土空间开发、航运建设、产业发展、资源环境、城镇化和体制机制等7个方面,提出了近期建设长江经济带的若干建议,供政府及学术界参考与讨论。     

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的现状特征与模式转型

本文基于统计数据揭示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的现状特征,并结合农业农村发展范式及其演化的回顾,探讨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模式转型及其基本策略。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之一,近年来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虽不断提升,但产品产量和产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农产品国际贸易呈现良好态势,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仍较薄弱;农业生产化学品投入强度不断提高,带来的环境问题函待解决;农业发展的新业态不断涌现,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和动力源。新时期长江经济带的农业发展应充分吸收多功能农业生产和网络化乡村发展范式的有益成分,激发内生动力、整合外部动力,以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现代农业先行区、农产加工优势区、特色农业产业带为关键目标,实现“七大转变”,着力推进区域农业的多功能转型。深化相关改革、加大财政投入、鼓励创新创业、优化区域布局、加强区域合作、强化村镇建设是实现转型的重要保障。     

长江立体化综合交通运输走廊的空间组织模式

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国家战略,为了推动其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本文首先构建了沿河型立体化综合交通走廊的空间模式,从空间系统、节点结构、职能分工、运输组织、对外联系等视角刻画其主要特征;分析了长江综合交通运输走廊的发展情景;揭示了长江综合交通走廊的建设现状和重大瓶颈问题与需求。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长江立体化综合交通走廊的空间组织模式,包括走廊主轴与航道网络、港口布局与战略物资运输系统、职能分工与辐射网络、综合交通枢纽等级结构与开放性运输组织等方面。     

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 空间演化研究

加快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利于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采用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和三大城市群的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截面数据,运用双产业系统的耦合测度模型、相对发展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及其空间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趋于上升,但仍属初级融合阶段。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从下游到中游及上游呈逐步递减趋势。（2）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及其增速出现空间异质性。中上游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增速较快,并与下游地区的差距有所减小。（3）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集聚差异显著。下游地区属于“高-高”集聚区,成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具有明显的空间扩散效应;中游地区及核心城市属于“高-低”集聚区,正在成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增长极;上游地区则需加快打破二者融合发展的 “低-低”集聚区困局。（4）三大城市群间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平衡。长三角城市群文旅产业的相应综合发展指数明显领先、二者融合发展的“高-高”集聚空间趋于扩大。     

长江经济带建设与发展的体制机制探索

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全的体制机制是这一地域广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大河经济带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按照“国外经验—国内实践—存在问题—政策建议”的思路,本文从流域综合研究和规划、区域协调机制、管理体制、法律法规等方面探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体制机制保障问题。从国外经验来看,大河流域经济带的建设管理强调深入的系统综合研究,建立多层次的协调机制,设置综合性的政府管理机构,建设流域开发综合法律法规体系。国内在长江开发与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多年的实践探索,也建立了一些长江流域开发管理机构,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在跨江发展、飞地经济、港口整合、通关一体化等区域合作机制方面有所突破,总体上仍存在缺乏综合性的国家管理机构与系统性的政策支撑、区域与部门之间尚未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区域市场一体化受到行政壁垒制约、流域开发管理缺乏综合性法律法规保障等问题。为有效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应尽快理顺长江经济带建设和发展管理的体制机制,包括成立长江经济带开发管理委员会,建立多层次协调平台与机构,促进市场一体化发展,实行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模式以及制定和出台《长江法》等。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群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

城市群作为城镇化高级阶段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良好的交通通达性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以《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城市群2h通达目标为研究视角,以长江经济带3个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加权平均出行时间作为测度指标并引入场强和引力模型,对比分析3个城市群所有城市与中心城市两个层级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研究发现：① 3个城市群出行交通圈均表现为从中心向外围地区呈现出由低到高连续扩大的“圈层式”空间格局特征,且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分别形成了“>”字型和“十”字型2h出行廊道,但长江中游城市群尚未形成2h出行廊道。② 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的空间分布受区位条件影响较大,越接近区域几何中心则2h出行交通圈覆盖范围越大,而影响腹地受中心城市综合规模的作用明显,3个城市群各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和影响腹地的空间分异显著。③ 不同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差异显著,表现出多元的圈层叠加的经济联系格局。④ 高密度高速公路路网在提高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中发挥重要作用,按衔接联系模式特征可将各城市群总结为多中心网络型、多中心组团型与双中心轴辐型。     

长江经济带分地市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研究

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促进产业承接和转移是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实现一体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25个地级市、州和2个直辖市为单元,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揭示了产业承接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来看,上游和中游地区产业吸引能力不强,上游地区吸引能力主要受地形影响,货运量是影响产业吸引力的主要因子;中游地区主要受主体功能定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影响。②沿江和省会城市周边地区的产业支撑能力整体较强,而其他地区较弱,这主要受“信息和金融”、“结构和投资”因子的影响。③产业发展能力整体不强的地市分布广泛,主要受“创新能力”因子的影响。④产业承接能力自下游向上游递减,承接能力强的城市沿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分布,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城市承接能力普遍较强。     

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廊道建设研究

长江及其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基础和重要的支撑保障。长江横贯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水量丰沛、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巨大。长江经济带生态区位重要,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生物多样性丰富,自然与人为因素影响下的生态环境变化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本文在系统分析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现状特征的基础上,总结了长江经济带面临的灾害威胁大、环境污染重和生态退化快等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与威胁,提出了建设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保障工程体系,加快形成开发集约集中、生态自然开敞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大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建设与保护力度,强化节能减排和流域环境综合治理,以及率先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生态环境保护总体策略,确保长江经济带成为“水清地绿天蓝”的绿色生态走廊。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与分级梯度发展重点

长江经济带是推动中国区域发展由“T”字型战略格局转变为新常态下“H”型战略格局的重要支撑带。长江沿江的六大城市群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但在发育过程中存在着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脱离发育标准、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整体发育程度弱于沿海城市群,越往上游城市群发育程度减弱,资源与生态环境保障形势严峻,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竞争大于合作,缺乏一体化统筹协调机制等问题。为此,应以流域一体化和交通一体化为主线,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建设的一体化和市场化进程,构建“1+2+3”分级梯度发展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新格局;以差异化驱动力为支撑,因地制宜地突出各级各类城市群的发展优势与建设重点。未来,为确保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战略措施：成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委员会,建立流域一体化的统筹协调机制;遵循城市群发育的科学规律,避免脱离实际催生扩大城市群;构建以城市群为战略桥墩的上下联动、以轴串群的流域生态经济带束簇状城镇体系;建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公共财政储备机制;加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建成生态型城市群;加快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创新驱动步伐,建设创新型城市群;重点建设一批支撑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重大工程和国家级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