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地方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来源于过去的特定区域的传统实践,更是生成于全球化体系中面向未来的现代文化政治和文化经济过程。因此,本文尝试以跨地方性理论为切入点,架构非遗的形成、运作和认同的社会—空间过程,在此基础上使用跨地方聚合的思想重新概念化非遗实践,将其解读为多元主体权力关系中介下,由跨地方异质性要素聚合而成的不稳定的开放系统,以区别于固有对非遗实践“稳定”“以人为中心”和“边界化”的认知。通过分析云南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和摩梭纺织技艺两个案例来呈现非遗实践作为跨地方聚合的过程及特性,以及非遗传承和保护由此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在重视非遗服务于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的潜力时,要进一步认识非遗实践的跨地方性对本土社区的影响,反思遗产原真性和文化价值与当前非遗实践的关系,强调在非遗全球化生产和消费中保持其与本土认同和本土生计之间的关联。     

邻近视角下长三角城市多尺度创新网络形成的微观机制

多维邻近性是促进知识流动与构建创新网络的重要力量,但邻近视角下个体间的社会关系影响多尺度创新网络形成的微观机制尚不明晰。本文以长三角为研究对象,通过对926名“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论文的通讯作者进行问卷调查,识别论文合作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构建城市创新网络,探究了个体层面多维邻近性影响长三角城市多尺度创新网络形成的微观机制及其差异。研究发现：(1)论文合作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可分为地缘、学缘和业缘3种类型,分别通过地理、认知和社会邻近性促进不同尺度下的知识流动,能较好地解释长三角城市多尺度创新网络形成的微观机制。(2)整体而言,地缘关系主要通过间接路径对不同尺度知识流动产生影响,学缘关系的影响在3个尺度均有体现,业缘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家尺度,而对外创新联系较强的城市也往往具有更加多元的关系表现形式。(3)与业缘关系相比,学缘关系对长三角各个尺度城市创新网络的总体影响程度更强,表明个体层面的认知邻近性比社会邻近性更有利于促进知识流动。(4)基于学缘的师生关系和基于业缘的项目合作关系对长三角不同尺度城市创新网络的形成均具有显著影响,但前者主要由于人才流动而产生隐性知识的...     

跨地方饮食品牌重塑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基于原产地形象,在地消费文化,品牌知名度,感知质量,品牌忠诚度,购买意愿等6个概念的理论模型,以广州哈根达斯为例,探讨文化地理因素如何作用于哈根达斯在中国的跨地方品牌重塑.研究发现:① 哈根达斯借助品牌重塑已在中国广泛确立其高档冰激凌品牌定位,实现了品牌升级,价格成为品牌升级的表征;② 原产地形象,在地消费文化均显著正向影响品牌知名度及感知质量,进一步对品牌忠诚度及购买意愿产生积极影响;③ 哈根达斯的品牌知名度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不显著,感知质量对购买意愿的影响不显著;④ 不同于购买频率低的消费者,购买频率高的消费者的感知质量不再受原产地形象和在地消费文化的影响.本研究有助于推进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理论的发展,也是对品牌重塑理论的补充,将促进饮食地理领域的国际对话.     

尺度政治视角下的曾灶财涂鸦

现代涂鸦发源于欧美国家,近些年来也在中国的城市街巷空间中大量出现,并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通过梳理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阐明了涂鸦具有建构和改变地方意义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运用尺度政治理论分析香港著名涂鸦者“九龙皇帝”曾灶财的个案,探讨了3个时期中香港政府、文化精英和曾灶财本人对其涂鸦性质的不同界定,以及相互之间的博弈过程。分析认为：香港政府在曾灶财去世后对其涂鸦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对这些涂鸦艺术品性质的承认,而是面对文化精英尺度上推策略的妥协。最后探讨了尺度政治理论在当前中国城市涂鸦问题中的应用前景。     

多尺度视角下侨乡文化的动态建构研究——以潮州大吴村善堂文化为例

基于多尺度的视角,以广东传统侨乡潮州市大吴村修德善堂在改革开放后重建并发展至今的历程为案例,解析侨乡文化的动态建构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研究使用深度访谈、文本分析和实地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了大吴善堂在海外华侨华人的帮助下通过强调地方意义得以重建、以加强以神缘为基础的海外善堂文化联系实现发展、最终在兼具本地慈善和跨国宗教功能的情况下建立跨国善堂文化网络独立核心地位的过程。研究发现,以大吴善堂为案例的侨乡文化在“海外-国家-地方”等多尺度行为主体的互动下不断进行重构,多尺度互动塑造了特定时空下侨乡文化的尺度表达特点。大吴的案例展现了多尺度行为主体互动的内涵和机理,展现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利用兼具地方性和跨国性的侨乡文化资源、促进人文交流的方向,也补充了现有侨乡研究中尚未充分讨论的多尺度互动对侨乡文化尺度表达的塑造。     

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过程研究──基于符号化的原真性视角

全球化是去地方化,抑或在全新体系中定义新的地方性、凸显地方性,学术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论。伴随全球化进程,地方性饮食追逐人口流动跨地方扩展,这些跨地方饮食在保持文化原真性和适应本地顾客需求方面挣扎。如何保持原真性,保持何种原真性成为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焦点。本文通过对地方性与跨地方、原真性与符号化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基于饮食文化原真性的理论分析,揭示了“原真性的符号化”这一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重要过程。与此同时,还阐述了在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过程中,原真性符号化的必然性及其循环过程,旨在为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引,同时也有利于理解地方性文化的跨地方传播、创新与发展。     

多尺度下城市形态对空气质量的作用机制研究

环境品质提升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城市形态与空气质量的研究逐年增多。城市形态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得到了验证,但不同尺度下城市形态影响空气质量的机理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基于文献分析,本文系统分析了不同尺度下城市形态与空气质量的关联性,分别研究了城市形态对空气污染排放与净化的作用机制、城市形态对空气污染扩散的作用机制,并构建了多尺度城市形态与空气质量的关联框架,基于该框架对已有研究的实证结果进行了总结,也明确了不同尺度下城市空间优化与治理的重点方向,在形成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环境质量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关系上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     

陕西袁家村跨地方的乡村性生产与呈现

以陕西袁家村“进城开店”这一典型跨地方扩张发展案例为研究对象,基于对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内日常生活的参与式观察和对店铺经营者、消费者、管理人员的深度访谈,探究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袁家村乡村性的建构和演变。研究发现：① 袁家村的乡村性嵌在乡村的发展过程中,并呈现历时性变化,也即乡村性并非是固化的结果,而是动态演变的过程;② 袁家村跨地方生产过程是乡村发展升级助推下,乡村物质、人、制度等因素超越地域边界的流动过程,此过程也是乡村与城市之间亲缘、业缘、地缘多重关系的整合;③ 袁家村跨地方的过程以饮食生产扩大呈现了袁家村的乡村性,具体包括乡村生活、乡村生产和乡村社会关系等内容,而乡村性在城市空间成功延续依靠权力和资本的扩张、标准化生产的转移和符号化空间的营造实现;④ 乡村性是社会建构的,强调不同群体对乡村的意义创造。袁家村“进城开店”超越了乡村地域边界,却与农业、土地、村集体呈现更深刻的强关联,有力回击了“村落的终结”“乡村性终结”等论断。研究认为,从多元、动态、融合的视角理解乡村性,有助于在复杂的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把握更原真的乡村性,为乡村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探索提供新思考。     

尺度重构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研究

全球化的“时空压缩”特征降低了要素流动的空间成本,而为组织和协调跨国经济活动而出现的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导致象征权利范畴的领土边界对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力不断削弱,进而引发了极端全球主义式的“地理终结”论调。人文地理学者结合全球化的特征,通过改变尺度结构,明确了全球尺度涉及的主体与内容,凸显出地域单元的意义,避免了全球尺度的抽象理解,从而反驳了地理终结论,形成了两个关键认识：①尺度建构不一定建立在相对性的基础上并构成垂直体系,基于关系建构的全球尺度更契合不同主体和空间联系日趋紧密的特征;②全球化与地方化过程是并存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尺度的垂直叠加,而是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两个关键认识为人文地理学参与全球化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视角：一方面,学者们运用立体网络思维,以关键主体与空间为节点、以关系为纽带,实现“超越边界”式的分析;另一方面,全球化与地方化并存的理念也促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从单纯强调区域差异转向探讨区域内外相互作用,为城市与区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多分析尺度下综合判别的地形元素分类方法

地形元素（如山脊、沟谷等）是地表形态类型基本单元,通过地形元素的不同空间组合可形成更高级别的地貌类型。现有的地形元素提取方法大多依靠地形属性计算,难以克服地形元素的空间相关性表达与局部地形属性计算存在不对应的矛盾,Jasiewicz和Stepinski提出的Geomorphons方法——基于高程相对差异信息进行地形元素分类,可避免这一问题,但Geomorphons方法本质上是在单一分析尺度上选择地形特征点用于判别,易受局部地形起伏的影响而造成误分类。针对这一问题,设计出一种多分析尺度下综合判别的地形元素分类方法。应用结果表明：相比Geomorphons方法,利用该方法得到的地形元素的分类结果更为合理。     

多尺度视角下的产业价值链与空间升级研究框架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在出口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驱动下,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并快速实现产业升级。进入21世纪后,在面临成本上升和制度环境变化等诸多危机和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这从根本上重塑了产业组织和空间结构,改变着中国制造业在地方、区域乃至全球出口市场中的角色功能和影响力。基于文献分析,论文将产业升级划分为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2种模式,并分别从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尺度视角下探讨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机制及其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现象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是产业升级的2个侧面,综合两者的分析框架能更全面地反映中国产业升级的现状;② 中国产业在升级模式上体现了复杂多样性,已有研究关注的产业升级模式较为单一,未来应更加关注中国产业升级路径和方式的非线性、复杂性和多元性特征;③ 中国产业升级是由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重尺度力量相互耦合下共同驱动的,透过多元地理尺度融合的分析框架解读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机制,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产业的发展和赶超之路。     

多尺度视角下的印度地缘环境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中国和印度共同崛起的背景下,随着中国“向西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印度的地缘竞争日益激烈。加强对印度地缘环境解构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识别地缘风险和制定有效的地缘策略。本文从地理环境、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地缘关系环境三个方面,从全球、区域和国家内部三个尺度来解构印度的地缘环境,并论证了印度如何在其地缘环境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本国的地缘战略：（1）在全球尺度上,凭借印度洋的地缘优势,印度建构了以印度洋为基础的全球地缘战略,追求“有声有色”的大国地位;（2）在区域尺度上,印度凭借地理结构、体量、权力和影响力的优势,构建了邻国优先和防止域外大国干涉的区域战略,谋求南亚领导地位;（3）在国家内部尺度上,印度的国家实力被内部的多样性（包括种姓制度、宗教矛盾、地方主义、党派斗争等）所肢解,如何加强统一的国家认同是印度面临的极大挑战。根据印度地缘环境的特点和中印的权力对比情况,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中国作为权力弱势方,应该加强与印度的利益共同体建构、加强区域内合作、区域互联互通和一体化建设、增强区域内的话语权和合法性;在中印边境区,中国作为权力的强势方,应该加强边境管理、防止域外势力干涉。     

国际游客对大运河遗产价值的感知：基于跨地方主体性的视角

遗产价值评判的立场与标准隐含了遗产话语权的角逐以及价值观传播的问题。目前,中国世界遗产的价值评定受制于西方所谓的“普遍价值”;特别是在入境遗产旅游这一文化外交的前沿阵地,现行遗产实践按照西方标准来展示中国文化传统,有可能预设了国际游客的遗产价值评判立场与标准,反而丧失了中国文化外交的主场优势。“共同价值”为遗产价值评判提供了指引,如何借力入境遗产旅游的现实情境,证实并传播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是遗产实践的重要议题。鉴于此,本文以大运河苏州段遗产地为例,基于跨地方主体性的理论视角,解析国际游客与大运河遗产地的互动过程及其感知评判遗产价值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国际游客从微观与中观两个层面来与遗产地互动,并通过移情性理解与自反性建构两种具体路径,实现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协商;这一过程中,国际游客能动地感知评判着大运河遗产的价值,跨越了所谓“普遍价值”所预设的狭隘僵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立场,达成了开放包容、交融互鉴的文明交往实践,成为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的国际群众基础。文章引入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来尝试破除西方普遍价值论背后的霸权主义行径,对争取世界遗产话语权、推进文明间平等交往、弘扬中华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多尺度视角下中国冷链物流企业的县域网络结构及驱动机制

基于2020年冷链物流企业总分支机构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模体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从冷链物流通道内、通道内外和全国尺度,宏观把握冷链物流企业县域网络全局结构,逐步剖析“节点-轴-模体-社团”局部结构,探讨其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从全局结构看,各尺度县域网络在网络发育、县域地位和节点关联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均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中心呈现核心-边缘布局。2）从局部结构看,核心县域在通道内尺度倾向于建立同城核心县域轴,构建三元闭包且两两互惠的集团关系和通道多核心社团;在通道内外尺度成为内外联系枢纽,多与同侧县域进行共同投资,在农产品主产区主导近通道单核心社团;在全国尺度以对外辐射为主,于东部沿海开放城市或开放口岸接收多方县域投资,易组建经济圈和经济带社团。3）县域网络结构的形成源于冷链物流企业的功能分异和区位分离行为,各尺度县域网络结构的核心-边缘布局主要由消费水平等经济因子促成,其尺度差异受地理位置等空间因子影响,在通道内尺度上的驱动机制为规模偏好,在通道内外尺度和全国尺度的驱动机制是规模偏好、禀赋偏好和网络临近效应。     

东北三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多尺度与多机制研究

基于多尺度与多机制分析框架,采用差异测度及尺度分解指数、ESDA及回归分析等方法,从省级、地级、县级3个尺度分析了2003-2016年东北三省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各尺度区域经济绝对和相对差异均较为明显,呈县级>地级>省级的尺度格局;经济差异总体呈下降趋势,各尺度差异及对总差异贡献率呈市间差异>市内差异>省间差异。②各尺度区域经济发展呈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关联类型以正相关为主且低-低(LL)型占主导地位,越小的尺度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越明显。③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上呈现"两核两带"的格局,即以辽中南和哈长城市群为核心,以哈大轴和东部沿边轴为发展轴带。④地理区位与要素禀赋、战略政策与财政扶持、行政分割与等级体制、开放带动与空间优化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于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格局的演化。     

全球化与地方性冲突背后的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基于广州的案例

以原真性和标准化程度为基准,构建基于企业视角的跨地方文化生产的理论框架,并以广州泰国餐厅蕉叶、法国餐厅塞纳河、美国餐厅肯德基和韩国餐厅笑味轩为案例,讨论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类型和特点。结果表明,原真性与标准化程度不同的4种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类型(原真标准化文化生产、原真性文化生产、标准化文化生产、异质化文化生产)均可能受到消费者认可,并在市场上持续经营。     

媒介地理学视角下北京宋庄艺术区的多重地方建构

在社交媒体构建起全方位媒介化社会生活的现实背景和媒介与传播地理学成为地理学研究新方向的理论背景下,论文运用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以北京宋庄艺术区为例,探究中国语境下媒介与传播对地方的多重建构。研究发现,政府及主流媒体代表国家力量主导的传播领域,为实施地方品牌营造、地方形象重塑和发展战略转型,分别对宋庄艺术区实施了合法化、产业化与商业化三阶段的媒介建构策略。外部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对宋庄的媒介建构一方面服从政府塑造的宋庄作为文化艺术高地和打卡旅游地的形象,巩固了政府话语在地方传播和地方代言上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基于短暂的在地体验揭示出一种与官方话语不同的地方意象。艺术家作为长期生活的内部群体,通过草根和非正式的短视频实践,自下而上地将宋庄建构成一个与其日常生活经验和私人情感密切结合的地方,打破了他者视角对自身主体性与宋庄真实艺术生活的遮蔽。论文从媒介地理学的理论视角通过提供中国艺术区的案例研究,丰富了地方表征与建构的研究成果,同时讨论了媒介地方与现实地方以及不同实践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理解宋庄的发展特征以及少被关注的中国艺术家的生活境况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利用类型结构的多尺度转换特征

尺度一直是LUCC到GLP研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以不同比例尺的辽宁省土地利用数据为例,以贵州省土地利用数据进行验证,系统探讨了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在不同尺度间可能存在的转换特征。结论如下:(1)辽宁省土地利用的分形结构跨1 ∶ 10万、1 ∶ 50万、1 ∶ 100万这3个比例尺客观存在;(2)对不同比例尺的同一区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而言,各土地利用类型分维在不同比例尺之间存在的响应关系并不一致,某些土地利用类型的分维随着比例尺由1 ∶ 10万向1 ∶ 50万再向1 ∶ 100万的变小,分维呈现变大趋势,而某些土地利用类型的分维随比例尺的变化并不如此,所以,对于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而言存在一定的差别,不可一概而论;(3)不同尺度间的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只能够在两两连续间隔的两种比例尺土地分维之间建立起关系显著的定量关系模型。所得结论对科学认知土地结构空间配置的多尺度特征以及建立相应尺度转换模型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再物质化”视角下的乡村地方品牌建构：北京怀柔北沟村案例

物质要素是构成地方品牌的重要部分,但当前研究忽视物质性在品牌化过程中能动作用带来的影响。文章从人文地理学“再物质化”思潮的理论视角,探讨物质参与下的地方品牌建构机制,以期从动态的、关系性的物质意义思考为乡村地方品牌的打造提供有益的启示。研究以北京怀柔渤海镇北沟村为案例,聚焦当地琉璃瓦和红砖这两种代表性的物质元素,探讨物质特性是如何参与到乡村地方品牌的建构之中。研究发现,在品牌化过程中,琉璃瓦和红砖的物质意义发生流变,并推动营销主体的空间实践和接受主体具身感知的变化,继而赋予北沟村新的品牌意义,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同时,琉璃瓦和红砖也成为了多主体协商的中介,使得品牌化过程促进乡村的有效治理,实现共同富裕。研究呼吁乡村地方品牌的建构应当超越符号和文本的组合,聚焦于特定地方的人地互动之中,特别是通过对地方物质的挖掘、盘活与整合,实现乡村品牌的有效营造。     

基于多尺度层的遥感影像分类问题研究

近年来,基于面向对象的遥感影像分类方法已经被广泛使用,这种方法与传统的基于像元的分类方法相比较,精度较高,是以对象作为分类的最小单元,所以,对于面向对象的分类方法其关键就是如何获取较高精度的对象,本文是在对遥感影像进行不同尺度分割的基础上,得到不同尺度的对象,然后依据对象的分割精度,选择相应尺度再进行分类。实验证明,这种方法可以有效提高遥感影像的分类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