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中学生地理研学旅行需求的比较分析 ——以陕西省杨陵区为例

研学旅行是课堂教学的拓展与延伸,对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中学生地理研学需求的分析,能够帮助学校、研学机构更加有序地开展地理研学旅行。本文以杨陵第四初级中学和杨凌高新初级中学287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调查,在地理研学旅行认知、经历、参与意愿的调查分析基础上,对杨陵区城乡中学生地理研学旅行需求进行比较。以期为城乡中学开展地理研学旅行提供参考,在研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过程中能充分考虑城乡差异,为不同学生制定合适的地理研学方案,推动城乡中学地理实践教育活动的均衡发展。     

中国西部城市绅士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以成都市为例

绅士化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一种城市社会地理现象,对城市绅士化运动的实证研究是近年来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很少以西部城市为案例进行研究.本文以成都为例,利用质性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和深度访谈法探讨了西部城市的绅士化现象及其形成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成都市绅士化运动的产生主要是政府政策、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开发商推动和居民个人意愿共同交织作用的结果,在绅士化运动的萌芽期、成熟期一直到最后完成一个周期,都是这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除了在形式上表现出多样化外,在形成机制上也表现为复杂化,并且发现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已与西方国家城市绅士化运动在现象和形成机制上具有相似性.     

消费升级视角下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的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菜市场为例

消费升级时代孕育了生活性服务新业态,改变了生活服务业的城市空间格局。论文以菜市场作为生活服务空间的代表,选取武汉市这一中国城市消费升级样本及城市疫后复苏“风向标”作为典型案例区,结合GIS空间计量和STATA统计分析,探讨菜市场综合体系的形成过程、类型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武汉市菜市场经历了传统农贸市场主导—零售新业态扩张—社区尺度回落的历程,形成以大卖场生鲜部、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及社区菜场为主的复合型生活服务空间,并在疫后展现出一定韧性;② 武汉市菜市场整体上由双核心向多核心转变,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延伸,且呈现出农贸市场“团簇状”、生鲜超市“条型”、大卖场“点状”、社区菜场“蝶形”的分类型差异化格局;③ 全业态菜市场布局受社会、经济、区位和发展基础影响显著,传统业态受市场和区位要素影响显著,零售新业态受经济要素和前期菜市场集聚程度的影响显著,且消费升级态势下新建菜市场选址更加偏好购物中心代表的体验式消费场所。研究结果对于丰富现代菜市场体系的类型研究,拓展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研究的学科视域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同时对于优化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结构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服务品质追求具有一定现实价值。     

内蒙古蒙古族生态移民生活方式转型地区差异研究——以锡林郭勒盟为例

本论文以锡林郭勒盟生态移民搬迁前后的生产生活方式问卷调查表为信息源,通过聚类分析和综合分析法对研究区生态移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及其地区差异进行分析与研究。综合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1)南部地区:产业向低效益产业化、物质生活向贫困现代化、传统的优秀文化生活向变异中继承方向转型。(2)北部地区:产业向不稳定专业化、物质生活相对稳定、传统的优秀文化生活向快速衰落方向转型。     

典型山区居民生活水平评价及空间差异——以四川省凉山州为例

通过建立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西南山区的四川省凉山州彝族自治州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出各县(市)城乡居民综合生活水平指数、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指数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指数,并将其划分成较高、中等和较低三级。通过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发现,县域居民生活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聚集性,空间差异明显;相对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而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空间聚集特征更加明显。造成凉山州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空间差异的原因有:1.少数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县域城乡居民综合生活水平、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与其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呈高度负相关。2.地理资源的空间分布。凉山州地理资源条件较好的安宁河流域的"五县一市"城乡居民综合生活水平指数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指数均高于其他县域。3.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空间差异更加明显。凉山州城乡居民综合生活水平的空间差异主要体现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空间差异。随后,对提高山区居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其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进行了简单探讨。     

统筹城乡视角下村庄整治建设的模式与途径——以三亚市为例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建设占用耕地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亟需寻求有效的耕地占补途径。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农村经济需要更加有力的投资拉动,新农村建设也需要找到更加高效的着力点。村庄整治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环节。通过村庄整治建设及其后续的土地整理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利用格局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城乡一体化理念指导下开展村庄整治建设,有利于高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缓解经济建设与耕地保护的矛盾,促进土地要素在城乡(区域)间的高效流动,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因此,探索总结村庄整治建设的优化模式和途径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三亚市为例,提出了统筹城乡视角下村庄整治建设需要遵循的8项原则：依据村庄发展演变的主导驱动力差异,提出三亚市村庄整治建设的4种模式,即城镇扩展模式、项目带动模式、中心村集聚模式和移民拆建模式。为推动各种模式顺利实施,从农村产业培育和农民就业、多元融资渠道以及土地利用机制创新3个方面探讨了村庄整治建设的长效机制,旨在为其他类似地区的村庄整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模式和途径。     

多元主体视角下城市人居环境需求异质性研究——以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以大样本问卷调查为基础,利用多种统计分析工具对不同属性设定下居住主体人居环境需求的因子结构、因子载荷、需求指向以及空间分布进行了探索和分析,结果表明：地缘、收入、年龄、学历以及职业等属性对主体人居环境需求影响较为显著,据此可将主体划分为具有较强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群体,不同类群主体的人居环境需求结构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和指向性;各类群主体的人居环境需求维度均打破了需求层次结构,更多地体现在居住、交通、公共设施等功能结构上;不同类群主体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集聚性和差异性,经济情况较好群体的聚居地的人居环境质量较高,经济水平偏低群体的聚居地的宜居性较差,区域人居环境的优劣差距使得主体人居环境需求异质性特征更加突出。据此认为进行基于资源供需平衡的区域建设分类指导很重要,并根据不同性质群体的人居环境需求情况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城市规划建设的政策建议。     

基于休闲需求的城市公园服务等级结构及空间布局特征——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基于城市居民休闲需求的角度,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作为实证研究地,引入公园规模、公园景观、公用休闲功能、公园门票价格、公园建园时间、公园交通便捷度、公园综合配套服务、公园服务时间等指标来衡量城市公园的休闲服务等级结构.根据广州中心城区发展历史、城区常住人口密度、城区各区经济总量等指标,将广州市中心城区划分为旧城核心区、新城中心区、新城边缘区,城市常住人口高密集带、城市常住人口密集带、城市常住人口稀疏带,经济实力强区(萝岗区)、经济实力较强区(黄埔区、天河区、越秀区)、经济实力弱区(荔湾区、海珠区、白云区)等空间     

城乡融合视角下农村闲置建设用地拆旧复垦的资本化效应——以广东省为例

土地问题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的关键。土地整治和资本化作为提升土地质量、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手段,一直是各方探讨的热点。论文以广东省实施的农村拆旧复垦政策为切入点,分析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模式资本化效应的形成机制,梳理其与乡村振兴、城乡联动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在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模式实施中,以市场机制为主的“弱关系”和土地流转为主的“强关系”分别在整治腾退建设用地和复垦农业用地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实现土地资本化的主要路径;其次,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模式主要通过结构重组、空间重构、生产方式变革和生态环境优化等推动乡村振兴;最后,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模式以跨地区市场交易平台为载体,引导城乡之间土地、资金等要素流通,通过设置最低保护价和优先购买权等方式保障乡村的发展权利,实现城乡等价要素联动。     

领域化视角下的珠三角乡村城市化再思考——以广州市旧水坑村为例

从领域视角看,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自下而上的乡村城市化过程即是乡村地域的重新领域化与再/去领域化过程。以广州市旧水坑村为案例,运用实地调查、访谈的方法,对乡村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市场和行政力量等领域化主体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剖析。研究发现,村民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乡村领域化的设计者,而行政力量、市场力量试图通过在其中构建独立领域以增强话语权。叠置的领域和差异悬殊的空间资源支配能力致使资源争夺加剧及非均衡的空间-权力结构形成,并导致村庄发展管治的混乱。因此,需要尽快构建多元主体有机组合的领域单元及均衡的领域政治体系,以实现乡村地域的可持续发展。     

城乡互动视角下都市边缘区乡村空间转型的资本介入机制——以广州港头村为例

伴随中国城乡关系的急速转型,资本成为重组城乡要素的重要因素,推动都市边缘区的乡村空间转型和重构,厘清其介入机制对补充完善乡村空间重构的动力释义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构建了城乡互动视角下资本循环和乡村空间转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以都市边缘区典型村广州港头村为例,深度解析珠三角都市边缘区典型乡村空间转型的阶段特征及其资本介入机制。结果表明：(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头村的空间转型重构经历了代际交替的村民资本城乡市场循环下的初步空心化、工商资本介入与剩余价值有限城乡市场流通下的城镇化与深度空心化和国有资本带动的“不征地”乡村闲置空间改造下的初步实心化三个阶段。(2)资本通过投资统筹乡村权益关系网络直接改造空间、投资基建改善发展环境等手段促进乡村空间转型,并全面渗透第一到第三产业;乡村可通过提升可达性、加快自然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修缮等诱发资本持续注入。(3)资本介入通过活化闲置空间、激发乡村土地等剩余价值实现“城—乡”资本转移进而推动城乡互动;现有资本介入带有极强的政策福利属性,并不完全能表征剩余价值“乡—城”流动特征已经转变,村民主体地位弱化、城乡互动主体融入度低、资本“脱实向虚”等风险依...     

人口规模视角下城市公园绿地增长的差异与潜力——以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以我国内地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选取公园绿地面积、城区人口指标构建市际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弹性系数法分析1997—2018年各城市公园绿地面积增长的时空分异并对其增长合理性进行非标准评价;运用残差分析法判断公园绿地面积增长的潜力。结果表明:从增长差异看,人口与公园绿地面积的增长差异波动下降,各城市增长差异呈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规模递减趋势,大城市公园绿地建设压力最高,小城市内部城际差异最大;从发展潜力看,全国公园绿地面积的增长潜力逐年递增,呈中部、东北、西部、东部递减的分布格局,西部小城市的潜力最大。通过提出推进公园绿地与人口发展的统筹优化、挖掘土地利用潜力、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等对策,为城市“因人制宜”制定公园绿地调控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外部社会资本视角下的黄土高原农户生活满意度研究——以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为例

基于外部社会资本视角,选取黄土高原典型农区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探讨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及生活满意度差异,重点讨论社会资本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地四种类型农户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表现出多种生计方式并存的农户类型高于单一生计方式为主的农户。（2）当地农户生活满意度水平整体较低。（3）农户社会资本存量对生活满意度水平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社会网络、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共同愿景均是影响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社会因素;此外,影响不同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首要社会资本因子各不相同,分别为社会互动（纯农型）、社会网络（农兼型）、信任（兼农型、非农型）。     

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以广佛同城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土地利用视角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与机制——以辽宁沿海地区为例

采用当量因子法、热点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全面估算2000—2020年辽宁沿海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的变化,揭示ESV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2000—2020年,辽宁沿海地区的耕地及林地急剧收缩,建设用地及养殖塘快速扩张。ESV从2000年的1 015.69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 385.23亿元,主要归因于水域及养殖塘的变化,对ESV贡献最大的是水文调节功能。自然条件决定了辽宁沿海地区ESV基本的空间分布,人为活动加强了ESV的分异特征。各驱动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对辽宁沿海地区ESV的空间格局产生了较强的影响。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的定量测度及时空演化分析——以成德绵地区为例

“行政区经济”作为行政区划框架下自身发展和区域竞争相互作用的经济运行现象,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深远。论文立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构建基于“行政区经济”函数和改进潜能模型的“行政区经济”测度模型,以成德绵地区为例,定量刻画其2005—2018年“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成德绵地区“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历经“累积上升—快速下降—波动起伏”3个阶段,行政区划对经济一体化的刚性约束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区域一体化态势明显;② 2009年是其变化的拐点(峰值),各阶段“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变化与政策以及行政区划调整耦合性较强,“行政区经济”测度模型具有较好适用性和合理性;③ 2005—2018年间研究区“行政区经济”类型结构具有阶段性稳步降低的特点,高强度型和60%的中强度型政区转为较低强度型政区,较低强度及以下类型政区占比由51.7%提升至91.4%,表明“行政区经济”的约束强度明显降低,区域一体化水平显著提升;④ 成德绵地区“行政区经济”空间格局经历了“中心极化—中部辐射递减—外围塌陷”的过程,研究区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且效果显著,推动“行政区经济”重心向南偏西3°方向位移10.08 km。未来还需通过改革行政组织结构和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等途径优化体制机制,弱化行政区划约束,构建良好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三生空间"视角下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响应 ——以黄河下游地区为例

选取土地变化剧烈的黄河下游地区,基于2000—2017年土地数据和“三生”主导功能分类,探索各类用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分异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价值的社会驱动因素,为区域土地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科学基础。结果表明:(1) 2000—2017年,研究区生态生产用地、生态用地及生活生产用地转入,生产生态用地转出。用地面积结构为生产生态用地生活生产用地生态生产用地生态用地。(2) 2000—2017年,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共增加18. 7×109元,生态生产用地贡献最大。地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始终呈“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格局,山东滨州、东营等地均ESV高于河南各地市。(3)研究区社会驱动因素呈不同程度的空间分异,人口、农业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为负,第二产业和城镇化影响为正,第三产业影响情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