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园区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ArcGIS 10. 2,SPSS 23. 0,GeoDa等软件平台,运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1990—2015年中国西部园区的空间格局和演变过程,并运用空间回归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西部园区分布不均衡,且经历了"布点—扩张—集聚—填充—整合"的阶段性空间扩展过程;(2)园区中心不断迁移,集聚中心及集聚尺度不断变动,县域园区数量空间关系不断重构,总体上处于多中心、多尺度、集聚式的动态空间格局之中;(3)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自然地理条件、科技创新条件、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经济规模等因子影响中国西部园区空间格局。     

中国的县域村镇人口迁移研究进展与展望

新时期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格局显著、研究尺度下沉,了解县域村镇人口迁移规律模式与影响机制对县域村镇规划编制及发展战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CiteSpace分别识别1985年、2009年以来中国的县域村镇尺度人口迁移研究热点,分析显示新旧热点联系紧密,理论与实证研究稳步发展,三十多年间学者关注的主要议题大体一致,集中在迁移主体特征、迁移过程的规律模式、迁移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及迁移带来的影响与效应四个方面,由此系统性梳理归纳出国内关于县域村镇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结论与进展。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与学界研究趋势提出可重点关注的4类议题：（1）创新理论方法与基础数据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规范数据采集与统计口径、寻求学科交叉融合应用将极大扩展县域村镇人口迁移研究的想象空间。（2）尺度纵横向比较研究。探索不同尺度迁移规律,借鉴其他地区同尺度人口规划经验,以提出适应不同层级发展需求的策略。（3）迁移的时空演变与影响机制研究。关注下沉尺度的县域内部人口迁移模式,回溯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家庭迁移模式,关注制度变量与迁移时间等新影响因素。（4）迁移的微观影响与效应研究。运用新理论与方法在个体与家庭微观层...     

1985-201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时空格局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20世纪80年代户籍制度出现松动,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迁移流动已呈现不可阻挡之势,人口迁移时空格局亦发生着剧烈的变化。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只关注某一特定时期的人口迁移,故而人口迁移的时空格局分析显得尤其重要。使用双组分趋势制图法和1985-1990年、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以及2005-2010年五个时期的人口迁移数据,分析人口迁入、迁出和净迁移的强度及其变化特征。在研究时期内,中国省际人口迁移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差异,迁移强度也有大幅的增加。八个主要人口迁入地全部位于东部三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区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都市圈)内,而主要的人口来源地都是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省份,这和全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完全吻合。双组分趋势地图结果显示南方省份的人口迁移强度及变化趋势都强于北方省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1985-2010年间,南方省份的人口迁移较北方省份更活跃,这可能主要受到南北方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差异的影响。人口迁移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人口迁移规律正在逐渐形成新特色,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受到经济因素和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而南方和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活跃程度则主要是由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差异所致。     

山西省迁移人口空间格局变化及其经济因素分析

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2010年山西省迁移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结果表明,山西省迁移人口规模具有明显地域差异,空间分布上呈现"核心-外围"结构。其中,晋中地区迁移人口集聚趋势最为显著,晋北地区集聚由强变弱,晋西地区集聚逐步增强,晋南地区变化较稳定。进一步结合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山西省迁移人口空间格局变化的经济因素,认为经济总量的增加与迁移人口规模具有显著正相关性;煤炭销售量与迁移人口规模关系不明显;三次产业产值与迁移人口就业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而且省会太原市第三产业对迁移人口具有较大吸引力,县(县级市)第二产业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较大,而地级市三次产业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均不明显;公路网密度和等级与迁移人口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尤其是高速公路密度对迁移人口集聚规模具有重要影响。     

2000—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准确认识和把握21世纪前20年中国人口迁移的地理格局和影响因素,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及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借助特征向量空间滤波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ESF PPML）引力模型,基于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了2000—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为：① 2000—2020年间人口迁移格局总体稳定,具有较强的不平衡性和网络溢出效应,大量人口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迁移至东部地区;② 人口迁移格局稳中有变,不平衡程度和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减弱,人口迁移和人口分布显现出南北分异趋势,东北地区人口迁出强度不断增强; ③ 传统引力模型因素（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工资差异、科技教育投入占比、医疗水平）、社会网络因素、环境舒适度（PM_2.5浓度）以及生活成本（住宅价格占比）共同影响人口迁移格局;④ 区域经济差异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逐步弱化,人口迁移逐渐转变为对工资收入、高质量公共服务、环境舒适度等多因素考虑的决策过程,生活成本逐渐对人口迁移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黑龙江省内部中长期城镇人口迁移行为分析与建模

人口迁移的时空分异与影响机制一直是人口学研究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社保关系转移视角,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究黑龙江省城镇工作人口省内的中长期迁移规律与时空分异特征,并且结合人口推拉理论与OD模型,综合考虑经济和就业政策因素,建立了能够反映以社保劳动关系转移为基础的中长期人口迁移动力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社保关系的城镇工作人口迁移符合截断指数幂律分布,呈现列维飞行特点;该省省内人口迁出呈现多层级跨区域分布格局,人口迁入呈现“四核心-环东南”格局,人口迁入与迁出空间格局具有一定程度的类似性;黑龙江省边境城市人口流失情况较为严重;城镇职工迁移行为的无序性不断加大,迁移的频率较高;但是经过通过模拟,该省城镇职工的迁移系统趋向于平衡发展。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格局

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985—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山东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不协调阶段(1985—1989年)、基本协调阶段(1990—2005年)和高级协调阶段(2006—2012年),城镇化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空间城镇化滞后到高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进而以山东省2011年县域为研究单元,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分析,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格局严重不均衡,空间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山东省处于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阶段,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多边效应机制分析

区际人口迁移不仅与迁出地和目的地的要素特征以及距离有关,而且还受到周边迁移流的影响.基于网络自相关理论,利用"六普"省际人口迁移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在重力模型的基础上考虑迁移流之间可能存在的几种空间依赖形式,构建中国省际迁移流的空间OD模型,初步揭示区域经济社会等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并就区域要素变化对整个省际人口迁移系统产生的"连锁反应"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际迁移流之间存在显著的网络自相关效应.目的地和迁出地的自相关效应皆为正,导致迁入和迁出流的空间效仿行为;迁出地和目的地周边则出现负的自相关效应,导致迁移流的空间竞争行为;② 区域经济社会等因素通过网络空间关系对周边地区产生的多边溢出效应导致迁移流在空间上集聚.其中,距离衰减效应位居各要素之首,其溢出效应进一步加剧距离的摩擦作用;对目的地而言,区域工资水平和迁移存量超过GDP的影响并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对迁出地而言,人口规模和迁移存量产生正的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地区人口外迁;③ 区域要素变化潜在地对整个省际人口迁移系统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震荡中心及其周边区域的迁移流波动较大.江苏省GDP增长5%的模拟结果表明,江苏迁往全国其他省份的人口数量都有不同程度地减少,而其他省份入迁人口均有所增加.相对而言,江苏周边省份的迁入或迁出流受到的波动较大,偏远省份波及较小,这是传统的重力模型所无法解释的.     

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的时空异质性

整合ESDA和GWR 模型,以徐州都市圈为例,分析了2005~2014年成长型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特征,发现：① 研究期内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程度不断增强,同期各县域间差异呈持续增大趋势;② 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差异格局的多尺度性特征显著。城乡尺度上,呈现以地级市市区为中心向外围降低的圈层式区域格局;省际边界区域尺度上,呈现向鲁南>皖北>苏北>豫东的区域格局演变趋势;③ 强响应县域主要向京沪铁路沿线地区集聚,城镇空间扩展轴线正在形成。弱响应县域在皖苏、豫皖边界地区集中,形成了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强度较低走廊;④ HH型县域主要集中于地级市市区及其周围地区,LL型县域在豫皖苏边界区域的黄河故道沿线地区集聚,表明南北差异正成为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关联性差异的主要表征;⑤ 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作用程度呈现对外开放>经济水平>创新能力>政府调控能力的特征,且空间不均衡性显著。     

藏北高原重点生态功能区人口迁移趋势及对城镇化格局影响

近10年来藏北高原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由36.58万增长至46.24万,年均增长率为2.37%,而理论承载量仅为38.12万人。城镇化率增长缓慢,仅由7.65%增长至16.28%,二者发展不均衡。除城镇人口内生增长规模不足和乡城人口结构转变乏力外,人口迁移是重要影响因素。基于该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计算城镇化空间变异系数、人口迁移活跃程度、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的弹性系数。结果表明:1.2000—2012年藏北高原县域城镇化差异度由29.63%扩大至46.75%,城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增强,那曲、安多的重点小城镇城镇化发展水平要快于其他地区。2.总迁移率由6.64%提高到8.49%,人口迁移总体活跃程度增强,由非活跃区转变为活跃区的县域明显增多。3.人口迁入率每提高1%,可支撑城镇化率提高4.21%,人口迁移对城镇化影响显著。4.该区域主体功能定位要求将过载人口逐步转移,当前人口迁移以净流入为主的趋势与之不符,需要调整人口发展政策,引导过载人口向重点城镇和重点开发区转移。     

中国县域人口集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人口普查等数据,分析了2000年和2010年中国人口集聚的空间格局、影响因素及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人口集聚空间格局在总体上没有变化,仍保持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密西北疏的特征,但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在弱化。2)逐步多元回归模型表明,年均气温、年降水量、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等是吸引人口的主要因素,海拔高度、距河流距离、距高等级城市最近距离等是驱动人口外流的主要因素。3)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表明,与县域人口集聚度呈正相关的影响因素有年均气温、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化率等,与县域人口集聚度呈负相关的影响因素则有年降水量、距河流距离、日照时数、海拔高度等;同时,这些影响因素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机理及其科学问题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对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统计数据和地理信息技术,深刻揭示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及其造成的突出矛盾,从理论视角综合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形成机理,并简要探讨了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人口、资源、要素和产业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并在空间上形成了若干个城市和人口密集区。造成这种空间集聚态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然本底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地带性差异起到基础性作用,国家发展战略的东部偏向及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是外部条件,而更深层次的基本动力源于区域之间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二者的空间集聚未能协同一致,由此导致两个“不协调”,即人口分布与产业及就业岗位分布的不协调及人口、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协调。这两个“不协调”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两栖”农民工跨区域迁移、能源与大宗商品的跨区域流动、局部地区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不稳定因素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等突出问题。要构建高效、均衡、安全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其本质就是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即不单纯要强调人的繁荣,还要强调地域的繁荣。“产业西进”和“人口东移”是优化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和形态的战略重点。     

地方小吃空间扩散格局与模式——基于中国四大知名地方小吃POI数据的研究

以中国四大知名地方小吃门店兴趣点（POI）大数据为主要数据源,基于密度、距离与加权平均中心方法分析地方小吃空间集聚与扩散格局,采用空间自相关、聚类和异常值分析以及热点分析方法研究地方小吃空间集聚关联特征以及空间扩散模式。结果表明：① 地方小吃在不同尺度上的空间扩散格局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省会城市是地方小吃的主要集聚地;② 地方小吃的空间集聚表现出自相关特征,邻域扩散、等级扩散和跳跃式扩散等扩散模式相互融合;③ 地方小吃空间扩散的冷热点集聚区分异明显,反映出不同小吃认可群体范围的差异以及中国各地饮食习惯的空间分异;④ 饮食文化扩散与人口迁移扩散具有空间重合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净流入地区对不同饮食文化的包容性较强。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时空差异格局研究

通过运用泰尔指数、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采用我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长江经济带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的时空差异格局加以研究,研究结果如下:第一,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特征。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表现出较小的差异性,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圈和滇中城市圈表现出首位城市具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城市圈内部的差异性较大的特征。第二,无论从常住人口看还是从户籍人口看,自2000年到2010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变小了,但是从各城市群分组的差异来看,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组间差异显著大于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组间差异,表明人口有由西部向东部单向集聚的趋势。第三,从LISA集聚图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10年,在长江经济带的东部形成了城镇化水平的"高高"集聚类型区,在长江经济带的西部(西南部)形成了"低低"集聚类型区,同时2010年的集聚度要比2000年显著。     

20世纪末中国迁移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基于城市的视角

基于人口普查资料,对20世纪末中国迁移人口在不同行政级别、不同规模城市的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进一步对地级及以上城市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地级及以上城市在迁移人口流动中占主要地位,其中百万规模级别以上城市在人口迁移中地位尤为显著;县级市间迁移人口规模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县级市平均迁移规模要大于西部和中部;省际迁移中城市空间分布大体呈现3个梯状层次;省内迁移中城市空间分布总体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均以各省会城市作为省内迁移人口的第一流入地;不论是省内迁移还是省际迁移,东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城市群都是迁移人口的高度集聚地。     

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极化过程及其演变格局研究

在中国人口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下,人口非对称流动引致的城市间集聚差异不断循环累积而产生空间极化现象,研究极化形成的格局及其空间效应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以长三角地区的41个城市为研究案例,构建人口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测度2000—2019年人口集聚指数的基础上,运用极化指数和变异系数等,探究长三角人口城镇化空间极化的演变过程、空间特征及其正负效应。研究发现：(1) 200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的时空分异逐年上升,空间极化度提高近40%,城市发展的非均衡性不断增强;空间极化表现出随尺度放大而递增的趋势,呈现出长三角地区整体大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极化特征,形成“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的“多中心”空间极化格局,核心区已演变为空间正极化区域。(2)随着人口集聚程度的变化,不同维度的空间极化时空分异不断扩大,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沿江轴线上,由此向安徽、江苏北部、浙江南部等区域递减,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潜力的空间极化态势。(3)研究期内绝大多数城市的极化水平发生了的跃迁,正—正型和负—负型城市的增多加剧...     

人口集聚区吸纳人口迁入的影响因素——以东莞市为例

人口集聚区的地域特征差异对人口迁移行为产生较大影响,从地域特征出发研究人口集聚区对于迁入人口的作用机制可为地域功能区划和配置公共服务设施提供参考。本文以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为基础,构建人口集聚区对迁入人口拉力作用的指标体系。以东莞市为案例,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识别人口集聚区对迁入人口的作用力以及各类拉力的作用强度。结果显示：① 东莞市各乡镇人口集聚程度差异较大,且空间分布不均衡;在1995-2000年全市人口迅速集聚期,区域人口集聚度主要与地区就业岗位增加、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人口迁移的路径依赖相关。② 该市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的产业特色给迁入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对外来人口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③ 人口以路径依赖的形式进行链式迁移可以减低迁移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④ 对人口集聚作用由强到弱依次为：路径依赖拉力、就业岗位拉力、收入水平拉力;综合的区域拉力与人口集聚度呈三次曲线关系。     

基于人口分布空间特征的市民化压力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大规模迁徙导致中国人口分布格局发生剧烈变动,成为人文地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支撑,采用人口总量指标研究中国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及二者比例关系的分布特征,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研究人口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分布整体依然呈现“东多西少”格局,且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性;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的分布主要表现为沿交通线、经济带集聚的格局,且常住人口分布的经济指向性更强;人口迁移格局较为清晰,东部沿海地区是主要的人口流入区,而中部地区多为人口外流区;人口迁移导致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热点区域存在较大差异,但热点区域集中在泛珠三角区域及长三角核心区。基于人均GDP及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比值,将研究单元分为四类,对各个类型的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比值、市民化压力、发展状况及三者关系进行探讨,为后续城镇化建设提供相关参考。     

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测度及空间分异

人口、土地、产业是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三要素的变化趋势及其耦合匹配程度,直接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应用要素评价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以京津冀147个县域为样本,分析了2000年、2008年和2015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及其耦合协调格局,揭示了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空间差异显著,京津及其周边县域具有较强的人口集聚能力与较高的产业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禀赋较为丰富,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强,是人口、土地、产业指数的高值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冀北坝上高原与太行山山脉地区,人口集聚能力较弱,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低;中值区与次低值区覆盖县域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河北平原地区。随着人口要素的流动、产业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耦合协调格局表现出一定的交替演化特征,其中,京津及环京津地区部分县域为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协调度的高值区,次高值区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为中心,呈现出多个团块状集聚分布格局,中值区主要分布在冀中南次高值区周围,冀北地区耦合协调程度最低。最后,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京津冀县域划分为五种耦合类型,并提出不同类型区未来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