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背景下古村落旅游景观生产 ——以安徽宏村为例

以安徽省古村落宏村为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的方法对其旅游景观的生产方式与机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随着商业化发展,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由原来单一的文物古建保护向更趋复杂化转变,针对3种不同类型的旅游景观采取相应的生产方式。宏村旅游景观生产背后是多种力量参与的生产机制：政府与开发商强强联合,是旅游景观生产的主导力量;当地居民依然扎根宏村,是旅游景观生产的核心灵魂;景区商家热衷于打造“店铺景观”,是旅游景观生产的积极分子;外来游客提出的改进建议则是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的重要参考。4种力量集团本着对各自利益的谋求,彼此间相互合作,影响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的最终结果。最后提出,古村落旅游景观生产需要还原原住居民生活化场景,借旅游商业化发展之势,建立均衡、可持续的景观生产机制与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或许是古村落旅游景观生产的正解。     

山岳型景区建设下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基于云丘山旅游景区微观案例的实证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传统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山区地区,受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的影响,其乡村聚落的重构更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采取深度访谈、全样本问卷调查、遥感影像解译与GIS分析等方法,以云丘山旅游景区中的两个自然村落为例,从微观尺度研究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在景区建设推动下,云丘山景区内两个村的“空间—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均发生了重构：空间层次上,土地利用状况和三生空间的规模均发生变化,生产、生活空间减少,生态空间增加,空间格局上从“生活—生产—生态”的环状模式转变为生活、生产空间在生态空间中镶嵌的模式;经济层次上,村民的收入提升,生计模式发生改变,对旅游业的产业依赖度升高,传统生产模式改变;社会层次上,人口回流,劳动力显著增加,社会阶层的空间差异被打破,乡村组织方式逐渐向旅游生产方式上转变。乡村的“空间—经济—社会”多维重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在景区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形成新的乡村地域系统。     

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熵权层次分析评价模型与应用

建立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熵权层次分析评价模型,以周庄、同里、西递、宏村为研究对象,对我国传统村镇旅游地社区参与度进行定量评价。研究表明:(1)旅游规划与决策参与度是影响传统村镇旅游地社区总体参与度的关键性因素;(2)西递处于社区高度参与状态,周庄、同里、宏村处于社区中度参与状态,四个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为:西递＞周庄＞同里＞宏村;(3)我国传统村镇旅游地居民参与旅游规划与决策的程度偏低,成为影响社区参与度总体得分和社区参与层次的主要原因;(4)导致社区参与度差异的主要因素为传统村镇旅游地在景区经营管理模式、旅游地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社区旅游制度和政策、社区形态与旅游资源属性上存在差异。     

中国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通过梳理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成果,从整体上把握其研究态势,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新思路。首先对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将国内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历程分为起步探索、初步成长、繁荣发展3个阶段,并基于CiteSpace软件对研究者及发文机构、关键词及研究内容、研究前沿进行量化分析,发现：①核心研究者之间联系较弱,多处于独立研究状态;②发文机构之间合作度低且地域主要集中在南方;③研究内容主要为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开发、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保护、社区参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及传统村落与生态旅游;④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前沿分别是传统村落旅游新业态、传统村落旅游与乡村振兴、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新路径及传统村落旅游绿色发展。     

喀纳斯图瓦村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喀纳斯景区及周边三个图瓦村落旅游开发十余年来的社区参与情况,分析得出:(1)图瓦居民社区参与旅游的类型属于“被动参与”型,以个体经营为主;(2)图瓦居民普遍表达了对旅游发展的积极态度,对旅游培训和就业表现出很强的参与意愿,但在旅游投资、规划、决策和景区管理方面参与意识淡薄;(3)...     

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与土地利用模式——野三坡旅游区三个旅游村落案例研究

旅游村落在旅游地系统演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逐步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乡村发展类型。研究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Google earth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野三坡旅游区3个旅游乡村聚落为例,从土地利用和空间形态变迁两个维度,分析了旅游业诱导下旅游地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因区位条件的差异,乡村聚落土地利用模式演变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差异,距离核心景区越近的村落,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越高,旅游功能愈加完善,村落风貌格局变化愈大。其中,苟各庄村用地容积率由0.17提高到0.44,但村落原真性破坏最严重,原真性指数为仅为0.048,是3个村子最低的,其旅游功能也最完善;刘家河村落土地扩张规模最大,建设用地由173564 m2扩展到341128 m2,增幅达到96.54%,村落的原真性相对保持稳定,为0.566,旅游功能相对完整;上庄村是原真性保持最好的村落,原真性指数则高达0.942,但是其建设用地规模和用地强度则最低,但其旅游功能也最单一。显然,在具体空间形态上,3个村落也表现为"现代城镇"—"半城镇化"—"传统村落"的过渡特征,并对应形成"就地重建型"、"飞地开发型"、"原地利用型"3种空间重构模式。乡村聚落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基本空间单元,这3个乡村聚落发展模式隐含着旅游地传统乡村聚落"旅游化"空间演变的阶段形态,这种空间模式在国内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黄山市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全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旅游城市土地投资和开发日益强盛。以典型旅游城市黄山市为案例,以1870宗城市出让用地为样本,采用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其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商服、住宅、工业三类用地与用地总和的出让均属于凝聚型空间分布状态,分布均衡度均较低。② 城市东南部和区县城区是土地出让热点集中地区,城市外围地域是冷点集中地区。住宅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城市近郊、重要旅游区周围;工业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开发区、工业园区和重要交通沿线;商服用地热点区域主要集中于城市商业集聚区、大型公共设施和旅游景区周围、重要交通设施附近。③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呈点状集聚、线状网络并存,表现为“东南部分布密度较高、西北部分布密度较低”“中心城区密集、外围区县稀疏,县城密集、一般乡镇分散”“交通指向显著、呈带状分布”布局特征。④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涉及城镇化推动的城市内生型、自然环境优美的资源依托型、要素流动便利的交通指向型和集聚经济优势的开发区集中型四种选择模式。⑤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是自然条件、人口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城镇化建设、交通设施、旅游发展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政府、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相互作用与博弈的结果。地形对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的空间约束性和指向性显著;土地出让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匹配度;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对用地出让的规模和方向有重要影响;交通和旅游快速发展对于土地出让具有明显影响。     

饮用水源保护区土地利用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分析——以东江流域源城区为例

采用数理统计与综合分析方法,对源城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与GDP、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镇化以及人口等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94-2007年源城区农用地面积持续减少,其中耕地减少较多,园地增长速度较快,林地逐渐减少;建设用地持续增加,其中居民点与独立工矿用地增长速度最快;源城区的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城镇化发展、消费结构变化以及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社会经济发展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完善土地市场机制,优化土地利用配置,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建立土地资源安全预警机制,保障水资源生态安全是区域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重庆市人口城镇化发展现状、障碍及对策分析

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的核心问题。近年来重庆市常住人口数和城镇化率呈现较快增长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地域和城乡的不平衡,在人口结构上存在一定不合理,导致重庆市人口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包括:人口分布不均衡、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流动方向集中在大都市等,将长期影响重庆市城镇化发展方式转变。形成这些障碍的主要原因来自地形地貌自然特征、经济发展不平衡、历史累计的人口基数和落后的教育水平,以及制造业布局不合理等。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和深入改革进程中,要创新户籍制度,逐渐取消"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改善劳动力资源管理,抵消老龄化的消极影响;提高劳动力素质,推进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有计划转移农业人口,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旅游综合体探索性研究

人工景区已成为中国旅游产品开发的重要形态,具有高端化、综合化发展趋势.旅游综合体作为一种旅游导向型土地综合利用形式在人工景区开发中逐渐兴起,并拓展到城市土地发展领域.通过旅游产业、非旅游产业关联整合,旅游综合体有望成为旅游地段与城市土地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借助新增、置换、关联、储备、协调等途径,旅游综合体具有域内更新、域外联动、综合统筹3种开发形式,旅游综合体在功能结构、运营模式和选址特征三方面促进主题公园与主题景区的发展.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机制研究——以湖南德夯村为例

当前,传统村落地域空间系统呈空心化态势,而三生融合作为地域空间系统发展的优良状态,其融合过程也是空心化问题治理的过程。探索典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达到“三生”融合的驱动因素和驱动过程,可为传统村落空心化治理提供借鉴思路。基于此,论文从实践论的角度对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概念进行定义,以湖南德夯苗寨为例,依托扎根理论对影响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相关变量进行解构,再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动力机制,得到以下结论：(1)生态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本底基础,包括人化生态实践和原始生态实践两条回路;(2)生产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物质动力,囊括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创新和旅游生产阻力三条回路;(3)生活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关键保障,由物质生活实践、精神生活实践和制度生活建设互动三条回路组成;(4)生态保护限制了生产和生活的无序扩张,生态产品打造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改善居民生活,居民生活实践又反促旅游生产创新和生态保护,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功能叠加。总结其地域系统在多重因果键和因果回路循环下达到“三生”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式,可为同类型传统村落提供借鉴。     

黟县宏村古村落旅游形象设计研究

古村落是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该文分析安徽黟县宏村古村落的地理文脉、村落特性、聚落景观、市场感应等 ,提出了宏村古村落旅游形象定位理念 ,并就主题口号、视觉形象、行为形象进行设计 ,指出进行旅游开发、实施旅游形象设计工程 ,对古村落的开发与保护 ,实现古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86-2010年成长型旅游小镇用地演变格局——河北省野三坡旅游区三坡镇的案例实证

旅游小镇是近年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热点和乡村城镇化的主要方向之一。研究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和高清遥感图像相结合的方法,反演了1986-2010年旅游城镇三坡镇土地利用的演变过程。结果显示:其土地利用在空间上表现为离心扩散和向心集聚交替,集约程度不断提高;扩张速度经过了缓慢增长(1986-1995年),快速扩展(1995-2005年),稳定发展(2005-2010年)3个阶段;在功能变化上,由传统城镇的单一功能向多元旅游功能转变。以旅游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用地不断扩展为核心,旅游企业空间集聚成为旅游城镇成长的主要形式。在驱动机制上,以自然地理环境约束为基础,外部旅游市场需求拉动,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和政府干预与调控等成为旅游城镇用地演变的主要动力。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力研究

分析1990-2007年山东省胶南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情况,为进一步确定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因子,选取GDP、农业人口比重和固定资产投资等33个社会经济指标,借助SPSS进行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将胶南市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因子概括为人口和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农业生产条件4个主要驱动因子,为政府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保护政策、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供借鉴.     

城镇化路径:转变土地利用方式的根本问题

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土地利用效率低、耕地保护受到破坏和耕地安全得不到保障、土壤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土地问题,同时征地赔偿制度的不健全,造成利益分配不均,农牧民权益受到损害,城乡差距拉大,二元结构明显,影响城乡统筹发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发展,首要的不是土地制度,而是城镇化的路径优化选择。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主要基于农牧民失地与人口迁徙,未能从根本上系统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遵行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合作化为突破口,在保护地域文化结构、生态结构、不改变土地原有属性的前提条件下,通过土地合理利用空间布局创新机制,破除土地二元结构,切实保障农民在合作社组织中实现自治、农业在新产业形态中一体化发展,农村在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下实现新型城镇化。同时转变公共行政理念、加强土地生态重整与修复,建构新型城镇化的创新路径。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以周庄为例

在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的城镇化尤其是用地格局的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问题,是古镇旅游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综合运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GIS空间分析和田野调查等技术与方法,对周庄旅游古镇2002-2012年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十年间土地转移量明显增多,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了农林地转化成旅游与公管服务等建设用地的进程;2除农林地与水域外,其余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均为正,旅游用地、公管与公服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动态度较大;3旅游引导下的古镇用地类型在空间上呈现出以古镇景区为核心,不断向周边外围拓展的演变态势,用地结构表现为"同心圆+扇形"模式;4在自然地理环境约束、政府行为与政策引导、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社会生产方式转变等内外双重驱动下共同导致了用地格局的空间转换。加强古镇用地格局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有助于处理好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节约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引导古镇旅游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乡村旅游化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野三坡旅游区为例（英文）

乡村旅游化是旅游景区周边乡村聚落功能向旅游服务转变的过程。受同一景区带动,景区周边不同乡村聚落旅游化程度存在空间差异。不少学者已经对此类村落的演变过程、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并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对空间差异影响要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然而,目前定量分析方法较少,不能有力说明影响要素与空间差异现象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以野三坡旅游区周边56个乡村聚落为例,结合实地考察、GIS分析及地理探测器模型,对乡村旅游化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距离区域主要入口的远近,景区游客规模及游客逗留时长,距离核心景区的远近是影响村落旅游化程度差异的主要因素;距离河流的远近,高程,距离主要道路的远近以及坡度对村落旅游化程度差异的解释力较弱,但是当他们与其他因素交互时,可以增强其他因素所起的作用;距离区域主入口越近,村落的旅游化程度越高;同样地,村落所处景区游客规模越大、游客逗留时间越长、距离核心景区越近,村落的旅游化程度越高。该研究对于有序引导旅游地乡村聚落的发展,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具有重要作用。     

景区周边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参与度分析——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景区实证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等方法对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景区概况、社区居民基本状况、社区发展情况、社区居民对景区旅游开发的态度和社区居民参与景区旅游开发的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将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结合相关理论,得出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景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结果与结论:居民对当地旅游开发的支持程度较高,有一定的主动参与意识,与政府和投资商合作的意愿较强,但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处于较低层次,参与程度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需要构建合理的参与机制和模式。     

基于CiteSpace的中国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文献综述可视化研究

旅游业推进传统村落的发展,是实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传统村落作为古村落的典型代表,在2012年被明确提出前,与古村落的概念一直混淆,且关于传统村落旅游的文献综述不多。为梳理1997-2018年中国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研究状况,该文以CiteSpace可视化分析法为基础,结合文献研究,分析了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旅游开发研究由物质文化旅游资源向旅游感知与态度方面深入,研究重点由"物"向"人"转变;2)旅游影响研究以社会文化影响和社区利益主体间博弈关系为主;3)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从上位规划和村民主导两方面提出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策略。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四方面推进:研究对象由特定区域转向更多区域;研究内容倡导以政府为主导的文旅相结合的地方营造;研究趋势是以人为关注点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注重涉及定量分析的多学科方法的交叉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