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机制研究——基于产业合作项目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比较

珠三角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巨型城市区域,旨在构建跨越经济社会系统的多元协同的综合一体化地区。本文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与穗莞深城际铁路两个区域合作项目为例,借鉴“新国家空间”理论,基于区域治理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与行政治理困境,分析区域治理过程中的权力上移和下移,即省市关系调整的弹性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区域产业合作项目中,为克服城市间合作的制度化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包括资源注入、事权下放、去管制和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下移;区域基础设施项目中,为了解决省政府财权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水平权力重组以构建综合博弈体、强制性地方事权上收和以收权导向的行政奖励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上移。由此,本文认为珠三角区域治理并非单向、机械的尺度建构过程,而是区域项目建设导向下,以修复行政治理困境为目标,灵活多向的尺度重配过程。     

珠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机制创新探析

在区域旅游发展进程中,区域发展主体在区域旅游一体化方面达成共识。该文从珠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背景着手,分析了珠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存在的国际客源市场薄弱、区域之间合作表层化等问题,其中机制建设不到位是问题的关键。珠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机制创新应从管理和协调机构建立、政府"公域"领域的行动、区域合作"三层"空间以及"认知共同体"机制建设四方面进行。     

南海渔港城镇发展的尺度重组与机制研究——以海南潭门镇为例

基于尺度建构动态性和能动性,探讨潭门渔港城镇发展历程中高低阶尺度间的权力互动,并通过建构“依赖”和“粘性”的概念,解析琼海市、潭门镇等地方低阶主体能动策略的尺度效应及其与尺度重组机制的关系。研究发现：潭门镇由“前重组阶段”向“过渡阶段”和“后重组阶段”过程转变是其与高阶尺度逐渐建立联结和调适的过程;潭门尺度重组过程是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高、低阶尺度主体结构性互动的结果,其中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潭门镇尺度重组过程中,地方主体通过国族认同、空间营造和合作联盟,创造并释放出尺度间的“依赖粘性”,不断推动着尺度重组的良性循环。作为介于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空间单元,潭门镇转型发展研究丰富了渔港城镇发展和尺度重组之间的研究内容和分析框架,对海南省滨海城镇化及发展模式自主探索具有借鉴意义。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期城镇建设用地矢量数据、自然要素、人文经济要素数据,利用空间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珠三角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结论表明：①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的中心集聚性不断凸显,形成了以“广佛—深莞”为轴的城镇建设用地连绵集聚区;珠江口东岸中心集聚性和空间扩展性强于西岸,核心区域优于边缘区域,形成多核心的“A”型空间结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呈现出显著“点—轴”指向性地域特征;空间成长性呈现为“大集聚,大分散”的网络连接的空间特征。② 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内部地理要素及区位条件等共同驱动城乡空间转型,工业化发展和区位条件是核心影响因素。③ 在多重约束下的“控增逼存”政策框架下,人口变化对城乡转型空间扩展的影响不显著。     

转型视阈下珠三角地区乡村发展过程及地域模式梳理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系统梳理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程及其主要地域模式,对中国乡村发展和振兴的科学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经了4个阶段。① 1978年以前,传统乡村发展阶段。在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下出现“弃田筑塘,废稻树桑”,逐渐形成桑基鱼塘的有机循环农业生产模式,呈现出传统农业景观。② 1978—2000年,工业化驱动发展阶段。以乡镇企业嫁接外资形式推动了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乡村空间逐渐形成了“生活居住+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功能结构,空间分化与混杂性特征显著。③ 2000—2008年,城市化与都市化双轨并行阶段。政府主导的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促使珠三角地区逐渐演变为“大集聚,小分散”的城乡发展转型空间格局。④ 2008年至今,都市化驱动乡村急剧转型阶段。珠三角都市圈建设进程加快,城乡体系逐步向一体化和网络化发展,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趋向多元分化,乡村破碎化的非正规空间促使形成全球城市区域下马赛克式分布的空间格局。基于不同区位的外部性和内生性因素的差异性,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模式可归纳为城市区域型、近郊型、远郊型等不同地域类型。在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外部性的环境变化、内部要素分化与重构机制直接影响到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和模式选择。     

珠三角港口体系演化模型研究

珠三角是我国港口布局的重要区域,悠久的发展历史和独特的政治环境,区域港口体系发展具有独特的模式和过程。在详细梳理不同阶段港口体系发展阶段和特征的基础上,从长时间序列构建了珠三角地区港口体系演化模型。该模型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殖民地国家的港口体系演化具有一定的差异。珠三角港口体系具有港口体系波动特征,不同于西方国家模型中只有单一集中化和分散化发展趋势的描述;其次,珠三角港口体系发展模型的起始阶段为单极化发展阶段,而非西方国家模型中的均衡化发展阶段;最后珠三角港口体系发展模型增加了对枢纽港口空间位置转移的描述。     

基于流空间视角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随着现代交通、通信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网络社会的“流空间”成为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重要理论前沿。借助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综合性判断。研究发现：① 珠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现状在“点-线-网-面域”4个层面均呈现出明显单极化态势,广州市是“流空间”视角下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域网络结构呈现出“缺位型金字塔形结构”;② 珠三角城市群网络的未来发展中位于不同层级的城市将起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对空间结构发展起着导向性作用,而佛山、中山等城市将承担着联系中转站功能;③ 珠三角各城市的流度辐射区一体化明显,各城市辐射影响区的空间形态也表明了各城市的功能圈和势力范围。未来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加强,珠三角城市群的集聚效应将不断转化为扩散效应,将极大提升珠三角城市群对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吸聚和配置能力,助力珠三角城市群走向网络化的发展时代。     

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布局特征及其区位关联模式

产业布局的区位关联是区域产业空间结构及其空间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论文通过构建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企业数据库,并采用核密度分析与协同区位分析方法对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空间格局及其区位关联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 广深莞三地是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空间的重要集聚区,半导体设计环节是珠三角地区进入半导体产业链的普遍选择。② 广州尽管在设计、材料和分立器件制造方面形成了专业化集群,但其仅有分立器件制造环节与设计和封测环节形成了区位协同关系;而深圳则以设计设备两大专业化集群为支撑形成了与其他所有环节的区位协同,总体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半导体全产业链。③ 广州在分立器件制造环节的专业化优势属于半导体产业链建设过程中的过渡状态,而深圳在全产业链建设方面的优势则建立在大量数字技术企业在本地的高度集聚,通过半导体设计环节与其他环节建立了共同的知识、技术和人才基础。研究旨在为珠三角进一步优化半导体产业链布局提供决策依据,以提升区域半导体产业竞争力。     

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依靠优惠政策,利用区位优势,吸收外来投资,开始了快速城镇化的进程。总结珠三角快速城镇化的主要特点,即在开放政策的导向下,以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基础,外资推动、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模式的问题充分暴露。分析传统城镇化模式所遇的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短缺、产品出口受限等困境,提出珠三角地区在解决困境中所形成的城镇化新进程的基本特点,即创新引领、复合驱动、以人为核心、强调品质、城乡协调发展并对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的本质特点、能否成功转型、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关系,以及能否再次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典范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新时期珠三角地区以及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城际合作空间的生产与重构——基于领域、网络与尺度的视角

空间合作是城市合作的重要形式,同时又是一个涉及领域、网络和尺度等多维度的社会空间过程。本文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从领域、网络和尺度3个社会空间维度分析城市间合作空间的生产与重构。研究表明,在这种合作形式中,再领域化涉及资本和管制权力2个方面,联系网络具有政治动员、信息共享等功能,而尺度重组的关键则是对高尺度行动者的动员。此外,共同利益是城市空间合作中最核心的要素,高尺度行动者在合作过程中也可能将自身利益嵌入合作空间。最后,这些维度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并具体表现为同一、并行、替代和实现4种组合关系。这4种组合关系对更细致地分析多维度的空间生产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outh China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south China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ince the late 1970s. Foreign investment, especially the capital from Hong Kong,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underlying the process.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a region also has important bearing on the balanced/unbalanced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issue remains unexamined and critical analysis is needed to unveil the spatial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ctiv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o examine the spatial diffusion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 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the provincial capital, Guangzhou and two special economic zones near Hong Kong to surrounding areas is clearly identified. The diffus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open-door policy in the region an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infrastructure. Four models of foreign investment are developed to explain the spatial incide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an shed light o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apital.     

深圳―中山跨珠江通道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可达性的空间效应

借助可达性分析模型,以深圳―中山跨珠江通道（简称“深中通道”）为案例,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覆盖度指数、经济潜能指数分析深中通道建设后对珠江两岸地区可达性的影响和空间分布,并采用可达性变化均衡指数分析深中通道建设对区域可达性公平性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深中通道建设将显著提升珠三角区域南部的可达性,珠江口西岸地区的可达性提升高于东岸地区。中山市、珠海市 1 h 等时圈内的人口增加最大。珠江口东岸的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西岸的中山市和江门市的经济潜能得到较大的增长。中山市、东莞市和佛山市内部可达性呈现均衡化趋势,可达性公平性得到提升。最后,提出了完善深中通道周边交通运输网络布局和推进珠江口两岸产城互动融合等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基于CiteSpace的粤港澳研究脉络可视化分析

利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对1988—2020年粤港澳研究从科研机构、学者合作等横向特征以及文献数量演化、研究领域及研究热点迁移等纵向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科研机构类型多样,以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为主导,且集中于广东省内;机构间初步形成合作关系网,但合作强度不高.2)个别学...     

基于交通可达性的港珠澳大桥时空压缩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和城市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跨江通道建设可极大提升海湾两岸城市群之间的交通和经济联系,因此研究跨江通道对海湾地区空间格局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针对先前可达性模型中对非交通网络栅格均质化处理的局限,在模型中对非交通网络栅格增加自然(水面、海拔、坡度) 和土地利用类型等影响因素处理,对既有分析模型进行改进,使得交通可达性更符合实际情况。应用该改进模型计算了港珠澳大桥两种情景下珠三角区域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变化,探讨港珠澳大桥对中心城市时间和费用可达性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① 时间可达性分析中,在珠三角中心城市中,香港和珠海的时间可达性提高最多,而其他城市则影响较弱;② 费用可达性分析中,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可极大减少香港和珠海往珠三角西岸和东岸的运输费用,同时,不同的大桥通行费用情况下,费用差异产生影响的空间范围差别相同,而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则有所差别。基于时间和费用可达性的变化,进一步讨论了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产生的影响。港珠澳大桥的建成能提升珠江口西岸地区的区位优势,促进区域融合和经济发展;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跨界交通需求,将成为珠江口南部的重要通道,改变珠三角地区的交通空间格局。研究对产业影响表现有所差异,香港在商贸和服务业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而西岸地区的旅游业和房地产将不断受益。最后分析了政策和其他交通通道建设对港珠澳大桥的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相关新闻报道的统计分析和对粤港澳三地环境规制政策文本的对比分析,梳理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历程,研究其特点、问题与限制因素,寻求进一步协同治理的可能。研究发现,大湾区环境合作逐步深化,但以小范围的合作为主,区域性合作较少;以会议会谈和相关文件签署为主,实质性行动合作较少;且多关注水体和大气的保护和治理。粤港澳三地环境治理各成体系,治理模式和负责执行主体、规制对象、执法途径和力度、监管内容和标准、信息获取范围均有不同,是限制协同治理与环境合作的主要因素。为此,未来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可以从多尺度推动环境治理的协同联动、多种形式提高合作的可操作性、多领域拓展环境协作内容等方面予以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珠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交互影响机理

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具有经济地理优势的“湾区”地带,因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而举世瞩目。本文以其主要组成部分的“珠三角9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该城市群发展进程中的“产业—人口—空间”交互影响机理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发展对人口的吸纳作用在后期近乎消退,人口集聚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后期也明显减弱,而空间扩展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效果比较有限且后期呈现负影响。基于上述结论可以判断,珠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和空间要素之间具有短期间的互促发展效果,但是尚未形成城市群应具有的长期稳定的互促机制。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珠三角城市群应积极推动产业类型不断提升以集聚高素质人口,积极引导空间扩张与人口增长匹配发展,并构筑多层次且协同互补的产业空间,以此深化产业、人口和空间要素的协同发展格局。     

战略耦合影响下珠三角产业升级模式及测度

现有研究已经初步揭示全球化进程中战略耦合与区域产业升级的互动机制,但战略耦合及其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仍缺少量化测度。为此本文基于关系经济地理学视角,从企业和区域两个维度构建战略耦合影响下的产业升级模式分析框架,并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初步定量实证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珠三角各城市均发生了产业升级,同时也存在地理尺度上的分异。其中,深圳表现出最优的区域整体升级,广州和珠海偏向于次优的企业升级,而东莞接近于产业结构升级,内卷化现象在珠三角城市尚未明显发生。② 战略耦合模式的差异显著影响产业升级进程,其中工业生产对港澳台资的依赖程度和外资企业的技术领先因素的作用最为突出。③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发生显著改变,成为区域发展路径的转折点。越依附于港澳台资和其他一般外资进行生产的地区升级越慢,但港澳台资企业的技术领先水平越高的区域则升级更加明显,而一般外资企业的技术领先水平对于升级的促进作用消失。本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全球化下的产业升级理论,同时也是对关系经济地理学定量研究的一次积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