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模式与区域响应

全球化时代人口、产业、能源、贸易等关键生产要素跨区域快速流动,人地关系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孤立化走向网络化,地理尺度被充分放大,标志着人地关系从区域性向全球性转变。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其人地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亟需重新认识和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配置与区域响应模式,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和区域尺度合理配置人地关系核心要素,建设世界一流湾区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在把握新时代人地关系的全球性转变基础上,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研究进行了展望：① 从理论上探讨世界一流湾区人地关系从区域性转向全球性的一般模式和规律;②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配置过程及其驱动因素变化;③ 剖析全球模式下湾区内部的区域响应差异与区域协同机制;④ 探索“创新-产业-环境”关键系统全球模式的重构路径;⑤ 提出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优化与调控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中的尺度陷阱

区域协同发展是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论文基于区域协同发展和尺度理论的新进展,探讨了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中的尺度陷阱,包括功能定位的尺度范围、自身尺度形式选择和多尺度主体的尺度政治。论文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涉及不同尺度的功能定位、复杂的尺度形态和多尺度的利益博弈关系,在实证分析和政策设计中,必须尊重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性和诸多矛盾的普遍性,通过对比多尺度实证分析和方案设计的结果,推动积极有效的制度和模式创新,避免落入尺度错位和尺度政治的陷阱。文章在深化区域协同发展的理论和拓展尺度陷阱的应用两方面做出了贡献。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一体化及其互动关系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过程中存在跨社会制度、跨法律体系、跨行政等级的复杂性,必然会遭遇一系列的摩擦。发掘粤港澳之间合作与冲突的焦点与关键时间节点,是对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研究的重要补充。本文通过GDELT全球新闻事件数据库梳理了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粤港澳三地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 内地与香港关系呈现出“M”型波动,两者之间的冲突被新闻媒体有所强化。② 内地与澳门之间的政策与民意表现为较高的一致性,两者之间的言语合作是互动关系的主导因素。③ 内地与港澳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上变得更加紧密,合作与冲突的频率都在上涨,内地—香港关系在粤港澳互动关系中的重要性不断被凸显。④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实际合作项目相对短缺,缺少多元化的抓手。粤港的经济和科技的竞合关系和香港局势的发展是粤港澳互动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调发展不仅要关注区域政策在空间上的投影,更要关注其在社会舆论与新闻媒体上的投影,促进一体化建设从实体空间建设向虚拟、话语空间的综合引导转变,强化“硬联通”与“软联通”的互动。     

从巨型城市区域视角审视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结构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高度城市化地区之一。本文引介巨型城市区域理论来审视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结构发展,从边界、功能、核心区、区域基础设施4个维度进行分析。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呈现四大发展趋势：一是去边界化趋势显著,大湾区内部边界地区将快速发展;二是产业区将成为网络化的功能区块,并取代城市成为地区参与全球竞争的基本单元;三是广佛、港深两大核心区将形成;四是轨道公交化趋势,大湾区共享交通枢纽与公服设施。按发展趋势预测,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结构将形成“两核+若干功能区”的新格局。     

媒介互动下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空间协同的演变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不同的媒介社会结构,以媒介、社会学交叉学科视角,创新性提出区域协同下四种维度三大类别的媒介传播框架,以此探索在“一国两制”跨界联系下和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及区域协同演进的阶段性特点。研究发现：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加速,粤港澳三地媒介互动的维度及深度不断增强,但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连结型社会资本仍较为薄弱。在区域对话中,由于缺乏能贯穿粤港澳三地日常生活、适应三地民众媒介使用习惯的区域性媒介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内尚未形成有效的底层监测及反馈机制,导致跨界空间联系项目中社会成本高企。以媒介及社会学等交叉学科视角,探索区域空间协同实践中媒介传播状况和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有助于促进湾区建立更为灵活有效的对话机制,来回应区域民生需求,提升区域协同效率,以及推动区域共识的达成。     

西方区域环境治理研究进展及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文章旨在通过系统梳理西方区域环境治理的研究进展和前沿问题,以拓展国内区域环境治理研究,对认识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中国深入发展以来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矛盾和探索可持续发展政策有所启示。文章回顾了20多年以来西方区域环境治理研究的主要成果,总结出区域环境治理研究的理论进展、治理模式与影响效应3个重点议题。政府和非政府主体共同参与区域层面环境问题的应对已成为环境治理转变的重要特征之一。各主体之间采用了由国家政府或者地方行动者主导的协调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区域层面的环境参与受到了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对资源环境、经济、政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文章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特色“一国两制”政策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的组织框架,实施环境治理的地域因素、影响效应,探索促进区域发展的制度安排。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耦合模式差异与区域协同

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框架,利用战略耦合,分析大湾区各城市的战略耦合模式发展及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与分工的差异,以深入认识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研究发现：1）粤港澳三地的战略耦合模式和演变过程均存在本质差异,从属于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香港在发展本土制造业及后来的“前店后厂”的过程中,经历了2次依附耦合到解耦的过程,在金融业上形成互惠耦合模式;而澳门在制造业上经历了2次从依附耦合到解耦的过程,在博彩业上形成了吸收耦合模式。2）珠三角各个城市战略耦合模式也存在显著差异,各城市通过不同的主导产业嵌入到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3）在上述2个尺度的战略耦合差异的影响下,大湾区的区域经济没有逐步走向协同,而是出现了起伏的发展过程：各个城市早期由于耦合模式不同而协同较弱,中期由于战略耦合嵌入相同的GPN中而走向协同,后期由于解耦的出现而协同趋势衰减。文章的核心论点认为战略耦合的模式差异,导致各个城市嵌入到经济周期、生产系统、技术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因此难以实现区域整体协同。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空间结构和边界效应测度

推动港澳与内地交通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大湾区由于制度差异对跨境交通产生边界效应,但现有研究中利用真实交通流大数据对边界效应的动态测度研究不足。文章基于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收费数据和跨境交通数据构建大湾区交通流网络,采用复杂网络和边界效应度量方法,研究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空间结构及其边界效应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流网络具有独特的广佛、深莞惠“双核心―边缘”结构,疫情后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的交通覆盖度和紧密度都有较大提升,港澳车流开始跨越边界向北延伸,粤港澳交通融合加速,形成“两岸互通、全域互联”的空间格局,但整体上香港和澳门在整体网络的重要性依然较弱。香港和内地、澳门和内地间的阻碍系数高于内地各县区间的阻碍系数,客车的阻碍系数普遍低于货车的阻碍系数。疫情后全网络的阻碍系数呈现动态下降趋势,边界效应的限制作用降低。文章拓展了交通流网络研究中边界效应的定量研究框架,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融合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空间集聚与区域发展效应

为探究科技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区域发展效应,论文以粤港澳大湾区688个科技基础设施为研究对象,以56个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平均最近邻距离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空间集聚性与空间差异格局。基于地理探测器从经济水平、居住收入、住房价格、人口学历结构4个方面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区域发展效应。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呈现高度的空间集聚性分布,主要集中在广州核心区、深圳南山区和香港南部地区,在县区尺度上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和空间极化现象;②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分布对人口学历结构、经济水平、住房价格的空间格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显示出区域发展效应;③ 不同性质科技基础设施的区域发展效应有所差别,基础研究类科技基础设施对人口学历结构的影响强度最高,应用类科技基础设施对经济水平的影响最为明显。该研究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的学术研究提供案例补充,也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和优化配置提供决策支撑,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粤港澳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特征

以粤港澳大湾区水路客运班线为数据来源,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分析水路客运网络的基本特征,评估其小世界特性与无标度特征,分析各节点的重要性,测试其鲁棒性与脆弱性,结果发现：1）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基本健全,节点之间能够自由流动,但网络的层级单一,可达性较低的节点占据多数;2）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具有部分小世界网络特性和无标度特性,节点分布呈现马太效应;3）深圳蛇口港在复杂网络中的综合重要性最为突出,比较重要的节点还有香港中港码头、香港国际机场、珠海九州港、澳门外港;4）大湾区南部的水路客运网络相比北部发达,东部比西部发达,空间发展不均衡;5）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具有鲁棒性,生存能力较强,但网络发育不够完善,稳定性较差,难以经受蓄意攻击。整体上,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还有较大的优化提升空间,应加大核心节点保障能力,增强边缘节点的连通性,提升大湾区北部的水路客运能力。     

从公共性维度看粤港澳大湾区转型

从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到粤港澳大湾区的转变,本质上是从经济发展导向的增长主义模式向生活质量导向的后增长主义模式的转型。后增长主义时期,公共性建设成为重要话题。文章简要回顾了公共性的基本内涵,重点从后增长主义时期的发展需求、区域文化的反思、区域舆论氛围的倒逼等3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性建设的必要性展开分析,然后聚焦香港和上海在公共性建设方面的主要经验,香港经验包括香港的社会组织具有相对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香港的社区建设具有多元参与、专业引领的基本特征。上海经验包括:在实体公共空间方面,上海强调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在虚拟公共空间方面,上海注重搭建议题广泛、宽容理性的公共舆论平台环境。最后,文章认为步入后增长主义时期的粤港澳大湾区要学习和借鉴香港和上海的公共性建设思路,即香港社会导向的公共性建设和上海政府导向的公共性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信息网络结构

通过构建“城市+城市+旅游”的数据收集方法,从百度中文与谷歌英文搜索引擎中获取粤港澳大湾区两两城市旅游信息的共现频率,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国内和国际旅游市场角度探讨城市旅游信息联系强度和网络结构特征的异同点。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信息联系紧密并走向一体化,国内旅游市场更加稳定。功能分工和市场影响力出现分化,以佛中莞珠惠等第二梯队城市集聚引领的旅游合作模式主导国内旅游市场,以港广深澳等第一梯队城市分别带动其他城市的旅游联动模式主导国际旅游市场。互联网反映的城市群旅游关系更像是分工明确、各有所长的旅游功能组织体系。互联网这一低门槛的信息传播渠道使得第二梯队城市在国内旅游市场中“逆风翻盘”,第一梯队城市在国际旅游市场中“强者恒强”的状态同时并存,从虚体空间层面揭示了旅游目的地空间关系的马太效应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差异性。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网络结构与分工研究

在城市群创新网络视角下,采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相关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地理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水平及城市创新分工。研究结果表明,从创新分工来看,创新研发集中于珠三角9市,创新转化集中于香港和澳门。进一步分析创新研发合作情况,深圳以企业应用型创新为主,广州以基础创新为主,二者处于湾区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带动了交互创新的4个城市子群,并在空间上形成创新分工三大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创新集群式发展格局,为湾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发展战略探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由珠三角经济圈的强化合作而产生的新地理概念。作为新兴的全球化港湾,粤港澳大湾区如何突破新自由主义框架理论,探索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路径,是当前决策者和规划者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简要梳理了现有的城市群、区域增长极理论,新经济地理集群理论,全球产业链网络理论并结合大湾区现状优势,对湾区发展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进行探究,认为可通过粤港澳三方通力合作,创造一个内生型的经济与产业本土增长模式为主要方向。具体表现为：首先,要以先进制造业为立足点、实现自我创新的产业升级,形成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并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与区域性枢纽;其次,大湾区还应利用自身的科研与教育、金融与创新资源优势,推进“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尤其是与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全方位参与联动,完善产权制度,加强合规和规则经济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将大湾区打造为中国的科创中心及全球性金融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不透水面变化及城市扩展研究

监测和分析不透水面的动态变化不仅能了解城市化进程,而且对城市未来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Landsat TM、ETM+、OLI和HJ-1A、B数据,结合地表特征指数变化,分析199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不透水面的时空扩展变化,并利用象限方位分析方法探索城市扩展模式,进而揭示社会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粤港澳大湾区不透水面的扩展主要集中在1990-2010年,后10年扩展速度最快,对耕地面积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林地和湿地;2)近30年粤港澳大湾区不透水面扩展主要呈东—西向,重心沿东南—西南—西北方向迁移,区内城市不透水面扩展模式主要为跳跃式组团扩展和沿交通轴线带状扩展,对城市群的空间格局产生巨大影响,未来应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翼的协同发展,增加城市的绿化设施建设,避免城市扩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的贸易竞合关系及其优化路径

贸易合作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关键环节。为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亟需明确粤港澳三地的贸易竞合关系,推动三地贸易协同发展,以期促进区域一体化、提升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及粤港澳三地的贸易关系分析,发现：① 粤港澳贸易规模整体呈上升态势,但湾区整体的金融环境仍需提升。② 随着广东与全球贸易联系不断增强,广东在贸易上逐步赶超香港,并与香港以转口贸易为主导的贸易模式在空间、商品结构方面存在较强竞争;港澳在转口贸易方面存在一定的潜在竞争。③ 广东在集聚水平上具有贸易竞争优势,香港在投资开放水平上具有显著优势,澳门在各项指标上均不存在明显优势。④ 粤港澳三地贸易联系不断加强,广东与港澳的贸易合作仍保留了部分“前店后厂”的特征,但加工贸易的比重正不断下降。⑤ 促进大湾区内部贸易合作,需发挥三地贸易优势,促进商品贸易错位发展,扩展各自贸易空间,加强服务贸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