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平原城市群“交通-产业-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特征分析

关中平原城市群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城市群。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了关中平原城市群2008—2019年交通、产业和环境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变化规律和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 城市群交通、产业和环境各子系统发展评价指数差异化提升,交通系统发展增长率远超过其他两系统,产业和环境发展与交通系统的矛盾较为突出。（2） 三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空间分布单极态势明显,城间发展水平差异加剧,其中西安市和咸阳市作为极热点城市存在,其余城市为外围受辐射冷点区。（3） 城市群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趋于优化提升态势,但仍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其中,西安市一直处于高耦合协调的单极态势,但耦合协调度的城间差距逐渐缩小,耦合协调度等级为协调等级的城市逐渐增多,趋于集中连片式分布。研究结果可以明确关中平原城市群交通、产业和环境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为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发展与水环境质量协调度

解决好新疆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发展与水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对"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及新疆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于2004-2017年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发展与水环境变化状况,构建城市发展与水环境质量的综合评价模型及二者的协调度模型,以探讨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发展、水环境质量变化及二者的协调关系。结果表明：2004-2017年,（1）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呈现出逐年稳定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和城镇空间规模扩大是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发展的主要形式;（2）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的水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呈现出逐年降低的趋势,水环境质量形势严峻;（3）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发展-水环境质量系统的协调度呈现倒U型的稳定发展趋势,但总体上两者的协调度较低,城市发展和水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高质量增长背景下海洋经济发展的时空协调模式研究——基于环渤海地区地级市的实证

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是科学评价区域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遵循城市与海洋经济协同的发展理念,构建环渤海城市海洋经济发展时空协调度评价体系,运用复杂系统时空协调度评价模型,计算并分析2008~2016年环渤海城市海洋经济发展时空协调度,通过SaTScan软件分析其时空聚类区。研究结果显示：①海洋经济各系统发展水平中,社会系统呈大幅度分散上升趋势,经济系统、生态系统与综合系统呈小幅度集中与分散交替上升趋势;协调等级时序变化稳定型城市主要是大连、潍坊、青岛、烟台、威海。②协调度时空聚类区既有空间分异又有重叠交集,社会系统、综合系统、经济系统聚类区依次相互覆盖,生态系统与其它三系统既有重叠区也有独立区。③聚类区内部,社会系统最为稳定,综合系统、经济系统次之,生态系统最为薄弱。     

中国转型期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演变

2000 年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城乡互动与统筹发展的转型期。以中国中心城市为样本, 城乡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为研究视角, 中心与外围区域为空间范围, 利用时间序列数据, 采用多元变量分析模型方法, 对中国区域中心城市城乡关系要素变化进行了动态分析, 建立了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模型, 划分了中国中心城市城乡关系地域类型。研究结果表明:中心城市外围县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经济总量、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中心市区, 经济要素过度集聚中心市区的格局发生转变。但中心城市外围县区的公共设施与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与中心市区仍有较大差距, 公共设施与服务的非均等化是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性障碍因素。依据城乡要素中心市区与外围县区空间变化, 中国中心城市城乡关系可以划分为中心市区集聚型、外围县区快速成长型、中心外围相对均衡型、中心外围整体发展型等4 种类型, 反映出中国各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演变阶段、城乡结构特征与空间形态的地域差异变化。     

高速铁路通达度与城市驱动力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高速铁路与区域城市间的作用关系,根据高速铁路通达度与城市驱动力系统耦合作用的原理,以2008-2017年中国7个区域28个城市的高速铁路与经济数据为基础,通过耦合度计算模型分析了7个区域高铁通达度系统与城市驱动力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ArcGIS、GeoDa软件分析了二者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从时间尺度看,中国7个区域高铁通达度系统与城市驱动力系统的综合指数值逐年增长,但发展不均衡,城市驱动力系统在多因子作用下,综合指数值高于高铁通达度系统的综合指数值;2)从空间上看,中国7个区域的高铁通达度系统与城市驱动力系统的耦合协调等级空间极化现象明显,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特征;3)华东地区为城市驱动力系统和高铁通达度系统协调发展的增长极,是高铁发展超前型地区,西北地区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低值区,华北地区两系统发展不均衡,华中地区为两系统发展同步型地区,西南地区为城市发展先导型地区,东北地区为两系统增长缓慢型地区,华南地区为高铁发展与城市发展协调互补型地区。基于此,提出了促进7个区域高铁通达度系统与城市驱动力系统协调发展的建议。     

郑州市2001~2007年城市扩张过程中城市用地景观特征分析

城市用地景观对理解城市扩张过程中土地利用的内部特征及其动态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1年Landsat7和2007年Spot4影像,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提取郑州市土地覆被变化信息;并利用景观指数中的平均斑块面积指数、景观形状指数、平均分维指数和平均连接度指数对土地利用景观沿主要方向进行梯度分析。揭示了城市扩张与土地利用的景观变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主要经济发展区已成为城市空间扩张的推动力,在提高平均地块面积和地块连通性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在距市中心10 km范围内紧凑度提高,整体上松散式和紧凑式扩张并存。     

城市景观格局尺度效应的空间统计规律--以上海中心城区为例

以上海市外环以内的中心城区为区域背景,基于SPOT全色波段遥感影像数据和GIS技术,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城市景观格局的空间尺度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景观格局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显著的尺度依赖性。Moran指数I与Geary系数c对粒度变化的敏感点相同,均为50m。(2)城市景观形态具有分形特征,各类景观斑块的分维数对粒度变化的响应不同,它们随着粒度的变化呈非线性变化趋势;在粒度较小时,各类景观斑块之间的分维数差异较大,而随着粒度的增大,其分维数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3)城市景观多样性格局,与空间区位及人类活动的空间格局息息相关。在城市中心,主导型景观是经济效益较高的商业文化景观,并且景观斑块聚集度、破碎度大;经济效益较低的农业景观分布在城市边缘区,而且景观类型单一,斑块面积较大,破碎度较小;在由城市中心向边缘过渡的中间地带,景观类型多样,空间格局复杂。(4)景观多样性具有尺度依赖性。随着幅度的增加,景观多样性指数逐渐增大,多样性的空间格局也显著变化。在0.5km幅度下,多样性指数的最大值出现在市中心,从市中心向外呈现高低起伏的环状模式扩展,随着幅度增加,多样性指数的高值区向景观类型变化最剧烈的城乡过渡地带转移。(5)景观多样性的空间变异也具有明显的尺度依赖性。在较     

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居安全协调发展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城市人居安全反映城市社会中的与人们居住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给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的影响状况。从城市人居环境的角度,提出人居安全的概念,并以大连市为例进行深入探讨。在研究大连市的人居安全和城市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之上,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度分析等方法,进一步探究两个系统之间的动态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大连人居安全状况良好,可将1990-2004年的15年分3个发展阶段;大连人居安全与城市化之间关系密切,相关系数达到了0．960;大连市人居安全与城市化的协调度指数多在0．7-1．0之间,反映出协调度状况良好。     

城市形态结构对空间紧凑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以上海为例

基于空间紧凑发展内涵,构建综合指数模型,分析2005—2020年上海空间紧凑度的演变特征并与国内外城市进行比较,进一步利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城市形态结构对空间紧凑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空间紧凑度呈现中心高外围低的圈层式分布特征,中心城区普遍趋于稳定,外围城区增长较快,且与其他同类城市比较处于高紧凑发展水平;但受政策及规划影响,紧凑度分指标在空间格局上存在显著差异。(2)城市密度与空间紧凑度呈倒“U”型关系,功能混合度和用地形态与空间紧凑度呈近线性关系,且城市密度与之关联性最强。(3)整体上城市密度和功能混合度均对空间紧凑发展产生促进效应,而用地形态表现出抑制效应;分区尺度上形态、功能和密度要素对空间紧凑度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4)通过中心城区与外围城区的差异性空间结构调整,控制国土空间规划形态结构指标来提升城市紧凑发展水平。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发展质量比较研究

从城市发展指数和城市协调发展度两个方面,运用多元统计等方法,考察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中主要城市的城市发展质量,根据分析结果,对城市发展质量进行总体分析,并对城市进行分类研究.武汉城市圈城市发展指数平均值为50.48,城市系统协调度为0.31.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发展指数平均值为72.15,城市系统协调度为0.8.表明长株潭城市群整体发展质量要高于武汉城市圈,其中长沙、武汉、黄冈、湘潭城市发展质量较好,属于高发展水平高协调发展度类型.     

Calibration of an urban cellular automaton model by using statistical techniques and a genetic algorithm. Application to a small urban settlement of NW Spain

Cellular automata (CA) stand out among the most commonly used urban models for the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urban growth because of their ability to reproduce complex dynamics, similar to those found in real cities, from simple rules. However, CA models still have to overcome some shortcomings related to their flexibility and difficult calibration. This study combines various techniques to calibrate an urban CA that is based on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urban CA models. First, the number of calibration parameters is reduced by using various statistical techniques, and, second, the calibration procedure is automated through a genetic algorithm. The resulting model has been assessed by simulating the urban growth of Ribadeo, a small village of NW Spain, characterized by low, slow urban growth, which mak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urban dynamics and consequently the calibration of the model more difficult. Simulation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by automating the calibration procedure, the model can be more easily applied and adapted to urban area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s. In addition, the simulations obtained with the proposed model show better values of cell-to-cel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mulated and real maps, and the values for most spatial metrics are closer to real ones.     

湿地对城市形成、演进及可持续发展制约机制的探讨

湿地是地球上独特的自然综合体和水陆复合生态系统,而城市则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和成果。湿地为城市提供了发展空间和核心资源,是城市立地的最优条件。城市自出现以来,沿河流湿地建市便是普遍规律;在近代,城市沿河流推进到滨海湿地区。湿地类型与格局影响城市的发展方向,制约城市景观结构。在河流与滨海或河流、湖泊与滨海等异质湿地结合部,城市因获得最优发展空间而具有高级的发展形态,成为开放性更高的现代国际都市。湿地是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强大的综合功能,为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     

国外防治城市病的规划应对思路与措施借鉴

城市病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出现的,已经成为国内外城市发展普遍存在的难题。城市规划和管理是防治城市病的主要途径之一。国外发达国家城市病的主要表现为人口膨胀,城市不堪重负;城市人口贫困失业、居住条件恶劣;交通拥堵,生活质量下降;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冲突、犯罪活动、政治腐败现象加剧;城市无序蔓延,发展失控等方面。针对以上问题,国外从城市规划和管理层面出发,进行了很多的尝试,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通过借鉴美、英、日等发达国家治理城市病的规划应对思路,对我国的城市规划管理有很好的启发,今后应更新城市发展理念,加强城市规划编制的科学性与权威性,重视交通规划对城市发展的引导,积极推进各项规划的协调与对接,缩短规划审批周期,严格保障规划的顺利实施。这些规划思路的落实,对于我国防治城市病,推进城市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市游憩商业区(RBD)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RBD功能的出现对于城市而言表示了新的城市发展逻辑在发生变化,在新的城市发展逻辑关系中,城市社会经济、城市空间格局、城市文化景观形态等必然发生相应变化。本研究RBD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从整体的高度审视城市发展功能要素之间彼此的互动关系,从而引导城市规划与政策方向。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城市体检方法体系探讨

改革开放40 a来,中国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发生了质的改变,但快速城镇化所引发的城市问题日益突出。城市体检概念应运而生,并逐渐从国家战略落实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在梳理和解析城市体检背景及其作用的基础上,详细阐述城市体检指标设计的逻辑框架,梳理城市体检各指标间的关系,辨析不同尺度间城市体检的异同,提出中国城市体检的方法,旨在对中国城市体检提供理论依据。     

城市再生:21世纪中国城市化趋势

城市再生是城市化深化的必然结果。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开发概念经历了5次变化,即城市重建、城市振兴、城市更新、城市再开发和城市再生。每一概念都包含丰富的时代内涵,并具有连续性。我国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改造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开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实践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在理论上引借了“城市有机更新论”。21世纪我国大城市都不可避免地要踏上城市再生之路,城市再生是新世纪内涵式、质量型城市化政策的必然选择。我国城市再生在实践和理论上面临的5个方面的重要问题,即“逆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郊区化”与“中产阶层化”、城市社区建设与就业、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以及城市再生的法制建设、规划和管理。     

城市形象研究进展及展望

城市形象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和城市精神,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已经成为城市的一种重要竞争力,城市形象的好坏对于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从城市形象的理论和实证两部分研究内容出发,系统阐述了当前理论所包含的研究内容及对实证研究区域进行统计分析,并实证分析中国19个省、自治区,81个县、市的城市形象定位,指出当前国内在城市形象研究内容、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不足,以其为中国城市形象研究提供参考。     

地理学视角下城市复杂性研究综述——基于近20年文献回顾

城市作为组织结构复杂的开放人地地域系统,一直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之一。论文以2000—2020年相关文献为数据源,构建一套定量分析与定性认知相结合的文献分析判读体系,基于地理学视角从概念内涵、研究主题、技术方法等方面综述城市复杂性研究成果并开展讨论。过去20 a来,中国的城市复杂性研究逐渐从单尺度的格局、过程和机制研究转向于多尺度下复杂交互过程的集成与综合研究,并逐步形成了城市设施网络、城市人居环境、城市经济活动以及城市空间治理4个主要主题,在数据方法上逐步转向于空间技术及社会计算支持下的全景式全生命周期数据支撑的多维场景化分析。今后及未来一段时期,地理学视角下的城市复杂性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全周期信息采集能力,加深对城市生态经济体系的综合测度及监控,增强跨区域发展机制影响下的城市流空间研究。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的理论基础与发展趋势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间的协调发展是科学调控城市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基于地租理论的微观区位决策与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宏观动态交互理论基础上,回顾了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的发展过程及不同依据下的分类特征,对空间相互作用和重力模型理论模型、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随机效用和离散选择模型和基于行为的微观模型4类一体化模型的优劣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分析表明,具有合理理论基础、科学数据处理方法、较高模型精度和政策评估适用性的一体化模型仍存在巨大发展空间。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趋向微观化、综合化和简约化,而国内一体化模型发展相对滞后,要求模型理论与综合实证开发的进一步突破。特别是在新数据、新交通技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背景下,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将从“空间”模型向“时空间”模型转变;从“宏观”集计模型向“微观”行为模型转变;从“交通-土地”模型向“综合系统”模型转变;从“样本数据”模型向“大数据”模型转变;从“交通规划”应用向“国土空间规划”应用转变。旨在对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的一般结构、原理类型、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深入剖析,以推进一体化模型在中国的研究与开发。     

基于城市创新职能的中国创新城市空间体系

基于问卷、访谈及统计数据资料,采用因子分析、数学建模等综合分析方法,以知识经济下城市创新职能及城市体系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中国城市的创新格局、网络、等级体系及城市的创新联系,研究表明,中国创新城市体系空间格局形成以上海、北京为顶级城市的五级塔型城市体系结构,东部沿海城市在中国创新城市中具有重要地位,省会城市及经济强劲的城市一般成为区域性的创新中心。中国创新城市体系受城市创新规模、城市科研规模与效率、城市创新潜力因素、城市创新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城市间合作论文数量来测度城市之间的创新联系,结果表明,北京在知识传播和知识合作创新中的处于中心位置,高层级的城市在知识传播与合作中明显比较高层级与中层级以及低层级城市多,省会城市及经济实力强劲的区域中心城市在知识传播中起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