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本质与贫困地区发展

作者从贫困关系图解出发，认为自然，社会和历史综合因素形成了贫困，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剧着相对贫困。贫困的本在于人的贫困。市场经济对贫困地区的发展具有双重效应，从长远看，贫困地区的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对贫困的人进行改造；近期操作上，在稳定解决粮食温饱的前提下，应选择好与资源相匹配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     

文山州特困乡贫困类型划分

贫困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更客观、更准确、更科学 分贫困类型，是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重要步骤。云南的贫困和全国的贫困状况基本一致，首先是区域性贫困，其次是结构性和阶层性贫困。文山州位于滇东南岩溶地区，岩溶地貌发育完全，地表径流形成困难，干旱缺水、交通闭塞。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环境处于全面落后状态。贫困指标的选取涉及贫困乡村的人口资源、自然条件、经济状况、生活水准、社会发展、对外交流等方面。因子生态分析法是较为先进的现代多元统计方法。首先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文山州50个特困乡进行主因子提取和信息归纳，其次，在因子分析基础上进行样本分层聚类，总结几个类型的贫困特征并给出反贫困建议。中国经济重心的西移和各方的共同参与有利于消除贫困。     

21世纪初叶中国治贫反困新思路

21世纪初叶中国的贫困形势是乡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共存，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区域性贫困与阶层性贫困共存。文章针对我国反贫困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建立有效的反贫困治理结构、妥善解决城镇贫困问题、加强国际间合作等对策。     

新时期西部地区贫困问题研究

西部地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同时也是从类发展水平非常落后的地区，收入贫困与知识贫困、人力贫困并存。在上世纪末基本解决温饱之后，西部地区仍然面临着能否稳定脱贫、人力资源开发落后、农民税费过重等诸多扶贫新问题。在深入分析西部地区贫困特点及面临的新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世纪西部地区消除贫困战略的政策导向以及分三阶段实施贫困地区发展目标的基本设想。建议扶贫开发方式逐渐从以物质投入为主转向以人力资源投入为主，并与国家西部大开发中的“退耕还林（草）”、“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工程项目密切结合。     

区域多维贫困测量的理论与方法

贫困包括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两者均具有多维属性。区域多维贫困是贫困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深度贫困地区是区域多维贫困的集中表现,是当前和未来脱贫攻坚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坚中之坚。本文以空间贫困理论为基础,界定了贫困地域系统和区域多维贫困的概念,并探究了区域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据此,以中国334个深度贫困县为研究对象,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和ESDA技术刻画了中国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空间格局。结果表明：① 区域多维贫困是贫困地域系统发展演化过程中“人”“地”“业”三个核心要素耦合失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特定地域在生态环境劣势、经济劣势、社会福利劣势上的综合表现,包括生态贫困、经济贫困和福利贫困3个维度。② 深度贫困地区最“深”的地方在青藏高原,最“深”的短板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从单一维度的贫困指数来看,深度贫困地区的福利贫困指数（WPI）>经济贫困指数（EPI）>生态贫困指数（NPI）,三者平均值分别为2.77、2.66、1.89,贫困人口社会福利供给不足和公共服务短缺是深度贫困地区最突出的问题;从多维贫困指数来看,青藏高原是区域多维贫困指数（RMP）的高集聚区或热点区,生态贫困、经济贫困和福利贫困程度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③ 区域多维贫困指数能较好地揭示特定区域的贫困状况。在地理位置偏远、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区域劣势突出的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在空间上高度重叠。     

国外综合贫困研究及对我国贫困地理研究的启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新城市贫困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逐步多元化,综合贫困指标体系和以地域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促进了贫困地理研究。本文首先辨析贫困和综合贫困的概念,综合贫困研究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再评述国外综合贫困研究的主要内容;最后在分析我国城市贫困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提出在指标体系、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空间层次等几个方面拓展转型时期我国城市贫困地理的研究视角。     

贫困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与学科前沿

中国的减贫实践证明,地理学在服务国民经济建设和支撑减贫瞄准与扶贫决策中发挥着重要学科价值。然而,由于基本概念模糊、基础理论滞后、学科体系不健全,“理论贫困”成为制约贫困地理学创新发展的最大短板。本文在解析贫困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系统剖析了贫困地理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学科性质、基础理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框架,提出了未来贫困地理研究中的前沿领域。结果表明：① 贫困是指与一定标准相比,人们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处于劣势、缺少或不足的状态,具有多维性、区域性和动态性特征。在测量标准上,绝对贫困强调“极小值”,相对贫困强调“平均值”。在瞄准对象上,个体贫困关注个人福利或能力的缺失与不足,区域贫困则是从空间视角关注个体福利背后的“区域福利”。② 贫困地理学是一门研究贫困地区的形成、分布、地理特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和反贫困措施的学科,以贫困地域系统为研究对象,以“贫困—环境”关系为研究核心,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特点。贫困地理学的基础性理论包括空间贫困理论、区域贫困理论和多维贫困理论,其研究内容与框架包括3个维度、2大要素、2类对象、2大标准。③ 贫困地理学需要进一步强化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区域贫困测度、相对贫困瞄准、贫困监测模拟、减贫效应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基础研究。     

空间贫困研究及其对我国贫困地理研究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关于空间贫困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丰富,逐渐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制订地域减贫政策的重要依据,极大地延伸和拓宽了世界贫困地理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在阐述空间贫困概念、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评述了空间贫困影响因素与特征、空间贫困地图与绘图、空间贫困政策评估与设计等空间贫困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贫困地理研究的现状和不足,提出重点从空间贫困地理资本、空间贫困陷阱机理和空间贫困地图研制等3个方面加强我国贫困地理的研究工作,有助于丰富我国贫困地理理论和方法体系,对于丰富我国社会地理学具有重要的科学、理论和学术意义,对于我国可持续性减贫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决策借鉴和实践推广意义。     

南京市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困集聚度、贫困特征及其决定因素

基于2005年在南京市进行的大规模家庭户调查,检查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集聚度,并分析不同贫困群体的特征及贫困的决定因素。1370个调查案例被分为三种类型:无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有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农民工家庭。研究采用主观感知和客观测度两种方法分析不同城市群体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集聚度。城市贫困群体的特征分析集中于其日常生活的最基本元素,包括人口学特征、社会权利、住房条件、邻里关系和社会网络等。研究发现,有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与农民工家庭有着相似的贫困发生率,后者更遭受多重不利。在贫困决定因素方面,城市家庭的贫困主要取决于不利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贫困很大程度上与制度歧视相联系,农民工不仅在生活条件上而且在社会保障方面仍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湖南农村水贫困时空分异及其驱动机制

在总结前人水贫困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湖南农村水贫困测度模型,并以湖南省农村县域为评价单元,对其农村水贫困进行定量测算,并对湖南省农村水贫困的时空演变格局和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近10年来,湖南农村水贫困整体上呈"U"形变动趋势;湘中、湘西南为湖南农村水贫困的低值区,水贫困问题较为严重,湘西大部、湘东和湘南局部则为水贫困高值区;近年来湖南农村水贫困整体趋于改善,湘西等山地区改善速度较慢;通过聚类分析把农村水贫困的驱动因素分为4种类型;造成农村水贫困的驱动因素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     

中国女性贫困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后扶贫时代将性别因素引入贫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制定针对贫困女性的脱贫政策。在构建女性贫困分析框架基础上,利用城乡最低保障人口数据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从空间和个体2个层面分析女性贫困特征,使用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辨析中国女性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女性相对贫困深化,呈现地区差异性和空间聚集性;(2)女性在多维贫困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大于男性;(3)陷入多维贫困的女性主要受到就业、人力资本和资产剥夺;(4)中国拥有着独特的女性贫困影响机制,户籍制度、文化思想观念和劳动力市场就业是影响女性贫困的主要方面。期望以此丰富贫困地理和女性地理研究,为提升扶贫质量和制定基于性别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奠定基础。     

基于DPSIR-PLS模型的中国水贫困评价

针对现有水贫困评价中系统间缺乏关联性和指标体系未验证的情况,在借鉴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基于因果关系的DPSIR模型和PLS结构方程模型相结合,构建中国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和框架模型,并进行验证,最后测算了2003-2014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水贫困现状。采用ISODATA聚类方法,划分各省区水贫困驱动系统类型,进一步通过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水贫困分布的整体形态和演进趋势。结果显示：我国水贫困状况逐渐向"俱乐部收敛"转化,整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水贫困类型出现跨越式发展,但流动性较低;不同省区出现严重水贫困、较重水贫困、中度水贫困和微水贫困集聚的现象。评价结果基本可以反映各省区水贫困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欠发达农区家庭贫困的动态转变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以收入标准衡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但贫困具有多维性、动态性的特点,开展农户贫困动态变化研究对新时期农村贫困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论文基于2010—2018年河南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从收入、生活条件、教育3个维度构建农户多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和面板Logit模型对贫困状态类型转移及家庭陷入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多维贫困比单维贫困(尤其是收入贫困)更能准确反映农区贫困状况;② 2010—2018年间,单维贫困发生率与多维贫困发生率之间差距不断扩大,这很大程度与教育贫困发生率大幅上升,而生活条件贫困、收入教育贫困和三维贫困明显下降有关;③ 单维贫困家庭更易转入教育贫困,多维贫困家庭更容易转入教育生活条件贫困;④ 农户贫困的发生是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同类型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有显著差异。与单维贫困发生相比,多维贫困发生受到更少因素的显著影响,并且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更大。上述结论意味着新时期扶贫工作重点转向多维贫困的同时,应依据贫困类型制定具体扶贫措施,尤其重视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供给。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贫困的地方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

以乡村贫困空间和乡村贫困群体为研究对象,从乡村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空间分布及群体差异三方面,研究由此显现出的四大乡村贫困地方特征,即乡村贫困的空间传承性、空间隐藏性、空间集聚性与群体差异性。并在深入分析乡村贫困地方特征的基础上,以行政村与乡村住户两种尺度,探讨乡村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对于行政村来说,除家庭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影响之外,地形起伏度和非农建设用地比重与乡村贫困率呈显著相关;对于乡村住户而言,家庭居住地区、家庭职业阶层、社会公平评判是乡村住户陷入或脱离贫困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乡村贫困不仅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贫困,同样存在较为明显的阶层贫困。     

河北省县域贫困度多维评估

在京津冀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河北省出现环绕京津地区的贫困带引起了学界与公众的普遍关注。目前国内贫困县的设定往往以经济指标为唯一度量标准,本文在经济维度基础上增加社会维度（代表人类贫困）和自然维度（代表自然贫困）两方面评价指标,构建县域贫困度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北省136 个县的贫困状况分别进行经济单维度与经济—社会—自然三维评估,并基于SOFM网络将全省县域贫困度划分为五级,与河北省现有各类贫困县分布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基于经济单维度与经济—社会—自然多维度评估的聚类分析得到的高贫困度县域均与现有贫困县有很好的对应,与河北省贫困县分布现状基本吻合;由于经济—社会—自然的多维度贫困度评估综合考虑了贫困现状及其潜在可能性,评估更加全面和深入。基于自然维度的潜在贫困度对多维贫困度的影响分析表明：环京津地区的贫困现状比较严重、且潜在贫困程度高,应积极依托京津,承接产业转移。而在冀中南地区,尽管贫困现状较为严重,但潜在贫困程度较低,因其较易脱贫而容易被忽视;同时,还存在大量非贫困县转化为贫困县的可能性;应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贫困问题的关注,分类扶贫、防治结合、区域联动,促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社会财富同步增长。     

对扶贫指导思想的探索

从我国贫困的形成机制分析，要在短期内消灭贫困，提高扶贫的效率，必须在观念上实现三点转变：（１）变“输血型”救济为“造血型”扶贫，提高自力更生能力；（２）变不计算经济效果为计算经济效果的扶贫；（３）变担心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差距拉大为将发达地区繁荣视作贫困地区的“福音”。     

贫困脆弱性研究进展

传统的贫困研究侧重于贫困的定义、测量、根源、返贫策略等方面,随着“能力”、“风险”等概念在贫困研究领域的应用,贫困脆弱性以其前瞻性的视角成为目前贫困研究的热点之一,将未来的风险冲击和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等因素考虑在内预测未来的贫困,对提高减贫效率具有重大意义。国外主要针对贫困脆弱性的含义和测算方法开展理论研究,国内研究多借鉴国外的测度方法,以用相关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为主。本文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定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等方面进行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指出目前研究的特点和趋势,以期为后续的贫困脆弱性研究和前瞻性的反贫困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西安市贫困空间结构特征与发生机理

以中国西部综合型大城市、老工业基地西安市为例,基于大规模调研数据,采用相对贫困概念和FGT指数研究城市内部微观单元贫困特征的空间分异与形成机理。结果表明,西安市整体的贫困状况较为缓和,贫困覆盖面广,但深度和强度较弱;随着城市圈层扩展,贫困属性呈现出“U”型演化曲线,表现出“高贫困、破碎、混杂—低贫困或非贫困、弱连续、较弱混杂—较低贫困、连续、内部分化、相对均一—较高贫困、相对连续、较强混杂”的演化规律,成熟建成区和新兴扩展区内侧分化区的贫困状况最弱;城市内部已基本发育成熟了旧城衰退型、发展剥夺型、传统工业衰退型、“城中村”型和新增长中心邻近型等5种表征不同贫困主体及户籍、住房等特征的贫困极核。西安城市贫困空间的结构特征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的集中体现,是在城市宏观社会经济和整体地域结构背景下,各收入阶层在生活成本、就业机会、公共资源、政策导向和社会心理亚文化圈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接替、过滤、自主集聚、排斥隔离和强化等机制重塑城市社会空间的综合表现。     

重庆市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探索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当前区域性多维贫困测度和致贫机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重庆市16个扶贫重点县的贫困农户调查样本为基础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等方法刻画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特征,借助最小二乘法(OLS)和空间回归模型(SLM和SEM)探索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研究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存在显著空间差异,贫困深度与贫困广度并无明显的正向关联性;多种资本匮乏型在渝东北更为集中,地区内贫困农户脱贫难度相对更大;生计资本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正相关性,低值区在渝东北的集聚程度相对更高,区域内贫困现象与广义地理要素的共生性更强;相对于OLS和SLM,SEM被证实是最适用于该研究的计量模型,地形起伏度、少数民族比重、人均耕地面积、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比重、县镇交通时间等是影响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重要因素。     

中国贫困地理研究及其学科范式

中国减贫事业具有世界意义。回溯中国贫困地理研究特征和学术贡献,归纳其学科范式,对今后地理学研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及相对贫困问题,具有重要学科价值。基于CiteSpace 6.1.R2对1988—2020年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的中国贫困地理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表明：(1)国家和区域减贫实践促进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机构、作者和发文数量逐渐增长,反映贫困地理研究的需求导向性;(2)城乡减贫政策差异和异构形成了中国乡村贫困地理和城市贫困地理研究分异格局,反映贫困地理研究的城乡二元性;(3)减贫政策调整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推动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学科范式的变迁,反映了贫困地理研究的范式演进性;(4)在地理学学科范式框架下,发展地理学和贫困地理学以贫困地理研究为共同领域,发展地理学旨在建构减贫过程、方法和决策,而贫困地理学重在解构贫困过程、方法和决策,代表了两个“学科”共同的研究基础和不同的学术话语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