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城镇化区域差异及城镇体系空间演化比较

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发展历程较为相似,但发展路径和模式差异较大。两个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发展环境等的显著差异已经吸引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重点关注两国城镇化及城镇体系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演化过程。以人口普查和联合国城市人口数据为基础,采用空间分析、参数估计、非参数估计等多种方法,对中印两国城镇化和城镇体系的空间特征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由南北差异转变为沿海—内部差异,而印度南北差异的格局则基本稳定;② 从省（邦）级空间尺度来看,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当城镇化率超过50%后,两者的相关性更为显著,但是近年来中国人口密度与城镇化率的相关性不断增强,而印度则呈现降低的趋势;③ 现阶段中印两国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镇体系符合位序—规模分布的特征,但是经济改革对于两个国家城镇体系空间演化的影响差异明显,改革使得中国城镇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地理历史因素向经济系统空间结构转变,而印度城镇发展的驱动力始终是地理历史因素,经济改革甚至降低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对城镇发展的影响。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rbanization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s two rising great powers, China and India have undergone similar development processes, but they also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paths and pattern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systems, economic systems, and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es i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demographic censuses of both countries and the urban population data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s in China and India using various methods including spatial analysis,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Since the 1990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ve transformed from south-north differences to coastal-inland differences, whereas the north-south differences in India have been stable. (2) In recent yea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ization rate kept increasing in China, while such correlation has been decreasing in India. (3) The economic reform pos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urban systems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economic reform changed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to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However, in India, the driving forces for urban development have always been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and the economic reform even decreased the effect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on urban development.     

西北地区城市化对城市气候环境的影响

以西北地区五个省会城市所在的地区为研究区域,分析了近50年西北地区城市气候的变化趋势,考察了城市发展对气候的影响,发现西北地区大城市存在显著的热岛效应、雨岛效应、干岛效应和暗岛效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城市发展与城市气候变化之间的回归模型,证明西北地区城市发展对气候的影响不完全符合库次涅茨曲线特征。     

城镇化水平测定方法构建与案例

城镇化水平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城镇化的指标,其测定方法还不甚完善,对其进行研究成为科学评价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课题。城镇与乡村最直观的区别在于人口的集聚程度、人口的职业构成、土地的利用方式,因此,在既有城镇地域界定标准的基础上,选择人口密度、非农业人口比重、建成区面积比重、人均耕地面积等指标作为判断不同政区是否成为城镇地域的基本指标。通过层层设置临界值,合理地界定了城镇地域范围,并核定了城镇人口,为科学计算城镇化水平提供了依据。以曲阜市为实例,对上述标准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这种城乡划分标准合理,结果符合实际,同时计算简便,利于应用。     

我国城市群总体发展趋势与方向初探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群的形成壮大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当今的网络社会和信息化时代,城市群在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其重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越来越明显。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的城市与城市组团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群形成发育与时俱进,不断壮大,集聚能力越来越强,总体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城市群区域已成为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核心区、产业高度集聚区、经济增长区和财富积聚以及科技文化的创新地区,特别是在城市群区内逐渐形成了一些国际性的大城市,中心城市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城市群发展已成为我国当前加快城镇化的重大举措,也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现代化的主体形态,将建设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和对外开放合作的先行实验区。     

中国大城市用地空间扩展若干规律的探索——以苏州市为例

城市用地空间扩展是城市成长发展过程中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体现,是城市发育有机成长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增长迅速,优越区位外资的集聚,开发区的形成,中国大城市的用地空间扩展迅速.经过多年来的建设实践,参照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结合苏州市个案研究,初步探索了中国大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的若干规律,即城市扩展沿交通走廊轴线发展的脉动规律,城市边缘地区定向开发以及城市经济集聚与扩散规律制约下的城市空间扩展过程,按照科学发展观,探索这些规律指导中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防止城市用地盲目扩大、用地失控,并促进城市土地开发按资源节约型方向发展,走城市可持续发展,健康城市化的道路.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既为物质生产又为人民生活提供一般条件的公共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可以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城市化也可以影响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在阐明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基础设施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现状，并探讨了其存在的诸多问题，认为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格局、改革政府投资的决策和管理方式、积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行业的国有企业产权转换和机制转换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必要举措。     

中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非协调性的动态演变研究

基于国情和现实发展,对中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非协调性进行了分析。通过构建城镇建设用地投入非协调性指数模型,综合测度了2000~2009年期间中国各省区城镇建设用地投入之于城镇人口、GDP、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税收、产业就业非农化以及社会非农化的非协调性程度及其动态演变过程、趋势和类别,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剖析,最后就如何协调中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提出调控对策与优化途径。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非协调整体呈"波浪式"的下降趋势,但整体效益水平还有待提高;非协调性分类及其演化以相对协调型和滞后型为主,且有着明显的区域特征;演变机理分析表明资源要素禀赋与区域差异、国家宏观调控、体制制约、历史遗留和行政区划调整是造成非协调性的主要原因;最后从体制环境改革、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和区级财政转移支付视角提出优化调控对策。     

1982年以来中国省级区域城市化水平趋势

城镇人口数据不一致的问题非常严重, 几乎没有系统的省级区域城市化数据。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人口普查城镇人口定义的变化,部分是由城镇设置标准的变动引起的。人口普查是全国和各省区城镇人口数据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定义在不断变化,城镇人口数据很多是前后不一致的,必须进行相应调整。本文首先讨论改革时期新的城市化进程,澄清城镇人口定义的变化,然后概括地说明估计全国和区域城镇人口所用的一个基于双轨城市化概念模式的区域方法。将调整后的1982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城镇人口作为计算的基础数据,对1982~2000年中国各省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估计。在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分析1982~2000年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主要空间特征。揭示了1982~2000中国省级区域城市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本文最后为将来城镇人口的统计提出一些建议。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城市体检方法体系探讨

改革开放40a来,中国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发生了质的改变,但快速城镇化所引发的城市问题日益突出.城市体检概念应运而生,并逐渐从国家战略落实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在梳理和解析城市体检背景及其作用的基础上,详细阐述城市体检指标设计的逻辑框架,梳理城市体检各指标间的关系,辨析不同尺度间城市体检的异同,提出中国城...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展望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其发展和演变对中国城市发展、中国沿海经济乃至亚太地区的发展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速,均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与挑战。重点论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展望。     

中国都市区和大城市群的界定——兼论大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大城市群正在成为城市化空间组织的主要形态,构成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推动了城市群规模壮大与能级提升。本文首先采用"五普"资料对大都市区进行界定,以大都市区为基本组成单元界定中国的大城市群,分析了中国13个大城市群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苏州地区城镇扩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分析

基于苏州地区1984-2005年的6个时相卫星遥感数据,从城镇实体地域扩展的视角,运用关联分维数、全局和局域空间关联指数、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构建了空间关联测度模型,分析了苏州地区城镇扩展的周期性、城镇建设用地的分维特征、城镇扩展的"热点区"空间分布及演化,城市化空间梯度的形态演化。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州地区的城镇扩展经历了稳步增长、缓速下降、急速增长和快速下降四个阶段,显示出"大起大落"的特征;在空间格局上,城镇扩展强度的高值簇区(热点区)呈现出较明显空间演化和跃迁的特征,经历了苏州市区、苏州—吴江轴线、苏州—昆山轴线(沿沪宁线)、太仓—常熟—张家港轴线(沿长江)的不断轮换,并成为不同阶段驱动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期间,城镇扩展的空间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城市化发展的空间形态由相对分散向相对集中演化,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的机理越来越显著,并且表现出较明显的带状关联特征,城市区域化发展的趋势明显。然而,在苏州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城镇发展的主导驱动机制有所不同。     

1979年以来南京都市区空间增长模式分析

利用遥感和GIS技术分析1978年以来南京都市发展区的空间增长模式,并从行政区、环形圈层和方位3个视角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979~1988年间南京主城以填充式增长为主,周围城区以外延式发展为主;1988~2000年间南京主城的空间增长很慢,外围城区以外延增长、线状增长和聚集式增长为主,2000年以后外延式和聚集式增长较其他增长方式更为明显。影响城市空间增长的因素非常复杂,除了社会和经济因素外,城市规划的引导作用以及城市空间结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的城市发展策略、城市基础设施和开发区建设是推动城市空间增长的重要力量。     

景洪-思茅城镇密集区城镇体系与乡村城市化发展研究

对景洪-思茅城镇密集区乡村城市化评价的结果表明：乡村城市化整体发展水平低,与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协调,受各县市（区）非均衡发展的影响,中心区处于快速乡村城市化阶段,两个中心城市处于基本实现乡村城市化阶段,外围区发展受制于多种因素而远远落后,处于乡村城市化起步阶段.在此基础上,分析自然环境因素对乡村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影响以及乡村城市化与城镇体系发展之间的矛盾、互动关系及其机制,提出乡村城市化发展的调控措施,以期对云南城镇密集区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     

基于城市流和层级性的城市群扩展模型构建

城市群是具有网络关系与层级性的区域空间,一直是中国推进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主体单元。本文综合考虑城市群的网络与层级性特征,运用城市流刻画城际网络交互作用,采用分层广义线性模型（HGLM）揭示城市群分层驱动机制。同时,选取长江中游城市群开展实证研究,通过与元胞自动机（CA）耦合,构建HGLM-CA模型模拟城市群空间扩展。将模拟结果与Logistic-CA模型、BBO-CA模型进行比对,据此评析HGLM-CA模型的优劣与改进方向。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群空间扩展是多层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流不仅会推动城市群空间扩展,而且对元胞层因素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使之具有城际分异性;HGLM-CA模型相比Logistic-CA模型模拟精度更高,说明顾及城市流与层级性的城市群空间扩展模拟结果更为精准;与智能模型BBO-CA相比,HGLM-CA模型模拟精度较低,但其便于从层级性角度把握城市群空间扩展机制。     

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城镇景观空间扩张过程定量分析

城镇扩张是城镇化过程最直接的表现,定量研究与揭示城镇空间扩张模式,对理解区域城镇化过程及城镇空间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景观扩张指数定量研究了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1993-2006年城镇景观空间演化过程,揭示其城镇景观空间扩张规律。结果表明:①研究时段内,城镇用地发展经过了凌乱分散的初级发展阶段后正趋向局部紧凑和区域布局合理;②1993-2006年间,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城镇景观扩张主要是以边缘式增长为主,但是不同的时期,景观扩张表现出相异的空间扩张模式:1993-1996年间,景观扩张方式主要是以边缘式和飞地式为主,这一阶段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处于快速城镇化过程的初级阶段;1996-1998年城镇化过程加快,这一阶段的城镇发展显得凌乱而分散,飞地式扩张明显;1998-2001年处于快速城镇化发展的扩散阶段,以边缘式扩张为主;2001-2006年间,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聚合阶段,城镇发展主要以边缘式和填充式为主;③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在1993-2006年间,其平均斑块扩张指数和面积加权平均斑块扩张指数都呈上升趋势,表明城镇景观扩张更趋于紧凑。     

西安市城市化与都市农业发展耦合关系研究

城市化以其强烈的市场效应与辐射功能带动了都市农业的发展,但同时又对都市农业的水土资源、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都市农业又通过其生产、社会及生态功能推动城市化发展。揭示两者之间的作用规律,对解决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快速推动都市农业发展,协调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构建城市化水平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探讨了城市化与都市农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并定量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① 近10 年,西安市城市化水平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都呈上升的趋势,且二者表现出显著的同步性;② 西安城市化水平和都市农业发展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955;③ 西安城市现代化水平因子、城市生活质量水平因子和人口与经济结构因子是推动城市化的3 个主要因子,其中城市现代化水平因子是推动西安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因子。     

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依靠优惠政策,利用区位优势,吸收外来投资,开始了快速城镇化的进程。总结珠三角快速城镇化的主要特点,即在开放政策的导向下,以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基础,外资推动、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模式的问题充分暴露。分析传统城镇化模式所遇的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短缺、产品出口受限等困境,提出珠三角地区在解决困境中所形成的城镇化新进程的基本特点,即创新引领、复合驱动、以人为核心、强调品质、城乡协调发展并对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的本质特点、能否成功转型、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关系,以及能否再次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典范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新时期珠三角地区以及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城市空间拓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261个地级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地普遍出现了以低价出让农业用地,盲目投资房地产及城市基础设施,大规模兴建新城区为主要特征的城市蔓延现象。造成这种城市建成区低密度无序扩张的原因,除了不规范的城市用地转化机制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当认识。以全国261个地级市为例,基于1990~2010年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客观分析了中国城市土地蔓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FDI）、房地产泡沫效应等因素后,城市现有建成区面积及其扩展幅度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单纯追求城市建成区规模扩张并不能直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