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机理与演进规律的理论解析

城市与乡村始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融合体,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过程就是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过程。“城市病”因乡村病而生,“乡村病”也因城市病而生,“城市病”与“乡村病”同病相连,互为病因,复合叠加形成“城乡病”,根治“城市病”必须通过乡村振兴,根治“乡村病”也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本文在对国内外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城乡病理病根及对立格局,解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控要素、驱动机制、城乡融合发展的规律性和持续性,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测度试验系统,提出了城乡多融合发展的三角模式,验证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正处在城镇化后期城多乡少的高度融合阶段,未来将迈入城镇化终期城多乡少的深度融合阶段。从政策层面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有关城乡发展政策的演进路径,总体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演进过程,这些政策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从路径层面建议合并召开中央城乡工作会议,合并编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实施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时作为解决城乡病、提升城乡发展质量的两种不同手段,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方法,构建评估体系定量评判城乡融合发展程度,建设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高度同步化、深度融合化和共荣化方向发展,同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乡村发展质量,同步实现城市现代化和乡村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乡统筹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城乡统筹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许多省市的城乡关系都面临复杂的困境,而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实践不仅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还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扩大内需及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具有内在的共同点,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分析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人口流动、产业布局、城市空间利用以及土地制度等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提出了 树立资源节约型的城乡统筹理念、确立健康城市化的城乡统筹方向、从区域空间角度认识城乡统筹问题、 着力解决城乡统筹的土地问题等观点,并指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统筹主要优化方向：优化重点区域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形态、优化集群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美好环境、优化市场导向机制。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

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实现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是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基础理论的分析,探讨了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内涵,剖析了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相互关系,构建了城乡空间均衡模型和定义城乡等值线,提出了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实现途径及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发展是基于空间布局优化和制度供给创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全面融合发展,“乡村振兴五边形”和“人—地—钱—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涵;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互支撑,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过程是城乡空间动态均衡的过程。② 城乡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可以较好地阐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通过城乡要素的重新优化配置和人口的流动,城乡人均综合发展效益逐渐趋于相等;城乡等值线可以进一步解释城乡发展空间均衡的动态过程与传导机理。③ 从政策制度构建、“点轴”渐进扩散、分区分类推进、典型发展模式提炼等方面探讨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可以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城乡“对流”视角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

推动城乡各种“能量”的相互交换和双向流动,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本文分析了城乡融合和城乡“对流”的内涵,探讨了城乡“对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机理和基本路径。城乡融合是城与乡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可以从总体思路、基本路径、主要维度、重点内容、实现过程等方面阐述城乡融合的内涵。城乡对流是城乡互动的形象表达,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举措和方法,主要包括要素“流”、产业“流”、产品“流”、公共服务“流”和文化观念“流”。城乡“对流”通过溢出效应和协同效应,实现资源要素良性循环、结构功能优化协调、发展空间格局重塑,推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城乡“对流”视角的城乡融合发展需要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城乡产业格局重构、城乡商贸流通体系重建、公共服务互联互通、城乡文化交流互补。     

东北三省收缩城市城乡一体化收缩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

城乡一体化对中国乡村振兴和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落实有重要意义,但当前快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涌现了一批收缩型城市,其城乡一体化发展有什么特征、城市收缩是否对城乡一体化产生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成为新时期推进全民共同富裕目标研究中的核心科学问题。论文据此基于“城镇发展带动—产业发展与投入城乡协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动力—路径—目标”对城乡一体化内涵进行界定、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东北三省为例,从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收缩城市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类型视角,对2010—2019年期间的城乡关系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乡一体化发展情况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内部空间分异明显。② 城市收缩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表征出较为明显的影响,收缩城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整体较非收缩城市要低、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更为明显。③ 收缩城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存在收缩类型、收缩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其城乡一体化水平由收缩初期阶段向收缩后期阶段逐渐降低,收缩类型上表征出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综合型收缩城市<虹吸型收缩城市<区位制约型收缩城市的发展特征。故此得出收缩城市源于发展要素被“空间剥夺”而对城乡一体化发展产生影响,收缩城市的涌现不利于区域协调、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东北振兴中应充分考虑收缩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城乡关系研究进展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已经进入城乡关系变革及乡村发展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科学认知国内外城乡关系理论发展和演变规律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差距、调整城乡结构和优化城乡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外城乡关系理论及我国乡村发展与城乡关系演进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生态及文化的视角阐述了我国乡村发展与城乡关系研究的相关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未来重点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乡村发展思维应由生产主义导向转向后生产主义,关注乡村多元价值,深化基于乡村多功能转型理论的乡村振兴机制、区域路径与模式研究;在科技迅速发展,新事物新因素大量涌现的新时代,应关注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民宿及乡村电子商务等新兴乡村转型发展形态的形成机制;同时,基于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振兴的机制与模式研究也应得到重视,结合国际乡村地理学前沿,深入开展发达地区乡村的混杂性研究。广泛的城乡空间重构进程对乡村地区产生剧烈的影响与挑战,对于乡村振兴视角下城乡空间重构的动力机制与模式的研究仍需持续关注;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创新适合我国基本国情与发展实际的乡村振兴理论与实现路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基于城乡人口变动视角的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时空演变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     

中国转型期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演变

2000 年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城乡互动与统筹发展的转型期。以中国中心城市为样本, 城乡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为研究视角, 中心与外围区域为空间范围, 利用时间序列数据, 采用多元变量分析模型方法, 对中国区域中心城市城乡关系要素变化进行了动态分析, 建立了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模型, 划分了中国中心城市城乡关系地域类型。研究结果表明:中心城市外围县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经济总量、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中心市区, 经济要素过度集聚中心市区的格局发生转变。但中心城市外围县区的公共设施与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与中心市区仍有较大差距, 公共设施与服务的非均等化是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性障碍因素。依据城乡要素中心市区与外围县区空间变化, 中国中心城市城乡关系可以划分为中心市区集聚型、外围县区快速成长型、中心外围相对均衡型、中心外围整体发展型等4 种类型, 反映出中国各中心城市城乡关系演变阶段、城乡结构特征与空间形态的地域差异变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面临的严峻挑战。文章利用GIS空间聚类、多元逐步回归等模型,在省域尺度上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方面,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其城乡倒置的现象也日趋显著。2）空间格局演化方面,1995—2018年,城乡倒置现象的空间集聚强度总体呈“低—高—低”的倒U型变化趋势。其首先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随后逐渐向中西部扩张,最终演化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3）驱动机制方面,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背后存在着复杂多维、非线性的交互作用机制。其中,人口和经济因子是该现象的主要驱动因子。对于经济欠发达、人口流出较为严重、农村老龄化水平较高的西部省份,其农村地区“又老又穷”的现象已经成为其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挑战。     

大都市乡村发展比较及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带动能力密切相关,大都市推进乡村振兴的条件最为成熟。论文选取14个国家中心城市与潜在中心城市,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采取改进熵权法与Pearson相关分析法,比较分析了2000年以来我国大都市的乡村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挖掘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含义。研究表明：南方都市的乡村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北方城市,高低不一的乡村发展水平意味着较高的城市发展阶段并不必然实现真正的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地方财政能力、农户生计分化、农业产业结构等因素高度相关,因此,乡村振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推进过程,需要立足自身发展基础制订科学的乡村振兴目标与振兴措施;也需要立足农业、跳出农业,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保障粮食主产区、传统农区的发展权益,另一方面“接二连三”拓展乡村产业增值空间;尤需打破城乡治理分割现状,在理念、规划、政策、法规等多个方面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真正落到实处。     

基于土地精明利用的城乡统筹系统调控

为实现区域城乡统筹发展,在界定城乡统筹系统概念、界面和性质的基础上,分析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因素,应用突变理论对城乡统筹系统进行理论研究,并借鉴城市精明增长理论,提出土地精明利用调控城乡统筹系统要素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思想。城乡统筹系统的界面包括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面、城乡统筹前后的界面和城乡系统间的界面;影响城乡统筹系统的主要因素有城乡现实、农户意愿、政府政策,其中城乡现实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农户意愿是城乡统筹发展自下而上的内在动力,政府政策是城乡统筹发展自上而下的外部引力;以土地为纽带,利用“农地整治、村镇改造、要素配置”3个土地精明工具,通过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与利用方式的调整与优化,消除城乡系统之间要素流动的障碍,促进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达到增强农村经济活力、保障城市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最终实现“生活殷实、生产繁荣、福利共享、生态优美”的城乡统筹发展目标。     

东北三省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及其分异机制研究

借助多元逐步线性回归、GWR等模型方法,探讨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类型特征及其分异机制,最后提出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建议。结果表明： 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大部分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整体有所拉大,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空间特征。 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布格局受经济发展水平、工业拉动效应、服务业带动力和交通通达程度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由早期的正向拉大作用为主,逐步演变为负向抑制效应。 据此提出对策建议：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比重,激发市场活力,破解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资源开发,开辟致富增收新路径。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基于GIS技术和ESDA方法揭示中国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空间特征,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城乡发展协调体系由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层级构成,具有层级内协调与层级间互馈特征。② 城乡投资、产业、收入、消费等分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收入协调指数、消费协调指数区域间差距依次减小。③ 城乡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东中西分异,高值区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地区。④ 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农投资、消费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教育投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城乡统筹发展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论述构建城乡统筹发展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城乡统筹发展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应由4个子系统构成,即经济统筹发展、社会统筹发展、人民生活统筹发展及设施环境统筹发展.在每个子系统精选的指标中,既要有反映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指标,又要有反映城乡发展差异的系数指标.以2020年为达标年,探讨了部分指标选择的原因及各指标的目标值,并设计出城乡统筹发展定量评价的差异系数和计算方法.     

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格局演化规律与发展路径

乡村地域系统分类识别和演化过程研究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主题,对指导乡村振兴与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多维度的乡村发展指标矩阵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2001—2018年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类型、空间格局和演变规律,提出不同类型乡村发展的路径对策。研究表明：① 平原-山区分异塑造了京津冀地区乡村类型分异的基本格局——山区分布着生态优先型乡村,发展过程中其乡村类型并未改变;华北平原分布着农业限制型、平均型和综合型乡村,其乡村发展过程遵循“点-轴”系统的演化规律。② 高原山区的乡村综合发展度保持恒定,平原地区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较大。“以城带乡”发展模式是华北平原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城市规模和城乡距离是华北平原乡村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③ 乡村发展路径和战略制定应当分类分区、因地制宜。大城市周边综合型乡村有能力探索更高水平的发展模式,多数生态优先型乡村在生态化发展过程中会经受转型阵痛,邯郸、石家庄等地的乡村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进程中应重点关注冀东南、冀东北部分欠发达地区的乡村衰败问题。     

武汉城市圈城乡关联度分析

城乡关系是以流为载体的社会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反映了城市与乡村区域的动态演变过程,是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子;城乡关联是城市与乡村地域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对区域发展具有制约性影响,探讨城乡关联度对促进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武汉城市圈城乡关联度,从产业转移与产业链构建、现代农业发展、区域公共服务体系、基础设施一体化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武汉城市圈城乡关联与协调发展的主要对策。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② 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③ 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④ 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2000–2015年京津走廊耕地和建设用地变化监测研究（英文）

Rapid peri-urbanization has become a new challenge for sustainabl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worldwide. To clarify how unprecedented urban sprawl at the metropolitan fringe impacts urban-rural landscape, this study took the Beijing-Tianjin corridor of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area, one of the largest urban clusters in China, as a typical example. By using Landsat-based landscape metrics and a practical methodology, we investigated the landscape changes and discussed the potential reasons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peri-urbanization of China. Specifically, multi-temporal land use maps derived from Landsat images were used to calculate landscape metrics and analyze their characteristics along the urban-rural gradients. The practical methodology was used to monitor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change in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andscape patterns in the area had changed greatly from 2000 to 2015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 land sprawl and arable land shrinkage. The intensity and scale of landscape changes varied along the urban-rural gradients. Sampled plots in urbanized areas and rural areas demonstrated distinguishable landscape patterns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Urban areas had more heterogeneous and fragmented landscapes than rural areas. Peri-urban areas in general experienced higher levels of land diversification than rural areas.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ppeared to be more aggregated near Beijing and Tianjin cities. Besides, our findings also indicated that urban expansion wa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landscape patterns.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otentially provide strategical insights into landscape planning around mega cities and sustainable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中国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城乡要素流动贯穿城乡发展全过程,是构建城乡能否实现融合发展的核心,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能够为城乡融合发展破局提供科学指导。论文基于TOPSIS模型对全国292个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层面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空间分异特征,达到深度融合水平的多为经济发达城市。相较而言,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最为平衡。② 全局上看,土地要素与人才要素的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两者驱动作用为负;局部上看,各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③ 土地要素流失使乡村失去了生产要素和发展空间,而人才要素无有效路径回流至乡村,使其限制了城乡融合;政府投资促进实体要素集聚并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城乡产业实现分工协作、功能互补,信息要素有效流动降低其他实体要素配置成本并提高配置效率,这益于城乡融合。     

乡村转型发展特征评价及地域类型划分——以“苏南-陕北”样带为例

以"苏南-陕北"样带为案例区,评价分析了该区2000～2005年、2005～2008年乡村转型发展态势,并揭示了样带乡村转型发展的地域空间格局。结果表明:(1)2000～2005年期间,样带各县乡村发展度普遍较低但转型度普遍较高,低水平的乡村发展度与较高转型度造成样带各县不同程度的城乡不协调发展;2005～2008年期间,样带乡村系统普遍较快发展,各地城乡系统间的差异化发展局面得到初步改善;(2)"苏南-陕北"样带乡村转型发展呈现显著的地带性演变特征,各地转型发展的特征与结果同其所处的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发展模式、政策要求等基本属性相匹配;(3)基于样带乡村转型发展评价结果,将样带划分为8个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区,各类型区之间因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差异而选择不同乡村转型发展模式,并由此驱动资源环境和城乡经济系统的差异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