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洱海旅游环境治理事件中的主体博弈与权益协商

以大理洱海环境治理事件为典型案例,基于半结构式访谈、观察法等质性方法,从环境正义视角切入分析洱海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博弈与权益协商议题。研究发现,洱海的环境治理是一种以环境名义开展地社会治理与目的地管理过程,逐渐从治理水环境延伸至环境、民生、产业升级等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洱海治理隐含权力张力与利益冲突,本地村民、旅游经营者及地方基层政府三方基于合情、合理与合法性原则,围绕“情、理、法”逻辑进行利益博弈与协商;乡村旅游中的环境治理应置于乡村与社会治理框架体系下进行,关照民生与发展。环境正义理论可解释乡村旅游中的环境治理与冲突现象,为揭示环境治理背后的利益冲突与社会问题提供独特视角。     

农村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以山东省王景河村为例

以山东省王景河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的方式获取数据资料,分析农村发展中的环境现状,从村级和农户层面探讨农民生活生产行为方式对环境的影响,总结和归纳农村发展中环境问题的形成机制,提出农村环境问题管理的创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污染、农村生活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所形成的复合型污染;(2)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粗放、农户环保意识淡薄、城乡环境管理的二元化、土地产权设置不合理等造成了农村环境的恶化,同时农民由农村传统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也对农村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     

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评价研究——以中国沿海六大城市群为例

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休闲功能卓有成效的开发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社会经济统筹的科学举措。在探索性构建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结合ESDA分析方法,探讨中国沿海六大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的环境健康与适宜性状况。研究表明：① 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在城市群间与城市群内均呈现较大差异,以产业经济环境为主导的环境健康指数“非均衡性”成为制约地区休闲农业发展的“瓶颈”;② 城市群间与城市群内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分布的空间结构、空间形态和空间趋势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③ 沿海休闲农业旅游开发可被划分为健康积极开发、较健康适宜开发、亚健康适度开发、非健康整合开发等4种类型。最后,提出各类型发展方向及策略,以期为沿海及中国城郊休闲农业旅游开发提供借鉴和指引。     

乡村精明增长——起源与实践

精明增长提倡在生态优先基础上,依据实际条件合理规划和调整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规模,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最大化。当前,精明增长主要应用于城市发展实践中,伴随着乡村发展问题凸显和乡村重要性重新被发现,许多地区也开始尝试将精明增长运用到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中。论文在回顾国内外精明增长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对精明增长的内涵和原则进行梳理总结,系统分析了乡村精明增长的内容框架和实施路径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进展,结合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实需要,提出未来乡村精明增长研究需要关注的几个科学问题,以期为地理学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为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     

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研究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根本抓手,基于贫困地区发展历程、扶贫实践及成效梳理,提出了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的理论框架,对于指导贫困地区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果表明,对贫困户、贫困县、贫困片区的精准扶贫,能够显著改善乡村地区的生产、生产和生态条件,逐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乡村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振兴,能够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能力、动力和竞争力,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精准扶贫旨在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乡村振兴可以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是精准脱贫的有力保障。因此,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交汇期,应同步推进和实施两大战略,按照人?地?业?财的耦合协调状态,设定贫困地区精准脱贫量表,实现贫困地区乡村稳定与持续脱贫,设定县域乡村振兴率、村域居业协同度等指标,为乡村振兴成效评估提供定量考评依据。     

产业扶贫视角下村域空间贫困陷阱识别与策略分析——以湘西保靖县为例

从产业扶贫视角出发,选择湖南省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保靖县为研究案例区,构建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经济基础、人力资本和社会事业5个维度的村域的空间贫困陷阱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方法测度村域产业扶贫面临的空间贫困陷阱,利用核密度方法分析5个维度上空间贫困陷阱密集影响区域,并在此基础上绘制村域产业扶贫的综合空间贫困陷阱地图,提出对应的发展策略,为实现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精准帮扶提供科学依据。     

贵州省乡镇企业发展的沉重代价及其两难抉择

以采冶型为主的贵州省乡镇企业，因技术落后、设备简陋、管理粗放、开采无序等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对农村生态环境构成极大危害，付出了沉重的环境-资源代价。面对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两难抉择，地方政府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宁可牺牲一点发展速度，认真落实国家的相关法令；国家也应该体察贵州省的实际困难，在政策、资金、信贷、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贫困地区既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又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如何科学识别村落类型,分类推进典型区域乡村振兴发展,对于破解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解析了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理论,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剖析了村域空间结构格局演变和城乡要素结构功能优化重组;构建了西北干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体系,从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资源禀赋4个子系统进行逐级分类判断,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合专家征询分析与村落特征,将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为集聚提升类、三产融合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结合不同乡村振兴模式提出了相应地发展路径,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国外乡村地理关系研究范式进展与启示

随着区域一体化政策和信息、交通等设施的推进,乡村地区被纳入更为广泛的要素流通与经济过程中,乡村地区被内、外经济社会多重联系重新定义。论文通过回顾西方发达国家乡村地理关系范式研究进展,重点探讨了乡村地区能否通过加强外向联系来削弱其地理区位边缘性这一核心问题,同时探讨了关系研究范式在中国乡村地理研究中的适用性,并试图构建起适应中国国情的乡村关系地理研究框架。西方乡村地理学者提出了关系的研究范式以适应乡村地区新的发展背景,在关系视角的研究语境中,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参与主体被当作真正的研究对象,关注参与主体间各类“流”要素及其关系;同时,距离的概念被重新定义,地理空间呈现虚、实交互的特征,关系距离是对基于位空间的乡村研究的补充;此外,关系资本、弱关系和嵌入性等“关系”概念重新定义了乡村社会经济的作用过程。研究发现,地理区位与地方性特征仍然是乡村产业发展及参与外部竞争最重要的资本,但以通信、交通等设施为代表的“硬”环境的改善对弥补乡村区位劣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因而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需要从制度空间、学习空间、“非正式”社交网络等“软”环境的建设着手,促进信息、技术和资本等“流”要素的移动,进而推动乡村产业和功能的发展。     

Prospects of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as a facilitator of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Swedish experience of Pillar 2 of 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

Agriculture remains one of the dominant activities in rural areas across the European Union (EU), not least in respect of land use and its impact on landscapes. The Agenda 2000 reform of the EU's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 introduced rural development as an integrated part of agricultural policy.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second pillar of CAP. Multifunctional farming, more than any other rural activity, has a role to play in integrat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ith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question of how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can facilitate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is addressed in terms of mechanisms and inherent possibilities. Results from a case study in Östergötland in Sweden are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five other European case studies. Some main findings are that Pillar 2 has made it possible for rural inhabitants to continue living in rural areas and that the policies are effective in identifying and support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farm diversificatio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an be seen as a key component in various diversification activities in rural areas, contributing to economic as well a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湖南省县域乡村反贫困绩效评价与空间分异特征

综合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基本生存绩效、自身发展绩效,县域扶贫绩效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湖南省51个贫困县2017年反贫困绩效空间地域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湖南省贫困农户一般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自身发展绩效水平得分较高的区域大多处于武陵源区、鹤城区等城市市区周围以及罗霄山片区,而雪峰山脉周围县市则普遍较低;县域扶贫绩效水平高的区域分布较为零散,大致位于各城区周围,而省城或西北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以及中南部绩效水平还有待提高。② 反贫困绩效总体上呈现出高、中、低3种绩效水平交替分布的空间特征,愈靠近武陵源区、鹤城区和长株潭地区的贫困县市,综合反贫困绩效水平愈高。③ 县域发展情况是影响湖南省反贫困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农户条件与乡村状况是基础性因素,自然条件是重要因素,各因子间交互作用的影响远大于单因子,不存在独立作用的因素,体现出湖南省反贫困绩效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特征。     

乡村优先发展背景下城乡要素流动与优化配置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乡村进入优先发展的关键阶段。科学认知乡村优先发展导向下的城乡要素配置规律与保障途径,对于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立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及“要素-结构-功能”的发展逻辑,解析乡村优先发展导向下城乡关系与要素优先保障的科学内涵,梳理中国城乡关系与要素流动的演变特征,进而从要素整合、空间融合和机制协同3个层面构建乡村要素优先保障的调控框架。结果表明：乡村优先发展是立足乡村要素、优化乡村结构、实现乡村功能的演变过程;中国城乡关系经历了城市优先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到城乡融合发展阶段,乡村要素配置总体上呈现可流动要素类型少、要素流出难、要素流入难、要素留下更难的“一少三难”状态;在当前阶段,亟需通过扩大乡村可流动要素类型、增强要素流动权能、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以及疏解乡村流入城市的要素存量、扩大要素流入乡村的渠道和扩展城乡“灰色空间”等多种途径,以实现“乡村富余要素流得出、城市要素流得进、稀缺要素留得下”的乡村要素优先配置目标,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中国乡村生态环境污染现状及重构策略

城乡发展转型进程中的乡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经影响到乡村的生产发展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本文梳理了乡村生态环境污染的来源和特点,并从资源、生产和生活方面提出了乡村生态环境的重构策略。主要结论为：①资源利用不当、生产活动加强和生活方式改变造成的污染是乡村土地污损化、水体污染化和空气污浊化的主要原因;②乡村生态环境污染具有来源分散多样、排放随机不均和治理局部低效的特点;③通过资源利用的高效化、生产过程的清洁化和生活方式的集聚化进行乡村生态环境的重构,最终实现乡村地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目标。     

林业生态扶贫政策的评价与建议:怒江州和阿坝州案例

中国采取了长期不懈的扶贫行动,近十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态扶贫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农村脱贫的双重目标,中国把重点放在深度贫困地区的林业生态扶贫上。然而,贫困人口从林业扶贫项目中获利的程度、贫困户对这些扶贫政策是否满意、以及林业扶贫政策是否有效仍然是个未知数。通过对西南地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具有代表性的怒江州和阿坝州79户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林业扶贫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小额金融扶贫、结对驻村帮扶四条扶贫路径明显增加了建档贫困户的收入,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贫困群众对林业生态扶贫政策感到满意,两州的生态扶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参与不积极、精准识别不完善、资金来源有限和资金不足等问题。我们的研究结果突出了林业产业和公益性岗位在贫困地区扶贫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健全林业生态扶贫政策,实现深度贫困区的生态保护和减贫之间的协同是可能的,文章最后还提出了通过林业发展实现扶贫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五项政策建议:(1)精准识别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2)选择有效适宜的林业扶贫模式;(3)拓宽扶贫资金渠道;(4)建立林业产业脱贫体系;(5)完善生态保护机制。     

乡村发展与重构格局特征及振兴路径——以广西为例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系统开展典型地区乡村发展与重构的格局特征及问题识别研究,是新阶段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科学施策的基础。以广西为案例地,基于熵值法支持下的TOPSIS模型,分时段综合评价全区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重构强度的格局特征,识别乡村发展与重构的问题区域,探讨实现乡村振兴的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广西乡村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乡村地域正在由相对均质走向异质发展态势;各研究时段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强度均值逐渐增大,经济重构愈发加快,空间重构后来居上但仍相对滞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值逐渐提升,但当前协调水平仍然不高。基于上述研究,识别出乡村发展与重构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37个县域,问题区域的形成折射着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是社会经济要素变化背景下地形地貌、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行为主体、区域政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地域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经济—社会—空间的协调耦合,乡村振兴的实现既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谋划乡村重构的区域路径,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关键领域研制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优化的调控措施。     

农村居民点空间模式调整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以江苏省为例,将农村居民点空间模式划分为低密度块状、低密度点状、高密度点状、高密度条带状4种类型,指出农村居民点空间发展存在着规模小、布局分散、空心化、设施缺乏与重复建设等问题.这些空间发展中的问题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条件及政策制度密切相关,可以根据不同农村居民点空间模式类型采取设施集中型、聚落整合型、资源整合型、综合整治型等不同的调整思路,实现农村空间可持续发展.     

Geographic approaches to resolv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search of the path to sustainability: The case of polluting plant relo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applies a spatial perspective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search for the paths to sustainability, using polluting plant relocation in China as a case study. It examines how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in one place may lead to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another place, how geographic concepts such as location, distance, spread and backwash effects, and land use models can help understand such phenomenon, and what the implications are for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and development policies. Field research was conducted from 2006 to 2012 in Chinese cities of Beijing, Dalian, Shanghai, Guangzhou, Wuxi, Hangzhou, and Ningbo. It involved intensive site observation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siness recruitment, and grassroots environmentalis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in all these cities has led to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their suburbs and rural areas due to relocation of polluting plants. Environmental spread and backwash effects may help explain the severe intra-regional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disparities and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The powerful and wealthy may achieve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recovery at the expenses of the powerless and poor, leading to environmental poverty and sustainability disparities.     

滇西北山区乡村产业结构与景观多样性的相关分析--以云南省永胜为例

针对乡村产业结构与景观多样性相关关系的综合研究，可以耦合区域发展的自然生态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是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有益探讨。以滇西北山区云南省永胜县为例，在定性分析乡村地域主要产业对生态环境与景观多样性影响的基础上，运用系统聚类法定量分析乡村产业结构和景观多样性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经济较发达的区域，不同的产业结构可以导致类似的景观多样性；而在经济较落后的区域，产业结构不能唯一确定景观多样性，还受地形、地貌、气候等自然因子的制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城镇环境研究进展

小城镇环境问题已成为国内外小城镇研究的新热点。小城镇环境研究对于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国外和国内两方面宏观视角,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城镇环境研究进展,评述了国内外小城镇环境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热点。国外学者对小城镇的环境污染种类、工业化与环境、环境规划、环境管理政策、人居环境等研究成果居多。对于中国小城镇环境规划和管理政策的制定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国内学者在小城镇人居环境与空间分布特征、可持续发展评价、环境规划、生态小城镇建设、环境污染特征和类型、乡镇企业污染、小城镇与环境相互作用机理等共性问题方面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国内外小城镇环境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综合国外最新研究动态和中国小城镇环境研究进展,文章提出了中国小城镇环境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我国农村工业发展型式研究

本文根据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理论,依初始主导环境因素将农村工业发展型式划分为６种基本类型：农副产品加工型、城市扩散辐射型、矿产资源开发型、外资外贸推动型、人力资本推动型、市场加工循环推动型,并依是由权力精英或是由经济精英发动将６种基本类型划分为１２种亚型;本文重点对各个型式的形成条件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对不同型式的发展潜力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对比,并探讨了它们在欠发达地区的适用性。